“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50年来，走过了一条因林而立、因林而兴、因林而衰、因林而转的发展历程。”今年9月，一场针对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对策研究的高层论坛在哈尔滨举行。会上，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副局长孙明学对大兴安岭林区的历史作了如上总结。
　　4月1日，随着国家林业局“禁采令”的下达，一直以伐木为主的大兴安岭地区10余万林业职工放下了手中的斧头，结束了50年的商业性采伐历史，实行封山育林。随之而来的，是林区职工的生存问题及产业转型压力。
　　同在今年，黑龙江柴河、迎春林区向国家林业局主动申请成为非木质林产品的认证试点。认证后，他们的林下经济发展将更具可持续性，同时有望在国际市场上卖出高价。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王伟表示，开展非木质林产品认证就是为了解决国有林区禁采后的转型问题。
　　林区转型之困
　　上世纪60至70年代，出于现代化建设需要，国家提出“一定要进得去、站得住，拿得出木材来”的目标，大兴安岭由此成为国家商品材生产基地。20年间，林区木材生产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生产木材总量达4亿多立方米；同时，由于过度采伐利用，林区森林面积减少100多万公顷。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林区陆续经历“资源危困”和“经济危困”。因此，国家逐步调减了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木材产量，但由于当时木材生产依然是林区重要的经济来源，为维持林区人民生计，木材产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为了保护森林资源，大兴安岭地区全面禁止商业性采伐。面对禁采令，家在大兴安岭林区的刘松（化名）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一是开发这么多年，没有替代林木的产品，林木产品精深加工更不存在，高端家具和办公用品都得去外地购买。二是没有像样支柱企业，都是零打碎敲，效益不高。
　　除眼前的转型困难外，长期以来，林区的民生压力已然形成了一个历史包袱。数据显示，2013年，大兴安岭林区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低于全省10779元、全国20903元的水平，全区贫困人口达到90557人，占总人口的17.7%。
　　今年4月，《大兴安岭日报》记者深入大兴安岭林区，感受到了转型之际林区百姓生活的困难。当时，新林林业局塔源林场作业组长林玉琢正在为两件事犯愁：一是自己这些年来已经习惯伐木，不知道禁采后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二是当初买的采伐设备，如材车、抓车等只能当废铁处理，30多万元的资产全砸在了手里。
　　为解决林区转型问题，今年1月13日，国家林业局召开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停伐试点部署会议。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在会上指出，停止重点国有林区商业性采伐，是恢复森林资源的现实需要，是森工企业彻底摆脱危机和困境的重大机遇。为此，中央财政将出台扶持政策，除原有的“天保”二期工程中央财政投入资金外，还将适度增加国有林区停伐后的政策性支出，以确保林区生态和民生都能得到改善。
　　但由于历史包袱较为沉重，转型并非易事。孙明学曾撰文指出，大兴安岭林区产业转型困难较多，由于木材停伐、原料短缺，50%以上企业面临倒闭。虽然近年林区发展以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为主的生态主导型接续产业，但由于起步晚、起点低、规模小，现阶段还不足以支撑林区经济转型。
　　可持续经营
　　“我们现在是封山育林，我觉得还不够，要学会经营森林。”在今年9月召开的“森林认证国际研讨会”上，王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9月10日，王伟曾去黑龙江林区重点调研了林下经济、非木质林产品认证可行性及试点开展情况。王伟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在黑龙江迎春、柴河等林区开展非木质林产品认证，就是要在东北国有林区停止商业性采伐后，解决林业转型升级的问题。
　　“怎么转？如何增加林区职工收入？据我们了解，林区仅有‘天保’资金是远远不够的，比如林区环境卫生问题、污水处理问题、冬天供暖问题，‘天保’资金不涉及这些经费，那么钱从哪来？一个林区有职工几千人、上万人，总要生活。我们首先想到的比较快和实际的方法，就是发展林下经济。”王伟说。
　　今年4月1日，按照国家林业局要求，黑龙江省迎春林业局6万平方米的林区正式封山育林。整个迎春林区目前有将近2万人口，林业职工3000多人。
　　与其他林区面临的转型压力不同，禁采对迎春林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据迎春林业局副局长吴文忠介绍，迎春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虽然当时木材生产没有完全停伐，但林区党委也意识到森林资源过度采伐问题。2000年左右，迎春林区就开始搞“两黑”产业，一是黑蜂养殖，二是黑土地农业。
　　截至目前，黑蜂产业已基本成型，蜂群从过去的6000个发展到现在3.5万个；蜂蜜价格增加了3倍以上；养蜂户已增至300多户；产业收入也由过去的400多万元，增加到如今的4000多万元。
　　“我们的森林经营模式已经建立，林上是黑蜂，林下有中药，还饲养一些森林猪。3000多名林业职工基本实现了就业或创业。与过去依靠林业采伐相比，林区变化很大，收入提高不少，对于生态环境也比较好。”吴文忠说。
　　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的迎春黑蜂产品包装上已经印上了非木质林产品的认证标识。“当时国家林业局在倡导非木质林产品认证，我们就主动申请，国家林业局来考察，认为我们符合第一批试点的要求。”吴文忠说。
　　王伟介绍，在推行非木质林产品认证时，企业积极性很高，但不管怎么推行，试点企业都要按照标准规范化经营，破坏森林不行，把林区采光挖光也不行，一定要是可持续性的。
　　吴文忠也认为，全面停止采伐和森林认证追求的理念是一致的，都是保证森林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森林认证可以提高林业管理水平，合理有序开发林木资源。另外对林下经济发展，提高产品溢价、影响力有很大作用。”
　　掌握国际话语权
　　非木质林产品属于森林认证范畴。长期以来，出于环保考虑，许多国家将企业产品是否取得森林认证作为进口林产品的必要条件，往往成为中国木材产品出口的贸易壁垒。 　　森林认证在欧美一些国家已经非常普及，当地90%以上的森林均通过了森林经营认证。它的一个核心前提就是林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否是可持续性的，不但要有利于生态环保，同时也兼顾产业工人权益、产品质量等。
　　吴文忠说，非木质林产品认证对他们的黑蜂产品影响很大：一方面传递出产品是来自森林的、安全的；另外也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因为认证代表企业的经营行为是可持续性的。“目前在国外或国内大城市，这种非木质林产品很受高端消费者青睐，更易被市场接受。”
　　认证后，迎春黑蜂的整个经营方式发生了改变。按照认证要求，从养殖方面，蜂农要写养蜂日志，对养蜂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养殖过程同时也会受到监督，企业会与蜂农签署质量保证协议书，另配有质量溯源体系。企业每年都要对蜜蜂产量进行跟踪，根据不同的规格、年产量申请认证标识。
　　“无认证之前，虽然我们也有质量管理意识，但通过第三方认购机构，按照认证标准审验，对我们的经营行为也有一些指导，如对蜂农的培训、保证蜂农的福利等。我们还对养蜂的各个区域进行了编号，可以科学规划定点放蜂区域，对生态和蜂农都有好处。过去某一地区产蜜量大，蜂农都蜂拥而至，比较无序，现在我们会通过协会或一些行政手段来调整。”吴文忠说。
　　今年2月，中国森林认证体系（CFCS）与世界广泛认可的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实现互认，这意味着获得中国本土森林认证标识的产品同样也获得了欧盟认证体系的认可，更加利于产品出口。然而由于我国森林认证工作起步较晚，因此在这一领域还处于相对被动状态。
　　2010年，王伟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非木质林产品认证的概念且试点运行情况较好。在今年11月于巴黎举行的国际森林认证相关会议上，中国将有望主导国际非木质林产品认证标准的架构。
　　“我们能主导一项国际标准，说明国际上的非木质林产品认证要跟着中国这套标准走，也说明今后我们这些非木质林产品再出口，没有认证就不行了。”王伟说。
　　目前在非木质林产品领域，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国际认证标准，比如松子就是欧盟的认证机构在做。此外，西班牙早在2013年就将林区的野猪肉进行了认证，并作为产品制作出了精美的包装，售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王伟认为，我国长白山地区能出产最好的松子仁，但在国际上卖得价格很低，如果我国不掌握这个认证，本土企业就会吃大亏，没有话语权。“现在如果我们能够主导这个标准的制定，其他国家的产品就必须符合我们的标准，而我们的本土企业有了自己的认证就可以在欧洲等市场卖出高价。”
　　目前，迎春黑蜂产品的销售主要集中在国内几个大型城市，并伴有少量出口。吴文忠说，未来国际市场也是他们重点挖掘的对象，但针对目前国内的森林认证市场环境及消费者意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非木质林产品认证是中国首先提出的，需要一个互认过程，接下来还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影响力，目前我觉得这项认证还没有广为人知，还需要宣传。企业和消费者的意识都是有待培养的，这需要一个过程。此外，要严格认证程序，建立非木质林产品认证的权威性，不能像绿色、有机认证那样搞乱了。”吴文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