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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时代，置所谓“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阵阵喧嚷于不顾，专心研究，完成了一件并非本行的非常有意义而又颇为艰巨的工作，这就是最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欧洲哲学史专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评述》。
所以说这一工作非常有意义，是因为康德在欧洲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曾把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说成是一场哲学革命，这场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和谢林，最后由黑格尔来完成的。他们的哲学之所以被称为“革命”，当然不会是因为他们的唯心主义体系，而应该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包含在唯心主义外壳中的辩证法思想。他们用唯心主义辩证法推翻了统治欧洲哲学界几百年之久的不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且也包括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康德为这个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说莫下了基础，尽管他是完全不自觉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完成的哲学才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除此以外，康德还是欧洲哲学史上最先把认识论同本体论(关于存在的学说)相区分，使它独立出来的一位哲学家。
所以说这一工作相当艰巨，是因为不仅康德的著作出名的晦涩难读，而且其中还充满了不彻底性和矛盾。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是德国资产阶级想革命又怕革命的二重性的反映。他的哲学不仅前后期有着明显的矛盾，而且甚至在他的同一著作中的同一节的文字里，也有着互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在他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十三节的附释二里，他先肯定“作为我们感官对象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是已有的”，但接着又说：“外物的很多属性并不属于自在之物本身，而仅仅属于自在之物的现象，这些属性在我们的表象之外没有单独的存在性”。这些属性除热度、颜色、气味外，还包括广延、不可入性等等。按康德的说法，所有这些属性都应“放在现象之列”，即都是主观的。康德在这里陷入了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认物在我们之外存在；另一方面又把物的属性说成“在我们的表象之外没有单独的存在性”，实际上否定了物在我们之外的存在。列宁说：“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的指示是剖析康德哲学的一把钥匙。正是由于康德哲学的这种不彻底性和矛盾，从它一问世，就受到了从各个不同方向发来的责难和批判。不可知论者舒尔兹－埃奈西德穆和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从右的方向来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先天论和关于自在之物的学说，发展了他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以后新康德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继承了这一条路线，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则从左的方向来批判康德哲学中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哲学。二百多年来研究和注释康德的著作，可说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康德的评论，也有一些是正相对立的。例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到辩证法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时说：“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和德国自然科学家特别接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但紧接着又指出：“但是，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和不值得做的工作”。又例如，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说：“康德的重要功绩是重新提出辩证法”，但又说：“康德主义＝形而上学”，等等。当然，这决不是经典作家自相矛盾，而只不过是他们对矛盾着的康德哲学的不同方面所作的不同结论罢了。因此，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康德哲学，对它作出正确的、恰如其份的评述，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而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
李泽厚同志研读了康德的基本哲学著作，比较了一些注释家和批评家对康德著作的注释和批评，他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相当多的典籍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鉴别、分析，从而作出自己的结论。《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取得了在康德研究方面的可喜成果，给我国欧洲哲学史的研究增添了很大的财富。
但是，本书的一些论点也并不是全都无可商榷的，下面就提出几个商榷的问题。
关于康德前批判时期的哲学观点和估价问题。这个问题是学术界历来有争议的一个老问题。有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前批判时期，尽管康德在自然科学方面作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但其世界观和认识论却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苏联1943年出版的《哲学史》第3卷持这种观点，认为康德甚至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就第一次表现出了不可知论的倾向：否定认识生物机体的起源和结构的可能性，试图把人的认识限制在无机界的领域。1954年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第5期阿斯穆斯所写纪念康德逝世150周年的论文，又重复了这一观点，说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把认识最简单生物的发生当作我们认识的极限，在这部著作中已表现出“和他的天体演化论的唯物主义内容相矛盾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德前批判时期的世界观在颇大程度上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苏联1957年出版的《哲学史》第2卷以及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1957年编辑出版的《哲学史论文集》中沙什凯维奇的文章《谈康德认识论观点的形成问题》，都持这种观点。李泽厚同志的著作(下面简称李著)和前面的那种观点相同，主张“前批判时期的康德，自然观属于机械唯物主义，但整个宇宙观、世界观却还是唯心主义的，他还认为上帝存在可以证明”。康德“说他能用机械运动解释宇宙，却不能解释一条毛毛虫，因为作为有机体的生命现象，是机械力学所不能理解和说明的”。在我看来，在这两种观点中，李著和前面的那种观点，对康德似乎有欠公允。
严格说来，《宇宙发展史概论》虽然是康德前批判时期的重要著作，但这一著作的哲学观点并不能代表整个前批判时期康德的哲学观点。康德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也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他1755年发表的《宇宙发展史概论》和他的前批判时期的最后一篇著作《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基本根据》(1768)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前一著作有较多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倾向，那么后一著作就更接近于他的批判哲学，即康德式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但整个说来，这一时期康德还没有形成他后来的批判哲学，他的1770年的教授求职论文《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才最初提出了他的批判哲学的基本思想。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形成过程中，休谟哲学曾经起过很大影响，但休漠的主要哲学著作《人类理解论》是1755年，即康德发表《宇宙发展史概论》的那一年，才有德文译本的，而休谟对康德的影响当然要在这以后。康德在1783年回顾自己思想发展的历程时，曾提到1769年说，休谟的理论“第一次打断了我的教条主义的梦”，休谟“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由此可见，康德前批判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不过，由于一般都把康德前批判时期和他的《宇宙发展史概论》相混同，前面两种对立的观点的论据也都来自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因此下面也将仅限于分析康德的这一著作。
李著等主张康德前批判时期的认识论为不可知论的主要根据是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前言中的一段话。康德在这段话里对天体形成的问题和最简单生物(即李著中所说的毛毛虫)的发生问题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天体具有如下特点：天体是球形的，结构最为简单；天体的运动也比较简单，是圆周运动；天体活动的空间是空空的，距离远得惊人。“这一切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它们既可以有条不紊地运动，而这种运动又能清楚地为人们所看到”(《宇宙发展史概论》，16页)。当时的科学对机械运动这种物质的最简单运动形式，即力学的研究比较透辟。康德认为，运用牛顿的力学原理，完全可以正确而可靠地解决天体的结构和运行的问题。在他看来，正因为如此，所以自牛顿的时代起，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没有象天体结构和运行的规律这一部门那样得到精确而充分的研究；也正是由于这种对天体的研究，可以使人们最容易也最有把握地探寻到天体的起源。他甚至由此得出结论：“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毫不夸张地说，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这就是说，给我物质，我将给你们指出，宇宙是怎样由此形成的”(同上，17页)。但是，最简单的生物那怕是一棵野草或一个幼虫的发生，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它不是用简单的力学原理所能全部解释得了的。下面就是引起误解的那一段话：“因此如果我敢于说，一切天体的形成及其运动的原因，或者简单地说，现在整个宇宙的结构，倒是可以先被人认识的，而且比用力学的原因来完全清楚地说明一棵野草或一个幼虫的产生反而要容易得多，人们就大可不必感到惊异了”(同上)。其实，康德的意思很清楚，这里他既没有否定用力学原理来说明一棵野草或一个幼虫的产生的可能性，也没有说一棵野草或一个幼虫的产生是不可认识的，更没有谈到什么人类认识的极限问题，而只是说用力学原理来说明天体的形成，比“完全清楚地说明一棵野草或一个幼虫的产生”“要容易得多”。当然，坚持力学原理作为认识工具，必然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多样性面前碰壁。恩格斯说：“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是十分零碎的，所以他很可以猜想在我们关于每一件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存在一种神秘的‘自在之物’”(《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87页)。这就是康德走向不可知论的认识论原因。不过这是《宇宙发展史概论》以后的事了。纵观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贯穿这本书的精神是：相信人的认识和科学的力量，肯定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他的星云假说，“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96页)。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矛盾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期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就贬低或否定他前期的唯物主义和可知论的思想。
李著等主张康德前批判时期的整个哲学世界观为唯心主义的唯一根据，是康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认为上帝存在可以证明”。诚然，康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仍然承认了上帝的存在，这是他哲学思想不彻底的表现之一，但能否因此就断言他的整个哲学世界观为唯心主义呢？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这要看这个上帝在他的当时提出的星云假说整个理论体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并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考察才能决定。
我们知道，上帝在康德的星云假说里并没有扮演创世主的角色。康德的星云假说认为，在太初，宇宙空间中充满了原始的物质微粒，这些物质微粒由于引力的作用而不断聚集，由于斥力的作用而发生旋转运动，逐渐向一个平面集中，最后成为行星绕太阳运转的有规则的天体系统。康德虽然没有探讨这些物质微粒的起源问题，但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它们是上帝创造的。在他看来，整个宇宙不管在空间或时间方面都是无限的。在宇宙的这一边，由原始物质微粒不断形成和产生新的世界，而在那一边则是世界的不断燃烧，重新分解为最小的物质微粒。康德说：“这个大自然的火凤凰之所以自焚，就是为了要从它的灰烬中恢复青春得到重生”(《宇宙发展史概论》，156页)。宇宙中各个天体就是处于这种燃烧、熄灭、又再燃烧的过程。康德甚至还排斥了“上帝造人”的宗教神学观念，接近了人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的观点。他这样说：“赋有理性的生物的完善性，就其与物质状态的依赖关系来说(有理性的生物是不得不与这种物质相结合的)，完全决定于物质的精细程度，而物质精细程度的影响决定着理性生物对世界的想象和对这种想象的反作用”(同上，171页)。
上帝在康德的星云假说里也没有作为物质运动的原动力。他不同意牛顿的“第一次推动”说，认为牛顿“不去钻研而满足于提出上帝的直接意志来，是一个苦恼的决断”(同上，185页)。在康德看来，不能从物质的外部，而只能从其内部去找寻物质运动的原始原因。他说：“促成物质聚集的推动力本身，主要是物质所固有的引力，因而大自然第一次激动时也就成了物质运动的原始原因，而引力就是这种运动的源泉”(同上，186—187页)。
上帝在康德的星云假说中只是一个设计者。康德认为，上帝虽然不是创世主，不是世界的原动力，但是那些受普遍规律支配的物质，通过它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合理的结果，“这些结果看来却是一种最高智慧的设计”(同上，9页)。康德这种思想是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中流行的一种“自然神论”。这种自然神论虽然承认上帝的存在，但认为上帝并不干预世界的事情，世界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和制约的。自然神论一般产生于宗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或有较大影响的环境，当时的德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落后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要说公开反对宗教，就是发表和宗教教义相违背的言论，也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费尔巴哈就是因为匿名发表了《关于死与不死的思想》，批判了灵魂不死的思想，违背了基督教关于个人不死的教义，从而被永远逐出了大学讲坛的。康德本人也因为发表《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主张把宗教限制在理性和道德范围内，因而受到宗教大臣的警告，不许他在讲课和著述中再发表有关宗教教义的意见，康德只好作出书面保证，表示绝对服从。因此，对自然神论的思想必须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考察，不能简单归结为唯心主义的思想。恩格斯就说过：“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自然神论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84页)。
另一问题，是关于康德对待矛盾的态度问题。李著说：“从其五十年代的处女作到六十年代的论负数，以及到八十年代论历史，等等，康德是非常重视事物和概念的矛盾双重性的”(217页)。这个概括，似乎和康德的原意不尽相符。我们知道，康德在前批判时期确实比较重视矛盾的作用，他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强调引力和斥力对天体形成运动的作用时，曾批评牛顿对斥力注意不够，没有象对引力那样“说得那么清楚”。而在康德看来，引力和斥力所引起的运动，“这种运动好象是自然界的永恒生命”(《宇宙发展史概论》，66页)。但是，康德并没有把这一观点贯彻到底。在后来形成的批判哲学中，康德割裂了事物和概念、自在之物和人的认识，他仅仅承认理性的矛盾，而且只提出了理性认识世界时所产生的四组矛盾，即二律背反，认为二律背反是“纯粹理性的一定会必然碰到的矛盾”(《纯粹理性批判·先验的幻相》)。黑格尔虽然很高评价康德的这个思想，说它“是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进步”，但同时也批评他认为世界的本质“不应具有矛盾”的观点，是对世界事物抱着“一种过度的温情主义”。黑格尔说：“因为康德对于理性的矛盾缺乏更深刻的研究，所以他只举了四种矛盾”。实际上，并不只是这四种矛盾，而是“在一切种类的对象里，在一切表象、概念和理念里，均可发现矛盾”。在黑格尔看来，承认矛盾，“并且认识一切对象之矛盾性，乃是哲学思考的本质”(《小逻辑》第四十八节)。
与此相应，产生出一个如何估价康德的辩证法问题。康德哲学确实有许多形而上学思想，这在形而上学统治欧洲思想界几百年陈陈相因的情况下，是不足为奇的，但康德也有一些辩证法的可贵思想。过去，由于二十多年来极左路线渗透一切的影响，在我国欧洲哲学史界也盛行一种简单化的作法：凡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骂倒。对待康德也是如此，往往少讲或不讲他的辩证法思想，片面强调他的形而上学的一面，甚至把他说成是十足的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者。这种作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李著中提出“康德开头、黑格尔总其成的近代辩证法”(225页)，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是对康德哲学比较完整、准确的估价，也比较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看作“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李著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看来还有许多工作可作，让我们欧洲哲学史工作者今后共同努力吧！
所以说这一工作非常有意义，是因为康德在欧洲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曾把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说成是一场哲学革命，这场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和谢林，最后由黑格尔来完成的。他们的哲学之所以被称为“革命”，当然不会是因为他们的唯心主义体系，而应该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包含在唯心主义外壳中的辩证法思想。他们用唯心主义辩证法推翻了统治欧洲哲学界几百年之久的不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且也包括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康德为这个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说莫下了基础，尽管他是完全不自觉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完成的哲学才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除此以外，康德还是欧洲哲学史上最先把认识论同本体论(关于存在的学说)相区分，使它独立出来的一位哲学家。
所以说这一工作相当艰巨，是因为不仅康德的著作出名的晦涩难读，而且其中还充满了不彻底性和矛盾。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是德国资产阶级想革命又怕革命的二重性的反映。他的哲学不仅前后期有着明显的矛盾，而且甚至在他的同一著作中的同一节的文字里，也有着互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在他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十三节的附释二里，他先肯定“作为我们感官对象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是已有的”，但接着又说：“外物的很多属性并不属于自在之物本身，而仅仅属于自在之物的现象，这些属性在我们的表象之外没有单独的存在性”。这些属性除热度、颜色、气味外，还包括广延、不可入性等等。按康德的说法，所有这些属性都应“放在现象之列”，即都是主观的。康德在这里陷入了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认物在我们之外存在；另一方面又把物的属性说成“在我们的表象之外没有单独的存在性”，实际上否定了物在我们之外的存在。列宁说：“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的指示是剖析康德哲学的一把钥匙。正是由于康德哲学的这种不彻底性和矛盾，从它一问世，就受到了从各个不同方向发来的责难和批判。不可知论者舒尔兹－埃奈西德穆和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从右的方向来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先天论和关于自在之物的学说，发展了他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以后新康德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继承了这一条路线，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则从左的方向来批判康德哲学中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哲学。二百多年来研究和注释康德的著作，可说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康德的评论，也有一些是正相对立的。例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到辩证法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时说：“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和德国自然科学家特别接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但紧接着又指出：“但是，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和不值得做的工作”。又例如，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说：“康德的重要功绩是重新提出辩证法”，但又说：“康德主义＝形而上学”，等等。当然，这决不是经典作家自相矛盾，而只不过是他们对矛盾着的康德哲学的不同方面所作的不同结论罢了。因此，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康德哲学，对它作出正确的、恰如其份的评述，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而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
李泽厚同志研读了康德的基本哲学著作，比较了一些注释家和批评家对康德著作的注释和批评，他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相当多的典籍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鉴别、分析，从而作出自己的结论。《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取得了在康德研究方面的可喜成果，给我国欧洲哲学史的研究增添了很大的财富。
但是，本书的一些论点也并不是全都无可商榷的，下面就提出几个商榷的问题。
关于康德前批判时期的哲学观点和估价问题。这个问题是学术界历来有争议的一个老问题。有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前批判时期，尽管康德在自然科学方面作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但其世界观和认识论却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苏联1943年出版的《哲学史》第3卷持这种观点，认为康德甚至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就第一次表现出了不可知论的倾向：否定认识生物机体的起源和结构的可能性，试图把人的认识限制在无机界的领域。1954年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第5期阿斯穆斯所写纪念康德逝世150周年的论文，又重复了这一观点，说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把认识最简单生物的发生当作我们认识的极限，在这部著作中已表现出“和他的天体演化论的唯物主义内容相矛盾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德前批判时期的世界观在颇大程度上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苏联1957年出版的《哲学史》第2卷以及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1957年编辑出版的《哲学史论文集》中沙什凯维奇的文章《谈康德认识论观点的形成问题》，都持这种观点。李泽厚同志的著作(下面简称李著)和前面的那种观点相同，主张“前批判时期的康德，自然观属于机械唯物主义，但整个宇宙观、世界观却还是唯心主义的，他还认为上帝存在可以证明”。康德“说他能用机械运动解释宇宙，却不能解释一条毛毛虫，因为作为有机体的生命现象，是机械力学所不能理解和说明的”。在我看来，在这两种观点中，李著和前面的那种观点，对康德似乎有欠公允。
严格说来，《宇宙发展史概论》虽然是康德前批判时期的重要著作，但这一著作的哲学观点并不能代表整个前批判时期康德的哲学观点。康德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也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他1755年发表的《宇宙发展史概论》和他的前批判时期的最后一篇著作《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基本根据》(1768)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前一著作有较多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倾向，那么后一著作就更接近于他的批判哲学，即康德式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但整个说来，这一时期康德还没有形成他后来的批判哲学，他的1770年的教授求职论文《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才最初提出了他的批判哲学的基本思想。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形成过程中，休谟哲学曾经起过很大影响，但休漠的主要哲学著作《人类理解论》是1755年，即康德发表《宇宙发展史概论》的那一年，才有德文译本的，而休谟对康德的影响当然要在这以后。康德在1783年回顾自己思想发展的历程时，曾提到1769年说，休谟的理论“第一次打断了我的教条主义的梦”，休谟“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由此可见，康德前批判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不过，由于一般都把康德前批判时期和他的《宇宙发展史概论》相混同，前面两种对立的观点的论据也都来自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因此下面也将仅限于分析康德的这一著作。
李著等主张康德前批判时期的认识论为不可知论的主要根据是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前言中的一段话。康德在这段话里对天体形成的问题和最简单生物(即李著中所说的毛毛虫)的发生问题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天体具有如下特点：天体是球形的，结构最为简单；天体的运动也比较简单，是圆周运动；天体活动的空间是空空的，距离远得惊人。“这一切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它们既可以有条不紊地运动，而这种运动又能清楚地为人们所看到”(《宇宙发展史概论》，16页)。当时的科学对机械运动这种物质的最简单运动形式，即力学的研究比较透辟。康德认为，运用牛顿的力学原理，完全可以正确而可靠地解决天体的结构和运行的问题。在他看来，正因为如此，所以自牛顿的时代起，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没有象天体结构和运行的规律这一部门那样得到精确而充分的研究；也正是由于这种对天体的研究，可以使人们最容易也最有把握地探寻到天体的起源。他甚至由此得出结论：“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毫不夸张地说，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这就是说，给我物质，我将给你们指出，宇宙是怎样由此形成的”(同上，17页)。但是，最简单的生物那怕是一棵野草或一个幼虫的发生，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它不是用简单的力学原理所能全部解释得了的。下面就是引起误解的那一段话：“因此如果我敢于说，一切天体的形成及其运动的原因，或者简单地说，现在整个宇宙的结构，倒是可以先被人认识的，而且比用力学的原因来完全清楚地说明一棵野草或一个幼虫的产生反而要容易得多，人们就大可不必感到惊异了”(同上)。其实，康德的意思很清楚，这里他既没有否定用力学原理来说明一棵野草或一个幼虫的产生的可能性，也没有说一棵野草或一个幼虫的产生是不可认识的，更没有谈到什么人类认识的极限问题，而只是说用力学原理来说明天体的形成，比“完全清楚地说明一棵野草或一个幼虫的产生”“要容易得多”。当然，坚持力学原理作为认识工具，必然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多样性面前碰壁。恩格斯说：“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是十分零碎的，所以他很可以猜想在我们关于每一件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存在一种神秘的‘自在之物’”(《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87页)。这就是康德走向不可知论的认识论原因。不过这是《宇宙发展史概论》以后的事了。纵观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贯穿这本书的精神是：相信人的认识和科学的力量，肯定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他的星云假说，“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96页)。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矛盾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期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就贬低或否定他前期的唯物主义和可知论的思想。
李著等主张康德前批判时期的整个哲学世界观为唯心主义的唯一根据，是康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认为上帝存在可以证明”。诚然，康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仍然承认了上帝的存在，这是他哲学思想不彻底的表现之一，但能否因此就断言他的整个哲学世界观为唯心主义呢？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这要看这个上帝在他的当时提出的星云假说整个理论体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并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考察才能决定。
我们知道，上帝在康德的星云假说里并没有扮演创世主的角色。康德的星云假说认为，在太初，宇宙空间中充满了原始的物质微粒，这些物质微粒由于引力的作用而不断聚集，由于斥力的作用而发生旋转运动，逐渐向一个平面集中，最后成为行星绕太阳运转的有规则的天体系统。康德虽然没有探讨这些物质微粒的起源问题，但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它们是上帝创造的。在他看来，整个宇宙不管在空间或时间方面都是无限的。在宇宙的这一边，由原始物质微粒不断形成和产生新的世界，而在那一边则是世界的不断燃烧，重新分解为最小的物质微粒。康德说：“这个大自然的火凤凰之所以自焚，就是为了要从它的灰烬中恢复青春得到重生”(《宇宙发展史概论》，156页)。宇宙中各个天体就是处于这种燃烧、熄灭、又再燃烧的过程。康德甚至还排斥了“上帝造人”的宗教神学观念，接近了人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的观点。他这样说：“赋有理性的生物的完善性，就其与物质状态的依赖关系来说(有理性的生物是不得不与这种物质相结合的)，完全决定于物质的精细程度，而物质精细程度的影响决定着理性生物对世界的想象和对这种想象的反作用”(同上，171页)。
上帝在康德的星云假说里也没有作为物质运动的原动力。他不同意牛顿的“第一次推动”说，认为牛顿“不去钻研而满足于提出上帝的直接意志来，是一个苦恼的决断”(同上，185页)。在康德看来，不能从物质的外部，而只能从其内部去找寻物质运动的原始原因。他说：“促成物质聚集的推动力本身，主要是物质所固有的引力，因而大自然第一次激动时也就成了物质运动的原始原因，而引力就是这种运动的源泉”(同上，186—187页)。
上帝在康德的星云假说中只是一个设计者。康德认为，上帝虽然不是创世主，不是世界的原动力，但是那些受普遍规律支配的物质，通过它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合理的结果，“这些结果看来却是一种最高智慧的设计”(同上，9页)。康德这种思想是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中流行的一种“自然神论”。这种自然神论虽然承认上帝的存在，但认为上帝并不干预世界的事情，世界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和制约的。自然神论一般产生于宗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或有较大影响的环境，当时的德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落后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要说公开反对宗教，就是发表和宗教教义相违背的言论，也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费尔巴哈就是因为匿名发表了《关于死与不死的思想》，批判了灵魂不死的思想，违背了基督教关于个人不死的教义，从而被永远逐出了大学讲坛的。康德本人也因为发表《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主张把宗教限制在理性和道德范围内，因而受到宗教大臣的警告，不许他在讲课和著述中再发表有关宗教教义的意见，康德只好作出书面保证，表示绝对服从。因此，对自然神论的思想必须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考察，不能简单归结为唯心主义的思想。恩格斯就说过：“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自然神论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84页)。
另一问题，是关于康德对待矛盾的态度问题。李著说：“从其五十年代的处女作到六十年代的论负数，以及到八十年代论历史，等等，康德是非常重视事物和概念的矛盾双重性的”(217页)。这个概括，似乎和康德的原意不尽相符。我们知道，康德在前批判时期确实比较重视矛盾的作用，他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强调引力和斥力对天体形成运动的作用时，曾批评牛顿对斥力注意不够，没有象对引力那样“说得那么清楚”。而在康德看来，引力和斥力所引起的运动，“这种运动好象是自然界的永恒生命”(《宇宙发展史概论》，66页)。但是，康德并没有把这一观点贯彻到底。在后来形成的批判哲学中，康德割裂了事物和概念、自在之物和人的认识，他仅仅承认理性的矛盾，而且只提出了理性认识世界时所产生的四组矛盾，即二律背反，认为二律背反是“纯粹理性的一定会必然碰到的矛盾”(《纯粹理性批判·先验的幻相》)。黑格尔虽然很高评价康德的这个思想，说它“是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进步”，但同时也批评他认为世界的本质“不应具有矛盾”的观点，是对世界事物抱着“一种过度的温情主义”。黑格尔说：“因为康德对于理性的矛盾缺乏更深刻的研究，所以他只举了四种矛盾”。实际上，并不只是这四种矛盾，而是“在一切种类的对象里，在一切表象、概念和理念里，均可发现矛盾”。在黑格尔看来，承认矛盾，“并且认识一切对象之矛盾性，乃是哲学思考的本质”(《小逻辑》第四十八节)。
与此相应，产生出一个如何估价康德的辩证法问题。康德哲学确实有许多形而上学思想，这在形而上学统治欧洲思想界几百年陈陈相因的情况下，是不足为奇的，但康德也有一些辩证法的可贵思想。过去，由于二十多年来极左路线渗透一切的影响，在我国欧洲哲学史界也盛行一种简单化的作法：凡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骂倒。对待康德也是如此，往往少讲或不讲他的辩证法思想，片面强调他的形而上学的一面，甚至把他说成是十足的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者。这种作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李著中提出“康德开头、黑格尔总其成的近代辩证法”(225页)，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是对康德哲学比较完整、准确的估价，也比较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看作“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李著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看来还有许多工作可作，让我们欧洲哲学史工作者今后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