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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年底年初，安全生产之弦再度绷紧。回望已经过去的2011年，从2月苹果公司首度承认中国供应链致残员工，到7月甬温线动车追尾，再到年底甘肃庆阳、江苏徐州等地相继发生严重校车事故，单调的伤亡与失踪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离散和痛苦，也是全社会对安全生产责任的拷问。纵观各类事故的起因，或为天灾，或因人祸。天灾难以预测，但人祸的因素，可以消弭，也必须消弭。走出安全生产困境，必须从探寻安全底线失守的瓶颈起步，探索突破瓶颈制约的有效手段。
制度缺失还是意识淡薄?
陈育森：人是最不稳定因素。
安全生产，物防是最易实现，通过资金投入、技术进步、装备的提升以及生产过程的改进，就能不断减少物的不安全因素。相较于物防，人是最不稳定因素，也是最大的风险源，最不可控，最难管理，最难防范，统计数据表明，85％以上事故是由人的违章造成。因此，开展安全文化建设，实现自我约束、规范管理，是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的最佳途径和最有效保证。
黄伟：短期安全靠运气，中期安全靠管理，长期安全靠文化。
事故具有偶发性，但安全生产的基层基础工作具有连续性和长期性，一旦发生事故总会暴露出这样那样的薄弱环节。如果说短期安全靠运气，中期安全靠管理，长期安全则靠文化，这种文化是融入企业发展、生产运行、员工行为的安全理念。记得到常熟烨辉科技公司采访时，有个细节让人记忆犹新。每次下班前10分钟和上班后10分钟，车间都会播放8至10分钟的音乐广播。下班前的广播会播放交通安全提示，舒缓员工的疲劳情绪，避免疲劳骑车驾车，也提醒注意道路安全；上班后，面对大型生产设备，员工会有紧张情绪，广播播放音乐和安全生产提示，可舒缓员工的紧张情绪，避免操作失误。在该公司，就是靠这种非常细小但是很实在的举动，培养起员工良好的安全行为素养。
童星：让制度为生命保驾护航。
许多建设工地同时有这样两条标语：“安全第一”、“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为什么仍有人以各种各样借口违背这一基本共识?问题的根本不在意识不到位，而在制度不健全。比如问责制。问责时段必须由事后响应向事先预防、善后阪复两端延伸，问责对象要由行政官员向党政领导干部扩展；并由官员问责向风险问责深化，即不仅问个人之责，还要问政策之责、制度之责、结构之责、价值之责。事故之后，问责的结果不仅是某些官员的去职、处分，而且应当伴随改革政策出台或得到修订，相应机构、制度设立或调整，劳动阶层的利益得到尊重、满足，人的生命价值得到遵从、弘扬。再比如工伤保险制度。对于生产一线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而言，劳动中的风险(如工伤)保障要重于劳动后的风险(如养老)保障，但各地政府推动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要高于推动工伤保险，原因很简单，养老保险基金属于积累型，目前收的多、支的少，而工伤保险当期收支平衡、不应积累。东莞实施的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经验，对全国均具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总之，制度不彰，则安全必有恙，必须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制度建设，让制度为生命保驾护航。
张向阳：确立安全至上理念和强化制度管理不矛盾。
确立安全至上理念和强化制度管理不是相矛盾的，而是相促进的。人固然是安全生产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但人的行为习惯和安全意识又是可以用制度来规范的。在美国，由于职业流动很频繁，为防范这种不“安分”带来从业人员素质的降低以及伤害的发生，各州都规定了严格的职业及上岗培训制度。如法人上岗培训必须达到90小时以上；建筑工人进入现场作业前必须进行4小时的安全教育，假如你进入作业现场参观也要进行安全教育，只戴安全帽绝对过不了关；即便是在小狗看护中心当一个看护员、为受石油污染的海鸟清洗等，专业培训也必须达到4小时。严格的培训，潜移默化培养人的安全生产意识。由此可见，制度可以管人，制度也可以育人，一方面可以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一方面也可提升全社会安全生产意识，这是控制和减少事故发生的根本手段。
理念落后还是执行无力?
股朱：要实现从管事故向管健康、从处置灾难向风险管理、从专项治理向体系管理的三大理念转变。
落实安全生产，关键要实现工作理念的根本转变。要实现从管事故向管健康的转变。“健康”比“伤亡”在内涵和外延上更丰富，只有以职工健康为着眼点，我们的工作标准才会更高，安全监管的价值才体现得更完整。要实现从处置灾难向风险管理的转变。事故灾难本身是突发、随机的，但事故形成的机制却是累积的，并以隐患和未遂事故作为基础。“处置灾难”处在安全管理的末端环节，处理得再好也无法改变灾难存在的事实。因此，安全生产的现代管理思想是要把控制闸口设置在事故前面，不断提高防范事故的前瞻性。要实现从专项治理向体系管理的转变。时点式的检查、运动式的排查、命题式的督查只能管一时，安全生产是一门实践性科学，要遵循其内在规律。安全生产的方法、制度、组织和文化，必须在一个科学的管理体系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把标准体系建设作为安全生产的基础性工程常抓不懈，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这是安全管理的最高境界。
张向阳：管理的复杂性在于把简单的规则坚持下去。
我国企业安全生产的规则不缺，主要是在实际执行中做不到位。尤其是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不遵循规则管理，不按程序办事。“自选动作”多于“标准动作”，有的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加上政府“包办式”、“保姆式”管理，致使企业安全责任不落实、现场管理不严格、安全培训不到位、安全规则刚性不强，从而在一些地区、行业领域和企业事故多发频发，甚至重复发生。管理的复杂性在于把简单的规则坚持下去。2010年，我赴美国进行为期21天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培训。美国的安全生产理念、执行力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美国在非主干道尤其是乡村的一些十字路口都不设置红绿灯和摄像头，更没有固定警察，只有一块红底白字的“STOP”标志牌。面对此牌，凡经过车辆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其它方向有没有车辆通过，都会自觉地停一下才通过。如果每个方向都有车，那么遵循先到先走的原则。有人说，美国人真是死脑筋。其实，在美国的交通法规里面，乱闯“停”字牌和乱闯红绿灯都是相当严重的违法行为，不仅仅是罚款处理，而且要记入个人诚信档案。这块“停”字牌，在美国人眼里就是一个活警察。美国人的执行力不仅仅体现在执行交通规则上，对“禁烟”等制度的执行也非常到位。究其原因，一是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二是有高素质的执行者。对不能做的事坚决不做，对需要做的一定做到位，再简单的规则也要严格遵守。
黄伟：人防是基础，物防、技防是 保障。
强化安全生产执行力，人防是基础，物防、技防是保障。在加大安全装备投入和科技保障力度的同时，必须突出抓好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生产作业人员的资质把关、作业管控和素质提升。对于企业职工来说，就是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执行，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和问题；对于每个市民来说，既要确保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安全的，也要有效规避不安全的环境和因素。自从北京地铁自动扶梯事件和上海“玻璃雨”事件后，我每次乘坐自动扶梯都是靠右站稳，手握着扶手，全神贯注地乘坐。同样，在经过高楼或建筑工地时，尽量绕着行走。安全隐患无处不在，每个市民都不能制造不安全因素。最近，我居住的小区就有人从楼顶丢掷废弃物，给小区行人带来很大隐患。这种情况，在我们社会很普遍，比如有的市民阳台上放着花盆，悬空晾衣架过多，等等，这些都是安全隐患，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消除。
企业失责还是政府失职?
张三科：对生命的敬畏敌不过对“政绩”的渴望，是各类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源。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规模，但在一些领域欠账也很多，造成不少发展“副作用”，安全事故就是典型的发展“副作用”。一些地方政府领导追求GDP、急于出“政绩”，单纯讲发展“速度”，不顾安全条件、不按建设规律办事，大干快上项目、放松安全管理，对生命的敬畏敌不过对“政绩”的渴望，成为各类事故频发的总根源。解决安全生产问题，首先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要确立科学的发展理念，真正树立“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宁可发展速度慢一点也要保障公民生命安全。政府是社会的风向标，如果政府过分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忽视安全教育，不按规律办事，导致安全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也会潜移默化影响社会，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
张向阳：企业主体责任是本，政府部门监管是标，必须标本兼治，双管齐下。
安全生产工作，企业主体责任是本，政府部门监管是标，必须标本兼治，双管齐下。对企业而言，安全生产就像计算机防病毒一样，通过分析各类事故建立安全生产“病毒库”，在事故高发期需要有针对性的安全管理体系动态运行机制，第一时间找到系统漏洞、打好程序补丁，建立防控风险、解决隐患、处置事故的完善体系，并不断更新病毒库，夯实安全基础。对政府而言，必须做到责随职走、心随责走，努力营造“安全生产看干部、生产安全用干部和安全工作出干部”的氛围，使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抓安全与抓发展同等重要，并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曾有人粗算过，假设政府监管部门对一个企业每月检查2次，每次2小时，企业每月生产30天，一天24小时，政府监管的时间还不到企业生产时间的1％。其余时间企业完全处于自行生产状态，这本质上就是安全生产失控状态，是政府失职的表现。
黄伟：强化政府引导监管，缩短事故“易发期”跨度。
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安全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有很大关系。工业化中后期各国普遍存在经济持续发展与事故高位波动并存的现象，即处于事故的“易发期”，但各国“易发期”所处的经济发展区间、经历的时间跨度不尽相同：美国、英国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之间，时间跨度分别为60年和70年；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日本的“易发期”则处于人均GDP1000－6000美元之间，时间跨度缩短为26年。为什么有的时间跨度长，有的时间跨度短?一方面是因为技术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政府的重视程度。由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后发工业化国家对安全生产的重视一般要超过先发国家。江苏目前已基本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处于事故“易发期”。由于产业层次相对较高，减少事故、缩短“易发期”的时间跨度，具有较大潜力和空间。我们应利用好这一有利条件，在发展中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导向，坚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理念，强化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力争早目走出安全与发展的“悖论”。
童星：更新公共政策评价标准，理性认识减灾与发展的关系。
风险社会的来临改变了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如果说以前的评价标准是“成本一收益”之比，现在应当是“收益一风险”之比，以最多的利益相关群体可接受的政策为好政策。近些年，我们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仍然十分依赖于专家话语和科技理性，不顾民众对风险的可接受度而强制推行，引发社会不满，其中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各地屡禁不止的“强制拆迁”，也包括上马一些对环境有严重污染的建设项目，造成一系列环境事故。对于这些地方政府而言，他们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仍然停留在“成本一收益”的比较，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样做所带来的风险——相关群体面临的生存威胁。在灾害和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领域，丹尼斯·美尔蒂(Dennis Mileti)和他的团队做出了重大贡献，认为发展可能导致灾害，灾害阻滞发展，更好的发展措施可以防止灾害。参照其观点，各地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破除“唯GDP是举”的陈腐观念，努力使发展与减灾相协调，不能让灾害阻滞经济发展；不能把经济增长带来的副作用转嫁给社会；更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赤裸裸地暴露于灾害风险中。
编者：人命没有了，发展还有什么用?惨痛教训一次次告诫我们：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表面是因为操作失误、装备老化等原因，深层次根源仍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可持续的发展观上。无论对政府还是企业而言，搞建设、谋发展都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可持续的理念，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如果以损害人民群众生命为代价，这样的发展就没有任何意义，就偏离或失去了方向。突破安全生产瓶颈，让生命不再为发展“买单”，或许任重，但不希望道远。
责任编辑：盂庆彬
制度缺失还是意识淡薄?
陈育森：人是最不稳定因素。
安全生产，物防是最易实现，通过资金投入、技术进步、装备的提升以及生产过程的改进，就能不断减少物的不安全因素。相较于物防，人是最不稳定因素，也是最大的风险源，最不可控，最难管理，最难防范，统计数据表明，85％以上事故是由人的违章造成。因此，开展安全文化建设，实现自我约束、规范管理，是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的最佳途径和最有效保证。
黄伟：短期安全靠运气，中期安全靠管理，长期安全靠文化。
事故具有偶发性，但安全生产的基层基础工作具有连续性和长期性，一旦发生事故总会暴露出这样那样的薄弱环节。如果说短期安全靠运气，中期安全靠管理，长期安全则靠文化，这种文化是融入企业发展、生产运行、员工行为的安全理念。记得到常熟烨辉科技公司采访时，有个细节让人记忆犹新。每次下班前10分钟和上班后10分钟，车间都会播放8至10分钟的音乐广播。下班前的广播会播放交通安全提示，舒缓员工的疲劳情绪，避免疲劳骑车驾车，也提醒注意道路安全；上班后，面对大型生产设备，员工会有紧张情绪，广播播放音乐和安全生产提示，可舒缓员工的紧张情绪，避免操作失误。在该公司，就是靠这种非常细小但是很实在的举动，培养起员工良好的安全行为素养。
童星：让制度为生命保驾护航。
许多建设工地同时有这样两条标语：“安全第一”、“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为什么仍有人以各种各样借口违背这一基本共识?问题的根本不在意识不到位，而在制度不健全。比如问责制。问责时段必须由事后响应向事先预防、善后阪复两端延伸，问责对象要由行政官员向党政领导干部扩展；并由官员问责向风险问责深化，即不仅问个人之责，还要问政策之责、制度之责、结构之责、价值之责。事故之后，问责的结果不仅是某些官员的去职、处分，而且应当伴随改革政策出台或得到修订，相应机构、制度设立或调整，劳动阶层的利益得到尊重、满足，人的生命价值得到遵从、弘扬。再比如工伤保险制度。对于生产一线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而言，劳动中的风险(如工伤)保障要重于劳动后的风险(如养老)保障，但各地政府推动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要高于推动工伤保险，原因很简单，养老保险基金属于积累型，目前收的多、支的少，而工伤保险当期收支平衡、不应积累。东莞实施的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经验，对全国均具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总之，制度不彰，则安全必有恙，必须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制度建设，让制度为生命保驾护航。
张向阳：确立安全至上理念和强化制度管理不矛盾。
确立安全至上理念和强化制度管理不是相矛盾的，而是相促进的。人固然是安全生产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但人的行为习惯和安全意识又是可以用制度来规范的。在美国，由于职业流动很频繁，为防范这种不“安分”带来从业人员素质的降低以及伤害的发生，各州都规定了严格的职业及上岗培训制度。如法人上岗培训必须达到90小时以上；建筑工人进入现场作业前必须进行4小时的安全教育，假如你进入作业现场参观也要进行安全教育，只戴安全帽绝对过不了关；即便是在小狗看护中心当一个看护员、为受石油污染的海鸟清洗等，专业培训也必须达到4小时。严格的培训，潜移默化培养人的安全生产意识。由此可见，制度可以管人，制度也可以育人，一方面可以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一方面也可提升全社会安全生产意识，这是控制和减少事故发生的根本手段。
理念落后还是执行无力?
股朱：要实现从管事故向管健康、从处置灾难向风险管理、从专项治理向体系管理的三大理念转变。
落实安全生产，关键要实现工作理念的根本转变。要实现从管事故向管健康的转变。“健康”比“伤亡”在内涵和外延上更丰富，只有以职工健康为着眼点，我们的工作标准才会更高，安全监管的价值才体现得更完整。要实现从处置灾难向风险管理的转变。事故灾难本身是突发、随机的，但事故形成的机制却是累积的，并以隐患和未遂事故作为基础。“处置灾难”处在安全管理的末端环节，处理得再好也无法改变灾难存在的事实。因此，安全生产的现代管理思想是要把控制闸口设置在事故前面，不断提高防范事故的前瞻性。要实现从专项治理向体系管理的转变。时点式的检查、运动式的排查、命题式的督查只能管一时，安全生产是一门实践性科学，要遵循其内在规律。安全生产的方法、制度、组织和文化，必须在一个科学的管理体系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把标准体系建设作为安全生产的基础性工程常抓不懈，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这是安全管理的最高境界。
张向阳：管理的复杂性在于把简单的规则坚持下去。
我国企业安全生产的规则不缺，主要是在实际执行中做不到位。尤其是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不遵循规则管理，不按程序办事。“自选动作”多于“标准动作”，有的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加上政府“包办式”、“保姆式”管理，致使企业安全责任不落实、现场管理不严格、安全培训不到位、安全规则刚性不强，从而在一些地区、行业领域和企业事故多发频发，甚至重复发生。管理的复杂性在于把简单的规则坚持下去。2010年，我赴美国进行为期21天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培训。美国的安全生产理念、执行力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美国在非主干道尤其是乡村的一些十字路口都不设置红绿灯和摄像头，更没有固定警察，只有一块红底白字的“STOP”标志牌。面对此牌，凡经过车辆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其它方向有没有车辆通过，都会自觉地停一下才通过。如果每个方向都有车，那么遵循先到先走的原则。有人说，美国人真是死脑筋。其实，在美国的交通法规里面，乱闯“停”字牌和乱闯红绿灯都是相当严重的违法行为，不仅仅是罚款处理，而且要记入个人诚信档案。这块“停”字牌，在美国人眼里就是一个活警察。美国人的执行力不仅仅体现在执行交通规则上，对“禁烟”等制度的执行也非常到位。究其原因，一是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二是有高素质的执行者。对不能做的事坚决不做，对需要做的一定做到位，再简单的规则也要严格遵守。
黄伟：人防是基础，物防、技防是 保障。
强化安全生产执行力，人防是基础，物防、技防是保障。在加大安全装备投入和科技保障力度的同时，必须突出抓好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生产作业人员的资质把关、作业管控和素质提升。对于企业职工来说，就是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执行，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和问题；对于每个市民来说，既要确保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安全的，也要有效规避不安全的环境和因素。自从北京地铁自动扶梯事件和上海“玻璃雨”事件后，我每次乘坐自动扶梯都是靠右站稳，手握着扶手，全神贯注地乘坐。同样，在经过高楼或建筑工地时，尽量绕着行走。安全隐患无处不在，每个市民都不能制造不安全因素。最近，我居住的小区就有人从楼顶丢掷废弃物，给小区行人带来很大隐患。这种情况，在我们社会很普遍，比如有的市民阳台上放着花盆，悬空晾衣架过多，等等，这些都是安全隐患，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消除。
企业失责还是政府失职?
张三科：对生命的敬畏敌不过对“政绩”的渴望，是各类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源。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规模，但在一些领域欠账也很多，造成不少发展“副作用”，安全事故就是典型的发展“副作用”。一些地方政府领导追求GDP、急于出“政绩”，单纯讲发展“速度”，不顾安全条件、不按建设规律办事，大干快上项目、放松安全管理，对生命的敬畏敌不过对“政绩”的渴望，成为各类事故频发的总根源。解决安全生产问题，首先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要确立科学的发展理念，真正树立“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宁可发展速度慢一点也要保障公民生命安全。政府是社会的风向标，如果政府过分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忽视安全教育，不按规律办事，导致安全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也会潜移默化影响社会，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
张向阳：企业主体责任是本，政府部门监管是标，必须标本兼治，双管齐下。
安全生产工作，企业主体责任是本，政府部门监管是标，必须标本兼治，双管齐下。对企业而言，安全生产就像计算机防病毒一样，通过分析各类事故建立安全生产“病毒库”，在事故高发期需要有针对性的安全管理体系动态运行机制，第一时间找到系统漏洞、打好程序补丁，建立防控风险、解决隐患、处置事故的完善体系，并不断更新病毒库，夯实安全基础。对政府而言，必须做到责随职走、心随责走，努力营造“安全生产看干部、生产安全用干部和安全工作出干部”的氛围，使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抓安全与抓发展同等重要，并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曾有人粗算过，假设政府监管部门对一个企业每月检查2次，每次2小时，企业每月生产30天，一天24小时，政府监管的时间还不到企业生产时间的1％。其余时间企业完全处于自行生产状态，这本质上就是安全生产失控状态，是政府失职的表现。
黄伟：强化政府引导监管，缩短事故“易发期”跨度。
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安全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有很大关系。工业化中后期各国普遍存在经济持续发展与事故高位波动并存的现象，即处于事故的“易发期”，但各国“易发期”所处的经济发展区间、经历的时间跨度不尽相同：美国、英国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之间，时间跨度分别为60年和70年；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日本的“易发期”则处于人均GDP1000－6000美元之间，时间跨度缩短为26年。为什么有的时间跨度长，有的时间跨度短?一方面是因为技术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政府的重视程度。由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后发工业化国家对安全生产的重视一般要超过先发国家。江苏目前已基本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处于事故“易发期”。由于产业层次相对较高，减少事故、缩短“易发期”的时间跨度，具有较大潜力和空间。我们应利用好这一有利条件，在发展中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导向，坚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理念，强化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力争早目走出安全与发展的“悖论”。
童星：更新公共政策评价标准，理性认识减灾与发展的关系。
风险社会的来临改变了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如果说以前的评价标准是“成本一收益”之比，现在应当是“收益一风险”之比，以最多的利益相关群体可接受的政策为好政策。近些年，我们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仍然十分依赖于专家话语和科技理性，不顾民众对风险的可接受度而强制推行，引发社会不满，其中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各地屡禁不止的“强制拆迁”，也包括上马一些对环境有严重污染的建设项目，造成一系列环境事故。对于这些地方政府而言，他们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仍然停留在“成本一收益”的比较，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样做所带来的风险——相关群体面临的生存威胁。在灾害和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领域，丹尼斯·美尔蒂(Dennis Mileti)和他的团队做出了重大贡献，认为发展可能导致灾害，灾害阻滞发展，更好的发展措施可以防止灾害。参照其观点，各地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破除“唯GDP是举”的陈腐观念，努力使发展与减灾相协调，不能让灾害阻滞经济发展；不能把经济增长带来的副作用转嫁给社会；更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赤裸裸地暴露于灾害风险中。
编者：人命没有了，发展还有什么用?惨痛教训一次次告诫我们：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表面是因为操作失误、装备老化等原因，深层次根源仍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可持续的发展观上。无论对政府还是企业而言，搞建设、谋发展都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可持续的理念，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如果以损害人民群众生命为代价，这样的发展就没有任何意义，就偏离或失去了方向。突破安全生产瓶颈，让生命不再为发展“买单”，或许任重，但不希望道远。
责任编辑：盂庆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