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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六月的一天，添生的老爸找到别列列申，请他帮忙凑点钱，把他儿子保释出来。儿子和这位俄罗斯人的暧昧关系，父亲不可能不知。而别列列申不知道的是，前一年相识时，添生已加入了共产党。后来也没法搞清，这个中共地下党跟他认识，和他在塔斯社工作有无关系。情感纠缠中掺杂了别的动机，总归让人别有一番滋味。
一个还了俗的俄罗斯僧侣诗人，一个乳名叫添生、身份隐秘的中国书贩，在别列列申经常光顾的书亭相遇了。这事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位于今天新乐路东正教堂附近。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呢？被捕前，别列列申还帮他私藏列宁和毛泽东的书。
如今，六十多个年头过去了。逝者已去，时尚小店遍及新乐路，人来人往，路旁 停满了私家小轿车。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像扑朔迷离的历史本身，让人备感流 逝光景中的伤痛、迷离及玄奥。
这一切得从白俄流亡之旅开始说起。 大家知道，那时的上海，在虹口区接纳犹 太人避难前，法租界上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已成白俄侨民流亡的栖息地。
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讲过，弄堂头一 家，曾住过一位白俄孤老，解放后她无处 可去，苏联是回不去了，去别的国度则是前程未卜。最后只好悬梁自尽，那根结束 她生命的梁，就是屋内细长的暧气管。现在，几经装修，已经没有人家保留废弃的暖气管，就像没人还记得，我们弄堂里那个绝望的俄罗斯老太。
没法揣测她的身世，何时来到这条弄 堂居住，在俄国还有没有远亲？她是不是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被红军驱赶到海参崴，买了船票，登上白俄斯塔尔克海军少将率领的大小三十多艘船只，其中有客轮、货轮、战舰、炮艇、军用运输船等，漂洋过海，到朝鲜元山港被拒，乘坐余下十五艘舰船来到了中国上海？或是跟随后几拨海上船只蜂拥而至？他们中有几百名孤儿士官生、哥萨克官兵，也有老弱病残、一贫如洗的平民。也许，是随哈尔滨南下的难民，辗转来到东海之畔。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东北俄侨大批从陆路南下，他们不愿回归苏维埃政权，也因一九二九年中苏发生武装冲突，日子越来越艰难;另一因素是，原在哈尔滨中东铁路部门工作的白俄，悉数被解雇，空缺职位由忠于苏维埃的苏侨取代。他们没法在东北继续待下去，只得放弃住了多年的房子、家产，南下另谋出路。
别列列申就是受这命运驱使，离开了哈尔滨。七岁随母亲来到哈尔滨时，继父任中东铁路公司官员。出门坐马车，宽敞的公寓外，小别列列申奔走于后院花园，无忧无虑。可好景不长，继父被迫辞职。哈尔滨开始推行革命后的俄文新字体，他却不肯就范，只使用革命前的旧字体，以示一种姿态，绝不放弃与美好旧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
他的同性恋倾向开始显露，遭到熟人嘲笑。为治愈这种病态，他有意识地跟一位俄罗斯女人交往，末了还是退却，陷入了灵与肉的挣扎中。几经犹豫，他决定削发为僧，成了哈尔滨喀山男修道院修士。从身披教袍、蓄长发、戴眼镜的照片看，倒有点苦修士模样。后随俄国驻中国东正教大主教一块到北京，参加东正教总会图书馆工作并兼教会学校老师。
与此同时，上海俄侨踊跃捐款，在亨利路（今新乐路）上盖了一座圣母大堂。多亏俄侨富孀慷慨解囊，还购下沿劳尔登路（今襄阳北路）一小块狭长土地，以使大教堂坐落于两条马路交角。
现在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在二十世纪初，新乐路还是白茫茫一片宽阔河道，称作白洋河，流经东正教堂前。环顾四周，此地多为坟丘、菜地。居民集资在河上建桥，横跨今新乐路上海首席公馆与东正教堂间，叫作沈家木桥。很难想象，繁华的淮海路，从前只是几个相邻的自然村落。与现在征地拆迁相仿，资本运作的威力，藉着现代化正当性理由和西方殖民的优势地位，法租界不断向西扩展。
圣母大堂于一九三六年落成。教堂风格取自拜占庭教堂建筑艺术。一眼望去，颇为引人注目。教堂穹顶，有一大四小五个亮蓝的“洋葱头”圆顶，阳光下熠熠发光。小时候大凡外地亲戚来，都会到教堂对面的襄阳公园拍照留念，不断选取一个角度，为的是把这座教堂纳入镜头背景。它成了这一带颇具异国风情的标志性建筑。
当年，多少飘零于异国他乡的白俄流亡者，走在夕阳西下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抬头仰望被夕阳染红的圣母大堂，泪流满面，唤起了无限的乡愁。
别列列申对自己来上海圣母大堂就职的原因，一直讳莫如深。他懂几门外语，准备出版诗集，深得大主教赏识。由于诗人桀骜不驯，常与别人发生口角。后来出了那件丑闻，才使他不得不离开北京。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给同性恋老朋友的信中，他才坦言，是与几个男孩子之间的艳遇，一起被人当场拿获。主教只好将他调往上海东正教会。
后来在《声明》中，他谎称调到上海是因强烈反对传教团奶粉厂与官方签约，以回避别人对他生活放浪的猜疑。一九四三年他来到上海，新乐路已初具雏形，日伪上海政府刚刚接收租界，原法租界俄裔社区生活依然如故。
他住过的地方，一处是现在上海妇女用品商店，位于淮海中路重庆路口，原培文公寓，沿街一栋长体型公寓大楼。多年前，我去这栋公寓探望过单位同事，一个身患癌症、不久于世的病人。两个不同年代的影子，一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触手可及的幻影，一个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遥不可及的传说。对我而言，如今他们从不同年代的层叠中合而为一，窃窃私语，显现出消逝的时光中神奇而惊愕的一面;另一处住地，在延庆路十号，现在沿马路找不到这个门牌号。可能他就住在临街一排花园里弄楼房，孤独地祈祷赋诗，啃着硬邦邦的罗宋面包节俭度日。
别列列申在上海的生活轨迹，同我居住的地理位置如此契合，竟然这么多年，从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异域诗人跟我出入同一片街区，在同一片空气下呼吸，只有那个伫立不动的教堂，像看万花筒似的，冷眼目睹着尘世间的变迁。
想起儿时的一个冬晨，我沿襄阳北路临街菜场，朝南走去。两排稀落的摊位，挂着几盏孤零零的白炽灯。四五个空菜篮子，夹着砖块，排成一列买菜队伍。菜农们从黄鱼车上搬下蔬菜。猛一抬头，瞥见新乐路上的东正教堂，半隐半现五个洋葱头塔影。心里油然升起…股神秘的冲动，好像一个遥远、洁净的世界耸立在那儿，让人充满莫名的欣喜。 了解到别列列申的身世，再来回经过新乐路时，感觉上和以前迥然有别。这条很短的小马路，不再仅仅是两排公寓楼房、树木成阴的柏油马路。一个异域诗人的身影，伴随这条马路的流光暗影，仿佛和新乐路的前世今生浑然一体了。
旅居上海的七个年头，他的生活分成两个相关层面：炽烈的情感跌宕与诗歌创作;他为塔斯社工作，由此埋下的祸根。
话说添生被捕后，不久获释，来看别列列申，还了借他保释的钱。还开玩笑地问，这段时间里是否对他忠诚。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来找过别列列申。诗人以这段浪漫关系为基础，写了一系列真正以中国为主题的诗。添生在他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
在工厂做工的添生，也做书贩子的活儿，是个进步青年，别列列申称之为一个最纯洁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住处附近的书亭，他们相识，继而结伴游览西湖。陶醉于湖光山色之中，阅读英国诗人马斯菲尔德的叙事诗，遐想着能有一天，与添生结伴去遥远的西班牙。
添生送的那本《辞源》，是他一直想买而买不起的书。在巴西的后半生岁月中，这本弥足珍贵的书相伴左右，已翻到了残破的程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别列列申捐赠莱顿大学的档案注释里讲到添生，说这是他一生中，真正爱过他的两个中国青年之一。
地下党和情色隐秘世界，起码从表面看，原属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在新乐路上游荡的俄罗斯诗人，闯入了这个混沌离奇的世界，也使得灵肉交融的分裂日显尖锐。添生只能周六晚来看他，翌日清晨，他必须在圣母大堂主持礼拜。一番灵肉磨砺后，他决然与教会决裂，脱下了僧袍。
在诗作《西湖之夜》中，他满怀激情地憧憬和添生的不解之缘：
到那一天，当我惺忪的睡眼
永远闺上，当我沉入不醒的梦乡，
当我那受奴役的双手
重又被交叉成十字状，——
你们泪流满面，你们会心情沉重：
死者曾经那么有才华，可是……
可那个真正爱过我的人——
一定会来到我的墓地。
添生在这段感情中陷得很深，但一九四八年获释后，与他日渐疏远。后来作为共产党老干部，添生于一九八六年起享受离休待遇。
别列列申成了在华俄侨中声名卓著的诗人。不过在欧洲巴黎等俄侨文化中心，影响甚小，偶尔会被纳博科夫誉为大诗人的霍达谢维奇所提及。《俄国流亡文学》一书中，认可他的诗才，同时指出，这位年轻诗人缺乏巴黎文化，因此趣味不够。他充分领教了欧洲文化中心的傲慢和偏见。
别列列申早期在巴黎、纽约俄侨杂志报纸上发表些诗作，逐渐摆脱俄国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的影响，并以独立条目列入一九八五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主编的《俄国文学手册》，他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杰出的俄语诗人之一。
但他的孤傲，使他一向不愿混迹于俄罗斯文学界。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他对美籍俄裔诗人、诺贝尔奖得主布罗茨基颇有微词。他自己一直坚持用俄语写作，而布罗茨基为了更容易赢得名声，后期以英语写作发表作品。对此，布罗茨基早有耳闻，他们俩相遇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时，也就互不搭理，擦肩而过了。
这是后话，再回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经友人引见，他加入塔斯社上海分社，做中文译员。他的同事草婴，至今清晰地回忆起，他的译文确实不错，速度也可以。通过翻译家戈宝权，他译了鲁迅短篇小说《药》及几篇杂文。经郭沫若之手，他找到《木兰辞》，并翻译出版。中国文学给他留下极深印象，二十多年后，他把《离骚》也译成了俄文。
原本无非为生计考虑，他进了塔斯社，领了苏联护照。那时消瘦的面容下，西装革履，一副严谨的斯拉夫学者模样。当初苏维埃把他们从哈尔滨赶走，他坚持拒绝使用革命后的新字体，眼下涛人也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一折不打紧，没料到，也折了去美国的后路。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别列列申赶在美领馆关闭前一天，获得了美国移民签证。经过浩瀚太平洋近一个月的颠簸，轮船抵达旧金山。出乎意料，他没被允许入关，反倒被关进一座监狱。逮捕他的理由是，他曾为塔斯社工作，怀疑是苏联间谍。当时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盛行，他被关了五个月，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遣返中国。因没有进入中国的签证，一到天津，他立刻被拘留。此时正逢抗美援朝，他戏剧性地被中国当局怀疑是美国间谍。
获释后，他托移民美国的弟弟，花钱买了一张赴巴西的工作许可。带着母亲坐船离开天津，经由香港，于一九五三年到了巴西。途中，他将苏联护照扔进了波涛汹涌的南太平洋。
在解放军包围上海之际，他结识了一生中最爱他的两个人中的另一个：小唐。一个个头不高、老实敦厚的中国男孩儿，比他要小二十岁。小唐专程赶到天津，为他送行。别列列申被遣送回天津，小唐又去天津看他。小唐不仅把他看作恋人，由于年龄落差，早年丧父，也把他当作兄长和父辈那样依恋。
一九五一年，小唐来天津和别列列申团聚。他得靠打零工，养活目不识丁的母亲和婶母。后在一处澡堂被捕。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一起，无非有间谍嫌疑。关了一个半月，小唐被遣送回上海。他们两人都没想到，从此一别成永诀，再也无缘相见了。在书信来往中，小唐把他比作大树，自己则是树上一只歌唱的小鸟。为了读懂来信，小唐一手捧着别列列申寄来的《俄汉词典》，一边去夜校学习俄语。
令小唐万万没想到的是，别列列申正瞒着他，策划去巴西定居。他坐船离开天津到达香港，小唐方才如梦初醒，陷入了难以排遣的伤痛之中。但他依旧深爱着别列列申。没忘记他爱好集邮，省钱买了邮票，作为一九五四年的新年礼物给他寄去，并请他在香港帮忙找份工作。
让人深感悲凉的是，到了一九五五年，他实在没有办法，才请求别列列申寄些钱来。他已是家徒四壁，仅存破旧床椅，甚至再也买不起邮票寄信。信里还恳请他莫谈国事，不要在信中出现“爱情”、“自由”等字眼。两个星期后，他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因病假释后，一九五七年底再度被捕。从此，小唐就从别列列申的视野里永久地消失了。
在与无数个巴西男伴交往后，唯有这两个中国人始终让他无法释怀：添生和小唐。他深知再也无法回到中国了：
你将要穿过胡同走向拱桥，我们常在那里互道“明天见”。永别了，一去不返的幸福！但我镇静、明了：
在我死去的那天，我一定要回到中国。
多年后他想起：写抒情诗《自远方》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上海的黄浦江和天津的海河。这两条江都跟小唐的情感有关。
孤身寓居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唯一能让别列列申忍受失明和病痛折磨的，便是沉浸于遥远的往事。这时，他会老泪纵横，一边摩挲着添生送的《辞源》，想起新乐路附近一个书亭里的邂逅，及那一晃而过的身影。
一个还了俗的俄罗斯僧侣诗人，一个乳名叫添生、身份隐秘的中国书贩，在别列列申经常光顾的书亭相遇了。这事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位于今天新乐路东正教堂附近。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呢？被捕前，别列列申还帮他私藏列宁和毛泽东的书。
如今，六十多个年头过去了。逝者已去，时尚小店遍及新乐路，人来人往，路旁 停满了私家小轿车。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像扑朔迷离的历史本身，让人备感流 逝光景中的伤痛、迷离及玄奥。
这一切得从白俄流亡之旅开始说起。 大家知道，那时的上海，在虹口区接纳犹 太人避难前，法租界上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已成白俄侨民流亡的栖息地。
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讲过，弄堂头一 家，曾住过一位白俄孤老，解放后她无处 可去，苏联是回不去了，去别的国度则是前程未卜。最后只好悬梁自尽，那根结束 她生命的梁，就是屋内细长的暧气管。现在，几经装修，已经没有人家保留废弃的暖气管，就像没人还记得，我们弄堂里那个绝望的俄罗斯老太。
没法揣测她的身世，何时来到这条弄 堂居住，在俄国还有没有远亲？她是不是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被红军驱赶到海参崴，买了船票，登上白俄斯塔尔克海军少将率领的大小三十多艘船只，其中有客轮、货轮、战舰、炮艇、军用运输船等，漂洋过海，到朝鲜元山港被拒，乘坐余下十五艘舰船来到了中国上海？或是跟随后几拨海上船只蜂拥而至？他们中有几百名孤儿士官生、哥萨克官兵，也有老弱病残、一贫如洗的平民。也许，是随哈尔滨南下的难民，辗转来到东海之畔。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东北俄侨大批从陆路南下，他们不愿回归苏维埃政权，也因一九二九年中苏发生武装冲突，日子越来越艰难;另一因素是，原在哈尔滨中东铁路部门工作的白俄，悉数被解雇，空缺职位由忠于苏维埃的苏侨取代。他们没法在东北继续待下去，只得放弃住了多年的房子、家产，南下另谋出路。
别列列申就是受这命运驱使，离开了哈尔滨。七岁随母亲来到哈尔滨时，继父任中东铁路公司官员。出门坐马车，宽敞的公寓外，小别列列申奔走于后院花园，无忧无虑。可好景不长，继父被迫辞职。哈尔滨开始推行革命后的俄文新字体，他却不肯就范，只使用革命前的旧字体，以示一种姿态，绝不放弃与美好旧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
他的同性恋倾向开始显露，遭到熟人嘲笑。为治愈这种病态，他有意识地跟一位俄罗斯女人交往，末了还是退却，陷入了灵与肉的挣扎中。几经犹豫，他决定削发为僧，成了哈尔滨喀山男修道院修士。从身披教袍、蓄长发、戴眼镜的照片看，倒有点苦修士模样。后随俄国驻中国东正教大主教一块到北京，参加东正教总会图书馆工作并兼教会学校老师。
与此同时，上海俄侨踊跃捐款，在亨利路（今新乐路）上盖了一座圣母大堂。多亏俄侨富孀慷慨解囊，还购下沿劳尔登路（今襄阳北路）一小块狭长土地，以使大教堂坐落于两条马路交角。
现在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在二十世纪初，新乐路还是白茫茫一片宽阔河道，称作白洋河，流经东正教堂前。环顾四周，此地多为坟丘、菜地。居民集资在河上建桥，横跨今新乐路上海首席公馆与东正教堂间，叫作沈家木桥。很难想象，繁华的淮海路，从前只是几个相邻的自然村落。与现在征地拆迁相仿，资本运作的威力，藉着现代化正当性理由和西方殖民的优势地位，法租界不断向西扩展。
圣母大堂于一九三六年落成。教堂风格取自拜占庭教堂建筑艺术。一眼望去，颇为引人注目。教堂穹顶，有一大四小五个亮蓝的“洋葱头”圆顶，阳光下熠熠发光。小时候大凡外地亲戚来，都会到教堂对面的襄阳公园拍照留念，不断选取一个角度，为的是把这座教堂纳入镜头背景。它成了这一带颇具异国风情的标志性建筑。
当年，多少飘零于异国他乡的白俄流亡者，走在夕阳西下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抬头仰望被夕阳染红的圣母大堂，泪流满面，唤起了无限的乡愁。
别列列申对自己来上海圣母大堂就职的原因，一直讳莫如深。他懂几门外语，准备出版诗集，深得大主教赏识。由于诗人桀骜不驯，常与别人发生口角。后来出了那件丑闻，才使他不得不离开北京。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给同性恋老朋友的信中，他才坦言，是与几个男孩子之间的艳遇，一起被人当场拿获。主教只好将他调往上海东正教会。
后来在《声明》中，他谎称调到上海是因强烈反对传教团奶粉厂与官方签约，以回避别人对他生活放浪的猜疑。一九四三年他来到上海，新乐路已初具雏形，日伪上海政府刚刚接收租界，原法租界俄裔社区生活依然如故。
他住过的地方，一处是现在上海妇女用品商店，位于淮海中路重庆路口，原培文公寓，沿街一栋长体型公寓大楼。多年前，我去这栋公寓探望过单位同事，一个身患癌症、不久于世的病人。两个不同年代的影子，一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触手可及的幻影，一个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遥不可及的传说。对我而言，如今他们从不同年代的层叠中合而为一，窃窃私语，显现出消逝的时光中神奇而惊愕的一面;另一处住地，在延庆路十号，现在沿马路找不到这个门牌号。可能他就住在临街一排花园里弄楼房，孤独地祈祷赋诗，啃着硬邦邦的罗宋面包节俭度日。
别列列申在上海的生活轨迹，同我居住的地理位置如此契合，竟然这么多年，从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异域诗人跟我出入同一片街区，在同一片空气下呼吸，只有那个伫立不动的教堂，像看万花筒似的，冷眼目睹着尘世间的变迁。
想起儿时的一个冬晨，我沿襄阳北路临街菜场，朝南走去。两排稀落的摊位，挂着几盏孤零零的白炽灯。四五个空菜篮子，夹着砖块，排成一列买菜队伍。菜农们从黄鱼车上搬下蔬菜。猛一抬头，瞥见新乐路上的东正教堂，半隐半现五个洋葱头塔影。心里油然升起…股神秘的冲动，好像一个遥远、洁净的世界耸立在那儿，让人充满莫名的欣喜。 了解到别列列申的身世，再来回经过新乐路时，感觉上和以前迥然有别。这条很短的小马路，不再仅仅是两排公寓楼房、树木成阴的柏油马路。一个异域诗人的身影，伴随这条马路的流光暗影，仿佛和新乐路的前世今生浑然一体了。
旅居上海的七个年头，他的生活分成两个相关层面：炽烈的情感跌宕与诗歌创作;他为塔斯社工作，由此埋下的祸根。
话说添生被捕后，不久获释，来看别列列申，还了借他保释的钱。还开玩笑地问，这段时间里是否对他忠诚。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来找过别列列申。诗人以这段浪漫关系为基础，写了一系列真正以中国为主题的诗。添生在他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
在工厂做工的添生，也做书贩子的活儿，是个进步青年，别列列申称之为一个最纯洁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住处附近的书亭，他们相识，继而结伴游览西湖。陶醉于湖光山色之中，阅读英国诗人马斯菲尔德的叙事诗，遐想着能有一天，与添生结伴去遥远的西班牙。
添生送的那本《辞源》，是他一直想买而买不起的书。在巴西的后半生岁月中，这本弥足珍贵的书相伴左右，已翻到了残破的程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别列列申捐赠莱顿大学的档案注释里讲到添生，说这是他一生中，真正爱过他的两个中国青年之一。
地下党和情色隐秘世界，起码从表面看，原属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在新乐路上游荡的俄罗斯诗人，闯入了这个混沌离奇的世界，也使得灵肉交融的分裂日显尖锐。添生只能周六晚来看他，翌日清晨，他必须在圣母大堂主持礼拜。一番灵肉磨砺后，他决然与教会决裂，脱下了僧袍。
在诗作《西湖之夜》中，他满怀激情地憧憬和添生的不解之缘：
到那一天，当我惺忪的睡眼
永远闺上，当我沉入不醒的梦乡，
当我那受奴役的双手
重又被交叉成十字状，——
你们泪流满面，你们会心情沉重：
死者曾经那么有才华，可是……
可那个真正爱过我的人——
一定会来到我的墓地。
添生在这段感情中陷得很深，但一九四八年获释后，与他日渐疏远。后来作为共产党老干部，添生于一九八六年起享受离休待遇。
别列列申成了在华俄侨中声名卓著的诗人。不过在欧洲巴黎等俄侨文化中心，影响甚小，偶尔会被纳博科夫誉为大诗人的霍达谢维奇所提及。《俄国流亡文学》一书中，认可他的诗才，同时指出，这位年轻诗人缺乏巴黎文化，因此趣味不够。他充分领教了欧洲文化中心的傲慢和偏见。
别列列申早期在巴黎、纽约俄侨杂志报纸上发表些诗作，逐渐摆脱俄国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的影响，并以独立条目列入一九八五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主编的《俄国文学手册》，他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杰出的俄语诗人之一。
但他的孤傲，使他一向不愿混迹于俄罗斯文学界。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他对美籍俄裔诗人、诺贝尔奖得主布罗茨基颇有微词。他自己一直坚持用俄语写作，而布罗茨基为了更容易赢得名声，后期以英语写作发表作品。对此，布罗茨基早有耳闻，他们俩相遇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时，也就互不搭理，擦肩而过了。
这是后话，再回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经友人引见，他加入塔斯社上海分社，做中文译员。他的同事草婴，至今清晰地回忆起，他的译文确实不错，速度也可以。通过翻译家戈宝权，他译了鲁迅短篇小说《药》及几篇杂文。经郭沫若之手，他找到《木兰辞》，并翻译出版。中国文学给他留下极深印象，二十多年后，他把《离骚》也译成了俄文。
原本无非为生计考虑，他进了塔斯社，领了苏联护照。那时消瘦的面容下，西装革履，一副严谨的斯拉夫学者模样。当初苏维埃把他们从哈尔滨赶走，他坚持拒绝使用革命后的新字体，眼下涛人也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一折不打紧，没料到，也折了去美国的后路。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别列列申赶在美领馆关闭前一天，获得了美国移民签证。经过浩瀚太平洋近一个月的颠簸，轮船抵达旧金山。出乎意料，他没被允许入关，反倒被关进一座监狱。逮捕他的理由是，他曾为塔斯社工作，怀疑是苏联间谍。当时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盛行，他被关了五个月，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遣返中国。因没有进入中国的签证，一到天津，他立刻被拘留。此时正逢抗美援朝，他戏剧性地被中国当局怀疑是美国间谍。
获释后，他托移民美国的弟弟，花钱买了一张赴巴西的工作许可。带着母亲坐船离开天津，经由香港，于一九五三年到了巴西。途中，他将苏联护照扔进了波涛汹涌的南太平洋。
在解放军包围上海之际，他结识了一生中最爱他的两个人中的另一个：小唐。一个个头不高、老实敦厚的中国男孩儿，比他要小二十岁。小唐专程赶到天津，为他送行。别列列申被遣送回天津，小唐又去天津看他。小唐不仅把他看作恋人，由于年龄落差，早年丧父，也把他当作兄长和父辈那样依恋。
一九五一年，小唐来天津和别列列申团聚。他得靠打零工，养活目不识丁的母亲和婶母。后在一处澡堂被捕。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一起，无非有间谍嫌疑。关了一个半月，小唐被遣送回上海。他们两人都没想到，从此一别成永诀，再也无缘相见了。在书信来往中，小唐把他比作大树，自己则是树上一只歌唱的小鸟。为了读懂来信，小唐一手捧着别列列申寄来的《俄汉词典》，一边去夜校学习俄语。
令小唐万万没想到的是，别列列申正瞒着他，策划去巴西定居。他坐船离开天津到达香港，小唐方才如梦初醒，陷入了难以排遣的伤痛之中。但他依旧深爱着别列列申。没忘记他爱好集邮，省钱买了邮票，作为一九五四年的新年礼物给他寄去，并请他在香港帮忙找份工作。
让人深感悲凉的是，到了一九五五年，他实在没有办法，才请求别列列申寄些钱来。他已是家徒四壁，仅存破旧床椅，甚至再也买不起邮票寄信。信里还恳请他莫谈国事，不要在信中出现“爱情”、“自由”等字眼。两个星期后，他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因病假释后，一九五七年底再度被捕。从此，小唐就从别列列申的视野里永久地消失了。
在与无数个巴西男伴交往后，唯有这两个中国人始终让他无法释怀：添生和小唐。他深知再也无法回到中国了：
你将要穿过胡同走向拱桥，我们常在那里互道“明天见”。永别了，一去不返的幸福！但我镇静、明了：
在我死去的那天，我一定要回到中国。
多年后他想起：写抒情诗《自远方》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上海的黄浦江和天津的海河。这两条江都跟小唐的情感有关。
孤身寓居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唯一能让别列列申忍受失明和病痛折磨的，便是沉浸于遥远的往事。这时，他会老泪纵横，一边摩挲着添生送的《辞源》，想起新乐路附近一个书亭里的邂逅，及那一晃而过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