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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的目光中，中国体育界有三面旗帜：刘翔之快，姚明之高，桑兰之强。桑兰之强体现于精神，在厄运面前，她始终保持微笑，被誉为“微笑天使”。受伤后，她到北京大学求学，毕业后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当人们习惯了桑兰的笑容与坚强的时候，她却因为几次维权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引发很多争议。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她坚强、本色地活着。如今，桑兰已经与她的经纪人黄健幸福牵手，她还坦言目前最想做的是生孩子当母亲。日前，本刊特约记者见到了桑兰，她脸上比春花更灿烂的笑容，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听从白岩松建议到北大上学，
最留恋未名湖畔读书生活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1999年回国到2002年进北京大学读书，这三年你很迷茫吧？到北大学新闻是你的愿望吗？
桑兰（以下简称桑）：受伤前，我想退役后当教练，受伤后这个愿望成了奢望。刚回来那段时间，我的确很迷茫。我想得最多的是，将来我该怎么办？如果不学点知识，我就成了废人。当时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我，主持人白岩松问我将来想做些什么。我想也没想就说：“想上学！”他又问我想学什么专业。这个问题我倒没有想过。我记忆中队友有学法律的，于是就回答说：“学法律吧！”白岩松却认真地对我说：“法律专业不适合你，我发现你很爱聊天，很会说话，我建议你学新闻。现在新闻事业发展很快，已进入网络传播时代，做个网络主持人对你来说很适合。”于是，我打定主意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因为我不是世界大赛前3名，按国家政策上不了北京大学。当时，邓朴方伯伯给教育部写了两封信，我这才如愿进入北京大学读书。
记：你读书时的困难一定远远大于别人吧？
桑：困难太多了。单单一个上厕所，就得有人帮忙才行。我每次上厕所导尿要花很长时间，而且一尿血压就会上升，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为了少麻烦别人，很多时候我只好硬憋着。我最害怕的是调课，好几节课合并在一起上。有时，我从傍晚5点多上到晚上9点。这么长时间正常人都受不了，但我必须坚持，否则考试就会不及格。另外，去哪里上课对我来说也是个问题。我最怕的是没有电梯的教室，如果在二楼或者三楼，我就得请同学帮忙把我抬上去。女同学和个子小的男同学都抬不动，必须有三个力气大的男生才能胜任。还有，我学习中最大的困难是写字。上课不可能不做笔记，特别是理论课，一些概念不仅要理解而且必须能复述，只有通过记笔记，以后才能背下来。别人在电脑上打字，我必须戴上专门工具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往电脑上“敲字”。第一次写博客，我感觉自己像一只笨鸟，手上绑着的工具没有常人的指头那样灵活，写完博客累得我满头大汗。这对我的意志是一种考验，让我又找到了竞技场上的那种感觉。
记：上学这么困难，你的社会活动又多，想到过放弃吗？
桑：大一的时候，我曾想到过退学。那时，经历白天分分秒秒的痛苦和煎熬，晚上躺在床上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上大学？我又不能像别的同学那样毕业后拿着文凭到处去应聘。然而，理智告诉我：有了学问才能去做更多有益的事情，我一定要克服困难，完成学业。让我最感激的是，几年来，无论是学校的领导，还是认识与不认识的同学，他们对我都非常关心。在生活和学习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我都能感受到别人的关爱。北大没有把我当作特殊人物来对待，既没有因为我小有名气或遭遇不幸在学习上大开方便之门，也没有因为我坐着轮椅或学习基础差而在背后指指点点。在北大我就是个普通的学生，我与其他同学一样过着快乐的生活，这样的氛围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几年的校园生活，我已经爱上了北大。
记：大学毕业后，你做主持、出书、策划情景剧，显示出你多方面的才华，第一次主持节目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桑：最大的感觉是紧张，就像一个运动员参加比赛时不紧张是不正常的。我受伤后，媒体采访不断，受访这方面我经验很足，面对镜头我不紧张，但对角色转换，我还需要适应的过程。从一个被采访者到作为一名主持人去采访别人，我需要做很多工作。另外节目做久了，我的腿会抽筋，有一次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上厕所还得专门有一个地方可以躺下来导尿。做节目时我会想：接下来我该跟他或她聊些什么呢？虽然我的嘉宾都会说：“桑兰，你可以尽情地问，想问什么就问什么。”让我不要紧张。但我不能漫无目的地聊，嘉宾有时间，我也得有个框架，有个度。做主持人是我受伤后的第一份工作，对我的生活来说也是一份保障，我格外珍惜这份工作。第一次做完节目，我觉得在许多方面我能力不足，需要用时间去弥补。
昔日“微笑天使”争议不断，
传闻背后的真相几人能知
记：你受伤后，媒体的高度关注使你成为张海迪之后最有名的残障人士，这种名气给你带来了什么？
桑：正如我老公所说，我是个名人，但我的名是虚名，没给我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像其他很多坐轮椅的人一样，我打个出租车经常被拒载，那些出租车司机更在意的是搬卸轮椅耽误的工夫，或者轮椅可能把汽车后备箱的漆碰掉。我回国后首先面对的是生存问题，很多人以为我的全部费用国家包了，其实不是这样，我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省体育局按工伤标准赔付的40万元，另有浙江省体工大队每月给我的1600元工资和600元保姆费。而我每月聘保姆的费用就要2700元。此前，曾经有人许诺承担我的医疗、康复、生活、教育和就业的一切费用。但在我回国一年后，人家就不再资助我一分钱了。好在我的医疗费用绝大部分可以由当年友好运动会为运动员上的保险来支付。我结束星空卫视的电视主持工作后，还写过书，策划过情景剧，平时也参加各种商业活动。坦白地说，我的收入比普通人好一些。
记：近几年，有关你的争议不断，每个事件背后，你都会有着不为人知的苦衷，先说2008年的“轮椅门”事件，事情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桑：2008年11月1日，我们一行三人乘坐从福州起飞的航班前往北京。飞机起飞时，我向乘务组提出，飞机降落后要使用我自己的轮椅，因为我是高位截瘫，必须使用自己定制的轮椅固定住身体，以确保身体不会滑出、滑倒造成脊椎再次损伤。当时我的请求得到了乘务组的许可。飞机降落后，我等来的却是机场提供的轮椅。最后经过反复交涉，又经历了40多分钟的等待，我才坐上自己的轮椅下飞机。当我走出机舱时却发现，登机口准备乘坐这架飞机的乘客个个情绪激动，对我的指责和谩骂声不绝于耳。后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指责我耍大牌，故意赖在飞机上不走，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当我被困在机舱里时，地面服务人员向飞机外等候的乘客传递了“有运动员在上面赖着不下来”的信息，自然激起了乘客的愤怒。本来不是我的责任，我却受到了不该有的指责，我也很苦恼、很无奈。过后，我在博客上对此事的真相做了澄清。 记：2009年的“保姆门”事件，一些媒体大肆炒作，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
桑：我是个残障人士，生活全靠保姆照料，保姆突然辞职不干，一切都乱套了。我发博客表达了对保姆的不满，同时提出家政服务应该反思。因为当时这个事情炒得很热，一家电视台就派记者到我家里采访。我们聊的当然是保姆的事情，我这人性子直，有什么说什么，也免不了发些牢骚。当时我还对他们说，我们只是私下聊天，这些东西不能在节目中播出。万万没想到，他们用摄像机悄悄把我所说的话都录了下来，然后放到网上，吸引点击率。这些视频为我引来了很多非议。后来，我在博客中回应个别媒体：“你们对残障人士的生活了解多少？为了吸引点击率采取不正当手段是不道德的，我捍卫自己的权益，也是为了更多人的权益，我要唤醒大家的维权意识，难道这有错吗？”现在想想，我之所以受到这么多的非议，是因为我长期以“微笑天使”形象示人，一旦表露不满，就会让人有受骗之感。我只想说，我喜欢微笑，不代表我没有思想，我只想做真实的自己。
记：2011年，国内不断曝出有关你在美国打官司的负面消息，你压力大吗？
桑：压力大到临近崩溃。从美国打官司回来那段时间，我每天面对的都是那些负面有争议的东西，有的甚至无法入眼。当时我们是在美国联邦法院立的案，适用的是美国相关的法律。美国的司法程序相当漫长，法官断案看的是哪一方更有理，哪一方的律师提出的法律理念最好。就在这个争议的过程中，国内的媒体不看我们的东西，而是看对方的东西，可能他们觉得这样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说实话，我是运动员出身，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单纯的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复杂的事情。我刚受伤的时候，身体受到极大的挑战，但是帮助我的人很多，支持我的人也很多。可自从我打官司以来，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包括一些走得很近的朋友，甚至我的父母都不支持我。他们觉得打这种官司，每天让人家骂，让人家说，何必呢？在这种形势下，你应该能够想象到我的压力有多大。即使压力再大，我都会时刻告诉自己：我曾经是一个体育人，我要用体育精神迎接人生的每一次挑战！
与男友经历磨难收获幸福，
最想生孩子圆母亲梦
记：你领证结婚的消息让所有关心你的人感到欣慰，你和你老公是怎么认识并走到一起的？
桑：1999年，我回国康复治疗，以前的队友莫慧兰来看我，还带来一个帅气的大男孩。莫慧兰介绍说他叫黄健，以前是练击剑的，退役后做起了经纪人，并说黄健很崇拜我，就顺便把他带来了。当时我对黄健的印象是：这个小伙子斯文儒雅，看事情很透彻。那时，中国开始为申奥发力，我的社会活动很多。黄健那边一有活动就叫上我。我觉得朋友之间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对他就有求必应。2002年，我到北大读书，黄健去深圳做了足球经纪人，我俩联系就少了。2007年，我毕业工作后，我俩的合作再次变得紧密起来。到了2010年，他在足球上的业务基本上不做了，陪在我身边几乎成了他唯一的事情。他陪着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我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慢慢产生了感情。
记：你俩最艰难的是哪一个阶段？
桑：应该是2011年和2012年。这两年我俩平时谁都不愿提起，但都无法忘记。那时，我们刚从美国打官司回来，官司前景不明朗，有关我的负面新闻铺天盖地。那段时间，每天我起床后，脑子里都嗡嗡作响，跟要炸了似的。我真觉得太难了，从来没有这么难过。2012年除夕，保姆回老家了，家里只剩下我和他，我俩亲手包了50多个饺子。晚上看春晚、吃饺子，想的却是官司的艰难，以及如何应对接连不断的负面新闻。而那些刻意营造出的过年气氛，只会加重彼此间的难受。说真的，那时我俩是含着泪吃饺子的。在我所过的所有大年夜中，我觉得那个除夕是最难熬的，那时候我真的快要崩溃了。后来，我们扛过来了。在经历了两三年的风风雨雨后，尤其是在打跨国官司的过程中，我俩的感情也愈发深厚。
记：说点高兴的事吧，听说你老公向你求婚挺有意思的，能讲讲吗？
桑：他向我求婚那天，保姆回家了，家里就我和他以及我家的狗狗小美。中午，他买了我最爱吃的波士顿龙虾，做了一份精制的龙虾沙拉，又做了一些海鲜。我平时不喝酒，那天也被他劝着喝了些。吃完饭，他把我和小美叫到一起，说咱们开个会。我看他神情挺严肃，就问他开什么会。他看着我说：“那个什么，那个，咱们去领证吧！”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故意逗他：“领证？领什么证呀？”他笑着说：“去民政局领个盖钢印的证。”我继续逗他，说：“向我求婚可以，花呢？戒指呢？仪式呢？”他恳求我说：“咱们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还要这些干啥？再说花迟早会蔫，戒指买了也是存你那儿，仪式嘛，就免了吧！”我说：“没戒指、没花、没仪式，那你打三个滚，算是向我求婚吧！”刚开始他不好意思滚，我板起脸说：“如果你不滚，我就不答应！”看我这么说，他真的在地上打了三个滚，我家小美也跟着他一起打滚，我被这个情景逗乐了。
记：你们的婚事双方父母同意吗？据说你老公还是家中独子。
桑：公婆对于黄健的选择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他们对黄健说：“你不是年轻后生了，相信你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父母一直都很喜欢黄健，这几年，每次回老家都是黄健陪着我，我父母在家里什么都不让他做。黄健喜欢喝啤酒，我爸就骑着电瓶车一箱一箱地往家运啤酒。黄健喝酒时，我爸还陪着他一起喝。所以，黄健能和我结婚，也了却了我父母的一桩心事。这几年，我的生活起居都是黄健帮忙打理，每天都要把我从轮椅抱到床上许多次，从来没见他烦过。我俩在生活中形成了默契，结婚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黄健曾说过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他早就不在乎外界会怎么说，他就是希望我能好，希望不要死在我前面，不然就没人照顾我了。
记：冒昧问一句，你们将来会有自己的孩子吗？
桑：当然了！做母亲是每个女性都要有的一个经历，我也会有。很多人误以为我高位截瘫，失去了生育能力。我想告诉大家，我受的伤只是外伤，医生说在生育方面，脊髓损伤的女性和普通女性是画等号的，不存在任何问题。我做过这方面的身体检查，医生说我的器官比一般的女性还要好很多。我们打算趁年龄还不算太大，争取尽快把孩子生了，圆了我当母亲的梦，给家里增添更多的快乐。
〔编辑：刘波〕
听从白岩松建议到北大上学，
最留恋未名湖畔读书生活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1999年回国到2002年进北京大学读书，这三年你很迷茫吧？到北大学新闻是你的愿望吗？
桑兰（以下简称桑）：受伤前，我想退役后当教练，受伤后这个愿望成了奢望。刚回来那段时间，我的确很迷茫。我想得最多的是，将来我该怎么办？如果不学点知识，我就成了废人。当时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我，主持人白岩松问我将来想做些什么。我想也没想就说：“想上学！”他又问我想学什么专业。这个问题我倒没有想过。我记忆中队友有学法律的，于是就回答说：“学法律吧！”白岩松却认真地对我说：“法律专业不适合你，我发现你很爱聊天，很会说话，我建议你学新闻。现在新闻事业发展很快，已进入网络传播时代，做个网络主持人对你来说很适合。”于是，我打定主意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因为我不是世界大赛前3名，按国家政策上不了北京大学。当时，邓朴方伯伯给教育部写了两封信，我这才如愿进入北京大学读书。
记：你读书时的困难一定远远大于别人吧？
桑：困难太多了。单单一个上厕所，就得有人帮忙才行。我每次上厕所导尿要花很长时间，而且一尿血压就会上升，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为了少麻烦别人，很多时候我只好硬憋着。我最害怕的是调课，好几节课合并在一起上。有时，我从傍晚5点多上到晚上9点。这么长时间正常人都受不了，但我必须坚持，否则考试就会不及格。另外，去哪里上课对我来说也是个问题。我最怕的是没有电梯的教室，如果在二楼或者三楼，我就得请同学帮忙把我抬上去。女同学和个子小的男同学都抬不动，必须有三个力气大的男生才能胜任。还有，我学习中最大的困难是写字。上课不可能不做笔记，特别是理论课，一些概念不仅要理解而且必须能复述，只有通过记笔记，以后才能背下来。别人在电脑上打字，我必须戴上专门工具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往电脑上“敲字”。第一次写博客，我感觉自己像一只笨鸟，手上绑着的工具没有常人的指头那样灵活，写完博客累得我满头大汗。这对我的意志是一种考验，让我又找到了竞技场上的那种感觉。
记：上学这么困难，你的社会活动又多，想到过放弃吗？
桑：大一的时候，我曾想到过退学。那时，经历白天分分秒秒的痛苦和煎熬，晚上躺在床上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上大学？我又不能像别的同学那样毕业后拿着文凭到处去应聘。然而，理智告诉我：有了学问才能去做更多有益的事情，我一定要克服困难，完成学业。让我最感激的是，几年来，无论是学校的领导，还是认识与不认识的同学，他们对我都非常关心。在生活和学习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我都能感受到别人的关爱。北大没有把我当作特殊人物来对待，既没有因为我小有名气或遭遇不幸在学习上大开方便之门，也没有因为我坐着轮椅或学习基础差而在背后指指点点。在北大我就是个普通的学生，我与其他同学一样过着快乐的生活，这样的氛围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几年的校园生活，我已经爱上了北大。
记：大学毕业后，你做主持、出书、策划情景剧，显示出你多方面的才华，第一次主持节目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桑：最大的感觉是紧张，就像一个运动员参加比赛时不紧张是不正常的。我受伤后，媒体采访不断，受访这方面我经验很足，面对镜头我不紧张，但对角色转换，我还需要适应的过程。从一个被采访者到作为一名主持人去采访别人，我需要做很多工作。另外节目做久了，我的腿会抽筋，有一次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上厕所还得专门有一个地方可以躺下来导尿。做节目时我会想：接下来我该跟他或她聊些什么呢？虽然我的嘉宾都会说：“桑兰，你可以尽情地问，想问什么就问什么。”让我不要紧张。但我不能漫无目的地聊，嘉宾有时间，我也得有个框架，有个度。做主持人是我受伤后的第一份工作，对我的生活来说也是一份保障，我格外珍惜这份工作。第一次做完节目，我觉得在许多方面我能力不足，需要用时间去弥补。
昔日“微笑天使”争议不断，
传闻背后的真相几人能知
记：你受伤后，媒体的高度关注使你成为张海迪之后最有名的残障人士，这种名气给你带来了什么？
桑：正如我老公所说，我是个名人，但我的名是虚名，没给我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像其他很多坐轮椅的人一样，我打个出租车经常被拒载，那些出租车司机更在意的是搬卸轮椅耽误的工夫，或者轮椅可能把汽车后备箱的漆碰掉。我回国后首先面对的是生存问题，很多人以为我的全部费用国家包了，其实不是这样，我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省体育局按工伤标准赔付的40万元，另有浙江省体工大队每月给我的1600元工资和600元保姆费。而我每月聘保姆的费用就要2700元。此前，曾经有人许诺承担我的医疗、康复、生活、教育和就业的一切费用。但在我回国一年后，人家就不再资助我一分钱了。好在我的医疗费用绝大部分可以由当年友好运动会为运动员上的保险来支付。我结束星空卫视的电视主持工作后，还写过书，策划过情景剧，平时也参加各种商业活动。坦白地说，我的收入比普通人好一些。
记：近几年，有关你的争议不断，每个事件背后，你都会有着不为人知的苦衷，先说2008年的“轮椅门”事件，事情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桑：2008年11月1日，我们一行三人乘坐从福州起飞的航班前往北京。飞机起飞时，我向乘务组提出，飞机降落后要使用我自己的轮椅，因为我是高位截瘫，必须使用自己定制的轮椅固定住身体，以确保身体不会滑出、滑倒造成脊椎再次损伤。当时我的请求得到了乘务组的许可。飞机降落后，我等来的却是机场提供的轮椅。最后经过反复交涉，又经历了40多分钟的等待，我才坐上自己的轮椅下飞机。当我走出机舱时却发现，登机口准备乘坐这架飞机的乘客个个情绪激动，对我的指责和谩骂声不绝于耳。后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指责我耍大牌，故意赖在飞机上不走，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当我被困在机舱里时，地面服务人员向飞机外等候的乘客传递了“有运动员在上面赖着不下来”的信息，自然激起了乘客的愤怒。本来不是我的责任，我却受到了不该有的指责，我也很苦恼、很无奈。过后，我在博客上对此事的真相做了澄清。 记：2009年的“保姆门”事件，一些媒体大肆炒作，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
桑：我是个残障人士，生活全靠保姆照料，保姆突然辞职不干，一切都乱套了。我发博客表达了对保姆的不满，同时提出家政服务应该反思。因为当时这个事情炒得很热，一家电视台就派记者到我家里采访。我们聊的当然是保姆的事情，我这人性子直，有什么说什么，也免不了发些牢骚。当时我还对他们说，我们只是私下聊天，这些东西不能在节目中播出。万万没想到，他们用摄像机悄悄把我所说的话都录了下来，然后放到网上，吸引点击率。这些视频为我引来了很多非议。后来，我在博客中回应个别媒体：“你们对残障人士的生活了解多少？为了吸引点击率采取不正当手段是不道德的，我捍卫自己的权益，也是为了更多人的权益，我要唤醒大家的维权意识，难道这有错吗？”现在想想，我之所以受到这么多的非议，是因为我长期以“微笑天使”形象示人，一旦表露不满，就会让人有受骗之感。我只想说，我喜欢微笑，不代表我没有思想，我只想做真实的自己。
记：2011年，国内不断曝出有关你在美国打官司的负面消息，你压力大吗？
桑：压力大到临近崩溃。从美国打官司回来那段时间，我每天面对的都是那些负面有争议的东西，有的甚至无法入眼。当时我们是在美国联邦法院立的案，适用的是美国相关的法律。美国的司法程序相当漫长，法官断案看的是哪一方更有理，哪一方的律师提出的法律理念最好。就在这个争议的过程中，国内的媒体不看我们的东西，而是看对方的东西，可能他们觉得这样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说实话，我是运动员出身，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单纯的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复杂的事情。我刚受伤的时候，身体受到极大的挑战，但是帮助我的人很多，支持我的人也很多。可自从我打官司以来，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包括一些走得很近的朋友，甚至我的父母都不支持我。他们觉得打这种官司，每天让人家骂，让人家说，何必呢？在这种形势下，你应该能够想象到我的压力有多大。即使压力再大，我都会时刻告诉自己：我曾经是一个体育人，我要用体育精神迎接人生的每一次挑战！
与男友经历磨难收获幸福，
最想生孩子圆母亲梦
记：你领证结婚的消息让所有关心你的人感到欣慰，你和你老公是怎么认识并走到一起的？
桑：1999年，我回国康复治疗，以前的队友莫慧兰来看我，还带来一个帅气的大男孩。莫慧兰介绍说他叫黄健，以前是练击剑的，退役后做起了经纪人，并说黄健很崇拜我，就顺便把他带来了。当时我对黄健的印象是：这个小伙子斯文儒雅，看事情很透彻。那时，中国开始为申奥发力，我的社会活动很多。黄健那边一有活动就叫上我。我觉得朋友之间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对他就有求必应。2002年，我到北大读书，黄健去深圳做了足球经纪人，我俩联系就少了。2007年，我毕业工作后，我俩的合作再次变得紧密起来。到了2010年，他在足球上的业务基本上不做了，陪在我身边几乎成了他唯一的事情。他陪着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我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慢慢产生了感情。
记：你俩最艰难的是哪一个阶段？
桑：应该是2011年和2012年。这两年我俩平时谁都不愿提起，但都无法忘记。那时，我们刚从美国打官司回来，官司前景不明朗，有关我的负面新闻铺天盖地。那段时间，每天我起床后，脑子里都嗡嗡作响，跟要炸了似的。我真觉得太难了，从来没有这么难过。2012年除夕，保姆回老家了，家里只剩下我和他，我俩亲手包了50多个饺子。晚上看春晚、吃饺子，想的却是官司的艰难，以及如何应对接连不断的负面新闻。而那些刻意营造出的过年气氛，只会加重彼此间的难受。说真的，那时我俩是含着泪吃饺子的。在我所过的所有大年夜中，我觉得那个除夕是最难熬的，那时候我真的快要崩溃了。后来，我们扛过来了。在经历了两三年的风风雨雨后，尤其是在打跨国官司的过程中，我俩的感情也愈发深厚。
记：说点高兴的事吧，听说你老公向你求婚挺有意思的，能讲讲吗？
桑：他向我求婚那天，保姆回家了，家里就我和他以及我家的狗狗小美。中午，他买了我最爱吃的波士顿龙虾，做了一份精制的龙虾沙拉，又做了一些海鲜。我平时不喝酒，那天也被他劝着喝了些。吃完饭，他把我和小美叫到一起，说咱们开个会。我看他神情挺严肃，就问他开什么会。他看着我说：“那个什么，那个，咱们去领证吧！”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故意逗他：“领证？领什么证呀？”他笑着说：“去民政局领个盖钢印的证。”我继续逗他，说：“向我求婚可以，花呢？戒指呢？仪式呢？”他恳求我说：“咱们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还要这些干啥？再说花迟早会蔫，戒指买了也是存你那儿，仪式嘛，就免了吧！”我说：“没戒指、没花、没仪式，那你打三个滚，算是向我求婚吧！”刚开始他不好意思滚，我板起脸说：“如果你不滚，我就不答应！”看我这么说，他真的在地上打了三个滚，我家小美也跟着他一起打滚，我被这个情景逗乐了。
记：你们的婚事双方父母同意吗？据说你老公还是家中独子。
桑：公婆对于黄健的选择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他们对黄健说：“你不是年轻后生了，相信你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父母一直都很喜欢黄健，这几年，每次回老家都是黄健陪着我，我父母在家里什么都不让他做。黄健喜欢喝啤酒，我爸就骑着电瓶车一箱一箱地往家运啤酒。黄健喝酒时，我爸还陪着他一起喝。所以，黄健能和我结婚，也了却了我父母的一桩心事。这几年，我的生活起居都是黄健帮忙打理，每天都要把我从轮椅抱到床上许多次，从来没见他烦过。我俩在生活中形成了默契，结婚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黄健曾说过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他早就不在乎外界会怎么说，他就是希望我能好，希望不要死在我前面，不然就没人照顾我了。
记：冒昧问一句，你们将来会有自己的孩子吗？
桑：当然了！做母亲是每个女性都要有的一个经历，我也会有。很多人误以为我高位截瘫，失去了生育能力。我想告诉大家，我受的伤只是外伤，医生说在生育方面，脊髓损伤的女性和普通女性是画等号的，不存在任何问题。我做过这方面的身体检查，医生说我的器官比一般的女性还要好很多。我们打算趁年龄还不算太大，争取尽快把孩子生了，圆了我当母亲的梦，给家里增添更多的快乐。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