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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路遥的一生，在留下《人生》《平凡的世界》《早晨从中午开始》等经典文学作品的同时，更是留下了数量较多的珍贵书信。
路遥的书信，能搜集到的部分被收入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的《路遥全集》典藏版之《剧本·诗歌·书信卷：人生》。而散落在《路遥全集》之外的书信则成为了难以寻觅、难以搜集、难以补录的“佚信”。
作为一名研究路遥作品的文学研究者，我深知路遥“佚信”的份量和价值，更清楚收集路遥“佚信”的意义和难度。于是，我将寻找路遥的“佚信”作为我研究路遥的一项重点工作，久久为功，孜孜以求，苦苦寻觅。
而想找到路遥的“佚信”谈何容易啊！简直犹如大海捞针，无疑等同大漠淘金。
也许和路遥有缘吧，也许是冥冥天意吧，在别人“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时候，我却“得来全不费功夫”，不但成为了一名幸运的“捞针者”，而且还成为了幸福的“淘金人”，不但一次性找到路遥从未披露、从未公开的四封“佚信”，而且更获悉了路遥人生中一段弥足珍贵的友情故事。
那么，我是如何觅得路遥鲜为人知的四封“佚信”的呢？而路遥那段令人感动、令人温暖的友情故事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一
2019年11月22日，我完成了一篇题为《路遥与贵州〈山花〉之间发生的“转折性事件”》的文学史料。在这篇文章中，我详细描写了路遥与贵州文学刊物《山花》“结缘”的过程。
文章完成之后，我将它发给了《山花》文学月刊主编李寂荡。李主编经过审阅，在3月27日的《山花》微信公众号上给予推送。3月29日中午，我突然收到了李主编转来的原贵州省文联副巡视员、曾经担任路遥小说《匆匆过客》责任编辑的杨胜利发给他的一段微信：
看姜红伟文章，感慨万千，故事里的故事，更是鲜为人知。其实，当时路遥是将作品寄给我的，其中附了封信，大意是他的作品从未在外省发表过，我们都是小说编辑，有共同语言，便于沟通，希望能在贵州的省级刊物发表。路遥当时为什么会寄给我呢，缘于七九年《山花》编辑部组织的一次对外交流活动。由《山花》副主编尹伯生、小说编辑文志强和我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昆明返回贵阳，沿途与当地作协、刊物编辑部座谈交流取经。在西安《延河》编辑部经介绍认识了路遥，很腼腆，不多话，是编辑部培养的一棵苗子。主人热情安排参观著名的钟楼时，我俩无意间交谈中发现彼此有较多共同处：同龄人，都当过知青，工农兵大学生（中文系），文学月刊小说编辑。共同的经历有共同的话题，彼此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我回到贵阳后不久就收到了他的来信和小说稿。因是我推荐的，组里就安排我阅读，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稿件处理完毕后交小说组组长李起超审阅，二审通过后我向他提出原标题《买票》太直白，经反复斟酌，最后由李起超拍板改为《匆匆过客》在1980年第四期刊出。刊物出版后，路遥非常高兴，在来信中给予了很高评价，尤其赞赏题目改得好。这篇小说的发表，于他确实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揭开他创作生涯的新篇章。四年后，他和鲍昌到贵阳来，也是我接待他们，冒着小雨畅游花溪。九二年我去延安开会他来看我，言及正在筹划准备出《路遥文集》。他说他准备把《匆匆过客》收进文集，一是纪念我们的友谊，二是纪念在省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永远铭记《山花》。待文集出版后要送给我一套。然而，不到半年就传来他英年早逝的噩耗，令人痛惜！
读了杨胜利老师的微信，我既激动又惊喜。激动的是自己的文章引起了读者的注目，而令我又惊又喜的则是从这段微信中，我敏感地捕捉到一个对于我来说梦寐以求的信息：路遥曾经与她通过信。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蹦出一个想法：她的手里是否还保存着路遥写给她的信件？
为了不放过任何能找到路遥“佚信”的机会，我向李主编要来杨胜利老师的微信，并和她取得了联系。
杨胜利老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编辑，还是一位颇具才干的文学组织者。出生于1949年解放大西南隆隆炮火声中的她，当过下乡知青、歌舞团舞蹈演员、机要打字员，197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1977年5月至l984年8月任贵州省文联《山花》月刊小说编辑，期间因编辑工作突出被《小说选刊》聘为特邀编辑，参加了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工作。她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文艺评论、短篇小说、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1984年8月起杨胜利历任贵州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贵州省音乐家协会（含舞蹈家协会）秘书长，贵州省文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贵州省文联副秘书长、副巡视员等职务;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组织工作，四十余年致力于创作队伍建設和人才培养直至退休，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
二
3月29日下午，热情的杨老师给我发来微信：
您好！我是贵州省作协原秘书长、省文联副巡视员杨胜利。可能是《山花》主编李寂荡联系的我们，加了微信。我看到他在朋友圈发的您写路遥与《山花》的那篇文章，有感而发，他就帮助我和您联系上了。
我给她回信：杨老师您好，和您联系上很高兴。接下来，她的回复让我开心不已：
我也很高兴！看了您的文章，感觉到您研究路遥很细致，材料也很扎实。连我这当事人都没保存那些资料，真后悔呀，现在手边也仅存几封他写的信，还是因为放在办公室抽屉里偶然保留下来，退休时收捡抽屉才发现的。我和路遥的交往从未与人提及过，本想作为封尘的记忆深藏，您旳文章将我的思绪拉回到四十年前，往事清晰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非常感谢您！
看了她的这段话，尤其是那句“现在手边也仅存几封他写的信”，顿时让我兴奋得目瞪口呆！
天啊，她居然真保存着路遥的书信，而且还不止一封啊！对于从事路遥研究、搜集路遥“佚信”的我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找到他的“佚信”更让我开心的吗？
按捺不住喜悦，抑制不住快乐，我迫不及待地请杨老师将这几封“佚信”给我拍照发来，以供研究之需。 杨老师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3月31日，她在微信上告诉我：
仅存有三封信，一封很简短，告诉我他在哪里;另一封中有一部分讲他创作的艰辛;再有一封是观看1982年中央电视台与贵州电视台合拍的电视剧《在密林，在山岗……》的观后感。这部电视剧是我与人合作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发在1981年《山花》，被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王岚看中，专程到贵州来准备拍成电视剧，王岚导演决定从副导演到演员全部启用本土人员，既拍了戏又培训了当地电视台。王岚当时名气很大（曾导演过电视剧《新岸》轰动全国），以他的名气找好演员绝无问题，但他为了培养贵州演员全是用的本地演员，大多是话剧团的，但也有表演痕迹过重的问题。路遥这封信就谈了这个问题。多数的信都没保存下来，仅剩的这几封还是深埋在办公室抽屉里退休时才清理出来的，很遗憾！
三
杨老师很快便将路遥写给她的三封书信给我拍照发来了。
路遥的第一封书信，写于1981年8月11日，圆珠笔书写，使用的稿纸是《延河》编辑部的稿纸。路遥信中所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篇小说《生活的乐章》（后来改名《人生》）创作的艰辛过程：
我二十多天一直埋头写一部十多万字的作品。这部作品我在心里想了整整一年，二十天前才进入了具体的作业。作品主题和人物都很复杂，我的能力也许根本不胜任处理这样的作品，工作苦到了极点，一天只睡三四个钟头，除过跑着上厕所，其余都在桌子上趴着，一天以一章外加两包半香烟的速度在稿纸上进行这次要命的长征。指头在纸上磨破，用胶布缠着，身体没有一个地方是舒服的，口烂了，喉咙是肿的，大小便疼……一切都好像在炼狱里一样苦熬着。当时我想要在给你的下一封回信中，报告我的工作成绩。今天接你信，我高兴极了，因为我已经写到了最后一章！我现在在我的一摞初稿旁，一边流泪，一边给你复信（尽管我已又两天一夜没睡觉了）。我为这双重的愉快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幸福。甚至觉得马上死去也是愉快的。作品共13万字，二十三章，分两部。我希望你见到它时，已经变成了印刷品。我觉得我基本按我的意图写完了这部作品的初稿。胜利！你能想象出我此刻是多么愉快！（作品的名字叫《生活的乐章》）。
路遥的第二封书信，写于1982年9月14日，圆珠笔书写，使用的稿纸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稿纸，信中的主要内容是谈观看电视剧《在密林在山岗……》的感想。
1982年，由杨胜利与徐心制合作编剧，特聘中央电视台王岚导演的单本剧《在密林，在山岗……》在贵州电视台录制并播出。此剧以写意的手法，叙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一小分队的女战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高山密林的艰苦环境中，生下一个孩子，他象征着一个新的事物诞生，展示着光明的未来。为了保护这新生生命，人民群众和小分队战士与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此剧寓意颇深，画面富有诗情画意，是对电视剧创作的一次新探索。1982年6月，该剧在中央电视台和云南电视台播出，这是中央台和外省台第一次播出贵州电视剧。
路遥看了这部电视剧之后，给杨胜利回信：
胜利：
想你一定生气了。我这一个多月一直在陕北农村疯跑，没有固定的地方，因此无法通信。九月初，回到西安，参加全国作协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华北青年作家会。这期间，收到你的短信，因我要等着看你的电视，因此拖到今天才写信给你。我现随会议到延安参观，在延安给你写这封信。我又不准备返回西安了，继续在陕北跑。等我稍有一个较长的停留点以后，再给你写信，直到等到你的回信——我是非常想看到你的信的。你大概会理解我的：为了不懈地追求事业，有时不得不牺牲最宝贵的东西。
电视剧我是12号晚上看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可惜未能拍好。话剧味太浓，演员太生硬，表演时肌肉绷得那么紧，根本松弛不下来，因此做戏太明显。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悲壮中有一种美丽的情调，尤其是最后都牺牲了，只留下那么两个人（那个胜利，就是你吧？）。不论怎样，能播出就很不容易了。我想这样的故事你会有许多（你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给你的），你应该把它们写成小说。你会这样做的，而且一定会做的不坏。
在看电视时，我们分坐在一起的，眼睛盯着同一个地方，感受到了许多难以言传的东西，这些不能不引起人的心弦的颤抖，不能不叫人有些伤感。对于我来说，我是为两个故事而伤感的，不知你是怎样？
十月份四川的会我去与不去还没定下来，我实在不愿在一群半生不熟的人中间应酬。我现在应该走向另一个制高点。精神中老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无心游山玩水。我是想见到你，但四川到贵阳也不是很近的。我犹豫不决。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談谈。这个时候最好是心境极佳的时候，没有任何负担，只有一种常人的恬静和激动。
本来一月多未通信，应多写一点，但怕你急先写几句。所要说的话恐怕再长也会觉得没有说什么。
握手！
A9月14日
路遥的第三封书信，写于1982年9月21日，圆珠笔书写，使用的稿纸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稿纸。文字只有简短的一页，全文抄录如下：
胜利：
我已回到西安，请你给我回信。我还要短距离跑一跑，不过，我要等到你的信才走，望你接信后即给我回信。
你现在是否上班？创作假收获如何？很希望你一切方面都满意。因不知情况，原谅只写这么几句。等着你的信。
路遥
作为一名路遥研究者，读着路遥这三封罕见的书信，看着路遥熟悉的字迹，体会路遥叙述的内容，追思路遥创作的艰辛，回忆路遥早逝的生命，我的心情久久地无法平静，我的双眼久久地盛开着泪花……
四
收到杨老师发来的路遥三封书信照片之后，按理说我应该心满意足了。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却突然有些“得寸进尺”地想到一个问题：杨老师和路遥见过三次面，难道他们没有合影留念吗？于是，我又刨根问底地询问，而她在微信中回答了我的疑问：“仅有一张我接待路遥鲍昌的雨中合影，但是太难翻了。” 然而，为了满足我的需要，支持我的工作，杨老师还是费心费力地开始“翻箱倒柜”。结果，没想到，这一翻，虽然没有翻到照片，却十分意外地居然又翻出一封路遥的书信，正如她说的那样：
没翻到照片，竟又在一个大信封里翻到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讲如何坚持写《人生》的，很珍贵。
路遥的这封书信，写于1982年7月9日，钢笔书写，使用的稿纸是《延河》编辑部的稿纸：
胜利：
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反复看你的信，正是你激励我写完了这部作品。在写作过程中，感到苦不堪言的时候，感到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读你给我写的信，在那里边寻找最亲切的安慰。
胜利，你的信我不知还要看多少遍。你的每一次来信，我都小心地保存一段时间，直到看的快破的时候，才不舍地毁掉。你爱这部作品对我来说就完全满足了，其他人的评价我毫不感兴趣，我知道我的作品是怎样的作品。
现上影和潇湘制片厂以及两个省的电视台都要改编，而且都邀请我去，我自己是不愿“触电”的，我答应让上影厂搞（他们水平相对来说要好一些）。前两天接电报，《中篇小说选刊》要转载，而且一定要我写1500字的“创作谈”，真把人逼死了！我曾发誓自己不谈自己的作品！怎么办？现逼的很紧，每天一次长途电话，要我赶20号把稿寄到。另外，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好多无聊的人，不是要改电影，就是要改电视，感到非常痛苦，应付不了这个局面……
我七月份交接班，搬家（就在机关）。八月一个月去陕北写作（还不能在甘泉），九月份全国作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中青年作家会，十月份《收获》要在四川乐山办个疗养性质的写作会，我想参加。
你看来担子太重了（我知道编辑业务），你的能力足以应付，但我担心你会劳累过度的。因为思考、文字工作内在的艰苦我一清二楚，更何况编辑工作为别人做嫁衣裳，有时根本没有激情，没有激情的劳动是最折磨人的。至于创作，你只能根据条件量力而行，千万注意身体。希望你听我的话，一定保重。
代我亲亲你的小宝宝！
A7.9
杨老师在发来书信照片的同时还发来四张书影图片。其中，两张是路遥寄赠给她的签名小说《人生》的封面和扉页。路遥用钢笔在扉页上写下四个字：胜利留存。落款是：路遥一九八三年元月。而另外两张则是路遥当面赠送给她的签名小说《平凡的世界》全套三部的封面和第一卷的扉页。路遥用钢笔在第一卷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胜利惠存。落款是：路遥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二日于西安。
五
路遥写给杨胜利的“佚信”，距今的时间跨度已经长达近四十年。在时隔近四十年之后，能有缘发现路遥的“佚信”，而且多达四封，无论是对于我来说，还是对于路遥的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更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
据杨老师介绍，这四封路遥写给她的“佚信”从未向任何人披露过。
经过查阅最新出版的《路遥全集》之《剧本·诗歌·书信卷：人生》，我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路遥这四封写给杨胜利的书信属于被《路遥全集》遗漏的“佚信”。
为了详细了解路遥这四封“佚信”的来龙去脉，我对杨老师进行了独家采访，并聆听和感受了她披露的有关她和路遥之间的美好故事、美好友谊、美好情感：
我和路遥的交往，是一段非常纯洁的友谊。因为我推荐了他的作品在《山花》发表以后，他一直对我怀有一种感激的心情，觉得在精神上我给了他很大慰藉。比如在写《人生》的时候，他有一封信中提到写作的困惑和苦恼，甚至怀疑自已能否完成作品。他写不下去的时候，就看看我给他的信，因为在信中我极力地劝他坚持写下去，鼓励他完成了这个作品，他是非常感激的。
我和路遥实际上往来信件并不多，恐怕总共也就有十来封信吧。因为他总是东跑西跑的，不常在西安，我给他一封信要辗转很多地方，所以通信也不是很多。但是从他的每封信都看得出来，他把我当作了一个知音一个知己，他创作的苦恼和喜悦都愿意跟我分享……
此后大家各忙各的，也就没有再联系了。但是彼此却还是互相惦记着的。比如1984年他到贵州来，主要目的是参加电影《人生》的首映式。导演吴天明邀请他，还担心他拒绝，因为他从来不参加类似的活动。但是听说是到贵阳，便欣然答应了。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想来和我见见面。他说觉得和我通信一段时间，我究竟是个什么模样的人在他记忆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毕竟我们只有一面之交。所以，吴天明导演邀请他到贵州来，他就答应了。来了还参加了作协举办的作者座谈会。他很珍惜和贵州的缘份。记他刚来那天住在云岩宾馆，我和老尹、老文去看他，并邀请他为正在参加创作会议的作者们谈谈创作体会。他欣然答应，推掉了主办方电影公司组织的活动，腾出一天时间。次日上午，我陪同路遥和天津作协的鲍昌到花溪游览。刚到平桥，老天不作美，突然下起毛毛雨。驾驶员小郭说下雨了不如回去吧。不料路遥说没关系，我喜欢下雨，喜欢闻下雨时候空气的味道，我们那边常年干旱盼雨，下雨是喜庆的事。于是大家继续在雨中行走，撑着一把在车后备箱翻出的旧雨伞在雨中合影。下午我在编辑部处理发稿费寄刊物事宜忙得不亦乐乎，错过了唯一一次聆听路遥谈创作的机会。
第三次见面是1992年5月初，中国作协在延安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的活动，我在西安见到他。他是在代表名单上看到有我的名字，专程到宾馆来见我的。在短暂的交谈中，他谈到写《平凡的世界》的那些艰辛的过程，隐姓埋名到矿井，真实体验矿工生活的那些经历。交谈中我感到他的情绪很低落，状态不好，隐约觉得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当我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时，他说自己心力交瘁、身体垮得厉害，出门过人行道都惶恐不安，不想在城市待着，只想到家乡去买块地种苹果。
后来看其他人写的文章才知道，当时他正被家事困扰。那段时间，也是肝病发作的时候。临走时，我们握手作别，互道珍重。回顾交往，我们仅见过三次面有三次握手，第一次在西安，第二次在贵阳，第三次在西安。恰似一个“闭环”，从起点至终点都是西安。三次握手，贯穿了我和他的友谊。回顾这段友谊，我觉得是非常美好，非常纯粹的。我内心其实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它是我心底珍藏的回忆。
路遥去世的消息，我是在报上看到的。1992年11月，离休后定居昆明的父母双双生病住院，我到昆明去照顾父母，成天跑医院，外界信息不灵。有一天我去医院看望爸爸，顺便带上当天报纸拿去给他看。在医院里，我们各拿一张报纸阅读，我手头是一张《人民日报》。突然看到报上的讣告，震惊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五月份才见到他，倾听他诉说写《平凡的世界》的种种艰辛，怎么才几个月的工夫人就不在了？我不由大喊：怎么可能？我爸爸问怎么回事，我忙拿报纸给他看，把我和他交往的故事告诉了爸爸。记得我爸爸当时很感慨很理解，说你们这段友谊很珍贵，路遥这个人很优秀，要记住他。
结 语
写到这里，我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就要结束了。
然而，品读着路遥写给杨胜利的四封“佚信”的内容，回味着他们这一段人间珍罕的友情，我突然强烈地产生了好奇心：作为路遥小说的责编，作为路遥文学的知音，作为路遥人生的好友，作为路遥心中的知己，杨老师年轻时候的模样究竟如何呢？
在中国作家协会官网介绍会员的栏目上，杨老师青年时代的一张素颜照片映入我的眼帘，令我颇感惊艳：出身高干家庭的她，出生書香门第的她，当过舞蹈演员的她，当过编辑作家的她，照片上的形象、容貌、气质、神情，完全可以用美丽、端庄、知性、优雅来形容。
凝视着杨老师的照片，再重新拜读路遥写给她的信，我顿时沉浸于两个人之间因为相似的经历、彼此的了解而建立起来的互相认知、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珍惜的友情中，一种深深的感动由信而生，一种深深的敬重由心而生……
（在此文的写作过程中，杨胜利老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向杨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路遥的一生，在留下《人生》《平凡的世界》《早晨从中午开始》等经典文学作品的同时，更是留下了数量较多的珍贵书信。
路遥的书信，能搜集到的部分被收入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的《路遥全集》典藏版之《剧本·诗歌·书信卷：人生》。而散落在《路遥全集》之外的书信则成为了难以寻觅、难以搜集、难以补录的“佚信”。
作为一名研究路遥作品的文学研究者，我深知路遥“佚信”的份量和价值，更清楚收集路遥“佚信”的意义和难度。于是，我将寻找路遥的“佚信”作为我研究路遥的一项重点工作，久久为功，孜孜以求，苦苦寻觅。
而想找到路遥的“佚信”谈何容易啊！简直犹如大海捞针，无疑等同大漠淘金。
也许和路遥有缘吧，也许是冥冥天意吧，在别人“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时候，我却“得来全不费功夫”，不但成为了一名幸运的“捞针者”，而且还成为了幸福的“淘金人”，不但一次性找到路遥从未披露、从未公开的四封“佚信”，而且更获悉了路遥人生中一段弥足珍贵的友情故事。
那么，我是如何觅得路遥鲜为人知的四封“佚信”的呢？而路遥那段令人感动、令人温暖的友情故事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一
2019年11月22日，我完成了一篇题为《路遥与贵州〈山花〉之间发生的“转折性事件”》的文学史料。在这篇文章中，我详细描写了路遥与贵州文学刊物《山花》“结缘”的过程。
文章完成之后，我将它发给了《山花》文学月刊主编李寂荡。李主编经过审阅，在3月27日的《山花》微信公众号上给予推送。3月29日中午，我突然收到了李主编转来的原贵州省文联副巡视员、曾经担任路遥小说《匆匆过客》责任编辑的杨胜利发给他的一段微信：
看姜红伟文章，感慨万千，故事里的故事，更是鲜为人知。其实，当时路遥是将作品寄给我的，其中附了封信，大意是他的作品从未在外省发表过，我们都是小说编辑，有共同语言，便于沟通，希望能在贵州的省级刊物发表。路遥当时为什么会寄给我呢，缘于七九年《山花》编辑部组织的一次对外交流活动。由《山花》副主编尹伯生、小说编辑文志强和我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昆明返回贵阳，沿途与当地作协、刊物编辑部座谈交流取经。在西安《延河》编辑部经介绍认识了路遥，很腼腆，不多话，是编辑部培养的一棵苗子。主人热情安排参观著名的钟楼时，我俩无意间交谈中发现彼此有较多共同处：同龄人，都当过知青，工农兵大学生（中文系），文学月刊小说编辑。共同的经历有共同的话题，彼此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我回到贵阳后不久就收到了他的来信和小说稿。因是我推荐的，组里就安排我阅读，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稿件处理完毕后交小说组组长李起超审阅，二审通过后我向他提出原标题《买票》太直白，经反复斟酌，最后由李起超拍板改为《匆匆过客》在1980年第四期刊出。刊物出版后，路遥非常高兴，在来信中给予了很高评价，尤其赞赏题目改得好。这篇小说的发表，于他确实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揭开他创作生涯的新篇章。四年后，他和鲍昌到贵阳来，也是我接待他们，冒着小雨畅游花溪。九二年我去延安开会他来看我，言及正在筹划准备出《路遥文集》。他说他准备把《匆匆过客》收进文集，一是纪念我们的友谊，二是纪念在省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永远铭记《山花》。待文集出版后要送给我一套。然而，不到半年就传来他英年早逝的噩耗，令人痛惜！
读了杨胜利老师的微信，我既激动又惊喜。激动的是自己的文章引起了读者的注目，而令我又惊又喜的则是从这段微信中，我敏感地捕捉到一个对于我来说梦寐以求的信息：路遥曾经与她通过信。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蹦出一个想法：她的手里是否还保存着路遥写给她的信件？
为了不放过任何能找到路遥“佚信”的机会，我向李主编要来杨胜利老师的微信，并和她取得了联系。
杨胜利老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编辑，还是一位颇具才干的文学组织者。出生于1949年解放大西南隆隆炮火声中的她，当过下乡知青、歌舞团舞蹈演员、机要打字员，197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1977年5月至l984年8月任贵州省文联《山花》月刊小说编辑，期间因编辑工作突出被《小说选刊》聘为特邀编辑，参加了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工作。她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文艺评论、短篇小说、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1984年8月起杨胜利历任贵州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贵州省音乐家协会（含舞蹈家协会）秘书长，贵州省文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贵州省文联副秘书长、副巡视员等职务;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组织工作，四十余年致力于创作队伍建設和人才培养直至退休，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
二
3月29日下午，热情的杨老师给我发来微信：
您好！我是贵州省作协原秘书长、省文联副巡视员杨胜利。可能是《山花》主编李寂荡联系的我们，加了微信。我看到他在朋友圈发的您写路遥与《山花》的那篇文章，有感而发，他就帮助我和您联系上了。
我给她回信：杨老师您好，和您联系上很高兴。接下来，她的回复让我开心不已：
我也很高兴！看了您的文章，感觉到您研究路遥很细致，材料也很扎实。连我这当事人都没保存那些资料，真后悔呀，现在手边也仅存几封他写的信，还是因为放在办公室抽屉里偶然保留下来，退休时收捡抽屉才发现的。我和路遥的交往从未与人提及过，本想作为封尘的记忆深藏，您旳文章将我的思绪拉回到四十年前，往事清晰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非常感谢您！
看了她的这段话，尤其是那句“现在手边也仅存几封他写的信”，顿时让我兴奋得目瞪口呆！
天啊，她居然真保存着路遥的书信，而且还不止一封啊！对于从事路遥研究、搜集路遥“佚信”的我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找到他的“佚信”更让我开心的吗？
按捺不住喜悦，抑制不住快乐，我迫不及待地请杨老师将这几封“佚信”给我拍照发来，以供研究之需。 杨老师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3月31日，她在微信上告诉我：
仅存有三封信，一封很简短，告诉我他在哪里;另一封中有一部分讲他创作的艰辛;再有一封是观看1982年中央电视台与贵州电视台合拍的电视剧《在密林，在山岗……》的观后感。这部电视剧是我与人合作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发在1981年《山花》，被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王岚看中，专程到贵州来准备拍成电视剧，王岚导演决定从副导演到演员全部启用本土人员，既拍了戏又培训了当地电视台。王岚当时名气很大（曾导演过电视剧《新岸》轰动全国），以他的名气找好演员绝无问题，但他为了培养贵州演员全是用的本地演员，大多是话剧团的，但也有表演痕迹过重的问题。路遥这封信就谈了这个问题。多数的信都没保存下来，仅剩的这几封还是深埋在办公室抽屉里退休时才清理出来的，很遗憾！
三
杨老师很快便将路遥写给她的三封书信给我拍照发来了。
路遥的第一封书信，写于1981年8月11日，圆珠笔书写，使用的稿纸是《延河》编辑部的稿纸。路遥信中所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篇小说《生活的乐章》（后来改名《人生》）创作的艰辛过程：
我二十多天一直埋头写一部十多万字的作品。这部作品我在心里想了整整一年，二十天前才进入了具体的作业。作品主题和人物都很复杂，我的能力也许根本不胜任处理这样的作品，工作苦到了极点，一天只睡三四个钟头，除过跑着上厕所，其余都在桌子上趴着，一天以一章外加两包半香烟的速度在稿纸上进行这次要命的长征。指头在纸上磨破，用胶布缠着，身体没有一个地方是舒服的，口烂了，喉咙是肿的，大小便疼……一切都好像在炼狱里一样苦熬着。当时我想要在给你的下一封回信中，报告我的工作成绩。今天接你信，我高兴极了，因为我已经写到了最后一章！我现在在我的一摞初稿旁，一边流泪，一边给你复信（尽管我已又两天一夜没睡觉了）。我为这双重的愉快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幸福。甚至觉得马上死去也是愉快的。作品共13万字，二十三章，分两部。我希望你见到它时，已经变成了印刷品。我觉得我基本按我的意图写完了这部作品的初稿。胜利！你能想象出我此刻是多么愉快！（作品的名字叫《生活的乐章》）。
路遥的第二封书信，写于1982年9月14日，圆珠笔书写，使用的稿纸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稿纸，信中的主要内容是谈观看电视剧《在密林在山岗……》的感想。
1982年，由杨胜利与徐心制合作编剧，特聘中央电视台王岚导演的单本剧《在密林，在山岗……》在贵州电视台录制并播出。此剧以写意的手法，叙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一小分队的女战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高山密林的艰苦环境中，生下一个孩子，他象征着一个新的事物诞生，展示着光明的未来。为了保护这新生生命，人民群众和小分队战士与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此剧寓意颇深，画面富有诗情画意，是对电视剧创作的一次新探索。1982年6月，该剧在中央电视台和云南电视台播出，这是中央台和外省台第一次播出贵州电视剧。
路遥看了这部电视剧之后，给杨胜利回信：
胜利：
想你一定生气了。我这一个多月一直在陕北农村疯跑，没有固定的地方，因此无法通信。九月初，回到西安，参加全国作协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华北青年作家会。这期间，收到你的短信，因我要等着看你的电视，因此拖到今天才写信给你。我现随会议到延安参观，在延安给你写这封信。我又不准备返回西安了，继续在陕北跑。等我稍有一个较长的停留点以后，再给你写信，直到等到你的回信——我是非常想看到你的信的。你大概会理解我的：为了不懈地追求事业，有时不得不牺牲最宝贵的东西。
电视剧我是12号晚上看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可惜未能拍好。话剧味太浓，演员太生硬，表演时肌肉绷得那么紧，根本松弛不下来，因此做戏太明显。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悲壮中有一种美丽的情调，尤其是最后都牺牲了，只留下那么两个人（那个胜利，就是你吧？）。不论怎样，能播出就很不容易了。我想这样的故事你会有许多（你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给你的），你应该把它们写成小说。你会这样做的，而且一定会做的不坏。
在看电视时，我们分坐在一起的，眼睛盯着同一个地方，感受到了许多难以言传的东西，这些不能不引起人的心弦的颤抖，不能不叫人有些伤感。对于我来说，我是为两个故事而伤感的，不知你是怎样？
十月份四川的会我去与不去还没定下来，我实在不愿在一群半生不熟的人中间应酬。我现在应该走向另一个制高点。精神中老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无心游山玩水。我是想见到你，但四川到贵阳也不是很近的。我犹豫不决。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談谈。这个时候最好是心境极佳的时候，没有任何负担，只有一种常人的恬静和激动。
本来一月多未通信，应多写一点，但怕你急先写几句。所要说的话恐怕再长也会觉得没有说什么。
握手！
A9月14日
路遥的第三封书信，写于1982年9月21日，圆珠笔书写，使用的稿纸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稿纸。文字只有简短的一页，全文抄录如下：
胜利：
我已回到西安，请你给我回信。我还要短距离跑一跑，不过，我要等到你的信才走，望你接信后即给我回信。
你现在是否上班？创作假收获如何？很希望你一切方面都满意。因不知情况，原谅只写这么几句。等着你的信。
路遥
作为一名路遥研究者，读着路遥这三封罕见的书信，看着路遥熟悉的字迹，体会路遥叙述的内容，追思路遥创作的艰辛，回忆路遥早逝的生命，我的心情久久地无法平静，我的双眼久久地盛开着泪花……
四
收到杨老师发来的路遥三封书信照片之后，按理说我应该心满意足了。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却突然有些“得寸进尺”地想到一个问题：杨老师和路遥见过三次面，难道他们没有合影留念吗？于是，我又刨根问底地询问，而她在微信中回答了我的疑问：“仅有一张我接待路遥鲍昌的雨中合影，但是太难翻了。” 然而，为了满足我的需要，支持我的工作，杨老师还是费心费力地开始“翻箱倒柜”。结果，没想到，这一翻，虽然没有翻到照片，却十分意外地居然又翻出一封路遥的书信，正如她说的那样：
没翻到照片，竟又在一个大信封里翻到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讲如何坚持写《人生》的，很珍贵。
路遥的这封书信，写于1982年7月9日，钢笔书写，使用的稿纸是《延河》编辑部的稿纸：
胜利：
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反复看你的信，正是你激励我写完了这部作品。在写作过程中，感到苦不堪言的时候，感到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读你给我写的信，在那里边寻找最亲切的安慰。
胜利，你的信我不知还要看多少遍。你的每一次来信，我都小心地保存一段时间，直到看的快破的时候，才不舍地毁掉。你爱这部作品对我来说就完全满足了，其他人的评价我毫不感兴趣，我知道我的作品是怎样的作品。
现上影和潇湘制片厂以及两个省的电视台都要改编，而且都邀请我去，我自己是不愿“触电”的，我答应让上影厂搞（他们水平相对来说要好一些）。前两天接电报，《中篇小说选刊》要转载，而且一定要我写1500字的“创作谈”，真把人逼死了！我曾发誓自己不谈自己的作品！怎么办？现逼的很紧，每天一次长途电话，要我赶20号把稿寄到。另外，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好多无聊的人，不是要改电影，就是要改电视，感到非常痛苦，应付不了这个局面……
我七月份交接班，搬家（就在机关）。八月一个月去陕北写作（还不能在甘泉），九月份全国作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中青年作家会，十月份《收获》要在四川乐山办个疗养性质的写作会，我想参加。
你看来担子太重了（我知道编辑业务），你的能力足以应付，但我担心你会劳累过度的。因为思考、文字工作内在的艰苦我一清二楚，更何况编辑工作为别人做嫁衣裳，有时根本没有激情，没有激情的劳动是最折磨人的。至于创作，你只能根据条件量力而行，千万注意身体。希望你听我的话，一定保重。
代我亲亲你的小宝宝！
A7.9
杨老师在发来书信照片的同时还发来四张书影图片。其中，两张是路遥寄赠给她的签名小说《人生》的封面和扉页。路遥用钢笔在扉页上写下四个字：胜利留存。落款是：路遥一九八三年元月。而另外两张则是路遥当面赠送给她的签名小说《平凡的世界》全套三部的封面和第一卷的扉页。路遥用钢笔在第一卷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胜利惠存。落款是：路遥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二日于西安。
五
路遥写给杨胜利的“佚信”，距今的时间跨度已经长达近四十年。在时隔近四十年之后，能有缘发现路遥的“佚信”，而且多达四封，无论是对于我来说，还是对于路遥的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更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
据杨老师介绍，这四封路遥写给她的“佚信”从未向任何人披露过。
经过查阅最新出版的《路遥全集》之《剧本·诗歌·书信卷：人生》，我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路遥这四封写给杨胜利的书信属于被《路遥全集》遗漏的“佚信”。
为了详细了解路遥这四封“佚信”的来龙去脉，我对杨老师进行了独家采访，并聆听和感受了她披露的有关她和路遥之间的美好故事、美好友谊、美好情感：
我和路遥的交往，是一段非常纯洁的友谊。因为我推荐了他的作品在《山花》发表以后，他一直对我怀有一种感激的心情，觉得在精神上我给了他很大慰藉。比如在写《人生》的时候，他有一封信中提到写作的困惑和苦恼，甚至怀疑自已能否完成作品。他写不下去的时候，就看看我给他的信，因为在信中我极力地劝他坚持写下去，鼓励他完成了这个作品，他是非常感激的。
我和路遥实际上往来信件并不多，恐怕总共也就有十来封信吧。因为他总是东跑西跑的，不常在西安，我给他一封信要辗转很多地方，所以通信也不是很多。但是从他的每封信都看得出来，他把我当作了一个知音一个知己，他创作的苦恼和喜悦都愿意跟我分享……
此后大家各忙各的，也就没有再联系了。但是彼此却还是互相惦记着的。比如1984年他到贵州来，主要目的是参加电影《人生》的首映式。导演吴天明邀请他，还担心他拒绝，因为他从来不参加类似的活动。但是听说是到贵阳，便欣然答应了。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想来和我见见面。他说觉得和我通信一段时间，我究竟是个什么模样的人在他记忆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毕竟我们只有一面之交。所以，吴天明导演邀请他到贵州来，他就答应了。来了还参加了作协举办的作者座谈会。他很珍惜和贵州的缘份。记他刚来那天住在云岩宾馆，我和老尹、老文去看他，并邀请他为正在参加创作会议的作者们谈谈创作体会。他欣然答应，推掉了主办方电影公司组织的活动，腾出一天时间。次日上午，我陪同路遥和天津作协的鲍昌到花溪游览。刚到平桥，老天不作美，突然下起毛毛雨。驾驶员小郭说下雨了不如回去吧。不料路遥说没关系，我喜欢下雨，喜欢闻下雨时候空气的味道，我们那边常年干旱盼雨，下雨是喜庆的事。于是大家继续在雨中行走，撑着一把在车后备箱翻出的旧雨伞在雨中合影。下午我在编辑部处理发稿费寄刊物事宜忙得不亦乐乎，错过了唯一一次聆听路遥谈创作的机会。
第三次见面是1992年5月初，中国作协在延安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的活动，我在西安见到他。他是在代表名单上看到有我的名字，专程到宾馆来见我的。在短暂的交谈中，他谈到写《平凡的世界》的那些艰辛的过程，隐姓埋名到矿井，真实体验矿工生活的那些经历。交谈中我感到他的情绪很低落，状态不好，隐约觉得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当我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时，他说自己心力交瘁、身体垮得厉害，出门过人行道都惶恐不安，不想在城市待着，只想到家乡去买块地种苹果。
后来看其他人写的文章才知道，当时他正被家事困扰。那段时间，也是肝病发作的时候。临走时，我们握手作别，互道珍重。回顾交往，我们仅见过三次面有三次握手，第一次在西安，第二次在贵阳，第三次在西安。恰似一个“闭环”，从起点至终点都是西安。三次握手，贯穿了我和他的友谊。回顾这段友谊，我觉得是非常美好，非常纯粹的。我内心其实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它是我心底珍藏的回忆。
路遥去世的消息，我是在报上看到的。1992年11月，离休后定居昆明的父母双双生病住院，我到昆明去照顾父母，成天跑医院，外界信息不灵。有一天我去医院看望爸爸，顺便带上当天报纸拿去给他看。在医院里，我们各拿一张报纸阅读，我手头是一张《人民日报》。突然看到报上的讣告，震惊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五月份才见到他，倾听他诉说写《平凡的世界》的种种艰辛，怎么才几个月的工夫人就不在了？我不由大喊：怎么可能？我爸爸问怎么回事，我忙拿报纸给他看，把我和他交往的故事告诉了爸爸。记得我爸爸当时很感慨很理解，说你们这段友谊很珍贵，路遥这个人很优秀，要记住他。
结 语
写到这里，我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就要结束了。
然而，品读着路遥写给杨胜利的四封“佚信”的内容，回味着他们这一段人间珍罕的友情，我突然强烈地产生了好奇心：作为路遥小说的责编，作为路遥文学的知音，作为路遥人生的好友，作为路遥心中的知己，杨老师年轻时候的模样究竟如何呢？
在中国作家协会官网介绍会员的栏目上，杨老师青年时代的一张素颜照片映入我的眼帘，令我颇感惊艳：出身高干家庭的她，出生書香门第的她，当过舞蹈演员的她，当过编辑作家的她，照片上的形象、容貌、气质、神情，完全可以用美丽、端庄、知性、优雅来形容。
凝视着杨老师的照片，再重新拜读路遥写给她的信，我顿时沉浸于两个人之间因为相似的经历、彼此的了解而建立起来的互相认知、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珍惜的友情中，一种深深的感动由信而生，一种深深的敬重由心而生……
（在此文的写作过程中，杨胜利老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向杨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