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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独有的本土智慧，中国光伏太阳能企业几乎在全球“环保2.0”时代，成为了环保与商业化完美结合的典范。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生生剥去了美丽的面纱：这个一手由国际投机资本托起、笼罩着高科技光环的产业，面对华尔街的转身离去，暴露出了它那被一再催生而岌岌可危的脆弱根基——过度依赖国际资本和市场，核心技术缺乏，来自政府的扶植路线不清晰
于是，2009年，围绕着振兴和发展国内光伏太阳能产业——这个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遥远的梦想，被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企业、政府以及商业资本等各方利益攸关者参与了这场盛大的赌局：企业在赌成本降低，地方政府赌企业未来的赢利谁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还是满盘皆输？我们都有一个“硅梦”，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走得太急？
散射的光伏
太阳能产业近来不断被政策的阳光普照，然而在中国，对于可再生能源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回答好：即光伏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定位是什么？不同的回答会给产业带来不同的发展方向
三缕阳光
2009年3月底，中国财政部连续发布的三个文件，牵动了所有关注太阳能产业的人们的神经。
3月26日，财政部在网站上发布《关于就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和《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两个文件，提出财政部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推出“太阳能屋顶计划”，对符合条件的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给予最高20元/瓦的补贴。紧接着，3月31日，财政部又发文详细解读了关于“支持加快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政策细节。
一石激起千层浪。根据彭博社3月26日当天的报道，补贴计划激励了中国太阳能类股在纽约股市的飙涨。其中中国光伏产业龙头企业无锡尚德的美国存托凭证（ADR）上涨了44%，报11.29美元，改写了2005年上市以来单日最大涨幅。与此同时，纽约美隆银行亚洲ADR指数当日涨幅最大的前8名个股均属于太阳能类股票，其中英利涨45%，晶澳上涨42%。
巴克莱资本分析师Vishal Shal在其报告中指出，2009年中国太阳能的需求可以因为该鼓励政策的出台而增至58兆瓦（即5800万瓦，1兆瓦=100万瓦或1000千瓦），2012年更可能达到230兆瓦的水平。Vishal Shal此前在雷曼兄弟担任分析师时，不仅帮助雷曼兄弟赢得了位于河北的光伏企业——晶澳太阳能的可转债发行承销权，还曾多次准确预测了国内大部分太阳能电池生产厂家的成本和利润空间。
相较国际资本市场的热情，国内市场则反映不一。“国内光伏应用的春天已经到来了。”浙江太阳谷能源应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章宝阳对《商务周刊》总结说。在他看来，20元/瓦的补贴力度前所未有，这必将大大降低光伏发电成本，有助于太阳能光伏利用技术的推广。
随之而来的，是根据财政部的《意见》，各地方政府积极踊跃的项目申报。“此政策一经披露，地方政府像炸开了锅一样，”据知情人士对《商务周刊》透露，“有些地方连夜开会，商讨项目申报方案。”财政部《意见》规定，各省级财政、建设部门需在4月30日和8月30日两个日期前将申请补助资金的项目材料上报，“谁抓得早，抓得好，谁就能抢占先机”。由于地方积极性高涨“关不上门”，第一轮的截止日期已被推迟到5月15日。据了解，仅江苏一个省，就上报了总额为400兆瓦的项目。巧合的是，在《意见》出台同一天，江苏省召开工业大会，作为光伏大省，江苏省提出了针对太阳能、风能产业发展和装备配套的2009—2011年的三年规划，确定了全省三年内26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财政补贴政策。
然而，积极申报项目的同时，更多的企业和专家认为此次针对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新政”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在肯定“新政”利好市场的同时，投资了两个太阳能电池项目的孚日股份在“新政”出台后的公司公告中表示，鉴于“太阳能屋顶”计划的财政补助主要针对城市光电建筑一体化应用，以及农村和偏远地区建筑光电利用，并非针对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能否取得财政补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保定的英利集团有限公司里，首席战略官马学禄则持同样的保守态度，他对《商务周刊》说：“《意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仅靠这一补贴政策振兴光伏产业，显然不现实。”
国内光伏企业对“新政”持观望态度，还在于直到目前，有关此次补贴政策的资金额度尚未披露。有业内人士对《商务周刊》透露，财政部、建设部与发改委仍在就资金额度开会商榷，具体数字出台尚需时日。平安证券分析师王凡也分析说，根据2009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今年国家用于可再生能源的支出预算约为4亿元，就是这4亿元全部用于“太阳能屋顶”计划，总计也只能补贴到20兆瓦的光电项目。如果按照目前生产1兆瓦太阳能光电池需要8吨的多晶硅来计算，“新政”所能拉动的多晶硅需求最多为160吨。
这实在是僧多粥少。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国，在全世界前十大光伏电池生产商里中国光伏企业占据了四席。2008年中国生产的光伏电池估计在3000兆瓦－4000兆瓦之间，占全球的一半还多。这些电池中的绝大部分销往欧洲，少量销往美国，国内市场消费的比例很小。而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外市场的萎缩和多晶硅料价格暴跌，中国光伏产业全面亏损。那些过去两年纷纷加大投资多晶硅上游生产的太阳能企业如今面临两难的境地：多晶硅产能过剩的同时，国外市场低迷。
因此，此次财政部出台的太阳能“新政”能否拉动内需，启动国内市场，是目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内光伏企业心中存有的最大问号。
“意外”背后
对于很多业内人士和分析家来说，更多的问号则是针对《意见》推出本身。“财政部此次出台补贴政策，我们很意外。”长城证券分析师周涛这样告诉《商务周刊》。此前，太阳能光伏市场已经接连收到积极的讯号。3月1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参观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科技博览会时，表示要“着力加强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研发和推广”；3月23日，作为国内首个光伏发电特许招标项目，“甘肃敦煌10兆瓦并网太阳能发电场的发电示范工程特许权项目”开始公开国际招标。周涛告诉记者说，自己当时的预测是，“国家即将出台有关并网规划和光伏长期规划大幅上调的政策”。然而，令他意外的是，财政部和建设部的“太阳屋顶计划”会先行出炉。
事实上，自2007年，财政部和建设部启动了一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资金”，在2007年12月颁布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指出，这笔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资金，将主要用于“与建筑一体化的太阳能供应生活热水、供热制冷、光电转换、照明等重点项目”，也就是说主要针对光热产业进行扶持。参与了多次有关《意见》实施细则讨论会议的中科院电工所许洪华副所长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 3月份《意见》的出台，“应被看作是财政部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一个延续”。
然而，虽同为太阳能利用，光热和光伏发电却是两个发展现状差别很大的产业。《意见》出台之前，相关的主流光伏企业和光伏专家并未受邀参与讨论，与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新规的发改委也缺乏必要的沟通。知情人士指出，《意见》和《暂行办法》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之前财政部对于光热项目补助的经验”，因此，“‘太阳能屋顶计划’在实施细则上略显粗糙，以及某种程度上缺乏可操作性，也是可以想见的”。
除却上述有关补贴资金的具体数额尚未确定之外，许洪华指出了“太阳能屋顶计划”在实施上存在的一些漏洞，包括：补助资金申请项目必须首先获得项目立项审批文件，这个立项的审批谁来负责，“计划”并没有明确指出；申请单位还需“落实上网电价分摊政策”，在许洪华看来，上网电价的分摊可以在地方政府内部消化，但后者更希望这笔资金的分摊纳入到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专项资金中，这样一来，当地发改委制定上网电价，还要参照国家发改委的标准，发改委的并网规划迟迟没有落实，这无疑是“计划”具体实施的一个现实障碍。另外，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还指出，在该项补贴政策中，财政部对整个项目的申报程序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表述，给予企业申报项目的时间如此之短，也十分不合理。
面对“计划”的种种限制，一些企业更多地选择了观望。最早建设了国内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示范”大厦———河北保定电谷锦江国际酒店的英利国际，仅仅上报了1.5兆瓦的电谷广场和几所学校的玻璃幕墙安装项目。显然，英利并没有对这次财政补贴政策寄予厚望。“财政部此次出台政策的补贴对象很明确，就是政府主导的学校、医院以及政府大楼。”长城证券分析师周涛坦言，“光伏企业主导的项目基本是被排除在此次补贴政策之外的。”
“体制决定了在新能源发展上存在决策分散的问题。”英利集团首席战略官马学禄对《商务周刊》说，“各个部委就不同的补贴出台政策，初衷是很好的，但细节考虑不周只会影响发展的效率。”无独有偶，在中国美国商会4月初发布的《2009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有关中国的可再生能源部分也特别提到，“时至今日，国家能源局与国家发改委之间的职责权利划分还没有明确界定。”部委之间权力划分细节不清，也是造成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缺乏统一和持续性的原因所在。
许洪华说：“如果财政、建设二部和发改委明确分工的同时，在可再生能源相关政策制定上联合起来，政策出台的效果或许会更有成效。”
模糊的“路线图”
许洪华所在的中国科学院，也于3月启动了“太阳能行动计划”。中科院计划系统地从基础研究到关键技术到产业支撑做应用及人才培养，建立起科技支撑体系。“在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对太阳能产业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的技术队伍，中科院希望该计划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作为“太阳能行动计划”最早的起草人，许洪华也坦言，“建立一个太阳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体系，这不是科学院一家可以支撑起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体系。”
从国外不同阶段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战略来看，资本市场、政府政策、产业发展、技术进步，这些环节唯有紧密相连，才可能构成一个长期持续性的发展战略。因此，虽然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对清洁能源的支持力度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很明确：几乎所有国家的支持政策都是长期战略规划。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对新能源产业的极大关注，经济振兴计划中对新能源做出了极大倾斜，包括未来十年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的研究，并为相关公司提供税务优惠；发展清洁能源，大幅减少对中东和委内瑞拉石油的依赖；计划到2012年，美国发电量的10%来自可再生能源等。事实上，早在1997年6月，美国就已经提出了“百万太阳能屋顶计划”，计划到2010年在100万个屋顶或建筑物其他可能的部位安装太阳能系统，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和太阳能空气集热系统。此外，太阳能利用领域保持领先的德国，在欧洲百万屋顶计划的框架下，于1998年10月提出了自己的行动规划——6年内安装10万套太阳能屋顶系统，总容量在300兆瓦—500兆瓦，每个屋顶约3千瓦—5千瓦。
在许洪华看来，中国对于可再生能源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回答好：如何给光伏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定位？“到底是主导能源，还是可替代能源？不同的回答会给产业带来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思路。”他感慨到，“只有当定位清晰后，才可以决定是否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一旦要建立，这就是一个长期的事业，是一个包括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的一整套体系。”
可以说，可再生能源主导部门的权责不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政府主导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和实施路线图不明晰的一个反映。早在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些重大法律制度，如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制度等，但据马学禄介绍，“我们国家自《可再生能源法》出台之后，除了风能之外，基本上没有对其他可再生能源建立相关的制度和实施细则”。
在政策的指导下，风能过去几年的飞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2008年，中国风能项目的装机总量已经超过了6000兆瓦，2007年，这一数字是3600兆瓦，而在2006年则仅为1300兆瓦，发展的速度近乎每年翻一番。根据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中国的风电装机到2010年要达到4000兆瓦，2015年1万兆瓦，2020年2万兆瓦，届时风电装机占全国电力装机的2%。现在看来，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初的规划。
光伏太阳能缺少的正是类似风电的发展路线图。马学禄告诉《商务周刊》：“包括对光伏太阳能的上网电价、补贴方式以及相关标准的制定，都需要在政府指导下逐步建立。”他认为，一旦相关政策出台，“光伏太阳能必将获得与风能一样的发展速度”。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看来，发展光伏太阳能的时机和出台相关鼓励细则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对《商务周刊》分析，《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实施后，相对于水电、风电等新能源的各相关法规相继出台，光伏太阳能迟迟未能获得有操作意义的鼓励政策，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是国内大量上马的多晶硅和光伏电池产业并非为我国所用，而是大量出口国外；与此同时，太阳能光伏利用的高成本也使得国内在规模化利用方面比较谨慎”。
因此，面对国外市场萎缩的不利局面，“如何将光电应用留在国内”，通过扩大内需拯救此前数年过度提升产能的光伏企业，应该成为政府制定光伏产业发展激励政策的主导思想。
2008年，在发改委制定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首次将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列为2010—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领域，并表示“国家对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给予极大支持”；今年新近出台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中，“出台鼓励光伏发电扶持政策，启动国内光伏发电市场，开展光伏并网发电应用示范”，也被明确提了出来。
在很多企业和业内分析师看来，相比较财政部的示范性补贴，大规模推广并网光伏电站，才是真正启动国内市场的关键所在。目前备受业内关注的甘肃敦煌10兆瓦并网光伏发电场特许权项目的公开招标，就是国内目前最大的光伏发电项目。许洪华认为该项目的意义十分重大，“该项目最终夺标的上网电价不仅将成为国内后续并网光伏电站的基准价，同时也是发改委能源局出台光伏发电补贴政策以及国家大规模推广并网光伏发电的重要依据”。
据记者了解，有18个联合体或独立竞标者参与角逐的敦煌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首轮竞标已经结束。由国投电力和英利控股组成的联合体开出了0.69元/度的竞标价，打破了光伏发电项目竞标价格的最低纪录。据参与招标技术项目评审的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副所长赵海翔透露，投标企业给出的最高价是1.92元/度，平均都在1.3—1.4元/度之间，只有国投电力与英利控股联合体低于1元/度。马学禄对英利和国投电力联合体最终能否中标态度谨慎，“按照标书的指引，我们的价格中标应该毫无悬念，但目前因为0.69元的价格遭到的非议比较多，为能否中标增加了更多的变数”。
尽管尚未尘埃落定，敦煌项目已经带动了一批大型并网光伏电站招标的启动。据韩文科介绍，目前国家即将开始西藏阿里狮泉河10兆瓦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包括南京、昆明等城市均将大型光伏电站建设方案上报国家发改委。
韩文科表示，发改委有关并网补贴和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正在讨论制定中，他透露，“太阳能光伏的装机总容量发展目标有望从去年制定的2020年达到1600兆瓦提高到2万兆瓦”。这一消息一经传出，应该能够让如今那些如临深渊的光伏企业看到一线曙光。
于是，2009年，围绕着振兴和发展国内光伏太阳能产业——这个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遥远的梦想，被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企业、政府以及商业资本等各方利益攸关者参与了这场盛大的赌局：企业在赌成本降低，地方政府赌企业未来的赢利谁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还是满盘皆输？我们都有一个“硅梦”，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走得太急？
散射的光伏
太阳能产业近来不断被政策的阳光普照，然而在中国，对于可再生能源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回答好：即光伏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定位是什么？不同的回答会给产业带来不同的发展方向
三缕阳光
2009年3月底，中国财政部连续发布的三个文件，牵动了所有关注太阳能产业的人们的神经。
3月26日，财政部在网站上发布《关于就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和《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两个文件，提出财政部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推出“太阳能屋顶计划”，对符合条件的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给予最高20元/瓦的补贴。紧接着，3月31日，财政部又发文详细解读了关于“支持加快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政策细节。
一石激起千层浪。根据彭博社3月26日当天的报道，补贴计划激励了中国太阳能类股在纽约股市的飙涨。其中中国光伏产业龙头企业无锡尚德的美国存托凭证（ADR）上涨了44%，报11.29美元，改写了2005年上市以来单日最大涨幅。与此同时，纽约美隆银行亚洲ADR指数当日涨幅最大的前8名个股均属于太阳能类股票，其中英利涨45%，晶澳上涨42%。
巴克莱资本分析师Vishal Shal在其报告中指出，2009年中国太阳能的需求可以因为该鼓励政策的出台而增至58兆瓦（即5800万瓦，1兆瓦=100万瓦或1000千瓦），2012年更可能达到230兆瓦的水平。Vishal Shal此前在雷曼兄弟担任分析师时，不仅帮助雷曼兄弟赢得了位于河北的光伏企业——晶澳太阳能的可转债发行承销权，还曾多次准确预测了国内大部分太阳能电池生产厂家的成本和利润空间。
相较国际资本市场的热情，国内市场则反映不一。“国内光伏应用的春天已经到来了。”浙江太阳谷能源应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章宝阳对《商务周刊》总结说。在他看来，20元/瓦的补贴力度前所未有，这必将大大降低光伏发电成本，有助于太阳能光伏利用技术的推广。
随之而来的，是根据财政部的《意见》，各地方政府积极踊跃的项目申报。“此政策一经披露，地方政府像炸开了锅一样，”据知情人士对《商务周刊》透露，“有些地方连夜开会，商讨项目申报方案。”财政部《意见》规定，各省级财政、建设部门需在4月30日和8月30日两个日期前将申请补助资金的项目材料上报，“谁抓得早，抓得好，谁就能抢占先机”。由于地方积极性高涨“关不上门”，第一轮的截止日期已被推迟到5月15日。据了解，仅江苏一个省，就上报了总额为400兆瓦的项目。巧合的是，在《意见》出台同一天，江苏省召开工业大会，作为光伏大省，江苏省提出了针对太阳能、风能产业发展和装备配套的2009—2011年的三年规划，确定了全省三年内26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财政补贴政策。
然而，积极申报项目的同时，更多的企业和专家认为此次针对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新政”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在肯定“新政”利好市场的同时，投资了两个太阳能电池项目的孚日股份在“新政”出台后的公司公告中表示，鉴于“太阳能屋顶”计划的财政补助主要针对城市光电建筑一体化应用，以及农村和偏远地区建筑光电利用，并非针对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能否取得财政补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保定的英利集团有限公司里，首席战略官马学禄则持同样的保守态度，他对《商务周刊》说：“《意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仅靠这一补贴政策振兴光伏产业，显然不现实。”
国内光伏企业对“新政”持观望态度，还在于直到目前，有关此次补贴政策的资金额度尚未披露。有业内人士对《商务周刊》透露，财政部、建设部与发改委仍在就资金额度开会商榷，具体数字出台尚需时日。平安证券分析师王凡也分析说，根据2009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今年国家用于可再生能源的支出预算约为4亿元，就是这4亿元全部用于“太阳能屋顶”计划，总计也只能补贴到20兆瓦的光电项目。如果按照目前生产1兆瓦太阳能光电池需要8吨的多晶硅来计算，“新政”所能拉动的多晶硅需求最多为160吨。
这实在是僧多粥少。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国，在全世界前十大光伏电池生产商里中国光伏企业占据了四席。2008年中国生产的光伏电池估计在3000兆瓦－4000兆瓦之间，占全球的一半还多。这些电池中的绝大部分销往欧洲，少量销往美国，国内市场消费的比例很小。而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外市场的萎缩和多晶硅料价格暴跌，中国光伏产业全面亏损。那些过去两年纷纷加大投资多晶硅上游生产的太阳能企业如今面临两难的境地：多晶硅产能过剩的同时，国外市场低迷。
因此，此次财政部出台的太阳能“新政”能否拉动内需，启动国内市场，是目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内光伏企业心中存有的最大问号。
“意外”背后
对于很多业内人士和分析家来说，更多的问号则是针对《意见》推出本身。“财政部此次出台补贴政策，我们很意外。”长城证券分析师周涛这样告诉《商务周刊》。此前，太阳能光伏市场已经接连收到积极的讯号。3月1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参观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科技博览会时，表示要“着力加强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研发和推广”；3月23日，作为国内首个光伏发电特许招标项目，“甘肃敦煌10兆瓦并网太阳能发电场的发电示范工程特许权项目”开始公开国际招标。周涛告诉记者说，自己当时的预测是，“国家即将出台有关并网规划和光伏长期规划大幅上调的政策”。然而，令他意外的是，财政部和建设部的“太阳屋顶计划”会先行出炉。
事实上，自2007年，财政部和建设部启动了一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资金”，在2007年12月颁布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指出，这笔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资金，将主要用于“与建筑一体化的太阳能供应生活热水、供热制冷、光电转换、照明等重点项目”，也就是说主要针对光热产业进行扶持。参与了多次有关《意见》实施细则讨论会议的中科院电工所许洪华副所长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 3月份《意见》的出台，“应被看作是财政部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一个延续”。
然而，虽同为太阳能利用，光热和光伏发电却是两个发展现状差别很大的产业。《意见》出台之前，相关的主流光伏企业和光伏专家并未受邀参与讨论，与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新规的发改委也缺乏必要的沟通。知情人士指出，《意见》和《暂行办法》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之前财政部对于光热项目补助的经验”，因此，“‘太阳能屋顶计划’在实施细则上略显粗糙，以及某种程度上缺乏可操作性，也是可以想见的”。
除却上述有关补贴资金的具体数额尚未确定之外，许洪华指出了“太阳能屋顶计划”在实施上存在的一些漏洞，包括：补助资金申请项目必须首先获得项目立项审批文件，这个立项的审批谁来负责，“计划”并没有明确指出；申请单位还需“落实上网电价分摊政策”，在许洪华看来，上网电价的分摊可以在地方政府内部消化，但后者更希望这笔资金的分摊纳入到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专项资金中，这样一来，当地发改委制定上网电价，还要参照国家发改委的标准，发改委的并网规划迟迟没有落实，这无疑是“计划”具体实施的一个现实障碍。另外，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还指出，在该项补贴政策中，财政部对整个项目的申报程序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表述，给予企业申报项目的时间如此之短，也十分不合理。
面对“计划”的种种限制，一些企业更多地选择了观望。最早建设了国内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示范”大厦———河北保定电谷锦江国际酒店的英利国际，仅仅上报了1.5兆瓦的电谷广场和几所学校的玻璃幕墙安装项目。显然，英利并没有对这次财政补贴政策寄予厚望。“财政部此次出台政策的补贴对象很明确，就是政府主导的学校、医院以及政府大楼。”长城证券分析师周涛坦言，“光伏企业主导的项目基本是被排除在此次补贴政策之外的。”
“体制决定了在新能源发展上存在决策分散的问题。”英利集团首席战略官马学禄对《商务周刊》说，“各个部委就不同的补贴出台政策，初衷是很好的，但细节考虑不周只会影响发展的效率。”无独有偶，在中国美国商会4月初发布的《2009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有关中国的可再生能源部分也特别提到，“时至今日，国家能源局与国家发改委之间的职责权利划分还没有明确界定。”部委之间权力划分细节不清，也是造成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缺乏统一和持续性的原因所在。
许洪华说：“如果财政、建设二部和发改委明确分工的同时，在可再生能源相关政策制定上联合起来，政策出台的效果或许会更有成效。”
模糊的“路线图”
许洪华所在的中国科学院，也于3月启动了“太阳能行动计划”。中科院计划系统地从基础研究到关键技术到产业支撑做应用及人才培养，建立起科技支撑体系。“在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对太阳能产业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的技术队伍，中科院希望该计划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作为“太阳能行动计划”最早的起草人，许洪华也坦言，“建立一个太阳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体系，这不是科学院一家可以支撑起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体系。”
从国外不同阶段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战略来看，资本市场、政府政策、产业发展、技术进步，这些环节唯有紧密相连，才可能构成一个长期持续性的发展战略。因此，虽然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对清洁能源的支持力度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很明确：几乎所有国家的支持政策都是长期战略规划。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对新能源产业的极大关注，经济振兴计划中对新能源做出了极大倾斜，包括未来十年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的研究，并为相关公司提供税务优惠；发展清洁能源，大幅减少对中东和委内瑞拉石油的依赖；计划到2012年，美国发电量的10%来自可再生能源等。事实上，早在1997年6月，美国就已经提出了“百万太阳能屋顶计划”，计划到2010年在100万个屋顶或建筑物其他可能的部位安装太阳能系统，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和太阳能空气集热系统。此外，太阳能利用领域保持领先的德国，在欧洲百万屋顶计划的框架下，于1998年10月提出了自己的行动规划——6年内安装10万套太阳能屋顶系统，总容量在300兆瓦—500兆瓦，每个屋顶约3千瓦—5千瓦。
在许洪华看来，中国对于可再生能源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回答好：如何给光伏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定位？“到底是主导能源，还是可替代能源？不同的回答会给产业带来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思路。”他感慨到，“只有当定位清晰后，才可以决定是否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一旦要建立，这就是一个长期的事业，是一个包括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的一整套体系。”
可以说，可再生能源主导部门的权责不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政府主导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和实施路线图不明晰的一个反映。早在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些重大法律制度，如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制度等，但据马学禄介绍，“我们国家自《可再生能源法》出台之后，除了风能之外，基本上没有对其他可再生能源建立相关的制度和实施细则”。
在政策的指导下，风能过去几年的飞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2008年，中国风能项目的装机总量已经超过了6000兆瓦，2007年，这一数字是3600兆瓦，而在2006年则仅为1300兆瓦，发展的速度近乎每年翻一番。根据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中国的风电装机到2010年要达到4000兆瓦，2015年1万兆瓦，2020年2万兆瓦，届时风电装机占全国电力装机的2%。现在看来，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初的规划。
光伏太阳能缺少的正是类似风电的发展路线图。马学禄告诉《商务周刊》：“包括对光伏太阳能的上网电价、补贴方式以及相关标准的制定，都需要在政府指导下逐步建立。”他认为，一旦相关政策出台，“光伏太阳能必将获得与风能一样的发展速度”。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看来，发展光伏太阳能的时机和出台相关鼓励细则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对《商务周刊》分析，《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实施后，相对于水电、风电等新能源的各相关法规相继出台，光伏太阳能迟迟未能获得有操作意义的鼓励政策，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是国内大量上马的多晶硅和光伏电池产业并非为我国所用，而是大量出口国外；与此同时，太阳能光伏利用的高成本也使得国内在规模化利用方面比较谨慎”。
因此，面对国外市场萎缩的不利局面，“如何将光电应用留在国内”，通过扩大内需拯救此前数年过度提升产能的光伏企业，应该成为政府制定光伏产业发展激励政策的主导思想。
2008年，在发改委制定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首次将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列为2010—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领域，并表示“国家对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给予极大支持”；今年新近出台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中，“出台鼓励光伏发电扶持政策，启动国内光伏发电市场，开展光伏并网发电应用示范”，也被明确提了出来。
在很多企业和业内分析师看来，相比较财政部的示范性补贴，大规模推广并网光伏电站，才是真正启动国内市场的关键所在。目前备受业内关注的甘肃敦煌10兆瓦并网光伏发电场特许权项目的公开招标，就是国内目前最大的光伏发电项目。许洪华认为该项目的意义十分重大，“该项目最终夺标的上网电价不仅将成为国内后续并网光伏电站的基准价，同时也是发改委能源局出台光伏发电补贴政策以及国家大规模推广并网光伏发电的重要依据”。
据记者了解，有18个联合体或独立竞标者参与角逐的敦煌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首轮竞标已经结束。由国投电力和英利控股组成的联合体开出了0.69元/度的竞标价，打破了光伏发电项目竞标价格的最低纪录。据参与招标技术项目评审的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副所长赵海翔透露，投标企业给出的最高价是1.92元/度，平均都在1.3—1.4元/度之间，只有国投电力与英利控股联合体低于1元/度。马学禄对英利和国投电力联合体最终能否中标态度谨慎，“按照标书的指引，我们的价格中标应该毫无悬念，但目前因为0.69元的价格遭到的非议比较多，为能否中标增加了更多的变数”。
尽管尚未尘埃落定，敦煌项目已经带动了一批大型并网光伏电站招标的启动。据韩文科介绍，目前国家即将开始西藏阿里狮泉河10兆瓦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包括南京、昆明等城市均将大型光伏电站建设方案上报国家发改委。
韩文科表示，发改委有关并网补贴和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正在讨论制定中，他透露，“太阳能光伏的装机总容量发展目标有望从去年制定的2020年达到1600兆瓦提高到2万兆瓦”。这一消息一经传出，应该能够让如今那些如临深渊的光伏企业看到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