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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形势下，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遭遇质疑。当前对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存在“普通高中教育替代论”“中等职业教育不经济论”“中等职业教育社会需求递减论”等质疑，这些质疑存在观点偏颇和理据不足等问题。新形势下，应以内涵建设为重点，继续大力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
关键词 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替代论；中等职业教育不经济论；中等职业教育社会要求递减论
中图分类号 G71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21-0034-06
对发展中国家是否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国际上长期存在争议[1]。改革开放之初的20余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历了一个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急剧萎缩，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质疑声也由此泛起。2006年后，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中等职业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形势的变化，我国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着学校撤并、生源减少、招生困难等难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也因此再次遭受质疑。
新形势下，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还应继续大力发展吗？这是一个需要回应的质疑。为此，本文在简要陈述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新形势的基础上，重点对三种代表性的质疑进行分析。
一、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形势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如下三个方面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中国制造2025”启动实施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2]。制造业一直是我国战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为了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出路，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快重构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如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欧盟的《欧盟2020战略》、英国的《英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主要策略和行动计划》、德国的“工业4.0实施建议”、日本的“产业投资成果计划”等。在全球产业格局大调整、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面临巨大调整。为建设制造业强国，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2025”的标志性特征是以创新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深度融合为主线的“智能制造”，对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需求，这对教育尤其是以中、初级技能人才培养为目标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二）高中阶段教育开始全面普及
为满足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对进一步整体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需要，党和政府在实现“普九”教育发展目标之后，提出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政策目标。
1998年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在全面实现“两基”目标的基础上，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1999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01年制定的“十五规划”，都再次强调“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2006年的《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发展高中阶段教育事业……适应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后人民群众对高中阶段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缓解初中升学压力”；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指出了高中階段教育的重要意义之后，指明了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政策目标：“到2020 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需求”；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教育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视之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为实现新的发展理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7年4月6日，教育部公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再次重申了“到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政策要求。
由于中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发展中的弱势地位和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消极影响，在“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政策背景下，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形势更加严峻。
（三）中等职业教育规模逐年萎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多项职业教育政策，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障碍，建立了庞大的中等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15年，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1万多所，在校生1800余万人[3]，中等职业教育几乎占据高中阶段教育的“半壁江山”。不过，自2011年起，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呈弱化趋势，学校数、在校生数与招生数逐年减少，且降幅逐年加大。据统计，2010-2014年，中等职业学校数分别为1.39、1.31、1.27、1.23、1.19万所，普通高中学校数分别为1.41、1.37、1.35、1.30、1.33万所；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分别为870.42、812.87、754.13、674.80、628.85万人，普通高中招生数分别为836.24、850.61、844.61、822.70、796.47万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与普通高中在校生数占比分别为47.9∶51.9、47.1∶52.4、46.4∶53.6、44.0∶55.7、42.1∶57.9[4]。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一增一减”态势明显，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正逐年大幅萎缩，这不免会引发部分人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质疑。
二、对新形势下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质疑的分析
新形势下，进入发展十字路口的我国中等职业教育遭受了种种质疑。综观已有研究，本文归结出三种有代表性的质疑，并一一加以分析。 （一）对“普通高中教育替代论”的分析
“普通高中教育替代论”是对主张以普通高中教育代替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观点的总称。其主要“理据”有：（1）中等职业教育是社会底层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并不能促进底层阶层向上流动，是社会不公平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因此，应以普通高中教育代替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例如，周潇通过一项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中等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短程流动，但未能使农二代跃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因此职业教育并非促进农二代社会流动的有效渠道，而是扮演了阶级再生产的角色[5]。尽管研究者并没有因此直接否定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但类似的研究结论，在一些质疑论者眼里却是一个否定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有力证据”。（2）目前中等职业教育并没有真正改变“二流教育”地位。以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目的的“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规定，剥夺了家长和受教育者的教育自由选择权，加剧了农村学生及城乡学生普职入学机会的不平等[6]，是教育不公平的典型体现。因此，从保障教育公平出发，应暂缓执行，甚至废止这一政策规定[7]，以普通高中教育代替中等职业学校教育。（3）要实现国家提出的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政策目标，现实的途径是大力发展普通高中阶段教育。因为普通高中教育的办学成本低，而且民众更容易接受；经济落后地区是实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政策的主要地区，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了，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然而这些地区恰恰因为经济落后，既不具备发展职业教育所需要的财力，也不具备发展职业教育所需要的产业基础[8]。
本文认为“普通高中教育替代论”的“理据”不足。（1）教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阶级再生产的功能。但是，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等职业教育是社会底层阶层再生产的工具”。例如，丁小浩、李莹利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调查数据《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从社会分层、待业时间以及就业质量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城镇的中等职业教育，结论是“虽然就读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自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弱势的家庭，但从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情况看，教育类型对于社会分层的作用并没有人们预计的那么严重”，“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很有可能是教育的层次而不是中等教育的类型在社会分层方面起了更主要的作用。”[9]（2）以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目的的“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规定，可能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就导致了教育不公平的结论。我们承认，“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规定，通过强制分流，让不少初中毕业生“情非得已”就读中等职业学校。不过，如果不对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做出“大体相当”的政策规定，其情形又会怎样呢？不难想象，多数学生家长不管其子女是否适合接受普通高中教育，多半会“用脚投票”，选择让其子女就读普通高中。这种看似“个人理性”的行为选择，其最终结果必然是“集体无理性”，不但会导致高中阶段教育结构严重失衡，而且也会造成不少学生因无法适应普通高中教育而成为“学业失败者”，甚至“无学可上”。从现实角度看，判断教育是否公平，恐怕“普及率”“有学上”比“学校类型”更有意义。因此，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并基于国情对普职比做出“大体相当”的政策规定，较之举办单一的普通高中教育，更具人性关怀，也更能促进教育公平。（3）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它不同于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产品生产和商业贸易，不能简单依据经济计算和商业法则否定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必要性。职业教育也是教育事业的构成主体，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应是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责任。再者，经济落后地区的“工业化4.0”或许刚刚起步，甚而还未起步，经济发展依旧是“工业化1.0”“工业化2.0”“工业化3.0”并存，必然对中初级技能人才存在较大的用工需求。因此，“经济落后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缺乏产业基础”，其实是个伪命题。
（二）对“中等职业教育不经济论”的分析
这种观点认为：从成本—收益計算的角度看，投资普通中等教育比投资中等职业教育更能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不应继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其论据支持主要来自国内外一些的实证研究。例如，在1993年的“Global Update”中，Psacharopoulos 对比了来自于24个国家的32项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学术）教育的个人或社会收益率，得出的结论是：“普通教育的收益率较职业教育高，如果考虑职业教育的单位成本，则结果更加显著，前者的总社会收益率为15.5%，而后者的仅为10.6%”[10]；杨（Yang J.，1998）以中国常州和石家庄两地38家企业为调查样本，考察了员工教育背景与受雇期间的表现以及员工收入的关系。研究发现，职业教育毕业生相比普通教育毕业生在受雇期间的表现没有明显的差别，也没有证据支持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收入高于普通毕业生，考虑到职业教育的高成本，他认为教育投入应更多关注普通中等教育而不是中等职业教育。魏万青以2010年珠三角、长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群体的中等职业教育收入回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等职业教育的收入回报率低于平均教育回报率，无论是在初次就业还是在职业发展时期，中等职业教育组的收入均低于普通高中组[11]。
“中等职业教育不经济论”看似论证有力，实则不然。因为，也有不少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例如，Bishop（1989）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接受职业教育对于增加就业机会及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均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后期的另外一些研究如Lewis，Hearn和Zilbert（1993）也肯定了职业教育的经济效率；魏立萍和肖利宏（2008）基于中国厦门数据的研究结论是：中等职业教育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持续时间比普通高中少4.4个月，其再就业机会是普通高中的3.29倍；周宏等利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08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别考察了东、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采用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对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两者互为因果关系，而且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明显[12] 。 为什么不同的实证研究会得出差异如此巨大、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呢？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方法存在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对职业教育经济效益的研究采用的方法是“用微观个体数据估计两种不同类型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并将之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而这种微观视角的方法通常存在因素抽取不全、样本选择偏差等方面的缺陷，因而无法得到科学的研究结论。
由此可见，“中等职业教育不经济论”难以令人信服，不能由此否定继续大力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合理性。
（三）对“中等职业教育社会需求递减论”的分析
这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智能化”生产将会导致经济发展对中初级技能人才需求量的急剧减少。由此，一些人对继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提出了质疑。其主要理由是：（1）“中国制造2025”重新定义了技术、生产与人的关系，提出将先进技术、自主性的劳动组织构架与人的智慧充分结合，及时为顾客提供个性化产品的发展方向。因此，要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心要向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转移。既然职业教育的重心要高移，发展低重心的中等职业教育还有什么必要呢？（2）目前，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是建立在初中教育的基础之上，学生的文化基础较差。高素质、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学生具有较好的文化教育基础，因此，职业教育应放在高中后进行，没有必要再保持庞大的中等职业教育规模。（3）“智能制造”的典型特征是“机器换人”。“机器换人”必然导致劳动就业市场的需求总量骤减和就业结构矛盾激化，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级技能人才、简单劳动力需求相应增多，而对中初级技能人才的需求则会不断减少。因此，无需继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与前两种质疑一样，“中等职业教育社会需求递减论”的论点、论据同样存在疏漏。（1）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心向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转移，并不必然导致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需求递减。工业化、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以及高新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这一点确凿无疑。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初中级技能型人才，但它是基础性的职业教育。如果没有作为基础性的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撑，如何能够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重心向“高端转移”？（2）不同于学术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并不否定深厚的普通教育基础有利于培养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个人的职业兴趣、早期的职业定向、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在职业生涯中的“做中学”，或许比普通的文化基础知识，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况且，高品质技术技能的培养，存在“关键年龄期”且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应是越早越好，而不是相反。迄今，也没有证据证明，放在高中后比在此之前业已开始的职业教育，更有利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3）如果现有的产业结构不变且没有新业态的出现，“机器换人”必然会导致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需求的绝对递减，但这种假设显然不合逻辑。其一，现有的产业结构不可能不变，服务型的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会不断扩大，这也是在“新工业革命”进程中产业优化调整的重要表征。智能化的机器人，受制于物理性，无论如何“聪明”，其使用空间必然受限，尤其是在人性化、差别化服务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比重的持续扩大，势必对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技术技能型人才有较大的用工需求。其二，随着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新业态必将不断涌现。这些不断涌现的新业态，既需要高级，也需要中初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和一般劳动者。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勒德分子”担心机器广泛使用会导致熟练工人普遍失业的情况，过去没有出现，估计“机器人时代”也不大可能普遍发生。因此，我们无需带着恐慌心理，过度解读“机器换人”对中等职业教育带来的威胁。“智能制造”是一个長期的新工业革命过程，即使全面的“机器换人”成为现实，也肯定不是在现在。在“新工业革命”进程中，那些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在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制定了“升级版”中等职业教育构想，并采取多种举措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13]。我国工业化程度较之西方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又有什么理由急急忙忙否定中等职业教育呢？
三、新形势下继续大力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现实意义
尽管职业教育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新形势下继续大力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依然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中等职业教育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力量
高中阶段教育既包括普通高中教育，也包括中等职业教育。“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把职业教育歪曲为歧视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教育，撤销了大量的技工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导致高中阶段教育结构的严重失衡。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深远历史影响的重要教育政策文件，其主要政策目标之一就是要“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单一发展普通高中阶段教育必然会导致中等教育的结构失衡，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汲取。
从国际视野看，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成功经验。研究表明：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积极推进高中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中等职业教育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14]。据统计，2016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87.5%[15]。我国高中阶段教育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条腿走路”，在办好普通高中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以史为鉴，作为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重要力量的中等职业教育，应继续大力发展。
（二）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几近占据高中阶段教育的“半壁江山”。正因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如此庞大，才较好地解决了不少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难题，避免了他们因“无学可上”而过早地流入社会。 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我国还逐步建立起了“广覆盖”的助学政策体系。2006年7月，财政部、教育部决定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中职教育进行资助，建立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据统计，仅2013年，中央财政就安排了中职国家资助政策补助资金110.1亿元，其中免学费补助资金93.7亿元、国家助学金16.4亿元，两项资金占中央财政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的42.4%。全国有87.9%的中职学生享受了免学费政策，40.2%的中职学生享受了国家助学金政策[16]。中等职业教育的政策资助体系的建立，不但保证了有意愿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有学上”，而且保障了他们能够“上得起”，有力地促进了教育公平。
（三）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新型农民教育培训、企业员工职业技能培训与提高的过程中，以中等职业学校、成人教育培训学校（机构）为主体的中等职业教育，广泛参与实施了系列职业教育培训工程（计划、项目），如“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绿色证书工程”“农业科技电波入户工程”“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工程”“阳光工程”“雨露计划”“星火职业技能远程培训项目”“特别职业培训计划”“春风行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等，并取得了积极的政策成效。统计表明：2004年以来，全国职工技术培训学校（机构）累计培训人数达1503万，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机构）培训的人数累计2.7亿，年培训规模达到4000万人以上[17]；10年来，年均培训进城农民工2000多万人，累计有4000多万农村新生劳动力在接受职业教育后进入城镇工作[18]。事实证明，中等职业教育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
（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具有区域性特征。以中等职业学校为主体的中等职业教育由地方举办。中等职业学校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设置相关专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例如，杭州第一技师学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项目学校，近年来，坚持服务区域经济不掉队，紧扣产业发展和职业岗位需求，把握杭州“1 6”产业体系总体布局，按照“做精区域特色专业、做大现代服务业专业、做强传统优势专业”的思路，优化专业设置，服务地方经济成效明显[19]；再如，河北承德县职教中心通过培养、培训服务外包人才，较好地支持了本地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20]；江苏溧阳天目湖中等专业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共建电梯专业，为本地电梯制造产业培养了大量人才[21]。中等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服务功能因校不同、因地而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此外，我国目前正在着力推进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也需要继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四、结论与启示
（一）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基本政策，应继续坚持这一政策不动摇。
（二）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但新形势下继续大力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就必须保持一定的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当前，“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规定，对保障中等职业教育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当然，“保持一定的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并不意味着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就此不变，理应随着形势发展，谨慎、科学地做出动态调整。
（四）当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转折期，既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也存在新的发展契机，必须形成共识、树立信心、锐意进取，努力开拓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五）对新形势下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质疑，也给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新启示。“大力发展”不是单纯追求中等职业学校数量的增加、在校生规模的扩张，而是要求中等职业教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改革办学模式、改善办学条件、优化专业结构、建立中高等教育“立交桥”、推进现代学徒制等举措，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办出“人民满意的中等职业教育”。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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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 Continue to Develop Energetically under New Circumstance？
—— A Question Has to Be Responded to
Zhang Shengjun， Zhang Jie
Abstract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ave witnessed the great change in economic society and the situation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rough analysis on "alternative theory of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theory of diminishing of social needs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etc，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exist some biases and the shortage of rationales in these queries. Therefore， under new circumstanc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energetically in China.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lternative theory of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diseconomy theor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diminishing theory of social needs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uthor Zhang Shengjun， professor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zhou 213001）； Zhang Jie， lecturer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关键词 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替代论；中等职业教育不经济论；中等职业教育社会要求递减论
中图分类号 G71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21-0034-06
对发展中国家是否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国际上长期存在争议[1]。改革开放之初的20余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历了一个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急剧萎缩，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质疑声也由此泛起。2006年后，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中等职业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形势的变化，我国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着学校撤并、生源减少、招生困难等难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也因此再次遭受质疑。
新形势下，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还应继续大力发展吗？这是一个需要回应的质疑。为此，本文在简要陈述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新形势的基础上，重点对三种代表性的质疑进行分析。
一、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形势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如下三个方面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中国制造2025”启动实施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2]。制造业一直是我国战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为了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出路，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快重构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如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欧盟的《欧盟2020战略》、英国的《英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主要策略和行动计划》、德国的“工业4.0实施建议”、日本的“产业投资成果计划”等。在全球产业格局大调整、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面临巨大调整。为建设制造业强国，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2025”的标志性特征是以创新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深度融合为主线的“智能制造”，对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需求，这对教育尤其是以中、初级技能人才培养为目标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二）高中阶段教育开始全面普及
为满足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对进一步整体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需要，党和政府在实现“普九”教育发展目标之后，提出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政策目标。
1998年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在全面实现“两基”目标的基础上，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1999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01年制定的“十五规划”，都再次强调“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2006年的《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发展高中阶段教育事业……适应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后人民群众对高中阶段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缓解初中升学压力”；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指出了高中階段教育的重要意义之后，指明了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政策目标：“到2020 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需求”；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教育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视之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为实现新的发展理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7年4月6日，教育部公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再次重申了“到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政策要求。
由于中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发展中的弱势地位和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消极影响，在“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政策背景下，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形势更加严峻。
（三）中等职业教育规模逐年萎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多项职业教育政策，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障碍，建立了庞大的中等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15年，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1万多所，在校生1800余万人[3]，中等职业教育几乎占据高中阶段教育的“半壁江山”。不过，自2011年起，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呈弱化趋势，学校数、在校生数与招生数逐年减少，且降幅逐年加大。据统计，2010-2014年，中等职业学校数分别为1.39、1.31、1.27、1.23、1.19万所，普通高中学校数分别为1.41、1.37、1.35、1.30、1.33万所；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分别为870.42、812.87、754.13、674.80、628.85万人，普通高中招生数分别为836.24、850.61、844.61、822.70、796.47万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与普通高中在校生数占比分别为47.9∶51.9、47.1∶52.4、46.4∶53.6、44.0∶55.7、42.1∶57.9[4]。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一增一减”态势明显，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正逐年大幅萎缩，这不免会引发部分人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质疑。
二、对新形势下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质疑的分析
新形势下，进入发展十字路口的我国中等职业教育遭受了种种质疑。综观已有研究，本文归结出三种有代表性的质疑，并一一加以分析。 （一）对“普通高中教育替代论”的分析
“普通高中教育替代论”是对主张以普通高中教育代替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观点的总称。其主要“理据”有：（1）中等职业教育是社会底层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并不能促进底层阶层向上流动，是社会不公平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因此，应以普通高中教育代替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例如，周潇通过一项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中等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短程流动，但未能使农二代跃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因此职业教育并非促进农二代社会流动的有效渠道，而是扮演了阶级再生产的角色[5]。尽管研究者并没有因此直接否定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但类似的研究结论，在一些质疑论者眼里却是一个否定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有力证据”。（2）目前中等职业教育并没有真正改变“二流教育”地位。以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目的的“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规定，剥夺了家长和受教育者的教育自由选择权，加剧了农村学生及城乡学生普职入学机会的不平等[6]，是教育不公平的典型体现。因此，从保障教育公平出发，应暂缓执行，甚至废止这一政策规定[7]，以普通高中教育代替中等职业学校教育。（3）要实现国家提出的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政策目标，现实的途径是大力发展普通高中阶段教育。因为普通高中教育的办学成本低，而且民众更容易接受；经济落后地区是实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政策的主要地区，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了，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然而这些地区恰恰因为经济落后，既不具备发展职业教育所需要的财力，也不具备发展职业教育所需要的产业基础[8]。
本文认为“普通高中教育替代论”的“理据”不足。（1）教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阶级再生产的功能。但是，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等职业教育是社会底层阶层再生产的工具”。例如，丁小浩、李莹利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调查数据《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从社会分层、待业时间以及就业质量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城镇的中等职业教育，结论是“虽然就读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自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弱势的家庭，但从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情况看，教育类型对于社会分层的作用并没有人们预计的那么严重”，“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很有可能是教育的层次而不是中等教育的类型在社会分层方面起了更主要的作用。”[9]（2）以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目的的“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规定，可能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就导致了教育不公平的结论。我们承认，“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规定，通过强制分流，让不少初中毕业生“情非得已”就读中等职业学校。不过，如果不对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做出“大体相当”的政策规定，其情形又会怎样呢？不难想象，多数学生家长不管其子女是否适合接受普通高中教育，多半会“用脚投票”，选择让其子女就读普通高中。这种看似“个人理性”的行为选择，其最终结果必然是“集体无理性”，不但会导致高中阶段教育结构严重失衡，而且也会造成不少学生因无法适应普通高中教育而成为“学业失败者”，甚至“无学可上”。从现实角度看，判断教育是否公平，恐怕“普及率”“有学上”比“学校类型”更有意义。因此，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并基于国情对普职比做出“大体相当”的政策规定，较之举办单一的普通高中教育，更具人性关怀，也更能促进教育公平。（3）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它不同于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产品生产和商业贸易，不能简单依据经济计算和商业法则否定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必要性。职业教育也是教育事业的构成主体，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应是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责任。再者，经济落后地区的“工业化4.0”或许刚刚起步，甚而还未起步，经济发展依旧是“工业化1.0”“工业化2.0”“工业化3.0”并存，必然对中初级技能人才存在较大的用工需求。因此，“经济落后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缺乏产业基础”，其实是个伪命题。
（二）对“中等职业教育不经济论”的分析
这种观点认为：从成本—收益計算的角度看，投资普通中等教育比投资中等职业教育更能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不应继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其论据支持主要来自国内外一些的实证研究。例如，在1993年的“Global Update”中，Psacharopoulos 对比了来自于24个国家的32项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学术）教育的个人或社会收益率，得出的结论是：“普通教育的收益率较职业教育高，如果考虑职业教育的单位成本，则结果更加显著，前者的总社会收益率为15.5%，而后者的仅为10.6%”[10]；杨（Yang J.，1998）以中国常州和石家庄两地38家企业为调查样本，考察了员工教育背景与受雇期间的表现以及员工收入的关系。研究发现，职业教育毕业生相比普通教育毕业生在受雇期间的表现没有明显的差别，也没有证据支持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收入高于普通毕业生，考虑到职业教育的高成本，他认为教育投入应更多关注普通中等教育而不是中等职业教育。魏万青以2010年珠三角、长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群体的中等职业教育收入回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等职业教育的收入回报率低于平均教育回报率，无论是在初次就业还是在职业发展时期，中等职业教育组的收入均低于普通高中组[11]。
“中等职业教育不经济论”看似论证有力，实则不然。因为，也有不少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例如，Bishop（1989）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接受职业教育对于增加就业机会及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均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后期的另外一些研究如Lewis，Hearn和Zilbert（1993）也肯定了职业教育的经济效率；魏立萍和肖利宏（2008）基于中国厦门数据的研究结论是：中等职业教育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持续时间比普通高中少4.4个月，其再就业机会是普通高中的3.29倍；周宏等利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08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别考察了东、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采用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对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两者互为因果关系，而且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明显[12] 。 为什么不同的实证研究会得出差异如此巨大、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呢？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方法存在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对职业教育经济效益的研究采用的方法是“用微观个体数据估计两种不同类型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并将之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而这种微观视角的方法通常存在因素抽取不全、样本选择偏差等方面的缺陷，因而无法得到科学的研究结论。
由此可见，“中等职业教育不经济论”难以令人信服，不能由此否定继续大力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合理性。
（三）对“中等职业教育社会需求递减论”的分析
这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智能化”生产将会导致经济发展对中初级技能人才需求量的急剧减少。由此，一些人对继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提出了质疑。其主要理由是：（1）“中国制造2025”重新定义了技术、生产与人的关系，提出将先进技术、自主性的劳动组织构架与人的智慧充分结合，及时为顾客提供个性化产品的发展方向。因此，要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心要向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转移。既然职业教育的重心要高移，发展低重心的中等职业教育还有什么必要呢？（2）目前，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是建立在初中教育的基础之上，学生的文化基础较差。高素质、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学生具有较好的文化教育基础，因此，职业教育应放在高中后进行，没有必要再保持庞大的中等职业教育规模。（3）“智能制造”的典型特征是“机器换人”。“机器换人”必然导致劳动就业市场的需求总量骤减和就业结构矛盾激化，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级技能人才、简单劳动力需求相应增多，而对中初级技能人才的需求则会不断减少。因此，无需继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与前两种质疑一样，“中等职业教育社会需求递减论”的论点、论据同样存在疏漏。（1）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心向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转移，并不必然导致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需求递减。工业化、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以及高新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这一点确凿无疑。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初中级技能型人才，但它是基础性的职业教育。如果没有作为基础性的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撑，如何能够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重心向“高端转移”？（2）不同于学术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并不否定深厚的普通教育基础有利于培养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个人的职业兴趣、早期的职业定向、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在职业生涯中的“做中学”，或许比普通的文化基础知识，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况且，高品质技术技能的培养，存在“关键年龄期”且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应是越早越好，而不是相反。迄今，也没有证据证明，放在高中后比在此之前业已开始的职业教育，更有利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3）如果现有的产业结构不变且没有新业态的出现，“机器换人”必然会导致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需求的绝对递减，但这种假设显然不合逻辑。其一，现有的产业结构不可能不变，服务型的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会不断扩大，这也是在“新工业革命”进程中产业优化调整的重要表征。智能化的机器人，受制于物理性，无论如何“聪明”，其使用空间必然受限，尤其是在人性化、差别化服务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比重的持续扩大，势必对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技术技能型人才有较大的用工需求。其二，随着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新业态必将不断涌现。这些不断涌现的新业态，既需要高级，也需要中初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和一般劳动者。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勒德分子”担心机器广泛使用会导致熟练工人普遍失业的情况，过去没有出现，估计“机器人时代”也不大可能普遍发生。因此，我们无需带着恐慌心理，过度解读“机器换人”对中等职业教育带来的威胁。“智能制造”是一个長期的新工业革命过程，即使全面的“机器换人”成为现实，也肯定不是在现在。在“新工业革命”进程中，那些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在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制定了“升级版”中等职业教育构想，并采取多种举措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13]。我国工业化程度较之西方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又有什么理由急急忙忙否定中等职业教育呢？
三、新形势下继续大力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现实意义
尽管职业教育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新形势下继续大力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依然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中等职业教育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力量
高中阶段教育既包括普通高中教育，也包括中等职业教育。“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把职业教育歪曲为歧视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教育，撤销了大量的技工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导致高中阶段教育结构的严重失衡。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深远历史影响的重要教育政策文件，其主要政策目标之一就是要“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单一发展普通高中阶段教育必然会导致中等教育的结构失衡，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汲取。
从国际视野看，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成功经验。研究表明：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积极推进高中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中等职业教育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14]。据统计，2016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87.5%[15]。我国高中阶段教育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条腿走路”，在办好普通高中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以史为鉴，作为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重要力量的中等职业教育，应继续大力发展。
（二）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几近占据高中阶段教育的“半壁江山”。正因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如此庞大，才较好地解决了不少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难题，避免了他们因“无学可上”而过早地流入社会。 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我国还逐步建立起了“广覆盖”的助学政策体系。2006年7月，财政部、教育部决定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中职教育进行资助，建立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据统计，仅2013年，中央财政就安排了中职国家资助政策补助资金110.1亿元，其中免学费补助资金93.7亿元、国家助学金16.4亿元，两项资金占中央财政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的42.4%。全国有87.9%的中职学生享受了免学费政策，40.2%的中职学生享受了国家助学金政策[16]。中等职业教育的政策资助体系的建立，不但保证了有意愿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有学上”，而且保障了他们能够“上得起”，有力地促进了教育公平。
（三）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新型农民教育培训、企业员工职业技能培训与提高的过程中，以中等职业学校、成人教育培训学校（机构）为主体的中等职业教育，广泛参与实施了系列职业教育培训工程（计划、项目），如“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绿色证书工程”“农业科技电波入户工程”“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工程”“阳光工程”“雨露计划”“星火职业技能远程培训项目”“特别职业培训计划”“春风行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等，并取得了积极的政策成效。统计表明：2004年以来，全国职工技术培训学校（机构）累计培训人数达1503万，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机构）培训的人数累计2.7亿，年培训规模达到4000万人以上[17]；10年来，年均培训进城农民工2000多万人，累计有4000多万农村新生劳动力在接受职业教育后进入城镇工作[18]。事实证明，中等职业教育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
（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具有区域性特征。以中等职业学校为主体的中等职业教育由地方举办。中等职业学校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设置相关专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例如，杭州第一技师学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项目学校，近年来，坚持服务区域经济不掉队，紧扣产业发展和职业岗位需求，把握杭州“1 6”产业体系总体布局，按照“做精区域特色专业、做大现代服务业专业、做强传统优势专业”的思路，优化专业设置，服务地方经济成效明显[19]；再如，河北承德县职教中心通过培养、培训服务外包人才，较好地支持了本地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20]；江苏溧阳天目湖中等专业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共建电梯专业，为本地电梯制造产业培养了大量人才[21]。中等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服务功能因校不同、因地而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此外，我国目前正在着力推进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也需要继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四、结论与启示
（一）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基本政策，应继续坚持这一政策不动摇。
（二）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但新形势下继续大力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就必须保持一定的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当前，“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规定，对保障中等职业教育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当然，“保持一定的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并不意味着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就此不变，理应随着形势发展，谨慎、科学地做出动态调整。
（四）当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转折期，既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也存在新的发展契机，必须形成共识、树立信心、锐意进取，努力开拓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五）对新形势下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质疑，也给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新启示。“大力发展”不是单纯追求中等职业学校数量的增加、在校生规模的扩张，而是要求中等职业教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改革办学模式、改善办学条件、优化专业结构、建立中高等教育“立交桥”、推进现代学徒制等举措，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办出“人民满意的中等职业教育”。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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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 Continue to Develop Energetically under New Circumstance？
—— A Question Has to Be Responded to
Zhang Shengjun， Zhang Jie
Abstract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ave witnessed the great change in economic society and the situation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rough analysis on "alternative theory of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theory of diminishing of social needs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etc，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exist some biases and the shortage of rationales in these queries. Therefore， under new circumstanc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energetically in China.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lternative theory of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diseconomy theor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diminishing theory of social needs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uthor Zhang Shengjun， professor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zhou 213001）； Zhang Jie， lecturer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