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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地调查陕西省关中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发现影响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家庭需赡养的老人数量、宅基地退出补偿方式的多样性、宅基地利用现状、是否有在城镇定居意图、工作变换频率、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宅基地的住房保障功能等。针对这种现状，政府在制定和完善宅基地流转机制时应对症下药，正确引导农民工进行宅基地流转。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01；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4-0012-04
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许多农村宅基地被闲置下来，农村宅基地的流转问题日益凸显。然而，农民工宅基地流转的真实意愿究竟如何？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农民工宅基地的流转意愿？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选择陕西省关中地区的“80后”农民工（下文简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作回归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模型构建
本次调查是在2014年6月至2014年12月，调查地点在陕西省关中地区的西安、咸阳和宝鸡。在调研过程中，以市区为主，每个城区中又选取城中村、人才市场作为重点区域。发放问卷共计473份，无效问卷25份，有效问卷448份，有效问卷占问卷总数的94.7%。
处理调查问卷的数据，选用了Logistic回归模型。在自变量和应变量的选择上，将农民工的宅基地流转意愿作为因变量，流转意愿分为愿意和不愿意。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为“80后”的年轻人，处于人生中变动较大的时期，他们对于自己未来家庭的规划会直接影响到其宅基地流转意愿，本文将其归为“未来家庭建设预期”。此外，与父辈一代共同生活的家庭，其特征因素如家庭毛收入等也对其宅基地流转意愿有重要影响，本文将其归纳为“背景家庭特征”。在模型构建上，运用spss19.0，将农民工宅基地流转意愿作为因变量，将可能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X，通过建立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各因素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贡献值。公式如下：
二、模型变量和样本特征
以下的模型变量中：（1）“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家庭纯收入”，是指调查对象与上一辈人共同构建的家庭中的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家庭纯收入，丈夫（妻子）不纳入统计范围；（2）“+”、“-”分别表示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正、负效果，“？”表示其影响方向不确定。
下页表1，表2为样本特征。
从样本特征来看，调查对象中农村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的比例与流转意愿较高，这与预期一致。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拥有高中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的百分比高达51%，超过了半数，高于相关文献研究结论的数倍（如，李京涛等，2010；李瑞琴，2014）。虽然调查对象在城市购房的比例不大，但有在城市定居意愿的却高达48.9%，同意宅基地“没有住房保障功能”的人数高达39.1%，这个比例远远高于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如，倪士明，高亮，2014），强烈体现了年轻人与老一辈的思想观念差异。该数据显示，年轻人对老家的住宅依赖心理不大，希望自己能够脱离农村的愿望更加强烈，更倾向于退出宅基地。数据还显示，被调查群体普遍对宅基地流转的相关政策不是非常了解，有37%的人“完全不了解”，而回答“非常了解”的人仅占3.6%。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人甚至不清楚“宅基地”的概念，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相差很大（如，胡方芳，等，2014）。
总体上看，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成长的时代环境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非新生代农民群体有着诸多不同之处，因此影响因子作用于他们的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
三、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运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的显著水平为0.089，通过显著性检验。伪R2为0.173，对数似然值为231.033，模型总体拟合程度较好。
上述数据显示：
第一，农户特征因素的影响。只有年龄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为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越大，其宅基地流转意愿越弱。年龄较小的农民工在阅历、工作经验、薪酬等方面处于劣势，更倾向于退出宅基地获得更多经济补偿。
第二，家庭背景特征的影响。只有家庭需赡养的老人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纯收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纯收入”指标难以精确计算，也可能与部分年轻农民工出于虚荣或警惕的心理，夸大或缩小其家庭真实收入，导致样本不典型。家庭需赡养的老人数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且影响为负，即家庭需要赡养的老人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越具有宅基地流转意愿。根据张怡然等（2011）的研究结论，家中有需要赡养的老人，会增加进城农民工退出宅基地的顾虑。这与本文的调查和分析结果有一定偏差。
第三，对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补偿方式多样性预期的影响。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预期和补偿方式的多样性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的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调查发现，没有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是将宅基地作为找不到工作时能够退出城市、继续务农的重要保障。补偿方式多样性的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补偿方式越多样化、越具有合理性，农民工越具有强烈的宅基地流转意愿。
第四，未来家庭建设预期。只有“是否有在城市定居意愿”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抚养子女数量不显著。在城市定居意图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有十分显著的负向影响，计划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经济来源充足稳定、生活不缺乏保障，没有用宅基地换取更多资源的需要，因此他们希望保留宅基地。 第五，工作稳定程度预期的影响。工作变换频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一年内外出务工时间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工作变换频率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且影响为负，即工作变换频率越大，农民工越不可能具有宅基地流转意愿。
第六，宅基地和房屋基本状况的影响。宅基地的利用现状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为负。这说明，如果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不能增加农民的经济收益，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此时农民更愿意将闲置的宅基地资本化。在将宅基地出租的人中，愿意退出宅基地比例高达32%。
第七，对相关政策认识的影响。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在5%的置信区间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为正。这说明，对宅基地相关政策越了解，农民就越具有宅基地流转意愿。
四、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主要有8个方面：年龄、家庭需赡养的老人数量、宅基地退出补偿方式多样性、宅基地利用现状、是否有在城镇定居意图、工作变换频率、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宅基地的住房保障功能。其中的3个因素，即家庭需赡养的老人数量、宅基地退出补偿方式多样性和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正向影响；此外的5个因素则有负影响。
因此，政府在制定和完善宅基地流转机制，引导农民工进行宅基地流转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应该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宅基地流转相关政策的充分宣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宣传，应考虑他们的特点及偏好，促使他们在知晓政策的前提下，积极维护自己的宅基地，主动行使宅基地流转自主选择的权利。
其次，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长期稳定工作和发展的机制，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流转意愿的经济诉求，这将有助于他们合理作出宅基地流转的意愿。通过建立为农民服务的技能培训机构、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和加强针对农民工的人才市场、求职网络的构建等途径，增加他们的才能和就业机会，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
最后，退出宅基地的补偿应力求在方式和内容上考虑农民工各方面的权益，满足农民工的切身需要，尽量做到多样化，尤其要满足退出者的住房需求，采取各种手段以增加其在城市定居的可能性。可以在购买商品房、租用公租房方面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解决其后顾之忧。这与2015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对于将在保障性住房上扩大政府开支的承诺也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1] 李京涛，等.基于logit模型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究——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0，（5）.
[2] 田克明，等.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定量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8）.
[3] 吴明发.宅基地流转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广东省19个县市34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J].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2012，（2）.
[4] 关江华，黄朝禧.微观福利与风险视角的农户宅基地流转[J].武汉调查·改革，2013，（8）.
[5] 倪士明，高亮.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素分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3）.
[6] 胡方芳，等.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4）.
[7] 李瑞琴.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农户响应研究——基于四川省成都市12村486个样本农户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4，（4）.
[8] 郭贯成，李金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地域差异研究——以河北省张家口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4，（6）.
[9] 刘同山，牛立腾.农户分化、土地退出意愿与农民的选择偏好[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6）.
[10] 张振勇，杨立忠.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481份问卷调查[J].宏观经济研究，2014，（6）.
[责任编辑 仲 琪]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01；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4-0012-04
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许多农村宅基地被闲置下来，农村宅基地的流转问题日益凸显。然而，农民工宅基地流转的真实意愿究竟如何？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农民工宅基地的流转意愿？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选择陕西省关中地区的“80后”农民工（下文简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作回归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模型构建
本次调查是在2014年6月至2014年12月，调查地点在陕西省关中地区的西安、咸阳和宝鸡。在调研过程中，以市区为主，每个城区中又选取城中村、人才市场作为重点区域。发放问卷共计473份，无效问卷25份，有效问卷448份，有效问卷占问卷总数的94.7%。
处理调查问卷的数据，选用了Logistic回归模型。在自变量和应变量的选择上，将农民工的宅基地流转意愿作为因变量，流转意愿分为愿意和不愿意。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为“80后”的年轻人，处于人生中变动较大的时期，他们对于自己未来家庭的规划会直接影响到其宅基地流转意愿，本文将其归为“未来家庭建设预期”。此外，与父辈一代共同生活的家庭，其特征因素如家庭毛收入等也对其宅基地流转意愿有重要影响，本文将其归纳为“背景家庭特征”。在模型构建上，运用spss19.0，将农民工宅基地流转意愿作为因变量，将可能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X，通过建立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各因素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贡献值。公式如下：
二、模型变量和样本特征
以下的模型变量中：（1）“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家庭纯收入”，是指调查对象与上一辈人共同构建的家庭中的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家庭纯收入，丈夫（妻子）不纳入统计范围；（2）“+”、“-”分别表示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正、负效果，“？”表示其影响方向不确定。
下页表1，表2为样本特征。
从样本特征来看，调查对象中农村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的比例与流转意愿较高，这与预期一致。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拥有高中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的百分比高达51%，超过了半数，高于相关文献研究结论的数倍（如，李京涛等，2010；李瑞琴，2014）。虽然调查对象在城市购房的比例不大，但有在城市定居意愿的却高达48.9%，同意宅基地“没有住房保障功能”的人数高达39.1%，这个比例远远高于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如，倪士明，高亮，2014），强烈体现了年轻人与老一辈的思想观念差异。该数据显示，年轻人对老家的住宅依赖心理不大，希望自己能够脱离农村的愿望更加强烈，更倾向于退出宅基地。数据还显示，被调查群体普遍对宅基地流转的相关政策不是非常了解，有37%的人“完全不了解”，而回答“非常了解”的人仅占3.6%。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人甚至不清楚“宅基地”的概念，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相差很大（如，胡方芳，等，2014）。
总体上看，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成长的时代环境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非新生代农民群体有着诸多不同之处，因此影响因子作用于他们的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
三、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运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的显著水平为0.089，通过显著性检验。伪R2为0.173，对数似然值为231.033，模型总体拟合程度较好。
上述数据显示：
第一，农户特征因素的影响。只有年龄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为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越大，其宅基地流转意愿越弱。年龄较小的农民工在阅历、工作经验、薪酬等方面处于劣势，更倾向于退出宅基地获得更多经济补偿。
第二，家庭背景特征的影响。只有家庭需赡养的老人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纯收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纯收入”指标难以精确计算，也可能与部分年轻农民工出于虚荣或警惕的心理，夸大或缩小其家庭真实收入，导致样本不典型。家庭需赡养的老人数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且影响为负，即家庭需要赡养的老人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越具有宅基地流转意愿。根据张怡然等（2011）的研究结论，家中有需要赡养的老人，会增加进城农民工退出宅基地的顾虑。这与本文的调查和分析结果有一定偏差。
第三，对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补偿方式多样性预期的影响。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预期和补偿方式的多样性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的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调查发现，没有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是将宅基地作为找不到工作时能够退出城市、继续务农的重要保障。补偿方式多样性的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补偿方式越多样化、越具有合理性，农民工越具有强烈的宅基地流转意愿。
第四，未来家庭建设预期。只有“是否有在城市定居意愿”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抚养子女数量不显著。在城市定居意图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有十分显著的负向影响，计划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经济来源充足稳定、生活不缺乏保障，没有用宅基地换取更多资源的需要，因此他们希望保留宅基地。 第五，工作稳定程度预期的影响。工作变换频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一年内外出务工时间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工作变换频率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且影响为负，即工作变换频率越大，农民工越不可能具有宅基地流转意愿。
第六，宅基地和房屋基本状况的影响。宅基地的利用现状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为负。这说明，如果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不能增加农民的经济收益，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此时农民更愿意将闲置的宅基地资本化。在将宅基地出租的人中，愿意退出宅基地比例高达32%。
第七，对相关政策认识的影响。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在5%的置信区间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为正。这说明，对宅基地相关政策越了解，农民就越具有宅基地流转意愿。
四、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主要有8个方面：年龄、家庭需赡养的老人数量、宅基地退出补偿方式多样性、宅基地利用现状、是否有在城镇定居意图、工作变换频率、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宅基地的住房保障功能。其中的3个因素，即家庭需赡养的老人数量、宅基地退出补偿方式多样性和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正向影响；此外的5个因素则有负影响。
因此，政府在制定和完善宅基地流转机制，引导农民工进行宅基地流转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应该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宅基地流转相关政策的充分宣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宣传，应考虑他们的特点及偏好，促使他们在知晓政策的前提下，积极维护自己的宅基地，主动行使宅基地流转自主选择的权利。
其次，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长期稳定工作和发展的机制，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流转意愿的经济诉求，这将有助于他们合理作出宅基地流转的意愿。通过建立为农民服务的技能培训机构、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和加强针对农民工的人才市场、求职网络的构建等途径，增加他们的才能和就业机会，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
最后，退出宅基地的补偿应力求在方式和内容上考虑农民工各方面的权益，满足农民工的切身需要，尽量做到多样化，尤其要满足退出者的住房需求，采取各种手段以增加其在城市定居的可能性。可以在购买商品房、租用公租房方面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解决其后顾之忧。这与2015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对于将在保障性住房上扩大政府开支的承诺也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1] 李京涛，等.基于logit模型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究——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0，（5）.
[2] 田克明，等.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定量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8）.
[3] 吴明发.宅基地流转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广东省19个县市34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J].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2012，（2）.
[4] 关江华，黄朝禧.微观福利与风险视角的农户宅基地流转[J].武汉调查·改革，2013，（8）.
[5] 倪士明，高亮.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素分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3）.
[6] 胡方芳，等.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4）.
[7] 李瑞琴.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农户响应研究——基于四川省成都市12村486个样本农户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4，（4）.
[8] 郭贯成，李金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地域差异研究——以河北省张家口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4，（6）.
[9] 刘同山，牛立腾.农户分化、土地退出意愿与农民的选择偏好[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6）.
[10] 张振勇，杨立忠.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481份问卷调查[J].宏观经济研究，2014，（6）.
[责任编辑 仲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