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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温家宝总理在多哈记者会和全国人大记者会上的“重量级”立场表述、杨洁篪外长在记者会上的阐述、外交部负责人的六点主张、外交部发言人的一次次答问、20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在中俄坚持立场的努力下，安理会3月21日达成一致，通过了支持安南特使斡旋努力的主席声明……中国对叙利亚问题的立场和主张一再引起人们关注。
与此同时，细心的人们还发现中国外交官的身影频频出现在中东地区。
2月10日，中国前驻叙利亚大使李华新访问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与往访国及阿盟有关官员就叙利亚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2月12日，外交部部长助理马朝旭应邀访问伊朗。
2月17日，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翟隽访问叙利亚，会见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和外长穆阿利姆。
2月19日，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启程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就叙利亚问题介绍中方立场与政策。
3月6日，杨洁篪外长代表、李华新大使访问叙利亚，会见叙外长、副外长和叙有关反对派组织负责人。
3月10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访问沙特和埃及，就当前叙利亚局势特别是中方关于政治解决叙问题的六点主张同两国政府及海合会、阿盟等地区组织有关负责人交换意见。随后，张明访问法国，就叙利亚等问题与法方磋商。
……
政府特使、中东问题特使、外长代表……除了如此罕见的密集访问，这些独特的“头衔”——其中还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和部长助理这样的重量级外交人物——引起人们的好奇。他们是谁？他们的头衔意味着什么？密集派出他们，中国的用意何在？他们眼中的中东什么样？他们在中国与中东关系上扮演什么角色？特使，或许是我们了解动荡中东、理解中国与中东关系的独特视角。
他们知道一切都是为中东好
翟隽：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2月17日～18日访问叙利亚
在派往中东的中国特使中，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翟隽可谓是最具“重量级”的。翟隽，自1972年从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后，就被外交部选派到埃及开罗大学学习阿拉伯语，从此开始了与中东地区相伴始终的外交生涯。他曾经在中国驻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工作，1997年至2000年出任中国驻利比亚特命全权大使，其后长期在外交部西亚北非司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后相继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和外交部副部长，一直负责主管中东与非洲地区事务。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谈到2月17日至18日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访问叙利亚的两点突出感受：“一是首都社会秩序仍维持正常，街面基本平静，同某些媒体宣传的并不一样。二是叙利亚人对中国很友善，访问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反对派人士，还有大街上、饭店里的普通民众，都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
翟隽出访叙利亚，是近期中国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的一项重大外交行动。访问期间，翟隽会见了巴沙尔总统和穆阿利姆外长等叙方政要，以及“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等数个反对派组织负责人。翟隽向记者介绍了他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各方会谈的情况。他说，中国在中东地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和平和共同发展，表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私利，始终秉持公正和负责任的态度。不仅如此，对其他陷入动荡的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对南北苏丹、对中东和平进程，中国的立场都得到广泛赞赏。“不少中东地区的领导人都对我们说，他们知道，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东好。”
翟隽的出使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他在谈到中东局势以及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时，实际上也指出了中国向中东派遣特使的原因。
实际上，中国向中东派遣特使，是从十年前开始的，当时所针对的是中东和平问题，这是中东的核心问题，不过随着近一年多来中东局势的动荡，特使的使命也相应扩大了。
中国不做没有原则的和事佬
王世杰：中国第一任中东问题特使
主要工作是巴以问题
2002年11月6日，中国第一位外交特使在中东亮相。他就是王世杰，时年66岁，身份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这是他以特使身份进行的首次外交斡旋，对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访问。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曾在埃及留学和工作，并先后在三个中东国家出任大使——他无疑是中东问题特使最合适的人选。
按照国际法的要求和各国惯例，大使是在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按照对等的原则互设的外交机构的最高负责人，称为特命全权大使。而特使则是由于某一特别事件而派遣的使节，执行特殊的使命，一旦任务完成，特使的使命也就结束。目前中国有中东特使、朝鲜特使和非洲特使，其中最早设立的就是中东问题特使。
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首位外交特使是针对中东问题设立。中东长期以来是世界最大的热点地区，而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中东问题的核心。我国首次设立中东特使时，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这个中东特使的使命就是到这个地方去劝和，促进他们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这样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也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种体现。” 在巴以双方暴力对抗陷于恶性循环、阿拉法特被困拉马拉之际，可谓临危受命出使中东的王世杰，这样理解自己的使命。早在2000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时，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明确提出希望中方任命中东问题特使，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发挥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影响相称的重要作用。
“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偏袒谁的话，那就是偏袒正义和公正。”中国派遣中东特使得到了阿以各方的欢迎，但也遭到部分人的反对。一些媒体曾断言说，中国的中东特使会偏袒阿拉伯国家，理由之一是王世杰会讲阿拉伯语。王世杰反驳说，以色列驻中国大使就是伊拉克裔的犹太人，阿拉伯语讲得非常好，但这能说明他偏向阿拉伯国家吗？
担任中东特使期间，王世杰曾四次会晤被困的阿拉法特。王世杰曾对媒体回忆说，“这样一个曾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被囚禁在只有普通教室那么大的房间里，那情景颇为悲凉。”即使如此，仍有人表示不希望中国特使与阿拉法特会面，对此王世杰明确表示：“我们要开展劝和工作，但我们并非没有原则的和事佬。”
据说，以色列曾对王世杰表示，巴以双方可以坐下来谈，大家都应做出让步。王世杰就此回答说：“巴勒斯坦大片领土被占领，仅有的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被分割为若干块，连财政都受到以色列控制。你们觉得巴勒斯坦还有什么可以让步的呢？”因此，以色列应当做出更多的让步。王世杰还表示，以色列依靠武力永远无法得到安全保障，武力侵占和打击必然会引来武力反抗，中国支持以色列得到安全保障，但真正的安全来自友好的睦邻关系与和平的环境。中国一直秉着公正的态度去劝和促谈，从巴以双方人民的利益出发，希望能够促进双方尽早停止战乱。最后以色列不得不承认，中国并没有偏袒巴勒斯坦。
穿防弹衣的特使
在不久前一次国际问题高层研讨会上，本刊记者曾与王世杰大使相约，择机就“阿拉伯之春”有关问题对他进行采访。不巧的是，在记者接到任务写作本文的时候，王世杰大使正在外地，未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而张明部长助理正在中东与欧洲履行政府特使使命，也未能实现采访。这都给记者留下深深的遗憾。据了解，担任特使三年多，王世杰先后八次访问中东以及出席有关国际会议，亲身感受到中东地区国家特别是巴以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也切身体会到中东问题给阿以人民带来的损失和苦难。有一次在巴以地区，王世杰所乘坐的汽车刚刚经过一家超市，超市就发生了剧烈爆炸。出于安全考虑，王世杰和随行的工作人员们配备了防弹背心，但即使穿着防弹背心、坐在防弹汽车里，依然能感受到危险的气息。那时在加沙最常见的场景是，一边是架着机关枪的以色列坦克，另一边则是向以军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青年。可以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都强烈渴望和热爱和平，但现实总是令人感觉无奈和无助。
2006年王世杰卸任，他曾对媒体表示过自己的遗憾：“如果说在我任职过程中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三年多来中东和平进程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巴以人民仍在遭受苦难。”即使在今天，和平依旧是这块土地上最稀缺的东西，而从设立特使到今年，已经过去了十年的时间。王世杰则认为，自己不辱使命，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与各方进行了接触并进行劝和，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得知了当地的形势以及各方的要求，表明了我国的政策，传递了我国的立场。
特使并不是特立独行的
孙必干：中国第二任中东问题特使
那里没有一片乐土
八年前，孙必干大使曾是本刊的“封面人物”：2003年5月美军宣布结束对伊拉克40多天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后，中国政府就开始着手进行驻伊使馆的复馆工作。在中东当过12年大使、已经退休在家的孙必干临危受命，由六名武警作为“保镖”顶着炮火进入伊拉克开展复馆工作。2004年秋，本刊邀请孙大使和他的两位年轻同事来到编辑部，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带‘保镖’的外交官”的故事。同年，他还因被评为“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而家喻户晓。2006年4月，孙必干再度出山，接替王世杰出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再次奔波在他所熟悉的中东。为采写本文，本刊记者在北京南城拜访了孙必干大使。忆起当年事，已经71岁的孙必干大使神采奕奕，思绪清晰。
“那个地区没有一片乐土，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孙必干在介绍中东问题时的第一句话便是如此。那么，为何要在这片“是非之地”设立中国特使呢？孙必干有自己的看法。首先，中东地区本身的重要性，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战略资源，同时又是一个矛盾的交汇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世界所有的大国无不在中东问题上有很大的参与和投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于国际事务、世界和平是负有责任的，我们也理当对中东有更大的投入和参与。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欢迎中国参与中东事务，阿拉伯国家明确希望中国派特使，以色列不仅不反对我们设立特使，相反也觉得可以通过特使跟我们做工作。
再者，过去中东好像离我们很远，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能源、安全上，中东离中国越来越近，有着息息相关的利益。能源方面的利益自不必说，在安全方面，中东是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非常活跃的地区，这些问题与我国部分地区的稳定是紧密相连的。孙必干坚定地表示：“在这么重要的敏感地区应该有我们的声音，有我们的发言权。”
按照孙必干的解释，特使虽然是“特”，但并不是特立独行的，而是配合和补充中国的主体外交。孙必干担任特使三年，又在中东工作了大半辈子，他认为特使的主要工作有两点，首先，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中东问题上有共同点，但也有很多不同点，特使就是要宣传中国的政策。其次，“劝和促谈”是特使的中心工作，中国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促使有关方坐下来谈判。而且这个“劝和促谈”不仅是在巴以之间，也包括巴勒斯坦内部，因为巴勒斯坦派别众多，相互之间分歧很大，特使也要做这些派别的工作，促使它们团结一致。其三，虽然不可能完全通过特使消除阿以之间的矛盾，但是特使有更多的机会在双方之间做工作、沟通信息。以孙必干为例，他每次出访基本都会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相互做工作，平均一年去三四次。同时，也与地区外的有关国家沟通，比如说去法国、俄罗斯等国交流看法和意见。孙必干感觉，各方对于中国特使还是比较重视的，中国的主张能够通过特使直接传达给巴以双方的高层。
迎着炮火而去
在接任中东特使不久之后，孙必干便出访中东，原本是一次没有特别任务的“亮相之旅”，然而一到那儿就遇到突发事件。2006年6月25日，哈马斯下属三个武装派别突袭一处以军哨所，打死两名士兵，并绑架了一名士兵沙利特。为营救人质，以军对加沙地带展开代号为“夏雨”的军事行动，并一度抓捕了包括巴内阁部长和立法委员在内的60多名哈马斯官员。孙必干回忆说：“以色列上上下下都跟我谈这件事情，我也见了人质的家属，他们希望我们做点努力。我当时就表态，我们并不赞同、历来不主张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也去巴勒斯坦做工作，要求巴方保证人质的安全，同时希望双方克制，不要做任何使局势更加紧张的事情。”巴方武装派别坚称不会释放被俘士兵，要求用沙利特换取被以关押的1000名巴勒斯坦人并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7月4日巴方设置的最后通牒到期后，以军大举进攻加沙地带，巴以冲突随之升级。此后，以军反复进占加沙地带，整个行动持续四个多月，共造成4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孙必干说：“当时我刚好在那儿，能说上话，但能发挥多大作用很难说，情况太复杂了。”人质事件一直持续到去年10月，以色列以1027名关押在以监狱内的巴勒斯坦人换回了沙利特。
如果第一次出访是“误打误撞”，那么第二次出访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2006年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以色列北部和以军在萨巴阿农场的阵地发射炮弹和火箭弹，打死八名以色列士兵，并绑架两名以色列士兵。这一事件成为导火索，以军随即予以反击，双方发生激烈交火，黎以冲突爆发并不断升级。在黎以双方战火最为激烈的时候，8月6日孙必干又一次冒着炮火前往中东。
当时孙必干一行计划在访问叙利亚之后，从陆路坐车到黎巴嫩。孙必干说：“因为这次去的主要目的就是呼吁黎以停火，只要有可能，我就准备去黎巴嫩。”当时，战火给黎巴嫩造成很大的破坏，主要通道已被破坏，港口口岸也不正常开放，而且中国驻黎巴嫩使馆已经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去黎巴嫩不仅有可能遭遇危险，还会给中国驻黎使馆增加更多的困难。黎巴嫩之行最终未能成行，孙必干还是有些遗憾的，“对黎巴嫩战况，尽管有很多的报道和传闻，但是我亲眼没有看到。”
形势危急，孙必干这次的使命自然也很艰巨。短短几天时间，孙必干就访问了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和沙特六个国家。在8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1701号决议达成之前，孙必干的核心任务就是呼吁有关各方立即无条件停火。孙必干说：“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比方说我到了叙利亚，他们也支持停火，但是他们觉得光停火还不够，新的联合国决议除了停火以外，还应该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还应该规定以色列必须撤军。等我到了以色列，以色列外长并不反对停火，但是他说光停火也是不够的，停火以后必须解决真主党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军队不能马上撤出来。”每一方都坚持自己的条件，斡旋工作难以进行。8月12日联合国达成1701决议后，孙必干的使命随之改为呼吁有关各方切实、认真执行决议。当然，这个任务也不是容易的。“我不能说我们的斡旋对停火起了多大作用，只能说是我们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并从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讲了一些它们能听进去的话，”孙必干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比如以色列方面，我就跟他们谈，虽然你能打败巴勒斯坦，但是你吃不掉巴勒斯坦，更吃不掉阿拉伯，而且你还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所以只有通过和谈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
根据孙必干的回忆，有一次以色列外交部试探性地邀请他去海法。海法靠近巴勒斯坦，经常有火箭弹飞过来，非常危险，但当时孙必干心里想的是，既然身为中东特使，就应该是中立客观的，应该了解下各方面的情况，于是没有犹豫便答应了。尽管在海法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孙必干还是碰到了三次防空警报，以至于当时陪同他的以方外交官、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驻华大使经常夸孙大使勇敢。孙必干描述说：“海法的确破坏得很厉害。后来有记者问我有何感受，我说这更加说明了和平的重要性。”这次访问，孙必干认为体现出了特使的灵活性。如果换做中国政府代表团大张旗鼓地去海法，其代表的含义就复杂得多，巴勒斯坦方面也肯定不会高兴。
巴以问题是中东的核心问题
过去一年，中东发生剧烈变革，“阿拉伯之春”及随后的利比亚战争、叙利亚问题，再加上伊朗核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导致局势剧烈动荡，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而炙手可热的巴以问题则淡化了许多。孙必干有些痛心地说道：“其实，这是很悲惨的事。中东的核心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或许特定时期别的问题会更突出一点，但是核心问题不解决的话，中东永不得安宁。”
过去一段时间，中东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引起世界的关注，有人猜测中国的中东政策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不过，孙必干大使则认为，“中国的中东政策在不同时期会有些调整和变化，但是有四点是明确的、一贯的，万变不离其宗。第一，中国始终支持阿拉伯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其民族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正义事业。第二，中国支持有关各方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土地换和平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和平、政治、外交解决相互之间的恩怨。第三，中国支持有关各方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第四，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在这个地区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和平共存、和平共处。”按照孙必干的分析，中国的政策是公正的、平衡的，略偏阿拉伯，与国际社会主张基本趋同，但是他也表达了和王世杰类似的无奈，“各方都能接受，但也都不太满意”。
说得直接一点，在这么敏感、重要的地区实现和平，不仅对当地有利，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利，这也正是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为之奋斗的目标。换句话说，只要巴以问题不解决，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就会一直存在，继续为实现这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奔走。
“不干预”不等于无所作为
吴思科：中国第三任中东问题特使，2月19日～23日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
特使的议题在扩大
中国第三任，也就是现任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是在今年“两会”委员代表驻地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他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2011年3月24日，中国第三任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前来接见的是以色列副外长阿亚隆，副外长没有系领带，暗示了会晤的轻松气氛。然而，此时的中东形势未能令人感到丝毫的轻松，“阿拉伯之春”正在发酵，利比亚战争已经打响，叙利亚动荡已经爆发。
2009年吴思科接替孙必干出任中东特使时，谁也没有料到除了复杂的巴以问题，他将面临更为紧迫的中东大动荡。以色列是吴思科此次访问的首站，随后他依次访问了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卡塔尔，就中东和平进程和当前地区局势与有关各方交换意见。与以往的情况类似，阿拉伯国家会见中国特使的官员级别，普遍高于以色列方面的官员，阿拉伯国家对待中国特使的到来更加热情、重视，这是人们的普遍认知。不过，还是有人发现了细微的不同。2010年9月吴思科作为特使出访首站，选择的是约旦。专家分析说，出访首站选择阿拉伯国家，符合中国的外交传统。而2011年这次为何首选以色列？于是，外界纷纷猜测，此次行程上的变化，是否预示着中国在调整中东政策？
如王世杰和孙必干所说所做的那样，中东问题特使的主要工作就是巴以问题，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使的议题也在不断扩大。吴思科三年前出任特使时，本来主要涉及的是巴勒斯坦问题，但现在最棘手的可能是叙利亚问题，还有伊朗危机，过去一年来吴思科作为特使都到访了相应的国家。比如，吴思科2011年3月出访的国家中就有叙利亚，“我去了叙利亚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当时那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动乱。我是想实地了解一些情况，也想做点工作。”去年10月中国在安理会就叙利亚决议投了反对票，不久后吴思科再次访问叙利亚，除了与官方接触外，吴思科也见了叙利亚两个反对派的负责人，那是作为中国政府特使第一次与反对派负责人进行接触，当然之前中国使馆跟他们就有些接触。
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在中东坚持的一贯原则，不过，吴思科认为，“不干预政策不等于无所作为。就好比邻居在吵架，我们不能火上浇油，但是也不能什么都不做，最好的办法就是作为朋友友善地劝和，目的是与邻为善，也是为邻居的利益着想。中东实现和平，不仅对当地人民有利，对我们也有利，对世界同样有利。”对此，去年10月与叙利亚反对派负责人的谈话给吴思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中国投否决票表示理解和赞赏，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允许外来干涉、特别是军事干涉，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地面’军事干涉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空中’军事干涉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利比亚那样，不仅造成民众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使得内部的撕裂更加严重。因此他们表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的路可能会长一些，但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小一些，留下的后遗症也会少得多。这一点他们还是很理智的，也能理解到中国的立场确实是有利于叙利亚的。”
吴思科还强调，中国并不是投了票就了事了。当前叙利亚的暴力确实还在持续，政治对话还难以启动。我们还有必要继续努力，也提出了我们的六点主张，以开放的姿态和心胸与相关方展开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包括特使在内的外交人都在持续地工作，希望通过对话形成一个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实现民众的意愿。今年3月，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以联合国和阿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的身份赴叙利亚，行前他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征询了中国的看法和意见，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莫斯去叙利亚之前也和中国进行了交流，我们都以坦诚的态度支持他们的工作。从我们的角度讲，只要有利于政治解决的我们都支持。
中阿关系不会受到影响
中国在安理会两次就叙利亚决议投否决票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与阿盟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吴思科认为：“阿盟作为该地区的重要组织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与阿盟有良好关系，在两年前的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战略性的合作关系。因此，对阿盟提出的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的决议，我们投了弃权票，实际上是放行了。但是，以保护平民的名义展开的行动却造成了更多平民的伤亡，这不得不引起大家的反思。”
2月4日，摩洛哥代表阿盟提出制裁叙利亚提案。吴思科直白地说：“我觉得阿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相当草率的，而且他们内部也不是一致的。我去过一些阿拉伯国家，接触了不少人，他们明确表示不赞成安理会决议，尤其反对运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大家的疑问是，昨天是利比亚，今天是叙利亚，那明天会轮到谁？说实在话，有很多国家对中国的立场表示了理解和赞赏。” 与利比亚不同，叙利亚处在非常敏感的地区，如果发生战乱，那就可能会蔓延到整个地区，导致整个地区发生大动荡。再加上这一地区是能源富集地，每一个小动荡都有可能抬高世界油价，若是在现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发生地区性大动荡，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吴思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想远一点。中国的立场并不是支持某一派对付另一派，而是从叙利亚整体的特点和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地区稳定与和平的角度考虑的。”
其实，就像杨洁篪外长在一次记者会上所说的那样，中国和阿盟的某些具体做法不尽相同，但是在维护中东地区整体稳定和发展繁荣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吴思科表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长期友好，在重大问题上一直相互支持，我想不会因为在一件事情上同一部分阿拉伯国家意见不一致，就会破坏中阿之间的友好基础。最早阿盟提出关于叙利亚的三点建议时，我就到开罗见了阿盟秘书长，后来我也就访问叙利亚的情况与其沟通，对于阿盟的三点建议，包括派观察员，我们明确地表示支持。我们和阿盟的这种联系还会继续，不会因为投票而受影响。假以时日，我觉得大家会看清楚的。”
中国对中东的认识不断加深
过去一年，中东形势变化之快令人咋舌。吴思科认为，中国对中东变局的认识也在一步步加深。从最初，我们就看到了民众要求改善民生、打破政治僵化的诉求。中国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同时相信他们有能力、有智慧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中国从一开始就公开强调，这是当事国的内部事务，应由人民来掌握发言权。谈到近期的中东之行，吴思科说：“加深了我的一个印象，就是30年前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想中国可能也是死路一条。当然我们现在依然面临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用改革的方法、继续用发展的手段解决。对于中东一些国家来说，我们只是先走了一步，迈出了步伐。”如今是全球化大发展的时代，谁能通过改革适应形势的发展、跟上历史发展的潮流，谁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近些年来，包括中东国家土耳其在内的一批新兴国家不断发展和崛起，而有些地方却没有得到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下降了，因此，吴思科说，“民众要求变革、改善民生的心情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然而，伴随着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暴力和冲突事件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接踵而至。对此，中国主张应该以和平与对话而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吴思科说：“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同时也是我们的良好意愿。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我们不希望看到它们因为国内的一些矛盾和纷争，造成人员的伤亡和经济的破坏。在与这些国家交流沟通时，我们希望并推动它们用一种理性的、和平的方式来表达诉求。”但是外来势力的干预和插手，使得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严峻，各种内外矛盾相互交织、日愈加剧，甚至违背了民众一开始要求民生和民主的初衷。比如在利比亚，西方以军事手段强行推翻原有政权，并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地区格局。在此情况下，中国更加强调反对外来势力对这些国家的干涉，尤其是不能运用军事手段。
另一方面，中东在剧烈变化，伴随着中国对中东问题的步步介入，中国的特使外交也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吴思科明确表示，中国设置中东问题特使体现出对这个地区的关注，我们本来与这个地区就有双边和多边机制，与不少国家的关系都很友好，设立特使等于又多了一个联系渠道和机制。自从设立中东特使以来，特使多次到地区和地区外的国家访问和商谈，为中东和平不懈努力，实践证明特使机制是有效的，是中国政府表达立场、进行努力的一个很务实的平台。
和孙必干一样，吴思科也认为“中东最核心的还是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地区动荡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特使并没有放弃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2011年3月，吴思科出访中东向各方阐述中国的看法，认为不能因为中东目前的变局冲淡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要避免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只有巴以问题得到真正的和平解决，中东才能获得真正的稳定和发展。
向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施压
李华新：中国外交部长代表，2月10日～17日访问埃及、沙特和卡塔尔，3月6日～7日访问叙利亚
特殊背景下的出访
在近期以来中国接连派出奔赴中东的外交官中，外交部副部长翟俊和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明的身份都是中国政府特使，吴思科的身份是中国中东问题特使，而一个月内两度出访的李华新，前一次是以中国外交官身份出行的，后一次则多了一个外交部长代表的身份，“也可以算是一种特使吧，”李华新对本刊记者说。李华新在中东生活和工作多年，2007年4月他从驻伊拉克大使任上转去叙利亚当大使，一直到2011年8月卸任。可以说，李华新是叙利亚局势变动的亲历者，对叙利亚的情况相当熟悉。
3月15日，本刊记者应约在外交部亚非司见到李华新大使，李华新大使提醒记者说：今天恰好是叙利亚动荡一周年。谈及一个月内两次备受关注的出访，爽朗的李华新大使向本刊记者娓娓道来。
叙利亚局势动荡持续了一周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阿盟相继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决议，安理会也多次开会讨论叙利亚局势。虽然阿盟的提案是和西方国家密切协调过的，很大程度也代表了西方国家的立场，但从表面上来看仍然是阿盟的决议案，中国的否决使一些国家难免对中国有些抱怨和不理解。在此种情况下，中国两次派李华新前往中东解释立场和主张。
其实，2月李华新办理出访手续的时候，安理会还没有就制裁叙利亚提案投票，等到启程时就已经投票了。李华新说，在决议磋商过程中，中国曾明确希望决议案能够均衡一点，既有对叙利亚政府的要求，同时对反对派也有要求，而且中国还表示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耐心地磋商，以达成一个更加均衡的决议。但是西方强行推动表决，最后中国投了否决票。李华新说：“出访期间能感觉到一些国家的态度不太一样了。”这次出访，李华新访问了埃及、沙特和卡塔尔以及阿盟，在埃及见了埃及的第一副外长和阿盟秘书长，在沙特和卡塔尔分别见了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官员。李华新一再强调，中国投否决票并不是否定阿拉伯国家和阿盟所进行的努力，而是基于中国一贯坚持的外交政策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着眼于叙利亚人民的基本利益、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国际格局的安宁，中国才投下了否决票。
从阿拉伯国家的反应来看，它们很赞赏中国专门派人去解释立场，埃及对中国立场表示了理解，但沙特和卡塔尔的态度则有些不同。它们理解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但同时认为叙利亚出现的屠杀妇女儿童行为违反了人权，因为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曾共同签署过《阿拉伯人权宪章》，所以这些国家觉得必须讨论叙利亚目前的局势，不仅要在阿盟内部讨论，也要推动安理会讨论，由国际社会来对叙利亚违反人权的行为表示反对。李华新观察到，其实阿拉伯国家也主张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明确表示反对外部干涉，这一点和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李华新特别强调，国内对中国会因为叙利亚而影响中阿关系的担忧，正体现了中国对中阿关系的重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相互支持和合作，中国很珍惜中阿间的友好关系，阿拉伯国家也有同样的愿望。李华新表示，中阿在叙利亚问题上出现分歧，只是在合作的大框架下出现了一点看法上的分歧，应该不会影响到整体关系，而且从目前来看，双方都在采取措施避免受此影响。
前不久，为缓解叙利亚人道主义状况，中国宣布将给予叙利亚200万美元的援助。李华新认为，中国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得到了阿拉伯国家、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
解读中国的六点主张
3月4日中国就叙利亚问题提出了六点主张，李华新向本刊记者解读了其中的深意。他说：“这六点主张是中国对叙利亚问题的全面、完整的阐述，每一点各有侧重，但又环环相扣。早在叙利亚问题爆发之初，中国就已经在多种场合阐述了基本立场，六点主张和我们一贯的基本立场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根据当前形势做了一些充实，提出了一些解决的路径和设想。中方主要的考虑有，首先，希望尽快缓解叙利亚局势，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导致内战，当然有人说现在叙利亚已经是内战了，在电视画面上常看到血腥场面，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要防止局势滑向大规模内战，要推动局势向政治解决方向发展。其次，中方的立场包括了好几项原则，如主张维护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东的和平与稳定；尊重叙利亚人民的诉求和对民主的愿望；反对外部武力干预，反对有些国家推动政权更迭的企图。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任何的私利，着眼于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着眼于中东的和平和稳定；中方支持联合国以及阿盟为实现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所进行的努力。”
3月初李华新以杨洁篪外长代表的身份去叙利亚，目的就是阐述和解释中国的六点主张。更准确地说，李华新向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都施加了压力，希望双方都能对六点主张给予积极回应，以推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
具体来说，在叙利亚政府这边，李华新着重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目前叙利亚局势的担忧，并从国际、地区和叙利亚国内层面分析了局势的严峻性，希望能够帮助叙利亚政府进一步认清局势，尽快采取一些有效措施缓解局势。此外，李华新也提出了五条看法：尽快制止暴力、停止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尽快开启政治对话；配合联合国与阿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安南的工作；配合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莫斯就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所进行的努力；改善和阿盟、阿拉伯国家关系。据李华新介绍，叙利亚很赞赏中国的主张，为此叙利亚外长在与李华新会谈之后就正式公布，叙利亚政府欢迎中国的六点主张，并愿意配合中国做些工作。而且，叙外长也就李华新的五条看法做了回应。比如在大家关注的制止暴力问题上，叙方表示，如果和叙利亚反对派能有统一的停止暴力行动并有一个有效监督机制的话，叙利亚政府愿意与反对派立即停止暴力行为，也愿意与反对派对话。但在与阿盟关系方面，叙利亚坚持认为，关上合作大门的是阿盟而不是他们，目前难以继续和阿盟合作。此外，外界也看到，后来叙利亚很快就接待了安南，也安排了阿莫斯访问，并且商定组成一个专家小组评估叙利亚国内的人道主义状况。
众所周知，叙利亚的反对派比较复杂，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口号、行动纲领和目标，很难坐到一起。虽然李华新在大马士革只有短短24个小时，但还是逐一分批地与一些反对派负责人进行了会晤。李华新表示：“我感觉，这几批组织都对六点主张持赞同态度，对中方的种种努力和中国的立场也表示赞同，能感觉得到他们总体上对中国是很友好的。当然，反对派也跟我表示了他们对叙利亚政府的指责，有些还是很严厉的，比如说，有的组织要求叙利亚政府应该率先采取行动缓解局势，首先停止军事行动，释放之前抓的政治犯。除了阐述中国的六点主张外，我也强调了中国与叙利亚人民之间的友谊，目前局势变化是暂时的，中方愿意和叙利亚人民保持传统友好关系的立场没有变，同时对叙利亚人民自己选择社会模式和发展道路表示理解和支持。”
问及出访的意义，李华新坦诚地表示：“叙利亚问题极其复杂，通过一两次访问就能解决问题或者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切实际的，重要的是，中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愿意就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做出努力。”两次出访期间，李华新都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其中曾接受半岛电视台长达半个小时的专访，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声音。换句话说，特使外交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一段延续了30年的佳话
中东从前年年底开始发生大变化，个中原因极其复杂，每个国家不尽相同。李大使与叙利亚渊源极深，对叙利亚的感受自然也会多一些。他直言不讳地说，叙利亚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其实叙利亚的领导层早就意识到叙利亚应该进行改革，巴沙尔总统从2000年上台以后多次讲过这话，局势动荡后也有叙利亚官员多次向李华新表示，叙利亚的确应该进行改革。现在也可以看到，叙利亚政府确实在进行改革，比如说，取消紧急状态法，出台政党法、新闻法，最近又正式颁布了新宪法，并规定在很短时间内根据新宪法进行大选。当然，李华新还表示：“改革需要时间，而且应该在一种稳定的、可以协商的气氛下进行，打打杀杀显然无助于改革，所以我们希望叙利亚政府积极回应人民的诉求，反对派也应该积极响应政府的努力。”在李华新看来，不单单是叙利亚，每个国家都在思考和探索如何消除社会固有矛盾，以实现国家更好的发展。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李大使特意补充了一点，“我个人对叙利亚很有感情。我第一次到叙利亚是1984年，从那以后多次到叙利亚工作或旅游，对叙利亚的感触特别深。叙利亚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叙利亚也是中东地区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三个国家之一，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叙两国在政治上相互理解和合作，在事关中方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叙利亚一直对我们表示支持。中国商品在叙利亚随处可见且广受欢迎，现在中叙通常的贸易额在20亿～30亿美元，基本上都是中国对叙利亚的输出。以我的亲身体会，叙利亚人民对中国真的是非常友好，我在那里常驻感觉到很愉快，许多到过叙利亚的中国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如果说我们在叙利亚有何利益的话，那就是我们希望继续和叙利亚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进一步扩大合作。”
不仅如此，李大使和叙利亚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1982年李大使大学还未毕业，学校安排他去广交会当翻译，在那儿结识了一位叙利亚商人，带着女儿来中国参加广交会。后来，李大使每次去叙利亚都会去商人家里做客，如今整整3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女孩早已长大，当年的商人也已不在人世，但友谊一直都在，李大使驻叙利亚期间，几乎每年都会和商人的家人见面。叙利亚局势动荡以后，李大使也去探望过他们，切身感受到他们对时局的担忧。“所以我发自内心地希望叙利亚局势能够稳定下来，叙利亚人民能够免遭战火的祸害。”李大使这句话，不仅仅是以外交官身份说的，更是以朋友身份说的。
（葛军、罗洁、吴晓芳参与采访。感谢外交部办公厅、亚非司的协助）
与此同时，细心的人们还发现中国外交官的身影频频出现在中东地区。
2月10日，中国前驻叙利亚大使李华新访问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与往访国及阿盟有关官员就叙利亚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2月12日，外交部部长助理马朝旭应邀访问伊朗。
2月17日，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翟隽访问叙利亚，会见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和外长穆阿利姆。
2月19日，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启程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就叙利亚问题介绍中方立场与政策。
3月6日，杨洁篪外长代表、李华新大使访问叙利亚，会见叙外长、副外长和叙有关反对派组织负责人。
3月10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访问沙特和埃及，就当前叙利亚局势特别是中方关于政治解决叙问题的六点主张同两国政府及海合会、阿盟等地区组织有关负责人交换意见。随后，张明访问法国，就叙利亚等问题与法方磋商。
……
政府特使、中东问题特使、外长代表……除了如此罕见的密集访问，这些独特的“头衔”——其中还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和部长助理这样的重量级外交人物——引起人们的好奇。他们是谁？他们的头衔意味着什么？密集派出他们，中国的用意何在？他们眼中的中东什么样？他们在中国与中东关系上扮演什么角色？特使，或许是我们了解动荡中东、理解中国与中东关系的独特视角。
他们知道一切都是为中东好
翟隽：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2月17日～18日访问叙利亚
在派往中东的中国特使中，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翟隽可谓是最具“重量级”的。翟隽，自1972年从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后，就被外交部选派到埃及开罗大学学习阿拉伯语，从此开始了与中东地区相伴始终的外交生涯。他曾经在中国驻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工作，1997年至2000年出任中国驻利比亚特命全权大使，其后长期在外交部西亚北非司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后相继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和外交部副部长，一直负责主管中东与非洲地区事务。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谈到2月17日至18日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访问叙利亚的两点突出感受：“一是首都社会秩序仍维持正常，街面基本平静，同某些媒体宣传的并不一样。二是叙利亚人对中国很友善，访问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反对派人士，还有大街上、饭店里的普通民众，都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
翟隽出访叙利亚，是近期中国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的一项重大外交行动。访问期间，翟隽会见了巴沙尔总统和穆阿利姆外长等叙方政要，以及“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等数个反对派组织负责人。翟隽向记者介绍了他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各方会谈的情况。他说，中国在中东地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和平和共同发展，表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私利，始终秉持公正和负责任的态度。不仅如此，对其他陷入动荡的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对南北苏丹、对中东和平进程，中国的立场都得到广泛赞赏。“不少中东地区的领导人都对我们说，他们知道，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东好。”
翟隽的出使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他在谈到中东局势以及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时，实际上也指出了中国向中东派遣特使的原因。
实际上，中国向中东派遣特使，是从十年前开始的，当时所针对的是中东和平问题，这是中东的核心问题，不过随着近一年多来中东局势的动荡，特使的使命也相应扩大了。
中国不做没有原则的和事佬
王世杰：中国第一任中东问题特使
主要工作是巴以问题
2002年11月6日，中国第一位外交特使在中东亮相。他就是王世杰，时年66岁，身份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这是他以特使身份进行的首次外交斡旋，对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访问。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曾在埃及留学和工作，并先后在三个中东国家出任大使——他无疑是中东问题特使最合适的人选。
按照国际法的要求和各国惯例，大使是在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按照对等的原则互设的外交机构的最高负责人，称为特命全权大使。而特使则是由于某一特别事件而派遣的使节，执行特殊的使命，一旦任务完成，特使的使命也就结束。目前中国有中东特使、朝鲜特使和非洲特使，其中最早设立的就是中东问题特使。
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首位外交特使是针对中东问题设立。中东长期以来是世界最大的热点地区，而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中东问题的核心。我国首次设立中东特使时，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这个中东特使的使命就是到这个地方去劝和，促进他们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这样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也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种体现。” 在巴以双方暴力对抗陷于恶性循环、阿拉法特被困拉马拉之际，可谓临危受命出使中东的王世杰，这样理解自己的使命。早在2000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时，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明确提出希望中方任命中东问题特使，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发挥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影响相称的重要作用。
“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偏袒谁的话，那就是偏袒正义和公正。”中国派遣中东特使得到了阿以各方的欢迎，但也遭到部分人的反对。一些媒体曾断言说，中国的中东特使会偏袒阿拉伯国家，理由之一是王世杰会讲阿拉伯语。王世杰反驳说，以色列驻中国大使就是伊拉克裔的犹太人，阿拉伯语讲得非常好，但这能说明他偏向阿拉伯国家吗？
担任中东特使期间，王世杰曾四次会晤被困的阿拉法特。王世杰曾对媒体回忆说，“这样一个曾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被囚禁在只有普通教室那么大的房间里，那情景颇为悲凉。”即使如此，仍有人表示不希望中国特使与阿拉法特会面，对此王世杰明确表示：“我们要开展劝和工作，但我们并非没有原则的和事佬。”
据说，以色列曾对王世杰表示，巴以双方可以坐下来谈，大家都应做出让步。王世杰就此回答说：“巴勒斯坦大片领土被占领，仅有的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被分割为若干块，连财政都受到以色列控制。你们觉得巴勒斯坦还有什么可以让步的呢？”因此，以色列应当做出更多的让步。王世杰还表示，以色列依靠武力永远无法得到安全保障，武力侵占和打击必然会引来武力反抗，中国支持以色列得到安全保障，但真正的安全来自友好的睦邻关系与和平的环境。中国一直秉着公正的态度去劝和促谈，从巴以双方人民的利益出发，希望能够促进双方尽早停止战乱。最后以色列不得不承认，中国并没有偏袒巴勒斯坦。
穿防弹衣的特使
在不久前一次国际问题高层研讨会上，本刊记者曾与王世杰大使相约，择机就“阿拉伯之春”有关问题对他进行采访。不巧的是，在记者接到任务写作本文的时候，王世杰大使正在外地，未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而张明部长助理正在中东与欧洲履行政府特使使命，也未能实现采访。这都给记者留下深深的遗憾。据了解，担任特使三年多，王世杰先后八次访问中东以及出席有关国际会议，亲身感受到中东地区国家特别是巴以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也切身体会到中东问题给阿以人民带来的损失和苦难。有一次在巴以地区，王世杰所乘坐的汽车刚刚经过一家超市，超市就发生了剧烈爆炸。出于安全考虑，王世杰和随行的工作人员们配备了防弹背心，但即使穿着防弹背心、坐在防弹汽车里，依然能感受到危险的气息。那时在加沙最常见的场景是，一边是架着机关枪的以色列坦克，另一边则是向以军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青年。可以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都强烈渴望和热爱和平，但现实总是令人感觉无奈和无助。
2006年王世杰卸任，他曾对媒体表示过自己的遗憾：“如果说在我任职过程中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三年多来中东和平进程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巴以人民仍在遭受苦难。”即使在今天，和平依旧是这块土地上最稀缺的东西，而从设立特使到今年，已经过去了十年的时间。王世杰则认为，自己不辱使命，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与各方进行了接触并进行劝和，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得知了当地的形势以及各方的要求，表明了我国的政策，传递了我国的立场。
特使并不是特立独行的
孙必干：中国第二任中东问题特使
那里没有一片乐土
八年前，孙必干大使曾是本刊的“封面人物”：2003年5月美军宣布结束对伊拉克40多天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后，中国政府就开始着手进行驻伊使馆的复馆工作。在中东当过12年大使、已经退休在家的孙必干临危受命，由六名武警作为“保镖”顶着炮火进入伊拉克开展复馆工作。2004年秋，本刊邀请孙大使和他的两位年轻同事来到编辑部，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带‘保镖’的外交官”的故事。同年，他还因被评为“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而家喻户晓。2006年4月，孙必干再度出山，接替王世杰出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再次奔波在他所熟悉的中东。为采写本文，本刊记者在北京南城拜访了孙必干大使。忆起当年事，已经71岁的孙必干大使神采奕奕，思绪清晰。
“那个地区没有一片乐土，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孙必干在介绍中东问题时的第一句话便是如此。那么，为何要在这片“是非之地”设立中国特使呢？孙必干有自己的看法。首先，中东地区本身的重要性，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战略资源，同时又是一个矛盾的交汇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世界所有的大国无不在中东问题上有很大的参与和投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于国际事务、世界和平是负有责任的，我们也理当对中东有更大的投入和参与。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欢迎中国参与中东事务，阿拉伯国家明确希望中国派特使，以色列不仅不反对我们设立特使，相反也觉得可以通过特使跟我们做工作。
再者，过去中东好像离我们很远，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能源、安全上，中东离中国越来越近，有着息息相关的利益。能源方面的利益自不必说，在安全方面，中东是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非常活跃的地区，这些问题与我国部分地区的稳定是紧密相连的。孙必干坚定地表示：“在这么重要的敏感地区应该有我们的声音，有我们的发言权。”
按照孙必干的解释，特使虽然是“特”，但并不是特立独行的，而是配合和补充中国的主体外交。孙必干担任特使三年，又在中东工作了大半辈子，他认为特使的主要工作有两点，首先，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中东问题上有共同点，但也有很多不同点，特使就是要宣传中国的政策。其次，“劝和促谈”是特使的中心工作，中国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促使有关方坐下来谈判。而且这个“劝和促谈”不仅是在巴以之间，也包括巴勒斯坦内部，因为巴勒斯坦派别众多，相互之间分歧很大，特使也要做这些派别的工作，促使它们团结一致。其三，虽然不可能完全通过特使消除阿以之间的矛盾，但是特使有更多的机会在双方之间做工作、沟通信息。以孙必干为例，他每次出访基本都会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相互做工作，平均一年去三四次。同时，也与地区外的有关国家沟通，比如说去法国、俄罗斯等国交流看法和意见。孙必干感觉，各方对于中国特使还是比较重视的，中国的主张能够通过特使直接传达给巴以双方的高层。
迎着炮火而去
在接任中东特使不久之后，孙必干便出访中东，原本是一次没有特别任务的“亮相之旅”，然而一到那儿就遇到突发事件。2006年6月25日，哈马斯下属三个武装派别突袭一处以军哨所，打死两名士兵，并绑架了一名士兵沙利特。为营救人质，以军对加沙地带展开代号为“夏雨”的军事行动，并一度抓捕了包括巴内阁部长和立法委员在内的60多名哈马斯官员。孙必干回忆说：“以色列上上下下都跟我谈这件事情，我也见了人质的家属，他们希望我们做点努力。我当时就表态，我们并不赞同、历来不主张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也去巴勒斯坦做工作，要求巴方保证人质的安全，同时希望双方克制，不要做任何使局势更加紧张的事情。”巴方武装派别坚称不会释放被俘士兵，要求用沙利特换取被以关押的1000名巴勒斯坦人并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7月4日巴方设置的最后通牒到期后，以军大举进攻加沙地带，巴以冲突随之升级。此后，以军反复进占加沙地带，整个行动持续四个多月，共造成4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孙必干说：“当时我刚好在那儿，能说上话，但能发挥多大作用很难说，情况太复杂了。”人质事件一直持续到去年10月，以色列以1027名关押在以监狱内的巴勒斯坦人换回了沙利特。
如果第一次出访是“误打误撞”，那么第二次出访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2006年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以色列北部和以军在萨巴阿农场的阵地发射炮弹和火箭弹，打死八名以色列士兵，并绑架两名以色列士兵。这一事件成为导火索，以军随即予以反击，双方发生激烈交火，黎以冲突爆发并不断升级。在黎以双方战火最为激烈的时候，8月6日孙必干又一次冒着炮火前往中东。
当时孙必干一行计划在访问叙利亚之后，从陆路坐车到黎巴嫩。孙必干说：“因为这次去的主要目的就是呼吁黎以停火，只要有可能，我就准备去黎巴嫩。”当时，战火给黎巴嫩造成很大的破坏，主要通道已被破坏，港口口岸也不正常开放，而且中国驻黎巴嫩使馆已经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去黎巴嫩不仅有可能遭遇危险，还会给中国驻黎使馆增加更多的困难。黎巴嫩之行最终未能成行，孙必干还是有些遗憾的，“对黎巴嫩战况，尽管有很多的报道和传闻，但是我亲眼没有看到。”
形势危急，孙必干这次的使命自然也很艰巨。短短几天时间，孙必干就访问了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和沙特六个国家。在8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1701号决议达成之前，孙必干的核心任务就是呼吁有关各方立即无条件停火。孙必干说：“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比方说我到了叙利亚，他们也支持停火，但是他们觉得光停火还不够，新的联合国决议除了停火以外，还应该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还应该规定以色列必须撤军。等我到了以色列，以色列外长并不反对停火，但是他说光停火也是不够的，停火以后必须解决真主党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军队不能马上撤出来。”每一方都坚持自己的条件，斡旋工作难以进行。8月12日联合国达成1701决议后，孙必干的使命随之改为呼吁有关各方切实、认真执行决议。当然，这个任务也不是容易的。“我不能说我们的斡旋对停火起了多大作用，只能说是我们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并从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讲了一些它们能听进去的话，”孙必干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比如以色列方面，我就跟他们谈，虽然你能打败巴勒斯坦，但是你吃不掉巴勒斯坦，更吃不掉阿拉伯，而且你还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所以只有通过和谈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
根据孙必干的回忆，有一次以色列外交部试探性地邀请他去海法。海法靠近巴勒斯坦，经常有火箭弹飞过来，非常危险，但当时孙必干心里想的是，既然身为中东特使，就应该是中立客观的，应该了解下各方面的情况，于是没有犹豫便答应了。尽管在海法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孙必干还是碰到了三次防空警报，以至于当时陪同他的以方外交官、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驻华大使经常夸孙大使勇敢。孙必干描述说：“海法的确破坏得很厉害。后来有记者问我有何感受，我说这更加说明了和平的重要性。”这次访问，孙必干认为体现出了特使的灵活性。如果换做中国政府代表团大张旗鼓地去海法，其代表的含义就复杂得多，巴勒斯坦方面也肯定不会高兴。
巴以问题是中东的核心问题
过去一年，中东发生剧烈变革，“阿拉伯之春”及随后的利比亚战争、叙利亚问题，再加上伊朗核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导致局势剧烈动荡，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而炙手可热的巴以问题则淡化了许多。孙必干有些痛心地说道：“其实，这是很悲惨的事。中东的核心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或许特定时期别的问题会更突出一点，但是核心问题不解决的话，中东永不得安宁。”
过去一段时间，中东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引起世界的关注，有人猜测中国的中东政策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不过，孙必干大使则认为，“中国的中东政策在不同时期会有些调整和变化，但是有四点是明确的、一贯的，万变不离其宗。第一，中国始终支持阿拉伯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其民族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正义事业。第二，中国支持有关各方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土地换和平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和平、政治、外交解决相互之间的恩怨。第三，中国支持有关各方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第四，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在这个地区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和平共存、和平共处。”按照孙必干的分析，中国的政策是公正的、平衡的，略偏阿拉伯，与国际社会主张基本趋同，但是他也表达了和王世杰类似的无奈，“各方都能接受，但也都不太满意”。
说得直接一点，在这么敏感、重要的地区实现和平，不仅对当地有利，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利，这也正是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为之奋斗的目标。换句话说，只要巴以问题不解决，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就会一直存在，继续为实现这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奔走。
“不干预”不等于无所作为
吴思科：中国第三任中东问题特使，2月19日～23日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
特使的议题在扩大
中国第三任，也就是现任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是在今年“两会”委员代表驻地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他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2011年3月24日，中国第三任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前来接见的是以色列副外长阿亚隆，副外长没有系领带，暗示了会晤的轻松气氛。然而，此时的中东形势未能令人感到丝毫的轻松，“阿拉伯之春”正在发酵，利比亚战争已经打响，叙利亚动荡已经爆发。
2009年吴思科接替孙必干出任中东特使时，谁也没有料到除了复杂的巴以问题，他将面临更为紧迫的中东大动荡。以色列是吴思科此次访问的首站，随后他依次访问了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卡塔尔，就中东和平进程和当前地区局势与有关各方交换意见。与以往的情况类似，阿拉伯国家会见中国特使的官员级别，普遍高于以色列方面的官员，阿拉伯国家对待中国特使的到来更加热情、重视，这是人们的普遍认知。不过，还是有人发现了细微的不同。2010年9月吴思科作为特使出访首站，选择的是约旦。专家分析说，出访首站选择阿拉伯国家，符合中国的外交传统。而2011年这次为何首选以色列？于是，外界纷纷猜测，此次行程上的变化，是否预示着中国在调整中东政策？
如王世杰和孙必干所说所做的那样，中东问题特使的主要工作就是巴以问题，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使的议题也在不断扩大。吴思科三年前出任特使时，本来主要涉及的是巴勒斯坦问题，但现在最棘手的可能是叙利亚问题，还有伊朗危机，过去一年来吴思科作为特使都到访了相应的国家。比如，吴思科2011年3月出访的国家中就有叙利亚，“我去了叙利亚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当时那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动乱。我是想实地了解一些情况，也想做点工作。”去年10月中国在安理会就叙利亚决议投了反对票，不久后吴思科再次访问叙利亚，除了与官方接触外，吴思科也见了叙利亚两个反对派的负责人，那是作为中国政府特使第一次与反对派负责人进行接触，当然之前中国使馆跟他们就有些接触。
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在中东坚持的一贯原则，不过，吴思科认为，“不干预政策不等于无所作为。就好比邻居在吵架，我们不能火上浇油，但是也不能什么都不做，最好的办法就是作为朋友友善地劝和，目的是与邻为善，也是为邻居的利益着想。中东实现和平，不仅对当地人民有利，对我们也有利，对世界同样有利。”对此，去年10月与叙利亚反对派负责人的谈话给吴思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中国投否决票表示理解和赞赏，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允许外来干涉、特别是军事干涉，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地面’军事干涉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空中’军事干涉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利比亚那样，不仅造成民众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使得内部的撕裂更加严重。因此他们表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的路可能会长一些，但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小一些，留下的后遗症也会少得多。这一点他们还是很理智的，也能理解到中国的立场确实是有利于叙利亚的。”
吴思科还强调，中国并不是投了票就了事了。当前叙利亚的暴力确实还在持续，政治对话还难以启动。我们还有必要继续努力，也提出了我们的六点主张，以开放的姿态和心胸与相关方展开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包括特使在内的外交人都在持续地工作，希望通过对话形成一个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实现民众的意愿。今年3月，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以联合国和阿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的身份赴叙利亚，行前他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征询了中国的看法和意见，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莫斯去叙利亚之前也和中国进行了交流，我们都以坦诚的态度支持他们的工作。从我们的角度讲，只要有利于政治解决的我们都支持。
中阿关系不会受到影响
中国在安理会两次就叙利亚决议投否决票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与阿盟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吴思科认为：“阿盟作为该地区的重要组织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与阿盟有良好关系，在两年前的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战略性的合作关系。因此，对阿盟提出的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的决议，我们投了弃权票，实际上是放行了。但是，以保护平民的名义展开的行动却造成了更多平民的伤亡，这不得不引起大家的反思。”
2月4日，摩洛哥代表阿盟提出制裁叙利亚提案。吴思科直白地说：“我觉得阿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相当草率的，而且他们内部也不是一致的。我去过一些阿拉伯国家，接触了不少人，他们明确表示不赞成安理会决议，尤其反对运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大家的疑问是，昨天是利比亚，今天是叙利亚，那明天会轮到谁？说实在话，有很多国家对中国的立场表示了理解和赞赏。” 与利比亚不同，叙利亚处在非常敏感的地区，如果发生战乱，那就可能会蔓延到整个地区，导致整个地区发生大动荡。再加上这一地区是能源富集地，每一个小动荡都有可能抬高世界油价，若是在现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发生地区性大动荡，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吴思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想远一点。中国的立场并不是支持某一派对付另一派，而是从叙利亚整体的特点和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地区稳定与和平的角度考虑的。”
其实，就像杨洁篪外长在一次记者会上所说的那样，中国和阿盟的某些具体做法不尽相同，但是在维护中东地区整体稳定和发展繁荣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吴思科表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长期友好，在重大问题上一直相互支持，我想不会因为在一件事情上同一部分阿拉伯国家意见不一致，就会破坏中阿之间的友好基础。最早阿盟提出关于叙利亚的三点建议时，我就到开罗见了阿盟秘书长，后来我也就访问叙利亚的情况与其沟通，对于阿盟的三点建议，包括派观察员，我们明确地表示支持。我们和阿盟的这种联系还会继续，不会因为投票而受影响。假以时日，我觉得大家会看清楚的。”
中国对中东的认识不断加深
过去一年，中东形势变化之快令人咋舌。吴思科认为，中国对中东变局的认识也在一步步加深。从最初，我们就看到了民众要求改善民生、打破政治僵化的诉求。中国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同时相信他们有能力、有智慧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中国从一开始就公开强调，这是当事国的内部事务，应由人民来掌握发言权。谈到近期的中东之行，吴思科说：“加深了我的一个印象，就是30年前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想中国可能也是死路一条。当然我们现在依然面临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用改革的方法、继续用发展的手段解决。对于中东一些国家来说，我们只是先走了一步，迈出了步伐。”如今是全球化大发展的时代，谁能通过改革适应形势的发展、跟上历史发展的潮流，谁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近些年来，包括中东国家土耳其在内的一批新兴国家不断发展和崛起，而有些地方却没有得到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下降了，因此，吴思科说，“民众要求变革、改善民生的心情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然而，伴随着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暴力和冲突事件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接踵而至。对此，中国主张应该以和平与对话而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吴思科说：“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同时也是我们的良好意愿。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我们不希望看到它们因为国内的一些矛盾和纷争，造成人员的伤亡和经济的破坏。在与这些国家交流沟通时，我们希望并推动它们用一种理性的、和平的方式来表达诉求。”但是外来势力的干预和插手，使得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严峻，各种内外矛盾相互交织、日愈加剧，甚至违背了民众一开始要求民生和民主的初衷。比如在利比亚，西方以军事手段强行推翻原有政权，并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地区格局。在此情况下，中国更加强调反对外来势力对这些国家的干涉，尤其是不能运用军事手段。
另一方面，中东在剧烈变化，伴随着中国对中东问题的步步介入，中国的特使外交也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吴思科明确表示，中国设置中东问题特使体现出对这个地区的关注，我们本来与这个地区就有双边和多边机制，与不少国家的关系都很友好，设立特使等于又多了一个联系渠道和机制。自从设立中东特使以来，特使多次到地区和地区外的国家访问和商谈，为中东和平不懈努力，实践证明特使机制是有效的，是中国政府表达立场、进行努力的一个很务实的平台。
和孙必干一样，吴思科也认为“中东最核心的还是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地区动荡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特使并没有放弃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2011年3月，吴思科出访中东向各方阐述中国的看法，认为不能因为中东目前的变局冲淡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要避免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只有巴以问题得到真正的和平解决，中东才能获得真正的稳定和发展。
向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施压
李华新：中国外交部长代表，2月10日～17日访问埃及、沙特和卡塔尔，3月6日～7日访问叙利亚
特殊背景下的出访
在近期以来中国接连派出奔赴中东的外交官中，外交部副部长翟俊和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明的身份都是中国政府特使，吴思科的身份是中国中东问题特使，而一个月内两度出访的李华新，前一次是以中国外交官身份出行的，后一次则多了一个外交部长代表的身份，“也可以算是一种特使吧，”李华新对本刊记者说。李华新在中东生活和工作多年，2007年4月他从驻伊拉克大使任上转去叙利亚当大使，一直到2011年8月卸任。可以说，李华新是叙利亚局势变动的亲历者，对叙利亚的情况相当熟悉。
3月15日，本刊记者应约在外交部亚非司见到李华新大使，李华新大使提醒记者说：今天恰好是叙利亚动荡一周年。谈及一个月内两次备受关注的出访，爽朗的李华新大使向本刊记者娓娓道来。
叙利亚局势动荡持续了一周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阿盟相继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决议，安理会也多次开会讨论叙利亚局势。虽然阿盟的提案是和西方国家密切协调过的，很大程度也代表了西方国家的立场，但从表面上来看仍然是阿盟的决议案，中国的否决使一些国家难免对中国有些抱怨和不理解。在此种情况下，中国两次派李华新前往中东解释立场和主张。
其实，2月李华新办理出访手续的时候，安理会还没有就制裁叙利亚提案投票，等到启程时就已经投票了。李华新说，在决议磋商过程中，中国曾明确希望决议案能够均衡一点，既有对叙利亚政府的要求，同时对反对派也有要求，而且中国还表示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耐心地磋商，以达成一个更加均衡的决议。但是西方强行推动表决，最后中国投了否决票。李华新说：“出访期间能感觉到一些国家的态度不太一样了。”这次出访，李华新访问了埃及、沙特和卡塔尔以及阿盟，在埃及见了埃及的第一副外长和阿盟秘书长，在沙特和卡塔尔分别见了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官员。李华新一再强调，中国投否决票并不是否定阿拉伯国家和阿盟所进行的努力，而是基于中国一贯坚持的外交政策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着眼于叙利亚人民的基本利益、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国际格局的安宁，中国才投下了否决票。
从阿拉伯国家的反应来看，它们很赞赏中国专门派人去解释立场，埃及对中国立场表示了理解，但沙特和卡塔尔的态度则有些不同。它们理解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但同时认为叙利亚出现的屠杀妇女儿童行为违反了人权，因为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曾共同签署过《阿拉伯人权宪章》，所以这些国家觉得必须讨论叙利亚目前的局势，不仅要在阿盟内部讨论，也要推动安理会讨论，由国际社会来对叙利亚违反人权的行为表示反对。李华新观察到，其实阿拉伯国家也主张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明确表示反对外部干涉，这一点和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李华新特别强调，国内对中国会因为叙利亚而影响中阿关系的担忧，正体现了中国对中阿关系的重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相互支持和合作，中国很珍惜中阿间的友好关系，阿拉伯国家也有同样的愿望。李华新表示，中阿在叙利亚问题上出现分歧，只是在合作的大框架下出现了一点看法上的分歧，应该不会影响到整体关系，而且从目前来看，双方都在采取措施避免受此影响。
前不久，为缓解叙利亚人道主义状况，中国宣布将给予叙利亚200万美元的援助。李华新认为，中国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得到了阿拉伯国家、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
解读中国的六点主张
3月4日中国就叙利亚问题提出了六点主张，李华新向本刊记者解读了其中的深意。他说：“这六点主张是中国对叙利亚问题的全面、完整的阐述，每一点各有侧重，但又环环相扣。早在叙利亚问题爆发之初，中国就已经在多种场合阐述了基本立场，六点主张和我们一贯的基本立场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根据当前形势做了一些充实，提出了一些解决的路径和设想。中方主要的考虑有，首先，希望尽快缓解叙利亚局势，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导致内战，当然有人说现在叙利亚已经是内战了，在电视画面上常看到血腥场面，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要防止局势滑向大规模内战，要推动局势向政治解决方向发展。其次，中方的立场包括了好几项原则，如主张维护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东的和平与稳定；尊重叙利亚人民的诉求和对民主的愿望；反对外部武力干预，反对有些国家推动政权更迭的企图。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任何的私利，着眼于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着眼于中东的和平和稳定；中方支持联合国以及阿盟为实现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所进行的努力。”
3月初李华新以杨洁篪外长代表的身份去叙利亚，目的就是阐述和解释中国的六点主张。更准确地说，李华新向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都施加了压力，希望双方都能对六点主张给予积极回应，以推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
具体来说，在叙利亚政府这边，李华新着重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目前叙利亚局势的担忧，并从国际、地区和叙利亚国内层面分析了局势的严峻性，希望能够帮助叙利亚政府进一步认清局势，尽快采取一些有效措施缓解局势。此外，李华新也提出了五条看法：尽快制止暴力、停止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尽快开启政治对话；配合联合国与阿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安南的工作；配合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莫斯就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所进行的努力；改善和阿盟、阿拉伯国家关系。据李华新介绍，叙利亚很赞赏中国的主张，为此叙利亚外长在与李华新会谈之后就正式公布，叙利亚政府欢迎中国的六点主张，并愿意配合中国做些工作。而且，叙外长也就李华新的五条看法做了回应。比如在大家关注的制止暴力问题上，叙方表示，如果和叙利亚反对派能有统一的停止暴力行动并有一个有效监督机制的话，叙利亚政府愿意与反对派立即停止暴力行为，也愿意与反对派对话。但在与阿盟关系方面，叙利亚坚持认为，关上合作大门的是阿盟而不是他们，目前难以继续和阿盟合作。此外，外界也看到，后来叙利亚很快就接待了安南，也安排了阿莫斯访问，并且商定组成一个专家小组评估叙利亚国内的人道主义状况。
众所周知，叙利亚的反对派比较复杂，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口号、行动纲领和目标，很难坐到一起。虽然李华新在大马士革只有短短24个小时，但还是逐一分批地与一些反对派负责人进行了会晤。李华新表示：“我感觉，这几批组织都对六点主张持赞同态度，对中方的种种努力和中国的立场也表示赞同，能感觉得到他们总体上对中国是很友好的。当然，反对派也跟我表示了他们对叙利亚政府的指责，有些还是很严厉的，比如说，有的组织要求叙利亚政府应该率先采取行动缓解局势，首先停止军事行动，释放之前抓的政治犯。除了阐述中国的六点主张外，我也强调了中国与叙利亚人民之间的友谊，目前局势变化是暂时的，中方愿意和叙利亚人民保持传统友好关系的立场没有变，同时对叙利亚人民自己选择社会模式和发展道路表示理解和支持。”
问及出访的意义，李华新坦诚地表示：“叙利亚问题极其复杂，通过一两次访问就能解决问题或者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切实际的，重要的是，中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愿意就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做出努力。”两次出访期间，李华新都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其中曾接受半岛电视台长达半个小时的专访，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声音。换句话说，特使外交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一段延续了30年的佳话
中东从前年年底开始发生大变化，个中原因极其复杂，每个国家不尽相同。李大使与叙利亚渊源极深，对叙利亚的感受自然也会多一些。他直言不讳地说，叙利亚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其实叙利亚的领导层早就意识到叙利亚应该进行改革，巴沙尔总统从2000年上台以后多次讲过这话，局势动荡后也有叙利亚官员多次向李华新表示，叙利亚的确应该进行改革。现在也可以看到，叙利亚政府确实在进行改革，比如说，取消紧急状态法，出台政党法、新闻法，最近又正式颁布了新宪法，并规定在很短时间内根据新宪法进行大选。当然，李华新还表示：“改革需要时间，而且应该在一种稳定的、可以协商的气氛下进行，打打杀杀显然无助于改革，所以我们希望叙利亚政府积极回应人民的诉求，反对派也应该积极响应政府的努力。”在李华新看来，不单单是叙利亚，每个国家都在思考和探索如何消除社会固有矛盾，以实现国家更好的发展。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李大使特意补充了一点，“我个人对叙利亚很有感情。我第一次到叙利亚是1984年，从那以后多次到叙利亚工作或旅游，对叙利亚的感触特别深。叙利亚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叙利亚也是中东地区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三个国家之一，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叙两国在政治上相互理解和合作，在事关中方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叙利亚一直对我们表示支持。中国商品在叙利亚随处可见且广受欢迎，现在中叙通常的贸易额在20亿～30亿美元，基本上都是中国对叙利亚的输出。以我的亲身体会，叙利亚人民对中国真的是非常友好，我在那里常驻感觉到很愉快，许多到过叙利亚的中国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如果说我们在叙利亚有何利益的话，那就是我们希望继续和叙利亚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进一步扩大合作。”
不仅如此，李大使和叙利亚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1982年李大使大学还未毕业，学校安排他去广交会当翻译，在那儿结识了一位叙利亚商人，带着女儿来中国参加广交会。后来，李大使每次去叙利亚都会去商人家里做客，如今整整3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女孩早已长大，当年的商人也已不在人世，但友谊一直都在，李大使驻叙利亚期间，几乎每年都会和商人的家人见面。叙利亚局势动荡以后，李大使也去探望过他们，切身感受到他们对时局的担忧。“所以我发自内心地希望叙利亚局势能够稳定下来，叙利亚人民能够免遭战火的祸害。”李大使这句话，不仅仅是以外交官身份说的，更是以朋友身份说的。
（葛军、罗洁、吴晓芳参与采访。感谢外交部办公厅、亚非司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