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线为表达方式的“印记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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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刻着记忆情感的山石系列作品“印记山石”的创作灵感来源是一次新疆的旅行经历,从洛阳出发一路向西,走过的每一段风景都美得让人陶醉.当在天山的陪伴下走进光怪陆离的戈壁幻境时,各种形态的山和石,随着光线的变化,呈现出奇特的地质形态和璀璨的色彩,这让我按捺不住想画出它们的愿望,我用简洁而生动的线记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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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散文创作,已经不再满足于上个世纪以来文化散文的大命题、大追求,而是深入生活与历史的皱褶之处,带着时代个体的生命情怀,表达个体的人生感悟和生活思考.江子的散文或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绘制一个个乡土世界的生存图景,或将诗意的触角伸向历史钩沉,在现实与历史的开合中寻找红土地上的文化密码.
《鹅笼书生》是一篇颇有影响的六朝志怪小说,其故事奇幻诡谲,对明清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多.明清时期小说家、评点家对“鹅笼书生”的接受表现为:或是以《艳异编》《虞初志》为代表的小说选本对“鹅笼书生”的收录;或是将“鹅笼书生”所蕴含的奇幻的美学观念移植到小说批评中去;或是沿用“鹅笼书生”的想象模式、叙事结构、审美趣味来构建异境世界和异人形象,显示出明清小说家、评点家对“鹅笼书生”的接纳、认可和再创造.明清时期小说家、评点家之所以对“鹅笼书生”青睐有加,与他们对志怪小说价值的重新认识有关,也与他
卞和献玉故事是文学书写的经典案例,对此后世文人从不同程度不同角度进行了增补和演绎.自汉而唐宋,诗歌中对卞和献玉故事的运用与书写被再现于不同的题材中,为后世抒写“怀才不遇”题材提供了新维度.在古典诗歌中,对卞和献玉故事的典故运用具有多样性.该故事与屈原被逐、昭君出塞故事有“同质异构”之妙,但是在诗歌中的表现又有差异.卞和献玉故事既是文人“怀才不遇”文化的体现,又是“献宝”文化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玉文化对古典诗词的浸润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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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诗歌》是新批评派的代表性著作,践行了文本细读的思路、方法和原则.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布鲁克斯和沃伦强调诗歌是一种“言说的方式”,就是强调诗人将“言说的内容”即来自外部世界、作者自我等信源的信息以语言为材料进行编码,其中重点分析了戏剧性情境、意象生成、语气、隐喻与象征等编码方式.而诗歌的“理解”,则是一个反向解码过程,同时也是生成性的深度“感受”过程.读者将来自诗歌文本、客观世界、自我的信息在大脑中进行重新编码,并在动态的“理解”诗歌与“感受”世界的过程中形塑自我,从而动态同步开展“自我编码”.可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艺术形式的相互融合和影响,当代工笔花鸟画题材内容不断创新,画面形式语言和技法也日益丰富,呈现出无比繁荣的发展态势.尽管当代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容置疑,但现代工笔花鸟画的艺术成就离不开传统花鸟画技法与理念的传承,其中宋代院体花鸟画对生命意韵的追求更是无时无刻地滋润着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创作.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于非闇先生就曾提出“与古为徒”,对宋代花鸟画进行重新审视与学习.五代、两宋是我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两宋工笔花鸟画历经千年传承,经久不衰,至今依然绚烂多彩,是我国绘画史上最具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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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雅明的《译作者的任务》并非旨在对翻译实践做出指导,然而该文提出的作品的“可译性”的概念却对文学翻译,特别是当代英语诗歌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霍米·巴巴在其文化理论中,将本雅明的翻译观引入“文化翻译”中,提出阈限空间的概念.本文从阈限的视角,探讨《译作者的任务》中可译性的阈限性和悖论性,分析翻译的忠实与自由的关系,并以美国当代诗歌中的语言诗歌的翻译为例,从语言多义性、陌生化和语言碎片的翻译三方面,阐发《译作者的任务》对诗歌翻译的启示和意义.
基于PISA 2018中国四省市数据,对家庭背景、学校氛围与学生抗逆力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对标OECD国家进行比较,中国四省市抗逆力表现略低于国际水平;家庭背景层面,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学生抗逆力提升更有效,而家庭社会资本则无显著影响;学校层面,学校氛围能显著正向影响学生抗逆力;学校氛围和家庭背景对学生抗逆力的作用机制是“相互加强”的效应;家庭背景对学生抗逆力影响的贡献份额相对较小,学校氛围能够更有效解释学生抗逆力形成.此外,就影响的异质性而言,相对于城市学生,提升学校氛围对促进农村学生抗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