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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塞义德的东方主义为理论基础，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为文本，从东方主义视角出发，重新解读谭恩美小说，通过其反东方主义元素以及其展现方式，提出谭恩美并不是在迎合东方主义，而是通过正视东方主义解构东方主义并获得文化身份的真实回归。
关键词：谭恩美；《喜福会》；反东方主义；文化身份
作者简介：项聿培（1996-），女，江苏常州人，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文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2
1989年，谭恩美出版了第一步长篇小说《喜福会》，该作品通过讲述四位中国母亲与他们各自的女儿通过误解、产生冲突最后获得理解的故事。纵观近几年主流读者对《喜福会》的评论，大多是开始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与他者的角度进行解读，然而笔者发现，这些解读都重点落于阐述《喜福会》如何建构了东方主义，而并没有关注谭恩美在消解东方主义上做出的贡献。本文从东方主义的视角出发，解读了谭恩美在小说中如何展现其反东方主义情结，进而提出了只有正视东方 主义与历史，才能对其进行解构，获得真正意义上文化身份的回归。
1.塞义德“东方主义”
著名文学评论家萨义德在二战后提出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使用了东方主义的观点作为其核心思想，“东方”并不只是地域上、人种上与“西方”的区别，更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一种思维方式上东西方之间的彻底对立。东方主义是一种对东方人的错误而僵化的描述，即东方人是异常的野蛮的。这种文化与政治的优越性满足了西方对控制东方，凌驾于东方的病态心理，将东方归结为低人一等的“沉默愚钝者”形象，东方人通常被描述为沉默者和他者。东方主义显示西方通过将东方归于低等的他者并强化西方自身的优越性来实现其霸权。[1]
2.正视历史 与东方主义存在
赛义德曾指出：“在讨论东方之时，东方是完全缺席的，人们感到出席的只是东方主义者和他的言论；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东方主义者的出席恰恰是由东方的实际缺席造成的。”[2]实际上，纵观谭恩美的《喜福会》，我们都能看到真实的东方者的存在，正是这些东方者的诉说让我们了解到了真实的历史。
2.1正视历史，出席历史
人们倾向于了解那些我们愿意了解的事物，因此在阅读《喜福会》时许多读者认为谭恩美笔下迷信、血腥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是对于中国的丑化，为了迎合东方主义的高高在上的文化优越感，然而四位母亲的故事发生在解放前 ，当时的中国，虽然思潮涌现，然而迷信仍然是人们心上抹不去的阴影，鲁迅先生也曾反映过当时的人们食用“人血馒头”治病的可怕现实[3]，一味地否定 无法解决问题，这些令人读起来产生不适的文字却恰恰反映了真实的中国，将其归结为“满足东方主义”，实际上是武断的。直视真实的历史或许会令人痛苦，但能让我们看清过去，而非盲目自信。母亲们对过去故事的叙述，正是愿意直视伤民族之殇的体现。长期无视伤口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只能愈发使自身深陷于自卑与痛苦中，正如《喜福会》中的映映选择丢失过去的自己直视使她感到迷失和困惑，最终勇敢地站出来 “现在，我该把这一切也告诉我女儿。”[4]225让她走出痛苦，清醒过来，重塑了自我。
2.2正视东方主义的存在并进行解构
许多“华裔作家，感受到民族强大的重要性，从而从自己的良知出发，竭力维护华人形象，强调并宣传正宗的中国文化经典，来解构西方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5]谭恩美正是其中之一。她实际上意识到了“东方主义”的存在，并想要进行合理的解构。小说中的女儿们在美国出生，在美国生长，深受美国社会对东方的认识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对她们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谭恩美借用女儿们对于母亲的不理解，甚至是鄙夷，展现了当时日益强盛的“东方主义”。小说中的女儿们西方文化身份看待东方，对中国文化理解片面，带有偏见，实际上正是西方文化的“东方主义”在作怪，作者借由母亲们在冲突中的无奈与痛苦，展现了这种东方主义带来的负面作用，实际上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的维护。
2.3民族身份的回归
《喜福会》的设定是在麻将桌边，四个母亲轮流做东，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回忆性质的故事让女儿们了解到了过去，这不仅是她们母亲的过去，更是中国的沉重的历史。这种述说，一方面是母亲们获得了自身民族身份的回归，他们通过讲述这些故事，正式了自身的伤痛。通过幼年时的孩子们无法理解，产生了对于中国的错误理解，然而随着她们慢慢长大，逐渐意识到这正是她们无法割舍的民族记忆，是她们的民族身份。“两首曲子，其实是同一个主题的变奏。”[6]25当君终于认祖寻亲，找到两位姐姐时，她终于意识到她身上的中国身份是不需要由别人来认同的，那是刻在他们骨子上，流淌在血液里的，这体现了民族身份的真正回归。谭恩美并不是迎合“东方主义”，而是借此体现对于自身民族身份的逐渐认同，一蹴而就的认同是不切合实际的，这种逐渐的醒悟才更为流畅自然。母亲们让身处西方文化身份中的女儿们了解到了中国的真相，虽然它迷信、甚至残忍，但是同时也传递着母亲们的信仰与美好的愿望。
3.展现反抗精神，绝非沉默
长久以来，沉默成为东方主义对华人刻板化描写的一个重要特征。华人女性没有说话权是一种民族和性别上双重的他者形象，长期失语使她们只能依附于他们来表现自己，然而我们看到，在《喜福会》中，这些女性没有选择让他人来替自己发声，扭曲自身形象，而是勇敢积极的站了出来，或作出反抗，或大胆发声，有些反抗的形式或许受困于时代因素，但已经是女性精神的重大突破，完全有别于过去“东方主义”对华人女性的刻板描述。
小说中的母亲一方面顽强地反抗自身命运，虽然由于受困于时代与环境因素，或许仍然会体现当时中国的迷信，但是相较于被动等待，不做反抗已经是华人女性形象的重大突破。小说中，琳达成功地利用智慧与观察，积极主动地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从她第一次的婚姻中逃脱出来，最终解除了婚约，决不让自己成为封建婚约的牺牲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我终于醒悟了，发现了一个真正的 自我，并任凭着这个‘我’的思想来带领自己。这种对妇女“沉默”状态的成功突破，是对长期以来东方主义的驳斥与解构。另一方面积极主动站出来，不再沉默，消除与女儿的矛盾与误会，鼓励引导着女儿们追寻真正的幸福。丽娜的丈夫自私自利，明明领着比自己妻子要高八倍的工资，却还要和她什么都均分，哪怕是丽娜并不爱吃的冰激凌，丽娜的母亲映映便打碎花瓶，以此来开导她顽强地站出来，不要畏惧。小说中的华人女性不再是以往东方主义所认为的沉默隐忍的形象，而是主动站出来勇敢的追寻自己幸福的表现。
4.展现真实中国，不迎合东方主义
在小说的最后，君回到了中国，谭恩美借君的双眼与描述展现了一个与东方主义构建下完全不同的中国，“出租车在一幢豪华的、比希尔顿还要华贵的建筑前停下。‘这里是共产党中国吗？’我惊奇地差点叫了出来……真阔气！只见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侍应生，奔过来把我们的行李搬进大厅里，只见大厅四周都是花岗岩和亮晃晃的镜子，金碧辉煌。”谭恩美终于无法克制其民族自豪感，用直白的话语展现了真正的中国，一个文明先进，经济独立的中国，一个不是东方主义视角里野蛮肮脏的中国。
5、结论
谭恩美的《喜福会》并不是对于东方主义的盲目迎合，她展现了真实的令人心痛的中国过去的形象，意在令我们不忘历史，牢记历史；同时通过对第二代美籍华裔移民与第一代移民的冲突真实再现了东方主义思想形态与发展中成长中的真实中国的冲突。这有力地冲击了一直高高在上的西方霸权文化，粉碎了西方人心中的所谓文化优越感，谭恩美将真实的中国文化引向世界，不藏不遮，既自豪于中国目前的优秀，也不因痛苦的过去而自卑，她将西方人带着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看中国人具象化并成功解构，粉碎了西方人固有的东方主义，还中国文化一个清白，获得了真正意义上文化身份的回归。
参考文献：
[1]揣琼.《喜福会》中的东方主义[J].英语广场（下旬刊），2014，（7）：58-59.
[2]爱德华 · 赛义德. 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8-30
[3]鲁迅，呐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31-42
[4]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严映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沈琳.《喜福会》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东方主义"的解構[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78-79.
[6]陈茗，聂靖.双重身份下的双重写作——论《喜福会》中的东方主义元素与反东方主义元素[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01-106.
关键词：谭恩美；《喜福会》；反东方主义；文化身份
作者简介：项聿培（1996-），女，江苏常州人，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文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2
1989年，谭恩美出版了第一步长篇小说《喜福会》，该作品通过讲述四位中国母亲与他们各自的女儿通过误解、产生冲突最后获得理解的故事。纵观近几年主流读者对《喜福会》的评论，大多是开始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与他者的角度进行解读，然而笔者发现，这些解读都重点落于阐述《喜福会》如何建构了东方主义，而并没有关注谭恩美在消解东方主义上做出的贡献。本文从东方主义的视角出发，解读了谭恩美在小说中如何展现其反东方主义情结，进而提出了只有正视东方 主义与历史，才能对其进行解构，获得真正意义上文化身份的回归。
1.塞义德“东方主义”
著名文学评论家萨义德在二战后提出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使用了东方主义的观点作为其核心思想，“东方”并不只是地域上、人种上与“西方”的区别，更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一种思维方式上东西方之间的彻底对立。东方主义是一种对东方人的错误而僵化的描述，即东方人是异常的野蛮的。这种文化与政治的优越性满足了西方对控制东方，凌驾于东方的病态心理，将东方归结为低人一等的“沉默愚钝者”形象，东方人通常被描述为沉默者和他者。东方主义显示西方通过将东方归于低等的他者并强化西方自身的优越性来实现其霸权。[1]
2.正视历史 与东方主义存在
赛义德曾指出：“在讨论东方之时，东方是完全缺席的，人们感到出席的只是东方主义者和他的言论；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东方主义者的出席恰恰是由东方的实际缺席造成的。”[2]实际上，纵观谭恩美的《喜福会》，我们都能看到真实的东方者的存在，正是这些东方者的诉说让我们了解到了真实的历史。
2.1正视历史，出席历史
人们倾向于了解那些我们愿意了解的事物，因此在阅读《喜福会》时许多读者认为谭恩美笔下迷信、血腥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是对于中国的丑化，为了迎合东方主义的高高在上的文化优越感，然而四位母亲的故事发生在解放前 ，当时的中国，虽然思潮涌现，然而迷信仍然是人们心上抹不去的阴影，鲁迅先生也曾反映过当时的人们食用“人血馒头”治病的可怕现实[3]，一味地否定 无法解决问题，这些令人读起来产生不适的文字却恰恰反映了真实的中国，将其归结为“满足东方主义”，实际上是武断的。直视真实的历史或许会令人痛苦，但能让我们看清过去，而非盲目自信。母亲们对过去故事的叙述，正是愿意直视伤民族之殇的体现。长期无视伤口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只能愈发使自身深陷于自卑与痛苦中，正如《喜福会》中的映映选择丢失过去的自己直视使她感到迷失和困惑，最终勇敢地站出来 “现在，我该把这一切也告诉我女儿。”[4]225让她走出痛苦，清醒过来，重塑了自我。
2.2正视东方主义的存在并进行解构
许多“华裔作家，感受到民族强大的重要性，从而从自己的良知出发，竭力维护华人形象，强调并宣传正宗的中国文化经典，来解构西方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5]谭恩美正是其中之一。她实际上意识到了“东方主义”的存在，并想要进行合理的解构。小说中的女儿们在美国出生，在美国生长，深受美国社会对东方的认识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对她们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谭恩美借用女儿们对于母亲的不理解，甚至是鄙夷，展现了当时日益强盛的“东方主义”。小说中的女儿们西方文化身份看待东方，对中国文化理解片面，带有偏见，实际上正是西方文化的“东方主义”在作怪，作者借由母亲们在冲突中的无奈与痛苦，展现了这种东方主义带来的负面作用，实际上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的维护。
2.3民族身份的回归
《喜福会》的设定是在麻将桌边，四个母亲轮流做东，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回忆性质的故事让女儿们了解到了过去，这不仅是她们母亲的过去，更是中国的沉重的历史。这种述说，一方面是母亲们获得了自身民族身份的回归，他们通过讲述这些故事，正式了自身的伤痛。通过幼年时的孩子们无法理解，产生了对于中国的错误理解，然而随着她们慢慢长大，逐渐意识到这正是她们无法割舍的民族记忆，是她们的民族身份。“两首曲子，其实是同一个主题的变奏。”[6]25当君终于认祖寻亲，找到两位姐姐时，她终于意识到她身上的中国身份是不需要由别人来认同的，那是刻在他们骨子上，流淌在血液里的，这体现了民族身份的真正回归。谭恩美并不是迎合“东方主义”，而是借此体现对于自身民族身份的逐渐认同，一蹴而就的认同是不切合实际的，这种逐渐的醒悟才更为流畅自然。母亲们让身处西方文化身份中的女儿们了解到了中国的真相，虽然它迷信、甚至残忍，但是同时也传递着母亲们的信仰与美好的愿望。
3.展现反抗精神，绝非沉默
长久以来，沉默成为东方主义对华人刻板化描写的一个重要特征。华人女性没有说话权是一种民族和性别上双重的他者形象，长期失语使她们只能依附于他们来表现自己，然而我们看到，在《喜福会》中，这些女性没有选择让他人来替自己发声，扭曲自身形象，而是勇敢积极的站了出来，或作出反抗，或大胆发声，有些反抗的形式或许受困于时代因素，但已经是女性精神的重大突破，完全有别于过去“东方主义”对华人女性的刻板描述。
小说中的母亲一方面顽强地反抗自身命运，虽然由于受困于时代与环境因素，或许仍然会体现当时中国的迷信，但是相较于被动等待，不做反抗已经是华人女性形象的重大突破。小说中，琳达成功地利用智慧与观察，积极主动地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从她第一次的婚姻中逃脱出来，最终解除了婚约，决不让自己成为封建婚约的牺牲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我终于醒悟了，发现了一个真正的 自我，并任凭着这个‘我’的思想来带领自己。这种对妇女“沉默”状态的成功突破，是对长期以来东方主义的驳斥与解构。另一方面积极主动站出来，不再沉默，消除与女儿的矛盾与误会，鼓励引导着女儿们追寻真正的幸福。丽娜的丈夫自私自利，明明领着比自己妻子要高八倍的工资，却还要和她什么都均分，哪怕是丽娜并不爱吃的冰激凌，丽娜的母亲映映便打碎花瓶，以此来开导她顽强地站出来，不要畏惧。小说中的华人女性不再是以往东方主义所认为的沉默隐忍的形象，而是主动站出来勇敢的追寻自己幸福的表现。
4.展现真实中国，不迎合东方主义
在小说的最后，君回到了中国，谭恩美借君的双眼与描述展现了一个与东方主义构建下完全不同的中国，“出租车在一幢豪华的、比希尔顿还要华贵的建筑前停下。‘这里是共产党中国吗？’我惊奇地差点叫了出来……真阔气！只见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侍应生，奔过来把我们的行李搬进大厅里，只见大厅四周都是花岗岩和亮晃晃的镜子，金碧辉煌。”谭恩美终于无法克制其民族自豪感，用直白的话语展现了真正的中国，一个文明先进，经济独立的中国，一个不是东方主义视角里野蛮肮脏的中国。
5、结论
谭恩美的《喜福会》并不是对于东方主义的盲目迎合，她展现了真实的令人心痛的中国过去的形象，意在令我们不忘历史，牢记历史；同时通过对第二代美籍华裔移民与第一代移民的冲突真实再现了东方主义思想形态与发展中成长中的真实中国的冲突。这有力地冲击了一直高高在上的西方霸权文化，粉碎了西方人心中的所谓文化优越感，谭恩美将真实的中国文化引向世界，不藏不遮，既自豪于中国目前的优秀，也不因痛苦的过去而自卑，她将西方人带着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看中国人具象化并成功解构，粉碎了西方人固有的东方主义，还中国文化一个清白，获得了真正意义上文化身份的回归。
参考文献：
[1]揣琼.《喜福会》中的东方主义[J].英语广场（下旬刊），2014，（7）：58-59.
[2]爱德华 · 赛义德. 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8-30
[3]鲁迅，呐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31-42
[4]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严映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沈琳.《喜福会》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东方主义"的解構[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78-79.
[6]陈茗，聂靖.双重身份下的双重写作——论《喜福会》中的东方主义元素与反东方主义元素[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