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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庆抗战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大量优秀的文艺报刊为依托而产生广泛影响的。抗战期间重庆有报纸70家左右,其中抗战前就在本地坚持出报的报社只有3家。重庆《新蜀报》于1921年创刊以来,以内容丰富、言论进步、编排新颖、印刷精美而蜚声文坛;其文艺副刊《蜀道》跨度时间长、影响大、特征明显,成为推动重庆抗战文学进程的主力军。《蜀道》诞生于重庆本土,离不开重庆本土文化的影响;但对抗战文艺理论问题的积极探讨,抗战文艺专刊专页的蓬勃兴办,抗战文化名人的踊跃投稿以及《蜀道》和文协保持的密切关系,使得《蜀道》成为全国性的文艺副刊而显现出“全国性”的特征。
关键词: 蜀道;重庆抗战文学;全国性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812-2485(2009)09-022-006
《新蜀报》于1921年2月1日在重庆创刊,自创刊以来就以内容丰富、言论进步、编排新颖、印刷精美而蜚声文坛。抗战爆发后,总经理周钦岳打出“抗日在胜利,胜利在团结”的旗号,先后聘请了杨炳初、张志渊、萨空了等人担当编辑或主笔,将《新蜀报》举办得有声有色。对这份诞生于重庆本土的优秀民营报纸来说,生动活泼的文艺副刊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抗战时期,《新蜀报》先后开辟了《文种》、《文锋》、《蜀道》等多个文艺副刊,其中,《新蜀报·蜀道》跨度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特征最明显,和重庆抗战文学的关系也最为紧密。
《新蜀报·蜀道》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0年1月1日至1943年5月31日,姚蓬子主编,是为鼎盛期;1943年6月1日至1944年5月2日,梅林主编;1944年8月3日至1945年4月24日,王亚平主编。(注:1941年5月28日至1941年7月6日和1944年5月3日至1944年8月2日期间,《蜀道》曾暂停刊。)这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姚蓬子时期《新蜀报·蜀道》以稿源的丰富、文体的多样,思想的不拘一格和观点的新锐而独树一帜。
《新蜀报·蜀道》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新蜀报》的滋养,《新蜀报》在重庆的知名度和美誉成就了《蜀道》,《蜀道》以《新蜀报》为坚实的刊物背景,也因此具有一些重庆地域的特点。但是,抗战时期重庆的特殊地位和《新蜀报·蜀道》自身的杰出表现使得《蜀道》的身份并不局限于一个区域性的副刊,而是一个承载着抗战文艺宣传任务的全国性副刊,表现出重庆抗战文学全国性的特征。《新蜀报·蜀道》全国性的地位和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新蜀报·蜀道》与文协的关系
《新蜀报·蜀道》和文协关系密切,是文协的“准机关刊物”。对于这一点,孙倩在其研究论文《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下的文学空间——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研究》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新蜀报·蜀道》和文协的特殊关系除了体现在是“文协信息的集中发布地”,还表现在:帮助文协解决组织活动的困难,如对于“作家卖字捐稿劳军”、“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等活动的大力参与和推广;代为发布重要的纪念特刊,如《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专刊》、《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专页》等;以及在《新蜀报·蜀道》上发表文章的作者甚至编者中,不少是文协的领导成员和组织者,如茅盾、老舍、姚蓬子、梅林等。因此,“如果只翻看《蜀道》,的确很容易认为它就是文协的机关报。”
1938年,随着武汉会战的临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到重庆,直到1945年10月14日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在重庆期间,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除重庆总会外,还先后于全国重要城市成立了多个分会,并出版有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前线增刊》、《英文会刊》。文协提出了抗战期间“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提倡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积极组织和推动进步文艺工作者深入战地、农村进行广泛的抗战动员和宣传,大力推进抗战文学创作,广泛编印抗战宣传资料及通俗文艺书刊,普遍开展街头剧、诗朗诵运动,深入进行抗战文学理论的研究,为抗战文艺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之,抗战时期文协在全国文坛的领导地位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因此,《新蜀报·蜀道》与文协的密切关系证实了它在抗战文学领域中具有全国性的地位。
二、参与和组织全国性的文艺论争与文艺批评
抗战文艺的批评和论争是我们把握抗战文艺理论的一条最重要的线索。抗战全面爆发后,历史的强行进入打断了现代文学原有的进程,由于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推动,文艺界不断产生文艺思潮、文艺观的冲突和碰撞,频繁展开广泛的文艺批评和文艺论争,并因此最终完成了对抗战文艺理论的构建。这些文艺批评和论争一方面延续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基本主题,另一方面在抗战的压力下展开了文学对自身责任的反省。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抗战文艺理论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抗战前期,文艺界围绕“文艺为抗战服务,为大众服务”的中心话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和论争,如关于“与抗战无关”和“抗战八股”问题、“大众化”问题、“民族形式”问题、“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辩论。关于这些抗战文艺理论领域中的重要问题的探讨一直持续到抗战中后期,《新蜀报·蜀道》积极参与其中,尤其在组织“民族形式”大讨论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战的艰苦性、长期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文艺界的速战速胜的战争浪漫主义逐渐为现实主义所替代。如果说,抗战前期的文艺批评的任务,是大声疾呼为抗战和人民群众服务;那么抗战中后期的文艺批评则在坚持抗战文艺大方向的前提下,对文艺作品的艺术标准,如思想挖掘的深刻性、现实反映的真实性和形象塑造的典型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抗战文艺面临第二次大调整的过程中,茅盾、艾青、张天翼、葛一虹等人都曾在《新蜀报·蜀道》上发表文艺批评文章来讨论提高抗战文学作品艺术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至还从不同角度谈到具体的创作技巧、方法。
(一)参与“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
关于“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开始于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发表《编者的话》,引发了这场“长达5年之久,而其余波与影响则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1]的论争。梁文一出,文坛反应强烈,重庆《新蜀报》的副刊《新光》、《新副》于同年12月中旬就为此一气发了9篇文章。可见,《新蜀报》及其副刊对梁实秋的观点主要持反对态度,继《新光》、《新副》之后的《新蜀报·蜀道》也是如此。首先,我们从其稿约就可见一斑:“文章虽好,倘与抗战无关,决不刊登。倘与抗战有关,无论谈酒说梦,均极欢迎。”不仅如此,《新蜀报·蜀道》还刊发了一些文章,来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新蜀报·蜀道》第4期刊发了老舍的《文艺成绩》一文。老舍在文中热情昂扬地称赞两年多的抗战以来,文艺在歌曲、戏剧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且用总结性的文字再次重申文艺抗战的立场。这篇文章从精神层面对“与抗战无关论”者予以了驳斥。何容的《純文艺?》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了“与抗战无关论”的不当之处:“抗战文艺的取材不限于战场,抗战中的一切动态都是抗战文艺所要表现的对象。如果嫌文艺离不开抗战,那也不能怪文艺,只怪我们的一切生都离不开抗战。”[2]可见身处那个严峻的时代,如梁实秋所说“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是不存在的,文艺与抗战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文艺界又有了所谓“战时文学”的新提法。发表于《新蜀报·蜀道》第288期的《从“无关抗战”到“战时文学”》一文,对抗战文艺三年来的现实给予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认为“文艺既抗战又不流于八股,这自然是两全其美”,但同时指出这并不能成为文艺无关抗战的理由;文章还深入剖析了“战时文学”论者在本质上与“无关抗战”论者如出一辙,批评了这一观点。
我们必须承认,梁实秋对空洞的“抗战八股”的批评意见是值得抗战文艺界借鉴吸收的。在抗战初期,抗战文学的确存在艺术上的粗糙乃至标语口号、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对这一问题展开的大辩论客观上有助于抗战文学克服自身的不足之处,深化抗战文学理论的认识。艺术的生命是时代的生命所给与的,忠实于艺术须得用忠实于时代作前提,因此,在那个以文学的影响程度来决定文学的价值的时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是与抗战血肉相连的。
(二)组织“民族形式”论争
《新蜀报·蜀道》积极参与了关于“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进一步深化了文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相比之下,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则是《新蜀报·蜀道》以自身为主战场组织开展的讨论,在重庆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0年3月24日,通俗读物编者向林冰在《大公报·战线》上发表了《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提出“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主张。3月26日,姚蓬子在《新蜀报·蜀道》上以代邮的方式告诉向林冰,葛一虹对他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将在《蜀道》上发表,既给向林冰下了“战书”,又向读者预告了即将到来的论争。此后,姚蓬子通过文艺简讯、《编后记》等发表意见,给论争定基调,并及时调整论争中出现的一些偏颇,从而营造了一个健康开明的讨论氛围。为了进一步推动讨论的深入,求得问题的解决,《新蜀报·蜀道》采取论争双方的文章随到随发的方式,每天发一篇相关文章,既避免了因发表时间过长文章之间缺乏关联性和集中一次征稿的自说自话,又避免了讨论中考虑的不周全和情绪的激动,有利于大家将焦点集中在分歧点上,推动论题深入发展。总之,《新蜀报·蜀道》自觉而主动地坚持“相互的理论批判”原则,成功组织了这一场“民族形式”的大论争。整个4月间,《蜀道》几乎是隔天发表一篇相关文章,总共发了31篇。[3]
葛一虹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反复引述向林冰的原文,然后给予一一驳斥,指出其“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不过是“新国粹主义”的一种表现。而葛一虹曾在《文学月报》上发表《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一文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认为民族形式的完成,却是以“科学的世界观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基准的新文艺为中心源泉。[4]之后,梅林发表于《新蜀报·蜀道》第94期的《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商榷》一文也基本赞同葛一虹的观点。这一看法,是对“中心源泉”问题的又一典型阐释。但是,葛一虹在正确地批评了向林冰关于新文艺的一些错误认识的同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无视旧形式中的合理成分和新文艺本身存在的弱点。很显然,把新文艺与人民大众未能很好结合的原因归咎于大众的知识低下,以及将新文艺和利用旧形式完全对立起来的说法并不十分理性和公允,它否认了新文艺的历史继承性。
事实证明,关于“民族形式”和“民族文学”的理论探讨及实践创作在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为了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潮流。究其根源,除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革新这一内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抗战的历史大背景下,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呼唤着作家们借用新的“民族形式”创造出充满民族气魄的抗日文学作品。因此,《新蜀报·蜀道》第103期还发表了《从抗日内容下看中心源泉》一文,站在“抗战”的历史高度,以世界范围的眼光看待“民族形式”的问题:“当知道中国当前所发生的大变革,不只是由个人转到民族,由少数转到大众,而且将中国的地位安置世界的壇砧上,因此,‘抗日内容’更有他广大的世界基础而不只是单方面的‘民间大众’。……我们和我们的民间大众,都立在广漠的原野,饱吸着大时代的空气,我们所寻求的,所需要的是‘新鲜活泼’的东西……”而这“‘新鲜活泼’的东西”,正是时代所赋予“民族形式”的新内涵。
抗战时期,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筑起“不可攻破的民族精神长城”无疑是当时一切进步文艺家的最高任务。而民族精神有两个层面:一是社会政治的,一是思想文化的。这场灾难深重的战争从某种角度讲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良机。因此,从中国传统与民间思想文化中寻找民族的血脉,使其与新文化相通成为抗战文艺的当务之急。关于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讨论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极大地推动了文艺工作者在利用旧文艺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的同时,对民间旧文艺进行改造,从而实现了新文艺的大众化和传统文艺的现代性转换。新的民族形式决不彻底抛弃民间形式,但也决非旧的民间形式的翻版,或是仅仅局限于“取其精华、摒其糟粕”的扬弃,还应与五四新文化的开放性、现代性追求相一致,包含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等更多人类共同与相通的文化价值。
以上两次论争主要体现在姚蓬子主编《新蜀报·蜀道》时期(1940年至1943年),之后梅林和王亚平仍继承了姚蓬子时期探讨文艺理论的传统,展开了关于“小说任务”、“艺术认识”、“新写实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在此期间,《新蜀报·蜀道》先后刊发了《小说的任务及其他》(大乃)、《〈小说任务及其他〉读后》(黄世杰)、《新写实主义的实践及其他》(金堂)、《小说的任务问题》(大乃)、《略谈小说创作诸问题》(黄世杰)、《艺术问题论争的焦点》(大乃)、《论写实主义的艺术》(陈烟桥)等一系列文章来推动文艺论争。
(三)回顾和展望抗战文学
《新蜀报·蜀道》对抗战文艺理论的贡献除了协助文协组织和推动文艺论争之外,还表现在刊发了不少文坛名人总结和畅谈“抗战文学”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于及时纠正抗战文艺在不同阶段产生的问题,帮助文艺工作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引导抗战文艺的未来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比如前面已提到的老舍的《文艺成绩》(《蜀道》第4期),以及虞鸿基的《侈谈现实主义》(《蜀道》第6期)、长虹的《抗战文艺和他的发展条件》(《蜀道》第23期)、胡风的《五四精神及其后来》(《蜀道》第421期)、茅盾的《抗战文艺的展望》(《蜀道》第439期)等。
(四)交流畅谈抗战文学创作经验
此外,《新蜀报·蜀道》还通过刊发知名作家谈创作的文章,从创作具体实践方面来进一步充实抗战文艺理论的内容。《蜀道》连续用了第254期和第255期两期的版面来刊登艾青的《关于〈火把〉》,从主题、人物、感想等多方面来细致地谈论《火把》的创作,并以此回应批评者的言论;《蜀道》第452期、第453期又连载了张天翼的《谈想象——〈谈人物的描写〉之一节》、《再谈想象——〈谈人物的描写〉之一节》;《蜀道》第1003期刊发了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的写作》。不同于茅盾文章的严谨,张天翼的《谈想象——〈谈人物的描写〉之一节》和《再谈想象——〈谈人物的描写〉之一节》连载可以被称为“文艺创作理论的通俗讲义”。因为作者在诙谐幽默的语调中谈如何发挥“想象”来进行文学创作,全篇几乎皆由比喻、事例、故事等组成,浅显易懂、生动形象。这些从文学实践出发谈文学创作理论的文章,避免了纯粹理论阐释的空洞和艰涩,切实地帮助了抗战文艺阵营的新一代年青人迅速培养起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提高实践创作能力。像这样谈文艺创作的文章在《新蜀报·蜀道》里还有很多,比如王洁之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蜀道》第16期)、艾青的《创作与世界观》(《蜀道》第347期)、张白山的《语言的音乐性》(《蜀道》第363期)、沈书亭的《怎样建立新歌剧?》(《蜀道》第694期)等等。
总之,《新蜀报·蜀道》所涉及的文艺批评和论争颇为广泛:就种类而言,有诗评、剧评、小说评论、美术评论等多种;就主题而言,有关于“与抗战无关论”、“民族形式”、“艺术认识”、“写实主义”等抗战文艺理论焦点问题的讨论,涉及到抗战文艺理论的方方面面,显示出“全国性”的地位和特征。
三、创办富有影响力的专刊专栏
《新蜀报·蜀道》先后开辟了多个专刊专栏来宣传抗战文艺,并因此凸显了它方方面面的特色,包括:《诗之一页》(姚蓬子主编)、《木刻之页》(姚蓬子主编)、《“无韵诗”专页》(梅林主编)、《每月诗页》(王亚平主编)等大型专刊;以及《本报二十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2月1日)、《七·七·复刊·纪念》(1941年7月7日)、《不准进攻苏联-诗专页-》(《蜀道》第524期)、《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专刊》(《蜀道》第530期)、《文协成立六周年纪念专页》(《蜀道》第1119期)、《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专页》(《蜀道》第1120-1124期)等为纪念著名人物或重大事件而临时开辟的专页;还有《元旦特刊》等庆祝节日的特刊;此外,《文艺简讯》(姚蓬子、梅林主编)、《诗的讯息》(王亚平主编)、《创作,研究,书信》(王亚平主编)等多种小型专栏的开设既达到了帮助战时文坛互通信息的目的,其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文学研究价值。
(一)《新蜀报·蜀道》的诗歌专刊
在整个《新蜀报·蜀道》中,诗歌的篇幅是举足轻重的,《诗之一页》、《“无韵诗”专页》、《每月诗页》这三个专刊就是《蜀道》在不同时期的诗歌荟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诗之一页》是姚蓬子主编的不定期刊出的诗歌专号,不仅发表诗歌作品,也发表诗歌评论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性和时代性。这些诗歌,充满了阳刚的气质和乐观的态度,是中国人民坚韧顽强的抗战意志的形象表现,成为时代激情的冲击波。梅林在主编《蜀道》期间,大力提倡“无韵诗”的发展,开辟了《“无韵诗”专页》。他在《编后记》中谈到:“又是‘散文分行写的无韵诗’的专页,这大概又将使一些人看了摇头。但是,……它们的确是诗,……无韵诗的歌喉将更开朗,无韵诗的花朵将更灿烂,无韵诗的生命将更焕发。因为千万的青年用心血灌溉它。……那千万的悲苦而又昂奋的青年人要歌唱时代,歌唱历史,歌唱真理。”[5]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两点:一是“无韵诗”要具备“散文分行写”的特征;二是依然残酷的现实和胜利在即的希望使得诗人们在抗战中后期以“悲苦而又昂奋”的双重姿态歌唱。在战争变成了持续的日常生活的相持阶段,诗人的作品中包涵了更多的“现代”性,如歌烙的短诗《匕首》,文字简单却颇具含蓄的诗味。到了王亚平主编时期,诗歌作品在《蜀道》上所占的篇幅明显增加了,这大概与王亚平的诗人身份有关。王亚平认为诗歌是“文学的尖兵”,是“人类最强感情的昂扬”,他深爱着那些“要呐喊要歌唱的人”和“真实的诗作品”,[6]因此特地发刊了《每月诗页》。并且,王亚平还在每期《每月诗页》上刊发详尽的引言,来表达他对诗歌的热爱和认识,倡导诗歌创作的新路向,可见他对诗歌的发展问题极为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题材得以扩展,诗人的眼光更关注农村、原野和大自然,诗歌风格更倾向民间,还收集了一些中外民歌民谣。比如王亚平于1944年8月创作的诗歌《江水谣》(《蜀道》新6号),就仿佛是一首优美的民歌。
(二)《新蜀报·蜀道》的纪念特刊
除了诗歌专刊,《新蜀报·蜀道》的纪念特刊也具有一定知名度,在这一系列专刊专页上发表了一些重要评论和优秀文学作品。1941年2月1日,茅盾在《本报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了《现实主义的道路——杂谈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为〈新蜀报〉二十周年纪念作》。这期纪念专页上,还刊登了《新文学的基本精神》、《在新的物质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新文艺》等文,都对二十年来的新文艺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新蜀报·蜀道》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战文学的影响,专门推出了纪念抗战名人创作生涯的大型特刊,积聚了一批优秀作家的作品。比如:《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专刊》用了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冰心的《寿郭沫若先生》、老舍的《我所认识的郭沫若先生》、梅林的《中国新文学思想界的前驱》,还有马宗融的诗歌《赠沫若》等,这些作品对于有关郭沫若以及抗战文学的研究都具有史料价值。而《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专页》在《新蜀报·蜀道》上连续刊登了几个版面,这一活动的发起人更是汇集了文化界的名流,有郭沫若、沈雁冰、姚蓬子、胡风、陈白尘、臧克家、姚雪垠等数十人。他们在《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缘起》中高度评价老舍先生自抗战以来,“不辞辛劳地为创作,为宣传为团结,献出了他全部的精神和力量。”认为“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与发展,主要便是他所孕育出的硕大的成果。”这样的评价固然与老舍对抗战的巨大贡献和在文协的特殊地位分不开,同时也可见当时的抗战文坛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决心和姿态。
(三)《新蜀报·蜀道》的小型专栏
除了以上大的专刊,《新蜀报·蜀道》还通过《文艺简讯》等小栏目来扩大它的影响,并通过这些小的栏目彰显出它对抗战文学独有的价值。“《蜀道》上友好亲切的氛围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对‘文艺简讯’这一形式的成功改造。”[7]《蜀道》从1940年到1944年的四年间,都一直刊登有《文艺简讯》栏目,几乎贯穿了整个抗战的过程,这种活泼简洁的文字形式为我们研究抗战文学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成为抗战文学活动的有力旁证。此类消息在当时也起到了互通信息的作用,抗战文学处于全国交通不便、各地互相割裂、作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大背景中,因此,关于文艺家和文艺活动的报道既是“读者所关心的消息”,也是“文化工作者所需要参考的资料”。[8]《蜀道》对这些消息,不是“客观严肃的报道”,而是“注重细节刻画和善意的点评”,“轻松自由”。“这样的文艺简讯夹杂在相对严肃的文学创作和时事评论中,仿佛是朋友们在交换完对文学和现实的看法后,任意闲谈一些友人近况,使得文学讨论也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中进行。”[9]
无论是大型专刊,还是小型专栏,《新蜀报·蜀道》都紧紧围绕“抗战”这一主题,以多样的形式展现了抗战文学的共同特征。
四、刊载有代表性的抗战文学作品
《新蜀报·蜀道》刊载的文学作品类型丰富,风格多样,其广泛性和代表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文学体裁广泛,散文、诗歌、杂文、小说、戏剧、书信、书评、民间歌谣等传统文学形式都包罗在《蜀道》之中。二、《蜀道》积极探索和推广战地诗、战地游记、抗战名人诗等抗战时期新的文学样式,为抗战文学作出了特殊贡献。三、老舍、郭沫若、田汉、艾青、臧克家、张天翼、罗烽、宋之的、方殷、冯玉祥等抗战名人都曾多次在《蜀道》上发表文学作品,使得《新蜀报·蜀道》这一文艺副刊保持了较高的文学水平。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与抗战息息相关,真切地反映了抗战时代以及抗战时代的人民生活,既是重庆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抗战文学成就的体现。
(一)罗烽的“战地诗”
罗烽的“战地诗”在抗战时期是各家报刊争相刊发的作品,“以前主要在《大公报·战线》发表”,《新蜀报·蜀道》发刊后“也能分到一部分”,“立刻显示出与《大公报·战线》竞争的态势。”[10]在严峻的抗战时代,一些诗人深入前线,和战斗者一同怒吼和受难者一同呻吟,用憎恨的目光注视着残害祖国生命的卑污势力,同时也用带泪的感激向神圣的战场敬礼。这种直接表现战争现场和战争带来的灾难的诗歌受到大众的欢迎,在文坛上具有举重若轻的地位。罗烽的战地诗歌往往用简短精炼的文字,生动地展现战争的现场:“垂死的街道上/残留着敌人的铁蹄/破瓦颓垣间/呈露着牺牲者的血迹/……啊,从死亡中逃出的人们/来去都是匆忙的”。[11]除了战场描写,也抒写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七八年来的生活/总像含着一枚青果/穷困,灾难与别离/写满了一嘴的苦涩……”[12]。罗烽的“战地诗”主要在1940年的《新蜀报·蜀道》上频繁刊发,1941年后逐渐淡出。
(二)老舍的《剑北篇》
除了“战地诗”,《新蜀报·蜀道》还发表了大量战地游记,包括张十方的《湘江散记》和《东京狱中报告》、田汉的《南归日记》、方殷的《策马中條山》等系列游记。其中,老舍以散文诗形式抒写的战地游记连载《剑北篇》最为著名。在推崇文章“入伍”、“下乡”的抗战初期,老舍根据深入战地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而创作的《剑北篇》,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在《剑北篇》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战地场面:有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祥和,有战争的悲惨,有战斗的激烈,还有“十里稻香,一山夕照”的自然风光等。作者将这些景象糅合在一起,不仅写敌人的凶残,也写祖国山河的壮丽和人民的伟大,正是为了使青年“燃起爱的火苗”,“结成爱与美的心潮,用崇高的热情使江山完好”。以老舍的《剑北篇》为代表的一系列深入战地的游记,详尽而真实地报道了战争前线的场景,叙议结合、情景交融,为鼓舞后方士气、宣传抗战和丰富抗战文学的形式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战地诗歌和战地游记,《新蜀报·蜀道》还发表了散文、杂文、小说、戏剧、书评、民间歌谣等多种文学体裁的作品和大量风格迥异的翻译作品。其中包括巴金的散文《爱尔克的灯光》、老舍的五幕话剧《归去来兮》连载、白薇的长诗《一只雁》、冯玉祥的古体诗等重要作品以及伏尔泰、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契诃夫等世界著名作家的翻译作品,足见《新蜀报·蜀道》的“开放性”立场。
蒋星煜曾在《忆抗战时文艺副刊》中这样叙述:“《新蜀报》文艺副刊《蜀道》,姚蓬子主编,作者的范围最广泛,超过了《文艺》与《中央副刊》,内容涉及中外古今,作者的阵营则包括左、中、右,老舍、田汉、常任侠、潘子农、王平陵等都写了不止一篇。……这些报纸在重庆出版,作者则决不限于重庆,昆明、成都、桂林、南平等地的作者也有稿子发表,在延安的作家有时也在《大公报》、《新蜀报》上发表作品。”[13]总之,《新蜀报·蜀道》在“进步”与“兼容”并举的编辑方针引导下,刊发了类型和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它所拥有的广泛的作者范围和具备的较高的文学水平都进一步反映了《新蜀报·蜀道》的全国性特征。
综上所述,《新蜀报·蜀道》作为重庆抗战文学的重要见证,历经了抗战的重要阶段,始终坚持以“抗战”为中心话语,努力拓展抗战文学理论和文学样式,为中国抗战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宣传抗战,《新蜀报·蜀道》组织和参与了“与抗战无关论”、“民族形式”、“艺术认识”、“写实主义”等抗战文艺理论领域的焦点问题的讨论;开办了《诗之一页》、《木刻之页》、《每月诗页》、《不准进攻苏联-诗专页-》、《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专刊》、《文协成立六周年纪念专页》、《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专页》等多期推广抗战文艺的专刊专页;刊发了老舍、郭沫若、田汉、艾青、臧克家、张天翼、罗烽、宋之的、方殷、冯玉祥等多位抗战名人的作品。此外,《新蜀报·蜀道》还与“文协”关系密切,协助“文协”组织了“作家卖字捐稿劳军”、“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等多项活动,开展了小说、戏剧、舞蹈等抗战文艺的多次专题讨论会,举办了抗战名人创作周年和文协成立周年的多期大型纪念特刊。抗战时期重庆的特殊地位和自身的杰出表现成就了《蜀道》,使它成为一个承载着抗战文艺宣传任务的全国性副刊,成为重庆抗战文学乃至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载体;“全国性”是《新蜀报·蜀道》和重庆抗战文学的主要特征和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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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蜀道;重庆抗战文学;全国性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812-2485(2009)09-022-006
《新蜀报》于1921年2月1日在重庆创刊,自创刊以来就以内容丰富、言论进步、编排新颖、印刷精美而蜚声文坛。抗战爆发后,总经理周钦岳打出“抗日在胜利,胜利在团结”的旗号,先后聘请了杨炳初、张志渊、萨空了等人担当编辑或主笔,将《新蜀报》举办得有声有色。对这份诞生于重庆本土的优秀民营报纸来说,生动活泼的文艺副刊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抗战时期,《新蜀报》先后开辟了《文种》、《文锋》、《蜀道》等多个文艺副刊,其中,《新蜀报·蜀道》跨度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特征最明显,和重庆抗战文学的关系也最为紧密。
《新蜀报·蜀道》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0年1月1日至1943年5月31日,姚蓬子主编,是为鼎盛期;1943年6月1日至1944年5月2日,梅林主编;1944年8月3日至1945年4月24日,王亚平主编。(注:1941年5月28日至1941年7月6日和1944年5月3日至1944年8月2日期间,《蜀道》曾暂停刊。)这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姚蓬子时期《新蜀报·蜀道》以稿源的丰富、文体的多样,思想的不拘一格和观点的新锐而独树一帜。
《新蜀报·蜀道》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新蜀报》的滋养,《新蜀报》在重庆的知名度和美誉成就了《蜀道》,《蜀道》以《新蜀报》为坚实的刊物背景,也因此具有一些重庆地域的特点。但是,抗战时期重庆的特殊地位和《新蜀报·蜀道》自身的杰出表现使得《蜀道》的身份并不局限于一个区域性的副刊,而是一个承载着抗战文艺宣传任务的全国性副刊,表现出重庆抗战文学全国性的特征。《新蜀报·蜀道》全国性的地位和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新蜀报·蜀道》与文协的关系
《新蜀报·蜀道》和文协关系密切,是文协的“准机关刊物”。对于这一点,孙倩在其研究论文《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下的文学空间——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研究》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新蜀报·蜀道》和文协的特殊关系除了体现在是“文协信息的集中发布地”,还表现在:帮助文协解决组织活动的困难,如对于“作家卖字捐稿劳军”、“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等活动的大力参与和推广;代为发布重要的纪念特刊,如《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专刊》、《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专页》等;以及在《新蜀报·蜀道》上发表文章的作者甚至编者中,不少是文协的领导成员和组织者,如茅盾、老舍、姚蓬子、梅林等。因此,“如果只翻看《蜀道》,的确很容易认为它就是文协的机关报。”
1938年,随着武汉会战的临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到重庆,直到1945年10月14日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在重庆期间,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除重庆总会外,还先后于全国重要城市成立了多个分会,并出版有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前线增刊》、《英文会刊》。文协提出了抗战期间“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提倡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积极组织和推动进步文艺工作者深入战地、农村进行广泛的抗战动员和宣传,大力推进抗战文学创作,广泛编印抗战宣传资料及通俗文艺书刊,普遍开展街头剧、诗朗诵运动,深入进行抗战文学理论的研究,为抗战文艺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之,抗战时期文协在全国文坛的领导地位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因此,《新蜀报·蜀道》与文协的密切关系证实了它在抗战文学领域中具有全国性的地位。
二、参与和组织全国性的文艺论争与文艺批评
抗战文艺的批评和论争是我们把握抗战文艺理论的一条最重要的线索。抗战全面爆发后,历史的强行进入打断了现代文学原有的进程,由于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推动,文艺界不断产生文艺思潮、文艺观的冲突和碰撞,频繁展开广泛的文艺批评和文艺论争,并因此最终完成了对抗战文艺理论的构建。这些文艺批评和论争一方面延续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基本主题,另一方面在抗战的压力下展开了文学对自身责任的反省。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抗战文艺理论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抗战前期,文艺界围绕“文艺为抗战服务,为大众服务”的中心话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和论争,如关于“与抗战无关”和“抗战八股”问题、“大众化”问题、“民族形式”问题、“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辩论。关于这些抗战文艺理论领域中的重要问题的探讨一直持续到抗战中后期,《新蜀报·蜀道》积极参与其中,尤其在组织“民族形式”大讨论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战的艰苦性、长期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文艺界的速战速胜的战争浪漫主义逐渐为现实主义所替代。如果说,抗战前期的文艺批评的任务,是大声疾呼为抗战和人民群众服务;那么抗战中后期的文艺批评则在坚持抗战文艺大方向的前提下,对文艺作品的艺术标准,如思想挖掘的深刻性、现实反映的真实性和形象塑造的典型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抗战文艺面临第二次大调整的过程中,茅盾、艾青、张天翼、葛一虹等人都曾在《新蜀报·蜀道》上发表文艺批评文章来讨论提高抗战文学作品艺术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至还从不同角度谈到具体的创作技巧、方法。
(一)参与“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
关于“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开始于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发表《编者的话》,引发了这场“长达5年之久,而其余波与影响则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1]的论争。梁文一出,文坛反应强烈,重庆《新蜀报》的副刊《新光》、《新副》于同年12月中旬就为此一气发了9篇文章。可见,《新蜀报》及其副刊对梁实秋的观点主要持反对态度,继《新光》、《新副》之后的《新蜀报·蜀道》也是如此。首先,我们从其稿约就可见一斑:“文章虽好,倘与抗战无关,决不刊登。倘与抗战有关,无论谈酒说梦,均极欢迎。”不仅如此,《新蜀报·蜀道》还刊发了一些文章,来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新蜀报·蜀道》第4期刊发了老舍的《文艺成绩》一文。老舍在文中热情昂扬地称赞两年多的抗战以来,文艺在歌曲、戏剧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且用总结性的文字再次重申文艺抗战的立场。这篇文章从精神层面对“与抗战无关论”者予以了驳斥。何容的《純文艺?》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了“与抗战无关论”的不当之处:“抗战文艺的取材不限于战场,抗战中的一切动态都是抗战文艺所要表现的对象。如果嫌文艺离不开抗战,那也不能怪文艺,只怪我们的一切生都离不开抗战。”[2]可见身处那个严峻的时代,如梁实秋所说“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是不存在的,文艺与抗战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文艺界又有了所谓“战时文学”的新提法。发表于《新蜀报·蜀道》第288期的《从“无关抗战”到“战时文学”》一文,对抗战文艺三年来的现实给予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认为“文艺既抗战又不流于八股,这自然是两全其美”,但同时指出这并不能成为文艺无关抗战的理由;文章还深入剖析了“战时文学”论者在本质上与“无关抗战”论者如出一辙,批评了这一观点。
我们必须承认,梁实秋对空洞的“抗战八股”的批评意见是值得抗战文艺界借鉴吸收的。在抗战初期,抗战文学的确存在艺术上的粗糙乃至标语口号、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对这一问题展开的大辩论客观上有助于抗战文学克服自身的不足之处,深化抗战文学理论的认识。艺术的生命是时代的生命所给与的,忠实于艺术须得用忠实于时代作前提,因此,在那个以文学的影响程度来决定文学的价值的时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是与抗战血肉相连的。
(二)组织“民族形式”论争
《新蜀报·蜀道》积极参与了关于“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进一步深化了文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相比之下,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则是《新蜀报·蜀道》以自身为主战场组织开展的讨论,在重庆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0年3月24日,通俗读物编者向林冰在《大公报·战线》上发表了《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提出“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主张。3月26日,姚蓬子在《新蜀报·蜀道》上以代邮的方式告诉向林冰,葛一虹对他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将在《蜀道》上发表,既给向林冰下了“战书”,又向读者预告了即将到来的论争。此后,姚蓬子通过文艺简讯、《编后记》等发表意见,给论争定基调,并及时调整论争中出现的一些偏颇,从而营造了一个健康开明的讨论氛围。为了进一步推动讨论的深入,求得问题的解决,《新蜀报·蜀道》采取论争双方的文章随到随发的方式,每天发一篇相关文章,既避免了因发表时间过长文章之间缺乏关联性和集中一次征稿的自说自话,又避免了讨论中考虑的不周全和情绪的激动,有利于大家将焦点集中在分歧点上,推动论题深入发展。总之,《新蜀报·蜀道》自觉而主动地坚持“相互的理论批判”原则,成功组织了这一场“民族形式”的大论争。整个4月间,《蜀道》几乎是隔天发表一篇相关文章,总共发了31篇。[3]
葛一虹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反复引述向林冰的原文,然后给予一一驳斥,指出其“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不过是“新国粹主义”的一种表现。而葛一虹曾在《文学月报》上发表《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一文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认为民族形式的完成,却是以“科学的世界观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基准的新文艺为中心源泉。[4]之后,梅林发表于《新蜀报·蜀道》第94期的《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商榷》一文也基本赞同葛一虹的观点。这一看法,是对“中心源泉”问题的又一典型阐释。但是,葛一虹在正确地批评了向林冰关于新文艺的一些错误认识的同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无视旧形式中的合理成分和新文艺本身存在的弱点。很显然,把新文艺与人民大众未能很好结合的原因归咎于大众的知识低下,以及将新文艺和利用旧形式完全对立起来的说法并不十分理性和公允,它否认了新文艺的历史继承性。
事实证明,关于“民族形式”和“民族文学”的理论探讨及实践创作在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为了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潮流。究其根源,除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革新这一内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抗战的历史大背景下,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呼唤着作家们借用新的“民族形式”创造出充满民族气魄的抗日文学作品。因此,《新蜀报·蜀道》第103期还发表了《从抗日内容下看中心源泉》一文,站在“抗战”的历史高度,以世界范围的眼光看待“民族形式”的问题:“当知道中国当前所发生的大变革,不只是由个人转到民族,由少数转到大众,而且将中国的地位安置世界的壇砧上,因此,‘抗日内容’更有他广大的世界基础而不只是单方面的‘民间大众’。……我们和我们的民间大众,都立在广漠的原野,饱吸着大时代的空气,我们所寻求的,所需要的是‘新鲜活泼’的东西……”而这“‘新鲜活泼’的东西”,正是时代所赋予“民族形式”的新内涵。
抗战时期,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筑起“不可攻破的民族精神长城”无疑是当时一切进步文艺家的最高任务。而民族精神有两个层面:一是社会政治的,一是思想文化的。这场灾难深重的战争从某种角度讲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良机。因此,从中国传统与民间思想文化中寻找民族的血脉,使其与新文化相通成为抗战文艺的当务之急。关于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讨论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极大地推动了文艺工作者在利用旧文艺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的同时,对民间旧文艺进行改造,从而实现了新文艺的大众化和传统文艺的现代性转换。新的民族形式决不彻底抛弃民间形式,但也决非旧的民间形式的翻版,或是仅仅局限于“取其精华、摒其糟粕”的扬弃,还应与五四新文化的开放性、现代性追求相一致,包含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等更多人类共同与相通的文化价值。
以上两次论争主要体现在姚蓬子主编《新蜀报·蜀道》时期(1940年至1943年),之后梅林和王亚平仍继承了姚蓬子时期探讨文艺理论的传统,展开了关于“小说任务”、“艺术认识”、“新写实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在此期间,《新蜀报·蜀道》先后刊发了《小说的任务及其他》(大乃)、《〈小说任务及其他〉读后》(黄世杰)、《新写实主义的实践及其他》(金堂)、《小说的任务问题》(大乃)、《略谈小说创作诸问题》(黄世杰)、《艺术问题论争的焦点》(大乃)、《论写实主义的艺术》(陈烟桥)等一系列文章来推动文艺论争。
(三)回顾和展望抗战文学
《新蜀报·蜀道》对抗战文艺理论的贡献除了协助文协组织和推动文艺论争之外,还表现在刊发了不少文坛名人总结和畅谈“抗战文学”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于及时纠正抗战文艺在不同阶段产生的问题,帮助文艺工作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引导抗战文艺的未来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比如前面已提到的老舍的《文艺成绩》(《蜀道》第4期),以及虞鸿基的《侈谈现实主义》(《蜀道》第6期)、长虹的《抗战文艺和他的发展条件》(《蜀道》第23期)、胡风的《五四精神及其后来》(《蜀道》第421期)、茅盾的《抗战文艺的展望》(《蜀道》第439期)等。
(四)交流畅谈抗战文学创作经验
此外,《新蜀报·蜀道》还通过刊发知名作家谈创作的文章,从创作具体实践方面来进一步充实抗战文艺理论的内容。《蜀道》连续用了第254期和第255期两期的版面来刊登艾青的《关于〈火把〉》,从主题、人物、感想等多方面来细致地谈论《火把》的创作,并以此回应批评者的言论;《蜀道》第452期、第453期又连载了张天翼的《谈想象——〈谈人物的描写〉之一节》、《再谈想象——〈谈人物的描写〉之一节》;《蜀道》第1003期刊发了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的写作》。不同于茅盾文章的严谨,张天翼的《谈想象——〈谈人物的描写〉之一节》和《再谈想象——〈谈人物的描写〉之一节》连载可以被称为“文艺创作理论的通俗讲义”。因为作者在诙谐幽默的语调中谈如何发挥“想象”来进行文学创作,全篇几乎皆由比喻、事例、故事等组成,浅显易懂、生动形象。这些从文学实践出发谈文学创作理论的文章,避免了纯粹理论阐释的空洞和艰涩,切实地帮助了抗战文艺阵营的新一代年青人迅速培养起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提高实践创作能力。像这样谈文艺创作的文章在《新蜀报·蜀道》里还有很多,比如王洁之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蜀道》第16期)、艾青的《创作与世界观》(《蜀道》第347期)、张白山的《语言的音乐性》(《蜀道》第363期)、沈书亭的《怎样建立新歌剧?》(《蜀道》第694期)等等。
总之,《新蜀报·蜀道》所涉及的文艺批评和论争颇为广泛:就种类而言,有诗评、剧评、小说评论、美术评论等多种;就主题而言,有关于“与抗战无关论”、“民族形式”、“艺术认识”、“写实主义”等抗战文艺理论焦点问题的讨论,涉及到抗战文艺理论的方方面面,显示出“全国性”的地位和特征。
三、创办富有影响力的专刊专栏
《新蜀报·蜀道》先后开辟了多个专刊专栏来宣传抗战文艺,并因此凸显了它方方面面的特色,包括:《诗之一页》(姚蓬子主编)、《木刻之页》(姚蓬子主编)、《“无韵诗”专页》(梅林主编)、《每月诗页》(王亚平主编)等大型专刊;以及《本报二十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2月1日)、《七·七·复刊·纪念》(1941年7月7日)、《不准进攻苏联-诗专页-》(《蜀道》第524期)、《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专刊》(《蜀道》第530期)、《文协成立六周年纪念专页》(《蜀道》第1119期)、《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专页》(《蜀道》第1120-1124期)等为纪念著名人物或重大事件而临时开辟的专页;还有《元旦特刊》等庆祝节日的特刊;此外,《文艺简讯》(姚蓬子、梅林主编)、《诗的讯息》(王亚平主编)、《创作,研究,书信》(王亚平主编)等多种小型专栏的开设既达到了帮助战时文坛互通信息的目的,其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文学研究价值。
(一)《新蜀报·蜀道》的诗歌专刊
在整个《新蜀报·蜀道》中,诗歌的篇幅是举足轻重的,《诗之一页》、《“无韵诗”专页》、《每月诗页》这三个专刊就是《蜀道》在不同时期的诗歌荟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诗之一页》是姚蓬子主编的不定期刊出的诗歌专号,不仅发表诗歌作品,也发表诗歌评论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性和时代性。这些诗歌,充满了阳刚的气质和乐观的态度,是中国人民坚韧顽强的抗战意志的形象表现,成为时代激情的冲击波。梅林在主编《蜀道》期间,大力提倡“无韵诗”的发展,开辟了《“无韵诗”专页》。他在《编后记》中谈到:“又是‘散文分行写的无韵诗’的专页,这大概又将使一些人看了摇头。但是,……它们的确是诗,……无韵诗的歌喉将更开朗,无韵诗的花朵将更灿烂,无韵诗的生命将更焕发。因为千万的青年用心血灌溉它。……那千万的悲苦而又昂奋的青年人要歌唱时代,歌唱历史,歌唱真理。”[5]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两点:一是“无韵诗”要具备“散文分行写”的特征;二是依然残酷的现实和胜利在即的希望使得诗人们在抗战中后期以“悲苦而又昂奋”的双重姿态歌唱。在战争变成了持续的日常生活的相持阶段,诗人的作品中包涵了更多的“现代”性,如歌烙的短诗《匕首》,文字简单却颇具含蓄的诗味。到了王亚平主编时期,诗歌作品在《蜀道》上所占的篇幅明显增加了,这大概与王亚平的诗人身份有关。王亚平认为诗歌是“文学的尖兵”,是“人类最强感情的昂扬”,他深爱着那些“要呐喊要歌唱的人”和“真实的诗作品”,[6]因此特地发刊了《每月诗页》。并且,王亚平还在每期《每月诗页》上刊发详尽的引言,来表达他对诗歌的热爱和认识,倡导诗歌创作的新路向,可见他对诗歌的发展问题极为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题材得以扩展,诗人的眼光更关注农村、原野和大自然,诗歌风格更倾向民间,还收集了一些中外民歌民谣。比如王亚平于1944年8月创作的诗歌《江水谣》(《蜀道》新6号),就仿佛是一首优美的民歌。
(二)《新蜀报·蜀道》的纪念特刊
除了诗歌专刊,《新蜀报·蜀道》的纪念特刊也具有一定知名度,在这一系列专刊专页上发表了一些重要评论和优秀文学作品。1941年2月1日,茅盾在《本报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了《现实主义的道路——杂谈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为〈新蜀报〉二十周年纪念作》。这期纪念专页上,还刊登了《新文学的基本精神》、《在新的物质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新文艺》等文,都对二十年来的新文艺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新蜀报·蜀道》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战文学的影响,专门推出了纪念抗战名人创作生涯的大型特刊,积聚了一批优秀作家的作品。比如:《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专刊》用了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冰心的《寿郭沫若先生》、老舍的《我所认识的郭沫若先生》、梅林的《中国新文学思想界的前驱》,还有马宗融的诗歌《赠沫若》等,这些作品对于有关郭沫若以及抗战文学的研究都具有史料价值。而《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专页》在《新蜀报·蜀道》上连续刊登了几个版面,这一活动的发起人更是汇集了文化界的名流,有郭沫若、沈雁冰、姚蓬子、胡风、陈白尘、臧克家、姚雪垠等数十人。他们在《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缘起》中高度评价老舍先生自抗战以来,“不辞辛劳地为创作,为宣传为团结,献出了他全部的精神和力量。”认为“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与发展,主要便是他所孕育出的硕大的成果。”这样的评价固然与老舍对抗战的巨大贡献和在文协的特殊地位分不开,同时也可见当时的抗战文坛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决心和姿态。
(三)《新蜀报·蜀道》的小型专栏
除了以上大的专刊,《新蜀报·蜀道》还通过《文艺简讯》等小栏目来扩大它的影响,并通过这些小的栏目彰显出它对抗战文学独有的价值。“《蜀道》上友好亲切的氛围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对‘文艺简讯’这一形式的成功改造。”[7]《蜀道》从1940年到1944年的四年间,都一直刊登有《文艺简讯》栏目,几乎贯穿了整个抗战的过程,这种活泼简洁的文字形式为我们研究抗战文学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成为抗战文学活动的有力旁证。此类消息在当时也起到了互通信息的作用,抗战文学处于全国交通不便、各地互相割裂、作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大背景中,因此,关于文艺家和文艺活动的报道既是“读者所关心的消息”,也是“文化工作者所需要参考的资料”。[8]《蜀道》对这些消息,不是“客观严肃的报道”,而是“注重细节刻画和善意的点评”,“轻松自由”。“这样的文艺简讯夹杂在相对严肃的文学创作和时事评论中,仿佛是朋友们在交换完对文学和现实的看法后,任意闲谈一些友人近况,使得文学讨论也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中进行。”[9]
无论是大型专刊,还是小型专栏,《新蜀报·蜀道》都紧紧围绕“抗战”这一主题,以多样的形式展现了抗战文学的共同特征。
四、刊载有代表性的抗战文学作品
《新蜀报·蜀道》刊载的文学作品类型丰富,风格多样,其广泛性和代表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文学体裁广泛,散文、诗歌、杂文、小说、戏剧、书信、书评、民间歌谣等传统文学形式都包罗在《蜀道》之中。二、《蜀道》积极探索和推广战地诗、战地游记、抗战名人诗等抗战时期新的文学样式,为抗战文学作出了特殊贡献。三、老舍、郭沫若、田汉、艾青、臧克家、张天翼、罗烽、宋之的、方殷、冯玉祥等抗战名人都曾多次在《蜀道》上发表文学作品,使得《新蜀报·蜀道》这一文艺副刊保持了较高的文学水平。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与抗战息息相关,真切地反映了抗战时代以及抗战时代的人民生活,既是重庆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抗战文学成就的体现。
(一)罗烽的“战地诗”
罗烽的“战地诗”在抗战时期是各家报刊争相刊发的作品,“以前主要在《大公报·战线》发表”,《新蜀报·蜀道》发刊后“也能分到一部分”,“立刻显示出与《大公报·战线》竞争的态势。”[10]在严峻的抗战时代,一些诗人深入前线,和战斗者一同怒吼和受难者一同呻吟,用憎恨的目光注视着残害祖国生命的卑污势力,同时也用带泪的感激向神圣的战场敬礼。这种直接表现战争现场和战争带来的灾难的诗歌受到大众的欢迎,在文坛上具有举重若轻的地位。罗烽的战地诗歌往往用简短精炼的文字,生动地展现战争的现场:“垂死的街道上/残留着敌人的铁蹄/破瓦颓垣间/呈露着牺牲者的血迹/……啊,从死亡中逃出的人们/来去都是匆忙的”。[11]除了战场描写,也抒写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七八年来的生活/总像含着一枚青果/穷困,灾难与别离/写满了一嘴的苦涩……”[12]。罗烽的“战地诗”主要在1940年的《新蜀报·蜀道》上频繁刊发,1941年后逐渐淡出。
(二)老舍的《剑北篇》
除了“战地诗”,《新蜀报·蜀道》还发表了大量战地游记,包括张十方的《湘江散记》和《东京狱中报告》、田汉的《南归日记》、方殷的《策马中條山》等系列游记。其中,老舍以散文诗形式抒写的战地游记连载《剑北篇》最为著名。在推崇文章“入伍”、“下乡”的抗战初期,老舍根据深入战地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而创作的《剑北篇》,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在《剑北篇》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战地场面:有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祥和,有战争的悲惨,有战斗的激烈,还有“十里稻香,一山夕照”的自然风光等。作者将这些景象糅合在一起,不仅写敌人的凶残,也写祖国山河的壮丽和人民的伟大,正是为了使青年“燃起爱的火苗”,“结成爱与美的心潮,用崇高的热情使江山完好”。以老舍的《剑北篇》为代表的一系列深入战地的游记,详尽而真实地报道了战争前线的场景,叙议结合、情景交融,为鼓舞后方士气、宣传抗战和丰富抗战文学的形式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战地诗歌和战地游记,《新蜀报·蜀道》还发表了散文、杂文、小说、戏剧、书评、民间歌谣等多种文学体裁的作品和大量风格迥异的翻译作品。其中包括巴金的散文《爱尔克的灯光》、老舍的五幕话剧《归去来兮》连载、白薇的长诗《一只雁》、冯玉祥的古体诗等重要作品以及伏尔泰、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契诃夫等世界著名作家的翻译作品,足见《新蜀报·蜀道》的“开放性”立场。
蒋星煜曾在《忆抗战时文艺副刊》中这样叙述:“《新蜀报》文艺副刊《蜀道》,姚蓬子主编,作者的范围最广泛,超过了《文艺》与《中央副刊》,内容涉及中外古今,作者的阵营则包括左、中、右,老舍、田汉、常任侠、潘子农、王平陵等都写了不止一篇。……这些报纸在重庆出版,作者则决不限于重庆,昆明、成都、桂林、南平等地的作者也有稿子发表,在延安的作家有时也在《大公报》、《新蜀报》上发表作品。”[13]总之,《新蜀报·蜀道》在“进步”与“兼容”并举的编辑方针引导下,刊发了类型和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它所拥有的广泛的作者范围和具备的较高的文学水平都进一步反映了《新蜀报·蜀道》的全国性特征。
综上所述,《新蜀报·蜀道》作为重庆抗战文学的重要见证,历经了抗战的重要阶段,始终坚持以“抗战”为中心话语,努力拓展抗战文学理论和文学样式,为中国抗战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宣传抗战,《新蜀报·蜀道》组织和参与了“与抗战无关论”、“民族形式”、“艺术认识”、“写实主义”等抗战文艺理论领域的焦点问题的讨论;开办了《诗之一页》、《木刻之页》、《每月诗页》、《不准进攻苏联-诗专页-》、《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专刊》、《文协成立六周年纪念专页》、《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专页》等多期推广抗战文艺的专刊专页;刊发了老舍、郭沫若、田汉、艾青、臧克家、张天翼、罗烽、宋之的、方殷、冯玉祥等多位抗战名人的作品。此外,《新蜀报·蜀道》还与“文协”关系密切,协助“文协”组织了“作家卖字捐稿劳军”、“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等多项活动,开展了小说、戏剧、舞蹈等抗战文艺的多次专题讨论会,举办了抗战名人创作周年和文协成立周年的多期大型纪念特刊。抗战时期重庆的特殊地位和自身的杰出表现成就了《蜀道》,使它成为一个承载着抗战文艺宣传任务的全国性副刊,成为重庆抗战文学乃至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载体;“全国性”是《新蜀报·蜀道》和重庆抗战文学的主要特征和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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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罗烽.战地小诗之四[N]. 新蜀报·蜀道, 1940.1(6):4.
[13]蒋星煜.忆抗战时文艺副刊[N].解放日报电子版,200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