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根据9月5日公布的“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6亿吨、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铝冶炼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
　　如果你以为只有传统制造业会产能过剩，那你就错了，包括多晶硅、风电设备等高科技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据说，在国家统计局监测的24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而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与风电设备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最为严重。
　　当前全球光伏行业需求约为30GW，而产能超过40GW，其中80%的产能在中国，但80%的需求在国外。2011年底全球造船能力超过两亿载重吨，其中中国就高达8000万至1亿载重吨，且这些新增能力大部分是在2005年之后形成的。
　　笔者认为，是外需萎缩、房地产调控与地方政府激励扭曲，造成了中国目前面临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困局。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三个手段来治理产能过剩的顽疾，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加快实施各类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过去20年内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最大特征是高投资。中国政府通过压低土地、劳动力、资金、资源、环境等各类要素的价格，来鼓励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尽管投资在当期内会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但投资的结果是形成了生产能力。如果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即形成了产能过剩），则进行投资的企业的利润率会下滑，为投资提供贷款支持的银行可能面临坏账，经济体内甚至可能形成一股通货紧缩压力（由于产品供过于求）。
　　过去10年中，中国经济主要是通过出口、利用外需来消化国内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需求都在萎缩，中国经济难以继续通过出口消化过剩产能。另一个潜在选项则是刺激内需，然而，在整个制度设计都偏向于激励投资的大环境下，尤其是在劳动力报酬占GDP比重没有显著上升之前，通过内需来消化产能过剩并不容易。
　　除外需萎缩外，中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也加剧了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当国内房地产市场一片大好时，粗钢、水泥、玻璃、铝和PVC等行业都在大干快上。而一旦房地产投资增速显著下滑，这些相关产业就突然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也是加剧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由于GDP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地方政府对能够带动GDP增长的行业总是乐此不疲地加以推进，而不管该行业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存在普遍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有些行业被冠之以高科技、新能源等诱人的头衔，发展这些行业能够获得中央政府的相应配套资金，地方政府对发展这些产业自然更是青睐有加。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困扰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那么自危机后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推出、政府融资平台大量投资于“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之后，中国基础设施领域至少在部分区域也出现了相应的产能过剩，即这些新修的基础设施可能在投产后多年都得不到充分利用。这将给地方融资平台和商业银行带来新的财务风险。
　　不能消化的产能过剩既会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和通货紧缩压力，同时也意味着稀缺资源的巨大浪费。那么，中国政府应如何治理产能过剩的顽疾呢？
　　笔者认为，根治产能过剩的最重要手段，是中国政府应加快实施各类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能源与资源价格的市场化，以及将对环境的影响纳入成本体系，有助于增强对企业的成本约束，鼓励企业更加集约地利用资源，降低高能耗高污染项目的投资规模。利率市场化将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挤出无效的、低收益的固定资产投资。汇率市场化有助于淘汰低附加值的企业，从而降低相应的低效率投资。换句话说，避免资源被浪费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提高资源的价格。空洞的道德说教是收不到任何实际效果的。至于要素价格市场化之后对弱势群体的冲击，则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应对。
　　根治产能过剩的手段之二，是中央政府应该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评体系。过去的政绩考评体系过于强调GDP、工业总产值与引入外资规模，而未来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评指标应该主要包括民生状况、公共产品提供、资源集约与环境保护等。更加长远的绩效考评指标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官员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从而优化资源的跨期配置。
　　根治产能过剩的手段之三，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对若干服务业部门（例如金融、铁路、教育、医疗、物流、电信等行业）的垄断，真正降低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从而为民间资本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投资机会，从而降低制造业的过度投资。只有当有了新的有利可图且发展前景巨大的领域之后，民间资本才会避免在制造业投资与资本市场投机之间被迫二选一的尴尬，从而继续发展壮大。然而，要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是不容易的，这既需要良好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外部危机的推动，同时需要决策者的勇气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