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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士传》是皇甫谧最为著名的代表作,表达了对高士品行的仰慕与崇敬,是皇甫谧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匡救。该书通过语言描写、典型细节、对比烘托的方法塑造了九十多位各具特色的隐士形象。《高士传》的论赞传承自史传,而又以其抒情性区别于史传。其志人记言、兼采史传的叙事特色自成一家。
[关键词]皇甫谧;《高士传》;叙事特色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38-04
《高士传》是皇甫谧的代表作,是其儒道兼综思想的重-要体现。全书塑造了一批形象生动、各具特色的隐士形象。通过塑造这些隐士,既表达了作者对古代高士的敬仰,亦是自身政治理想的体现,同时又是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与考量。而思想的表达离不开行文的叙述,情感的抒发离不开语言的组合。叙事特色对《高士传》思想情感的表达有重要作用,本文将对其洋加探讨。
一、皇甫谧写作《高士传》的缘由
作品的叙事特色往往离不开作家写作作品的缘由,这决定着作家在作品中如何谋篇布局,向读者表达其思想,抒发其感情。而一个作品的写作缘由与作家所处的时代及其自身的经历、思想等方面有密切联系。因此要论述《高士传》的叙事特色,必须先明晰皇甫谧写作《高士传》的缘由。
《高士传》序说:“夫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称其德而赞其事哉。”呵以看到,皇甫谧推崇高士,仰慕其德行。而在《释劝论》中,他把这种感情说得更为明白:“故上有劳谦之爱,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贤之礼,野有遁窜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邻,颜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于至贫,荣期以三乐感尼父,黔娄定谥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莱志迈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潜德于洛滨,郑真躬耕以致誉,幼安发令乎今人。皆持难夺之节,执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
首先,皇甫谧生于魏晋之际的乱世之中,一生两度经历改朝换代。朝堂政治险象环生,士人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司马氏诡诈难测,包藏祸心,伺机而发。高平陵之变,司马氏凶相毕露,以曹爽为核心的曹氏集团惨遭屠戮,何宴、邓飚、丁谧等人被杀,天下“名士减半”。掌权后的司马氏集团为剪除异己,继续大开杀戒。“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不和,且与曹魏有姻亲关系,被司马氏心腹钟会构陷,死于铡刀之下。魏晋时期,政局飘忽不定,战乱此起彼伏。诸如潘安、陆机、陆云、张华,甚至皇甫谧之子皇甫方回,皇甫谧门人挚虞等,或因政治斗争,或因战乱而不得善终。魏晋士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不与之合作,便惨遭屠戮,身家性命不保,更不要说与统治者持不同政见之人。而皇甫谧则希望士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宽松的。士人的或隐或仕是其自身的选择,不由统治者强迫。对于有才能的隐士,统治者应当礼贤下士,对其应保有一份尊敬。《高士传》的《段干木》一文中,段干木不愿出仕,魏文侯前往拜见时,他却翻墙而走。魏文侯拜见段干木时,自己站在车子上,以手扶着横木表示尊敬。魏文侯与段干木谈话时也毕恭毕敬地站立—旁,疲倦而不歇息。这正是皇甫谧希望士人与统治者之间应有的关系。相比于严酷的现实政治环境,《高士传》寄托着皇甫谧的政治理想。
其次,战乱频繁、诸侯纷争的社会背景使得社会风气滑坡。汉末,曹操为笼络人心,招募亲信,重法术,任人唯才是举。这—举措对魏晋社会风气有着深刻影响。重才轻德使得许多士人将道德操守抛之脑后,依附权贵,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故而社会上朝秦暮楚、沽名钓誉之徒随处可见。《晋书·王衍传》中提到王衍喜欢谈玄论道,当自己讲错时就随意更改,被时人称为“口中雌黄”。王衍历任司空、司徒等要职,不思为国为民谋利,却扶植自己的同族亲戚,其弟王澄、王敦皆为州郡刺史,遭^鄙视。唐朝魏元忠也曾提道:“臣尝读魏、晋史,每鄙何晏、王衍终日谈空。”只可惜魏晋朝堂,像王衍这样夸夸其谈、信口雌黄之辈大行其道,致使世道乌烟瘴气。政治纷乱不断,社会风气颓废。上者无品,谋权篡位,重杀伐;士人无德,利欲熏心,轻操守。高士乃是有道德操守的人,不会因利害义。皇甫谧通过描写《高士传》中高士们蔑视权贵、不贪求利益的品行,针砭社会不良风气,希望重新树立道德标杆,用高士的德行为士人的奔竞热风降温。
除了社会原因,皇甫谧自身与《高士传》更是密不可分。皇甫谧一生躬耕陇亩,远离仕宦,所作所为与其笔下高士并无二致。通过对隐居山林、有道德操守和学识渊博的高士的描写,皇甫谧亦在表达自己的隐逸之怀。清代王谟曾评价《高士传》说:“谧书虽亦以自况,然犹不欲以身徇名。”故而我们在《高士传》中能窥见皇甫谧自身的影子。具体来说,皇甫谧与《高士传》中的高士在读书养性、师生关系等两方面都有相通之处。
第一,皇甫谧与高士具是饱学之士。皇甫谧早年虽曾游荡无度,不好学,被人当成痴呆。但经过叔母劝说,幡然醒悟,开始废寝忘食,手不释卷,读书甚至到了走火入魔地步,又被^称作“书淫”。后虽患有风痹症,依然发奋读书。朝廷屡次征召,他虽不应召,但也曾上书晋武帝司马炎,请求借书。晚年回归安定朝那,依旧浸淫于典籍之中。读书就是修身养性、明辨哲理的过程。书籍是皇甫谧认识和了解高士的途径。皇甫谧从高士的不慕名利、修道修身的思想行为里看到了士人应当拥有的道德操守。皇甫谧一生不仕、躬耕陇亩的行为不得不说受到了历代高士的影响。此外,通过研读书籍,皇甫谧对历史和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现实政治的黑暗和社会道德的沦丧,使得皇甫谧更加明白高士思想不仅对自身修养有着重要作用,更对于整个社会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高士传》中的高士多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比如挚恂明《礼》、《易》,治五经;申屠蟠治京房(倜易》;严彭祖《春秋》和《小戴礼记》,精通三门学业;郑玄“习《孝经》、《论语》,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历、《九章算术》、《周官》、《礼记》、《左氏春秋》”;法真“学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关西号为大儒”;安丘望之研治《道德经》,著有《老子章句》。与皇甫谧一样,高士们能够静心养性、守道自持,与他们手中的书卷有着密切关系。读书明理,修养品性。能有所坚守,才能有所不为。 第二,皇甫谧在《高士传》中大量描述高士们之间的师承关系和教育问题,这与皇甫谧自身的经历更是密不可分。在《高士传》中,常常可以发现高士之间的师承关系。《被衣》中:“被衣者,尧时人也。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日齿缺,齿缺之师日王倪,王倪之师日被衣。”虽然许由、齿缺、王倪三人在《高士传》中亦有其传,但是通过这一句则传达了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另外,《高士传》中多处还写到高士们跟从老师学习或教授学生的事迹。如孔子至周遇老子,向老子学习。列御寇师事壶丘子林,安期生师从河上丈人,盖公师从乐臣公,任棠隐居不仕,以《春秋》教授门生。可以说,高士们具有高尚品性的原因除了读书养陛,师承关系也占有很大的比重。高士们的师承关系不仅是对道义的传承,也是对文化的传承。
对于皇甫谧来说,他虽未出仕,但也开门授徒。其门徒亦青史留名。在《晋书·皇甫谧传》中提到其“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从这些人的相关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皇甫谧对他们的影响。
挚虞,字仲治,京兆长安人。当时与“二陆、潘左齐名”,以《文章流别论》名于世。泰始年间举贤良,拜为中郎,后又任太子舍人、秘书监、卫尉卿等职,最后官至太常卿。挚虞虽身居高位,但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以至于“八王之乱”时,挚虞于京洛荒乱中饿死。由此可见,挚虞并非沉溺于名利之人。
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是皇甫谧的同乡。其家族世代举孝廉,以专攻儒学著名。与挚虞不同,张轨因南征北战而受人关注。他曾任凉州牧,当时河西地区“鲜卑反叛,寇盗从横”,张轨遂派兵征讨,大破匪寇,斩首万余级。太安三年,河间王司马颐、成都王司马颖叛乱,张轨派兵三千,东奔京师保卫天子。晋末数次叛乱,皆张轨所平。不但如此,晋末诸侯割据,多不听令于朝廷。唯有张轨向朝廷纳贡不绝。其临终时更有“素棺薄葬,无藏金玉”的遗言。
从挚虞和张轨身上可以明显看到皇甫谧在精神上对他们的影响。皇甫谧一生隐居不仕,挚虞清贫饿死,不耽于名利。而张轨—生为晋朝东征西讨,忠君护国,此亦守道有节操之本义。其临终薄葬遗言正与皇甫谧《笃终论》的薄葬观念一致。他们所传承的,正是皇甫谧《高士传》中的高士精神。
皇甫谧的许多思想行为和《高士传》中的高士别无二致。在后人的著作中,皇甫谧也成为了高士中的一员。元代郝经著《续后汉书》,明清之际的李卓吾著《藏书》,高兆著《续高士传》,均将皇甫谧纳入中国古代著名高士之列,并为其立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皇甫谧在《高士传》中通过对高士品行的赞颂,不仅表明自终隐南山、躬耕田亩的心志,更可见皇甫谧不满现实社会政治与道德风气之心。
二、《高士传》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
《高士传》是皇甫谧“采古今八代之士”而作,其中塑造了九十余位高士的形象。高士的品行和皇甫谧想要通过高士来传达的内容都是通过—个个高士的传记来表现。所以,皇甫谧是以何种方法表现高士精神、刻画高士形象显得尤为重要。正因如此,《高士传》塑造人物的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
(一)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高士传》中高士的品格特征,往往从高士的语言体现。在此基础上又简要记事,二者融合成篇。故而《高士传》中的故事常常短小精悍,三言两语就能勾勒出隐士的形象。如《高士传》中《石户之农》:“石户之农,不知何许人也。与舜为友,舜以天下让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卷卷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于是夫负妻载,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豆短几十字,石户之农不慕功名利禄的形象已跃然纸上。对于舜的禅让,石户之农以国君之为劳心累神的话语,既是对舜的婉拒,同时又暗含了些许的不屑。《石户之农》篇幅虽短,但不慕名利、坚守道义的思想已然表达。
同样,在写到商山四皓时,皇甫谧以四皓所作的歌来表达其高洁的品质:“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优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寥寥数字,描摹出了商山四皓安贫乐道的生活状态。秦朝政治暴虐,民不聊生。四皓在高山深谷中居住生活,以紫芝充饥。生活虽然贫困,但四皓并不羡慕劳心费神的富贵生活。
《高士传》偏重语言描写的原因在于,高士往往在言语之间体现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此外,立言立德乃是高士自身品行的要求。言为心声,高士之言即高士之心。高士们的语言常常质朴清新,却又内涵丰富。高士的语言是高士品行的自然流露,其中折射出的是高士异于世俗的道德操守。因此,描写高士的语言,也展现了高士自身所蕴含的品德。
同时,皇甫谧在描写这些人物时,并不完整记叙人物的整个生平,而是撷取其生活的二三片段。运用这种写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正式的史传中鲜有这些人事迹,高士们大多是“史、班之载,多所阙略”的人物。正因为这些人本身就鲜有事迹流传,故而皇甫谧无法对这些人物生平详细描写,一些细节甚至是虚构的。第二,皇甫谧写作《高士传》的目的与正史不同,史书常常需要大量事迹来表现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但皇甫谧写作《高士传》,除了仰慕高士之品行,也是为了勉励世人向高洁而抑贪腐,且《高士传》所载的故事大多是高士的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琐事正好能从细处体现了高士的品行,以小见大,使得高士的品行更具有说服力。综合这两点,在看待皇甫谧《高士传》时,不能以史传眼光对待。这种记言略事的特点使《高士传》具有志人小说的特点,许多高士的事迹有着很强的故事性。例如《庄周》一文中,庄子第一次受楚王百金之聘,而庄子以神龟为喻,告知来人自己“宁掉尾涂中”,后又受千金之聘,而他又以牺牛为喻,表达富贵的华而不实。《许由》一文中,尧数次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分别以日月之光和鼹鼠饮水为喻以回绝。不但拒绝,还为此逃遁,甚至到了听到相关的消息而去河边洗耳朵。同时,在描写尧和许由时,又辅以缺齿和巢父与许由的对话,进一步丰满许由的形象。这些篇章均记言记事两相结合,其中记言又占据篇幅过半。记言和记事紧密结合,成功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表达了高士不耽于名利的精神。 (二)典型事例。细节描写
皇甫谧在《高士传》中经常运用典型事例和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我们可以在《高士传》中找到—些属于高士的典型事例,如辞让、逃隐等一系列故事。高士们面对来自统治者方面的聘请和封赏都不约而同地推辞。比如,陆通、庄周等人辞楚王聘任,弦高辞穆公之封赏,甚至尧让天下于许由、子州支父,舜让天下于善卷、石户之农、蒲衣子,均遭拒绝。商山四皓远避汉高祖,严光、王霸不仕光武之朝。《高士传》中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高士有别于常人,更非终南捷径之徒。不慕名利是高士的专属特征,辞让、逃隐正是这种特征的具体体现。典型事例的运用凸显了高士们的共性,使高士独树一帜,与名利之徒有明显的区别。
《高士传》虽有大量辞让、逃隐的例子,但《高士传》的故事并非千篇一律。皇甫谧还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了丰富的人物形象,使得每个高士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严遵卖卜于成都,所挣的钱足够其用,甚至有余钱置于床下,被灰尘覆盖。面对做官的聘请,严遵不为所动,面对来帮他准备的罗冲,他毫不客气指出罗冲为利不得不劳心费神,而自己并不愿为此损害自己的精神。除了严遵,其他的隐士亦是如此。荣启期虽身穿粗布,却能鼓琴而歌,以自己身为人,身为男人,长寿为乐,对贫困和死亡毫不在意。颜回身居陋巷而不仕,以宫商之音自娱,以孔子之教自乐。通过细节可以看到,高士们的性格和所做所为都不尽相同,但他们豁达乐观,修身养性,不为外物所动的特点都完整地体现在了读者眼前。
典型事例和细节描写还对高士思想精神传达有重要作用。除了上文所述的不慕名利,高士并非忘怀世事、无情无义,而是心系天下国家之人。面对他人的问道求助,高士们都给予帮助,甚至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弦高》中,郑国人弦高隐居不仕,经营商业。秦穆公派军偷袭郑国,途经周时冶好被来此经商的弦高发现,为拖住秦军,防止郑国遭袭,弦高一面假托国君之命,以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一面派人赶回郑国报信,准备防御。秦军的偷袭计划化为泡影,只有班师回朝。郑国因弦高得以保全,但弦高却拒绝了郑穆公的赏赐,认为自己虽为国家利益欺诈敌军,但不讲信义会败坏风俗,遂离开郑国迁往东方。弦高以自己的智慧瓦解了敌军,是爱国者,而拒绝赏赐,更是道德楷模。通过典型事例和细节描写,不慕名利,心忧天下,这些皇甫谧所要展现的高士精神也得以向读者传达。
(三)对比烘托。突出性格
除了通过典型事例和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形象以外,对比衬托也是《高士传》中常用的塑造人物的方法。以次要人物的言行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行为,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品质,也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
比如《老莱子》和《陆通》中,都是通过对两人的妻子言行进行描写,以此表达老莱子和陆通的思想感情。楚王想请老莱子为国政出谋划策,而老莱子的妻子却说:“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棰,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铁钺。妾不能为人所制者。”表示不愿为名利受制于人。同样在《陆通》中,陆通受到楚王的聘请时,陆通的妻子说道:“先生少而为义,岂老违之哉!门外车迹何深也。妾闻义士非礼不动。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亲织以为衣,食饱衣暖,其乐自足矣,不如去之。”文中都借其妻之口表达了这些高士淡薄名利的品质,从侧面衬托高士的精神品质。同时通过其妻的语言,我们又可以看到高士周围的生活环境对其所产生的影响。
此外,在《江上丈人》中,江上丈人虽救助了伍子胥但不接受他的宝剑,后伍子胥寻找江上丈人而不得。皇甫谧通过对伍子胥的行为来刻画这个仿佛来无影去无踪的高士。在《小臣稷》中,小臣稷并未直接出现,魏文侯三次拜访均未见面。对小臣稷的刻画主要通过魏文侯对他的感叹:“吾闻布衣之士不轻爵禄,则无以助万乘之主,万乘之主不好仁义,则无以下布衣之士。”这些都运用了侧面衬托的方法。
而在另一些故事里,高士与其他的角色之间在品行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突出了高士的精神品质。在《壤父》中,当观者赞美尧帝之德时,壤父却说:“帝何德于我哉。”观者对名利的羡慕和壤父的不屑一顾跃然纸上,突出了壤父平交王侯、不慕名利的品质。在《颜屑》中,齐宣王请颜周上前,但颜周却让齐宣王上前。齐宣王很不高兴,大臣也对颜斶说:“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颜斶却说自己上前是羡慕权贵,齐宣王上前是礼贤下士。齐宣王问颜斶君王高贵还是士人高贵的问题。颜斶又以秦伐齐,生王之头不如死士柳下季之坟的事情回答。整个故事中,处处都在对比。既突出的是颜斶对名利的不屑,更突出颜斶不畏强权、不卑不亢的精神。这也是皇甫谧所想传达的高士精神。
三、《高士传》论赞的特点
《高士传》中的各人物传记都由正文和论赞两部分构成。正文以客观的视角记述高士的生平故事,论赞则是从主观角度对高士的评价。皇甫谧在《高士传》的正文部分运用各种表现手法塑造高士形象,而论赞则都以32字韵文总结评价。论赞部分的特点值得我们去关注。
《高士传》的论赞与史传文学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关于论赞的作用,前人之述已备。刘勰《文心雕龙·颂赞》云:‘赞者,明也,助也。”刘知几《史通》云:“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即论赞是一些辅助性话语,用以补充说明,总结前文。除此之外,论赞还有“寓褒贬、别善恶”的作用。古人编纂史书,往往是为了“以古见今”,达到“咨鉴”的目的。基于上述原因,史传的论赞成为一种传统,受人重视。二十四史中除《元史》外,其余各史均有论赞。萧统编纂《文选》,将论赞以单独文体列出。历代文论家对论赞皆有论述。而论赞对文学作品也有很深的影响,除了皇甫谧《高士传》的论赞,诸如《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日”等,都可以看到史传论赞的痕迹。
《高士传》的论赞一般有两个特点。第一,总结高士事迹,概括高士品行。在《高士传》的正文部分,皇甫谧通过细节描写,详细叙述高士事迹,刻画高士形象。而在论赞部分则更多用概括性的话语,勾勒高士的核心事迹,点明高士的品行,对正文部分加以总结。如《黄石公》的论赞:“何者老翁,托名黄石。蚤鉴留侯,脱履令拾。玉瞍金版,授之不惜。定谋帝王,毂城留迹。”短短数十字将正文中黄石公脱履三试张良的故事予以概括,对黄石公的事迹简单梳理。说明了黄石公慧眼识金、循循善诱的品质。
第二,肯定高士精神,点明创作意图。《高士传》的论赞无一例外地对高士品行大加赞扬。比如《颜斶》中,皇甫谧以“终身不辱,野篆有光”褒扬颜胭不惧权贵的精神。在俨遵》中以“真人淡泊,直哉非虚”赞美严遵安贫乐道的品行。类似的例子在《高士传》中还有很多。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由于皇甫谧自身“思其人,爱其树”,钦慕高士的表现。而另一方面,对高士的褒扬即是对高士精神的肯定,说明高士精神的可取之处。弘扬高士精神,乃是皇甫谧作《高士传》的初衷之一,通过每篇的论赞,皇甫谧不断点明自己创作《高士传》的意图。
《高士传》在论赞上受到了史传文学的影响,但与其之前时代的史传作品相比,《高士传》的论赞依然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高士传》的论赞形式整齐,字句押韵。《高士传》每一篇都以32韵文作为论赞。不仅形式整齐,且富有音律美。这种特点与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魏晋乃是骈俪之始,至南北朝而盛。这一时期,文人追求作品在语言文字的华美繁复,讲求字句声律,注重作品的形式美。皇甫谧之后,范哗《后汉书》也以四字韵文为论赞,可以看到《高士传》的论赞受到了当时文风的影响。其次,正史以咨鉴为目的,所以常常是从客观角度对人物或褒或贬,对人物的优点缺点有详细的描述。比如《史记》中司马迁对项羽的功绩表示肯定,称其“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但同时又对项羽以“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理由推脱自己的失败表示批评。《高士传》的论赞则无一例外地对高士大加赞扬,注入了大量主观感隋,与严谨的史传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也体现在史传作品和《高士传》的论赞语言上,史传往往是议论性的,而《高士传》则更多的是抒情性的。可以说,《高士传》的论赞传承自史家,而又脱胎于史家,有自身的创新之处。
总之,《高士传》的创作离不开魏晋混乱的时代背景,也与皇甫谧自身经历息息相关。《高士传》是皇甫谧针砭时弊之作,也是他的“自况”之作。在《高士传》中,皇甫谧通过语言描写、典型细节和对比烘托等方法塑造了一批不慕名利、守道自持的高士形象。在论赞中,皇甫谧饱含感情,对高士的品行加以颂扬。《高士传》志人记言、兼采史传的叙事特色使得皇甫谧表达出了对高士精神的肯定与向往,也为其时代树立了道德榜样。
[关键词]皇甫谧;《高士传》;叙事特色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38-04
《高士传》是皇甫谧的代表作,是其儒道兼综思想的重-要体现。全书塑造了一批形象生动、各具特色的隐士形象。通过塑造这些隐士,既表达了作者对古代高士的敬仰,亦是自身政治理想的体现,同时又是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与考量。而思想的表达离不开行文的叙述,情感的抒发离不开语言的组合。叙事特色对《高士传》思想情感的表达有重要作用,本文将对其洋加探讨。
一、皇甫谧写作《高士传》的缘由
作品的叙事特色往往离不开作家写作作品的缘由,这决定着作家在作品中如何谋篇布局,向读者表达其思想,抒发其感情。而一个作品的写作缘由与作家所处的时代及其自身的经历、思想等方面有密切联系。因此要论述《高士传》的叙事特色,必须先明晰皇甫谧写作《高士传》的缘由。
《高士传》序说:“夫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称其德而赞其事哉。”呵以看到,皇甫谧推崇高士,仰慕其德行。而在《释劝论》中,他把这种感情说得更为明白:“故上有劳谦之爱,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贤之礼,野有遁窜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邻,颜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于至贫,荣期以三乐感尼父,黔娄定谥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莱志迈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潜德于洛滨,郑真躬耕以致誉,幼安发令乎今人。皆持难夺之节,执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
首先,皇甫谧生于魏晋之际的乱世之中,一生两度经历改朝换代。朝堂政治险象环生,士人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司马氏诡诈难测,包藏祸心,伺机而发。高平陵之变,司马氏凶相毕露,以曹爽为核心的曹氏集团惨遭屠戮,何宴、邓飚、丁谧等人被杀,天下“名士减半”。掌权后的司马氏集团为剪除异己,继续大开杀戒。“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不和,且与曹魏有姻亲关系,被司马氏心腹钟会构陷,死于铡刀之下。魏晋时期,政局飘忽不定,战乱此起彼伏。诸如潘安、陆机、陆云、张华,甚至皇甫谧之子皇甫方回,皇甫谧门人挚虞等,或因政治斗争,或因战乱而不得善终。魏晋士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不与之合作,便惨遭屠戮,身家性命不保,更不要说与统治者持不同政见之人。而皇甫谧则希望士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宽松的。士人的或隐或仕是其自身的选择,不由统治者强迫。对于有才能的隐士,统治者应当礼贤下士,对其应保有一份尊敬。《高士传》的《段干木》一文中,段干木不愿出仕,魏文侯前往拜见时,他却翻墙而走。魏文侯拜见段干木时,自己站在车子上,以手扶着横木表示尊敬。魏文侯与段干木谈话时也毕恭毕敬地站立—旁,疲倦而不歇息。这正是皇甫谧希望士人与统治者之间应有的关系。相比于严酷的现实政治环境,《高士传》寄托着皇甫谧的政治理想。
其次,战乱频繁、诸侯纷争的社会背景使得社会风气滑坡。汉末,曹操为笼络人心,招募亲信,重法术,任人唯才是举。这—举措对魏晋社会风气有着深刻影响。重才轻德使得许多士人将道德操守抛之脑后,依附权贵,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故而社会上朝秦暮楚、沽名钓誉之徒随处可见。《晋书·王衍传》中提到王衍喜欢谈玄论道,当自己讲错时就随意更改,被时人称为“口中雌黄”。王衍历任司空、司徒等要职,不思为国为民谋利,却扶植自己的同族亲戚,其弟王澄、王敦皆为州郡刺史,遭^鄙视。唐朝魏元忠也曾提道:“臣尝读魏、晋史,每鄙何晏、王衍终日谈空。”只可惜魏晋朝堂,像王衍这样夸夸其谈、信口雌黄之辈大行其道,致使世道乌烟瘴气。政治纷乱不断,社会风气颓废。上者无品,谋权篡位,重杀伐;士人无德,利欲熏心,轻操守。高士乃是有道德操守的人,不会因利害义。皇甫谧通过描写《高士传》中高士们蔑视权贵、不贪求利益的品行,针砭社会不良风气,希望重新树立道德标杆,用高士的德行为士人的奔竞热风降温。
除了社会原因,皇甫谧自身与《高士传》更是密不可分。皇甫谧一生躬耕陇亩,远离仕宦,所作所为与其笔下高士并无二致。通过对隐居山林、有道德操守和学识渊博的高士的描写,皇甫谧亦在表达自己的隐逸之怀。清代王谟曾评价《高士传》说:“谧书虽亦以自况,然犹不欲以身徇名。”故而我们在《高士传》中能窥见皇甫谧自身的影子。具体来说,皇甫谧与《高士传》中的高士在读书养性、师生关系等两方面都有相通之处。
第一,皇甫谧与高士具是饱学之士。皇甫谧早年虽曾游荡无度,不好学,被人当成痴呆。但经过叔母劝说,幡然醒悟,开始废寝忘食,手不释卷,读书甚至到了走火入魔地步,又被^称作“书淫”。后虽患有风痹症,依然发奋读书。朝廷屡次征召,他虽不应召,但也曾上书晋武帝司马炎,请求借书。晚年回归安定朝那,依旧浸淫于典籍之中。读书就是修身养性、明辨哲理的过程。书籍是皇甫谧认识和了解高士的途径。皇甫谧从高士的不慕名利、修道修身的思想行为里看到了士人应当拥有的道德操守。皇甫谧一生不仕、躬耕陇亩的行为不得不说受到了历代高士的影响。此外,通过研读书籍,皇甫谧对历史和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现实政治的黑暗和社会道德的沦丧,使得皇甫谧更加明白高士思想不仅对自身修养有着重要作用,更对于整个社会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高士传》中的高士多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比如挚恂明《礼》、《易》,治五经;申屠蟠治京房(倜易》;严彭祖《春秋》和《小戴礼记》,精通三门学业;郑玄“习《孝经》、《论语》,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历、《九章算术》、《周官》、《礼记》、《左氏春秋》”;法真“学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关西号为大儒”;安丘望之研治《道德经》,著有《老子章句》。与皇甫谧一样,高士们能够静心养性、守道自持,与他们手中的书卷有着密切关系。读书明理,修养品性。能有所坚守,才能有所不为。 第二,皇甫谧在《高士传》中大量描述高士们之间的师承关系和教育问题,这与皇甫谧自身的经历更是密不可分。在《高士传》中,常常可以发现高士之间的师承关系。《被衣》中:“被衣者,尧时人也。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日齿缺,齿缺之师日王倪,王倪之师日被衣。”虽然许由、齿缺、王倪三人在《高士传》中亦有其传,但是通过这一句则传达了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另外,《高士传》中多处还写到高士们跟从老师学习或教授学生的事迹。如孔子至周遇老子,向老子学习。列御寇师事壶丘子林,安期生师从河上丈人,盖公师从乐臣公,任棠隐居不仕,以《春秋》教授门生。可以说,高士们具有高尚品性的原因除了读书养陛,师承关系也占有很大的比重。高士们的师承关系不仅是对道义的传承,也是对文化的传承。
对于皇甫谧来说,他虽未出仕,但也开门授徒。其门徒亦青史留名。在《晋书·皇甫谧传》中提到其“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从这些人的相关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皇甫谧对他们的影响。
挚虞,字仲治,京兆长安人。当时与“二陆、潘左齐名”,以《文章流别论》名于世。泰始年间举贤良,拜为中郎,后又任太子舍人、秘书监、卫尉卿等职,最后官至太常卿。挚虞虽身居高位,但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以至于“八王之乱”时,挚虞于京洛荒乱中饿死。由此可见,挚虞并非沉溺于名利之人。
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是皇甫谧的同乡。其家族世代举孝廉,以专攻儒学著名。与挚虞不同,张轨因南征北战而受人关注。他曾任凉州牧,当时河西地区“鲜卑反叛,寇盗从横”,张轨遂派兵征讨,大破匪寇,斩首万余级。太安三年,河间王司马颐、成都王司马颖叛乱,张轨派兵三千,东奔京师保卫天子。晋末数次叛乱,皆张轨所平。不但如此,晋末诸侯割据,多不听令于朝廷。唯有张轨向朝廷纳贡不绝。其临终时更有“素棺薄葬,无藏金玉”的遗言。
从挚虞和张轨身上可以明显看到皇甫谧在精神上对他们的影响。皇甫谧一生隐居不仕,挚虞清贫饿死,不耽于名利。而张轨—生为晋朝东征西讨,忠君护国,此亦守道有节操之本义。其临终薄葬遗言正与皇甫谧《笃终论》的薄葬观念一致。他们所传承的,正是皇甫谧《高士传》中的高士精神。
皇甫谧的许多思想行为和《高士传》中的高士别无二致。在后人的著作中,皇甫谧也成为了高士中的一员。元代郝经著《续后汉书》,明清之际的李卓吾著《藏书》,高兆著《续高士传》,均将皇甫谧纳入中国古代著名高士之列,并为其立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皇甫谧在《高士传》中通过对高士品行的赞颂,不仅表明自终隐南山、躬耕田亩的心志,更可见皇甫谧不满现实社会政治与道德风气之心。
二、《高士传》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
《高士传》是皇甫谧“采古今八代之士”而作,其中塑造了九十余位高士的形象。高士的品行和皇甫谧想要通过高士来传达的内容都是通过—个个高士的传记来表现。所以,皇甫谧是以何种方法表现高士精神、刻画高士形象显得尤为重要。正因如此,《高士传》塑造人物的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
(一)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高士传》中高士的品格特征,往往从高士的语言体现。在此基础上又简要记事,二者融合成篇。故而《高士传》中的故事常常短小精悍,三言两语就能勾勒出隐士的形象。如《高士传》中《石户之农》:“石户之农,不知何许人也。与舜为友,舜以天下让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卷卷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于是夫负妻载,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豆短几十字,石户之农不慕功名利禄的形象已跃然纸上。对于舜的禅让,石户之农以国君之为劳心累神的话语,既是对舜的婉拒,同时又暗含了些许的不屑。《石户之农》篇幅虽短,但不慕名利、坚守道义的思想已然表达。
同样,在写到商山四皓时,皇甫谧以四皓所作的歌来表达其高洁的品质:“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优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寥寥数字,描摹出了商山四皓安贫乐道的生活状态。秦朝政治暴虐,民不聊生。四皓在高山深谷中居住生活,以紫芝充饥。生活虽然贫困,但四皓并不羡慕劳心费神的富贵生活。
《高士传》偏重语言描写的原因在于,高士往往在言语之间体现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此外,立言立德乃是高士自身品行的要求。言为心声,高士之言即高士之心。高士们的语言常常质朴清新,却又内涵丰富。高士的语言是高士品行的自然流露,其中折射出的是高士异于世俗的道德操守。因此,描写高士的语言,也展现了高士自身所蕴含的品德。
同时,皇甫谧在描写这些人物时,并不完整记叙人物的整个生平,而是撷取其生活的二三片段。运用这种写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正式的史传中鲜有这些人事迹,高士们大多是“史、班之载,多所阙略”的人物。正因为这些人本身就鲜有事迹流传,故而皇甫谧无法对这些人物生平详细描写,一些细节甚至是虚构的。第二,皇甫谧写作《高士传》的目的与正史不同,史书常常需要大量事迹来表现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但皇甫谧写作《高士传》,除了仰慕高士之品行,也是为了勉励世人向高洁而抑贪腐,且《高士传》所载的故事大多是高士的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琐事正好能从细处体现了高士的品行,以小见大,使得高士的品行更具有说服力。综合这两点,在看待皇甫谧《高士传》时,不能以史传眼光对待。这种记言略事的特点使《高士传》具有志人小说的特点,许多高士的事迹有着很强的故事性。例如《庄周》一文中,庄子第一次受楚王百金之聘,而庄子以神龟为喻,告知来人自己“宁掉尾涂中”,后又受千金之聘,而他又以牺牛为喻,表达富贵的华而不实。《许由》一文中,尧数次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分别以日月之光和鼹鼠饮水为喻以回绝。不但拒绝,还为此逃遁,甚至到了听到相关的消息而去河边洗耳朵。同时,在描写尧和许由时,又辅以缺齿和巢父与许由的对话,进一步丰满许由的形象。这些篇章均记言记事两相结合,其中记言又占据篇幅过半。记言和记事紧密结合,成功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表达了高士不耽于名利的精神。 (二)典型事例。细节描写
皇甫谧在《高士传》中经常运用典型事例和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我们可以在《高士传》中找到—些属于高士的典型事例,如辞让、逃隐等一系列故事。高士们面对来自统治者方面的聘请和封赏都不约而同地推辞。比如,陆通、庄周等人辞楚王聘任,弦高辞穆公之封赏,甚至尧让天下于许由、子州支父,舜让天下于善卷、石户之农、蒲衣子,均遭拒绝。商山四皓远避汉高祖,严光、王霸不仕光武之朝。《高士传》中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高士有别于常人,更非终南捷径之徒。不慕名利是高士的专属特征,辞让、逃隐正是这种特征的具体体现。典型事例的运用凸显了高士们的共性,使高士独树一帜,与名利之徒有明显的区别。
《高士传》虽有大量辞让、逃隐的例子,但《高士传》的故事并非千篇一律。皇甫谧还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了丰富的人物形象,使得每个高士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严遵卖卜于成都,所挣的钱足够其用,甚至有余钱置于床下,被灰尘覆盖。面对做官的聘请,严遵不为所动,面对来帮他准备的罗冲,他毫不客气指出罗冲为利不得不劳心费神,而自己并不愿为此损害自己的精神。除了严遵,其他的隐士亦是如此。荣启期虽身穿粗布,却能鼓琴而歌,以自己身为人,身为男人,长寿为乐,对贫困和死亡毫不在意。颜回身居陋巷而不仕,以宫商之音自娱,以孔子之教自乐。通过细节可以看到,高士们的性格和所做所为都不尽相同,但他们豁达乐观,修身养性,不为外物所动的特点都完整地体现在了读者眼前。
典型事例和细节描写还对高士思想精神传达有重要作用。除了上文所述的不慕名利,高士并非忘怀世事、无情无义,而是心系天下国家之人。面对他人的问道求助,高士们都给予帮助,甚至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弦高》中,郑国人弦高隐居不仕,经营商业。秦穆公派军偷袭郑国,途经周时冶好被来此经商的弦高发现,为拖住秦军,防止郑国遭袭,弦高一面假托国君之命,以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一面派人赶回郑国报信,准备防御。秦军的偷袭计划化为泡影,只有班师回朝。郑国因弦高得以保全,但弦高却拒绝了郑穆公的赏赐,认为自己虽为国家利益欺诈敌军,但不讲信义会败坏风俗,遂离开郑国迁往东方。弦高以自己的智慧瓦解了敌军,是爱国者,而拒绝赏赐,更是道德楷模。通过典型事例和细节描写,不慕名利,心忧天下,这些皇甫谧所要展现的高士精神也得以向读者传达。
(三)对比烘托。突出性格
除了通过典型事例和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形象以外,对比衬托也是《高士传》中常用的塑造人物的方法。以次要人物的言行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行为,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品质,也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
比如《老莱子》和《陆通》中,都是通过对两人的妻子言行进行描写,以此表达老莱子和陆通的思想感情。楚王想请老莱子为国政出谋划策,而老莱子的妻子却说:“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棰,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铁钺。妾不能为人所制者。”表示不愿为名利受制于人。同样在《陆通》中,陆通受到楚王的聘请时,陆通的妻子说道:“先生少而为义,岂老违之哉!门外车迹何深也。妾闻义士非礼不动。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亲织以为衣,食饱衣暖,其乐自足矣,不如去之。”文中都借其妻之口表达了这些高士淡薄名利的品质,从侧面衬托高士的精神品质。同时通过其妻的语言,我们又可以看到高士周围的生活环境对其所产生的影响。
此外,在《江上丈人》中,江上丈人虽救助了伍子胥但不接受他的宝剑,后伍子胥寻找江上丈人而不得。皇甫谧通过对伍子胥的行为来刻画这个仿佛来无影去无踪的高士。在《小臣稷》中,小臣稷并未直接出现,魏文侯三次拜访均未见面。对小臣稷的刻画主要通过魏文侯对他的感叹:“吾闻布衣之士不轻爵禄,则无以助万乘之主,万乘之主不好仁义,则无以下布衣之士。”这些都运用了侧面衬托的方法。
而在另一些故事里,高士与其他的角色之间在品行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突出了高士的精神品质。在《壤父》中,当观者赞美尧帝之德时,壤父却说:“帝何德于我哉。”观者对名利的羡慕和壤父的不屑一顾跃然纸上,突出了壤父平交王侯、不慕名利的品质。在《颜屑》中,齐宣王请颜周上前,但颜周却让齐宣王上前。齐宣王很不高兴,大臣也对颜斶说:“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颜斶却说自己上前是羡慕权贵,齐宣王上前是礼贤下士。齐宣王问颜斶君王高贵还是士人高贵的问题。颜斶又以秦伐齐,生王之头不如死士柳下季之坟的事情回答。整个故事中,处处都在对比。既突出的是颜斶对名利的不屑,更突出颜斶不畏强权、不卑不亢的精神。这也是皇甫谧所想传达的高士精神。
三、《高士传》论赞的特点
《高士传》中的各人物传记都由正文和论赞两部分构成。正文以客观的视角记述高士的生平故事,论赞则是从主观角度对高士的评价。皇甫谧在《高士传》的正文部分运用各种表现手法塑造高士形象,而论赞则都以32字韵文总结评价。论赞部分的特点值得我们去关注。
《高士传》的论赞与史传文学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关于论赞的作用,前人之述已备。刘勰《文心雕龙·颂赞》云:‘赞者,明也,助也。”刘知几《史通》云:“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即论赞是一些辅助性话语,用以补充说明,总结前文。除此之外,论赞还有“寓褒贬、别善恶”的作用。古人编纂史书,往往是为了“以古见今”,达到“咨鉴”的目的。基于上述原因,史传的论赞成为一种传统,受人重视。二十四史中除《元史》外,其余各史均有论赞。萧统编纂《文选》,将论赞以单独文体列出。历代文论家对论赞皆有论述。而论赞对文学作品也有很深的影响,除了皇甫谧《高士传》的论赞,诸如《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日”等,都可以看到史传论赞的痕迹。
《高士传》的论赞一般有两个特点。第一,总结高士事迹,概括高士品行。在《高士传》的正文部分,皇甫谧通过细节描写,详细叙述高士事迹,刻画高士形象。而在论赞部分则更多用概括性的话语,勾勒高士的核心事迹,点明高士的品行,对正文部分加以总结。如《黄石公》的论赞:“何者老翁,托名黄石。蚤鉴留侯,脱履令拾。玉瞍金版,授之不惜。定谋帝王,毂城留迹。”短短数十字将正文中黄石公脱履三试张良的故事予以概括,对黄石公的事迹简单梳理。说明了黄石公慧眼识金、循循善诱的品质。
第二,肯定高士精神,点明创作意图。《高士传》的论赞无一例外地对高士品行大加赞扬。比如《颜斶》中,皇甫谧以“终身不辱,野篆有光”褒扬颜胭不惧权贵的精神。在俨遵》中以“真人淡泊,直哉非虚”赞美严遵安贫乐道的品行。类似的例子在《高士传》中还有很多。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由于皇甫谧自身“思其人,爱其树”,钦慕高士的表现。而另一方面,对高士的褒扬即是对高士精神的肯定,说明高士精神的可取之处。弘扬高士精神,乃是皇甫谧作《高士传》的初衷之一,通过每篇的论赞,皇甫谧不断点明自己创作《高士传》的意图。
《高士传》在论赞上受到了史传文学的影响,但与其之前时代的史传作品相比,《高士传》的论赞依然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高士传》的论赞形式整齐,字句押韵。《高士传》每一篇都以32韵文作为论赞。不仅形式整齐,且富有音律美。这种特点与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魏晋乃是骈俪之始,至南北朝而盛。这一时期,文人追求作品在语言文字的华美繁复,讲求字句声律,注重作品的形式美。皇甫谧之后,范哗《后汉书》也以四字韵文为论赞,可以看到《高士传》的论赞受到了当时文风的影响。其次,正史以咨鉴为目的,所以常常是从客观角度对人物或褒或贬,对人物的优点缺点有详细的描述。比如《史记》中司马迁对项羽的功绩表示肯定,称其“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但同时又对项羽以“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理由推脱自己的失败表示批评。《高士传》的论赞则无一例外地对高士大加赞扬,注入了大量主观感隋,与严谨的史传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也体现在史传作品和《高士传》的论赞语言上,史传往往是议论性的,而《高士传》则更多的是抒情性的。可以说,《高士传》的论赞传承自史家,而又脱胎于史家,有自身的创新之处。
总之,《高士传》的创作离不开魏晋混乱的时代背景,也与皇甫谧自身经历息息相关。《高士传》是皇甫谧针砭时弊之作,也是他的“自况”之作。在《高士传》中,皇甫谧通过语言描写、典型细节和对比烘托等方法塑造了一批不慕名利、守道自持的高士形象。在论赞中,皇甫谧饱含感情,对高士的品行加以颂扬。《高士传》志人记言、兼采史传的叙事特色使得皇甫谧表达出了对高士精神的肯定与向往,也为其时代树立了道德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