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自习室火了。当然，这或许也不算是特别新的现象，但直到近来趁着“共享经济”的概念，又契合城市白领在职场激烈竞争之下不断“充电”的需求，才突然蓬勃发展起来。为什么要自己付费去租自习室？市场化的共享自习室能得到快速发展，表明有这个市场需求在，正因为原有的公共服务设施无法满足，才催生出了这种空间租赁服务。与我们这些年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上的突飞猛进相比，在图书馆、博物馆这样的公共学习空间上，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极大的。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只有3166个公共图书馆，平均每44万人才有一个。那美国是多少？按美国图书馆协会统计，2016年全美共有各类图书馆12万个，平均每2500人就有一个；其中公共图书馆1.65万个，比麦当劳连锁店的数量还多。
　　为何中国的公共文化资源如此紧张？这与其说是“中国人太多”或“中国还很穷”，倒不如说是因为我们向来就缺乏这样的意识，因为英美的社会经济发展到像我们今天这个状态时，大部分图书馆都早已修好了。事实上，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这样的传统：城市里剧场等公共建筑宏伟，民居却很狭小，以至于男性公民们往往都不会待在自己家里。只不过，在口头文化的时代，他们注重广场演讲与讨论；而到了近现代印刷文化兴起，就催生出巨大、密集的图书馆。1726年，艾伦·拉姆齐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开设了第一家面向公众的图书馆，其效仿者甚众，很快整个英国都兴建了大量图书馆。很多企业家也以此为荣，最出名的例子之一，是1880年美国百万富翁安德鲁·卡内基开始修建大批音乐大厅、交响乐大厅、艺术展览馆、公园和免费图书馆。
　　相比起来，中国确实缺乏这样的传统。彭一刚在《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中指出，传统中国村镇中，“公共性交往活动并不受到人们的重视，反映在聚落形态中，有相当多的村镇根本没有可供人们进行公关活动的广场”，他认为，“与欧洲的情况大不相同，属于内向型的中国人所主要关心的则是自己的家园”。中国第一家向公众开放、具备近代图书馆特征的，是徐树兰在绍兴城内创建的古越藏书楼，那是1902年的事了；而京师图书馆对外开放，则已经晚至1912年的民国之初。至于中国首部《公共图书馆法》，则是2018年1月1日才开始施行的。图书馆并不只是借书、看书的地方，它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耗资1亿欧元打造的中央图书馆于2018年年底开幕，传达出的就是全新的理念：书籍只占整体空间的三分之一，市民可以在里面享受从工艺创造到休闲的各种服务，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
　　然而，我们的城市里不仅缺这样的文化基础设施，甚至很多场馆在设计时，考虑的出发点也并不是响应市场需求，而只是某个“文化工程”。只有在這种结构性稀缺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公共学习室会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在目前的现实之下，它当然至少缓解了一部分需求，但却变成了市场盈利的机会。事实上，如果不解决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那结果势必是人们不得不再多掏钱为公共服务的缺失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