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常委们携家属在警官俱乐部搞联欢。互相拜年后，罗立山（市委书记）和廖天北（市长）饶有兴趣地谈起了春江花月液（一种保健品）……我（商政，廖天北的秘书）谦和地笑着说：‘您在下棋时，是在用市委书记的身份跟我下棋，而不是您自己在跟我下棋。’罗立山略显惊异地笑着问：‘你觉得一个人真能做自己吗？”
　　朗读者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浑厚有力。他是王晓方，朗诵的内容来自他去年新出的小说《白道》。轰动全国的“慕马案”之后，他不再是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驻京办主任》更是揭开了一个特殊的官场的面纱。
　　虽说小说可以虚构、夸张，但在官员假面的披露上，再火爆的官场小说也远远赶不上现实的大戏。
　　
　　“炉火纯青”伪装术
　　2008年11月20日上午，时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接受某网络媒体的访谈，话题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服务保障科学发展”。访谈结束后，王华元还专门为网友题词：“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面对网友，他坦然和开放；谈及反腐，他严肃而坚定”，公众面前的王华元有着光辉而又正派的形象。
　　然而半年之后的2009年4月16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派“反腐斗士”面孔的王华元已被“双规”。自1998年春节至2009年3月长达11年时间，公众背后的他一直收受巨额贿赂、生活作风腐化，上演了一出“台上是人、台下是鬼”的“双面人”大戏。
　　1818年，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问世。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两面国”，国中的人长着两张脸，前面一张脸倒是寻常，后面一张脸却是十分丑陋凶狠、狰狞龌龊，轻易不能露出的。而且尤为奇怪的是，越是前面那脸正气凛然、相貌堂堂、慈眉善目或者天真烂漫，背面那张脸越是猥琐奸邪、恶形恶状。所以，一概都戴一顶特制帽子遮盖，甚为有意思的是，这顶帽子名为浩然巾。
　　“戴着假面的伪装官员，如今相当普遍，而且这种现象很可怕”，上海东华大学中国公共问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秦德君说。
　　曾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过的秦德君对于“双面人”有着切身体会，因为他的顶头上司曾是前“上海第一秘”秦裕。秦德君与秦裕在2003年到2005年间共事，在2006年夏“上海社保案”爆发之初，秦裕就被火线调任上海市宝山区区长。但不到一个月后，中纪委就对秦裕“进行调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被审查前的8月22日下午，他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秦裕最终因为腐败被判无期徒刑，“一点都看不出他会贪污，并且生活腐化”，时隔五年秦德君依旧心有戚戚，“他平时都会严格要求我们作风正派，共事三年都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曾专注于学术的秦裕，在1994年出版的个人专著《忏悔与虔诚——论道德真诚》中这样写道：由于多年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自己也置身于这个“圈子”的缘故……对“伪君子”和“假道学”有着切肤之痛。
　　而在现实中，2002年2月“荣升”市长秘书的秦裕，最终抛弃了伦理道德沦为一名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贪官脑门上又没有写着一个‘贪’字。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会想方设法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径，用种种马甲来保护和伪装自己。”四川省纪委一名资深办案人员说。
　　在王华元被“双规”两个月后，2009年6月8日，时任广东省深圳市长的许宗衡接受中纪委调查，有着“清廉市长”美誉的他，最终因收受达人民币3318万余元的巨额贿赂以及生活腐化被判死缓。一名与许宗衡共过事的官员这样评价他：太擅长作秀，表面一套，暗里一套。在深圳为官的许宗衡曾许下“不飘浮、不作秀、不忽悠”，以及“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的承诺。如今，许氏关键词已成为笑谈，一面强调“强势廉政”和“强势勤政”，另一面却在“强势贪腐”。
　　落马官员们如此精明的伪装术，“却只需二三年就可以把作秀、装假、恭维等恶行修炼到家。他们凭点‘小聪明’，玩转官场。”秦德君曾为此撰文。
　　“他们不学就有术，”秦德君这样认为，“这些官员有着一种内在本能，他们不把心思用在正道上，通过平时细心观察钻研，自然而然就能体悟到伪装的诀窍。”
　　在揭露出来的大量的腐败案中，几乎所有的贪官都道貌岸然，有着自己的人格“假面”。“他们把人性的阴暗面无限释放，伪装术也修炼到极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秦德君喟叹。
　　
　　“假面”的土壤
　　同为领导秘书，王晓方与秦裕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没有进入马向东的“圈子”的王晓方，在1999年马向东落马后选择了辞职。八年后的2007年，他接连推出《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和《市长秘书》三部长篇小说，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场作家”。
　　在《市长秘书》一书中，王晓方借着秘书“雷默”之口，说出了当前官场人士的“两面性”：一方面有理想，想做一番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了往上爬不敢直面腐败，但又不愿意自毁前程，同流合污，只好明哲保身。
　　这种“明哲保身”，成了“假面”的“正当理由”，为上至高官下至普通官员所效仿。
　　中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也便诞生了独特的官场文化。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一个初步的总结，却都是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弥散于官场各个角落。这位道尽“天机”的人就是人称“厚黑大师”的李宗吾，其一部《厚黑学》处处点破中国官场和人情世故中“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的两面人规则。
　　无论是否认真拜读过《厚黑学》，中国官场中最得意的两种人却是将书中精髓演绎得透彻精到。其中一种是真小人，另一类就是伪君子，这种人城府很深，心机很深，深知“诈仁犹自王”的道理。
　　也算是在官场历练过的秦德君无奈表示：“普通官员与贪官的伪装还是有所差别的。”王晓方笔下的官场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更多的是“源自职业生存的压力，面对上级领导的伪装，要么是为了赢得领导青睐，要么就是为了领导不反感”。
　　“他们崇尚权力与钻营平庸的成功，在一个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的大环境之中，做不了自己，久而久之他们在精神上被阉割了。”王晓方对于官员的假面不留情面，在他看来无论是普通官员还是贪官的面具本质无异。
　　当年，身处官场的王晓方，见识了太多官场的诡谲与官员之间的伪善，“我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倾诉这几年官场的‘心灵炼狱’”。离开官场，希望通过文学寻求“心灵家园”的他用一部《白道》去诠释“寻找自我之道”。
　　现实的情况却是，即使在普通的官场中的官员也难以“找回自我”，他们都严守着“生存法则”，即使不为贪腐，也只得选择戴着面具活在官场。“包装”与“作秀”摇身成为社会“时尚”，而延伸到官场，“包装”就异化成了“伪装”。
　　这背后的原因，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官员一副假面出现有着一定的社会土壤与空间，”研究政治学出身的秦德君教授认为，“首先是官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盛行所致；其次是封建文化中的阴暗面在作祟，法家的‘法、术、势’三字经与儒家虚伪的空谈仁义爱惠，造就了官场人物的双重人格；第三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唯利是图和趋利心态甚嚣尘上。”
　　除此外，作为官场文化核心的“官本位”思想如一颗毒瘤存留在官员的身体之中。“伪装”出良好的公众形象与仕途升迁有着讳莫如深的关联。
　　有着 “许三多”（贪污钱多、拥有房多、包养情妇多）外号的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是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官员贪腐的新纪录的贪官。在杭州官场的他有着极为不错的口碑，“表现低调、灵活、能干、谦卑”。得益于精明能干和伪装赢来的良好口碑，他的仕途之路可谓顺风顺水。从一个小镇的副镇长，到1995年担任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再到2002“令人颇为意外”地出任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最终止步于杭州市副市长，难以想象的是，许迈永的贪污腐败之路与他的升迁紧紧相连。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多次被王晓方提及，他也会去寻思：“为什么‘风月宝鉴’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反面是真实的世界，而正面中看到的是迷惑人的虚幻，“官员自然只会用虚假的正面示人了”。
　　
　　官场“异类”的争议
　　500多年前，意大利一位名叫马基雅维利的人写了一部“毁誉参半”的《君主论》，因为满纸君王术。如今，在这个国度出现了一位并不按“君王术”出牌的总理。
　　他叫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是个政界的“怪胎”，从不掩饰自己对美女的热爱，经常“口无遮拦”惹来众怒，并且因为“性丑闻”等原因而“官司缠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官员，前后三次当选意大利总理，直至今日。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官员。意大利人用选票说明，他们喜欢这个从不掩饰自己热爱美女的家伙。
　　在中国，遵循着“官场游戏规则”的众多大小官员，把“不伪装就出局”奉为了人生信条。他们并不希望成为贝卢斯科尼或者是吕日周般的“异类”。
　　吕日周，一个中国官场典型的“异类”，秦德君对他印象深刻。
　　2000年2月，吕日周已经55岁，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退休条件也不过只有五年时间。他在沉寂了整整十年之后，重新走上政坛，出任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
　　在此之前，他曾经至少两次为改革付出“仕途受挫”代价。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山西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在全县大规模推行了至今依然颇有影响的“搭台唱戏”改革，轰动一时的小说《新星》中的改革者形象——李向南，就是以吕日周为主要原型。
　　显赫的政绩和巨大的声誉并没有使吕日周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反而招致了对他前后6次、长达500多天、级别甚至直达中央的调查。1989年他就任山西朔州市市长，立即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八个月后，调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一待就是十年。
　　调任长治市委书记之后，吕日周以惯有的“吕氏风格”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副市长，书记、市长与市民在广场上公开对话，前后10次在1.4万余人的范围内测评市级党政最高领导，要求上万名机关干部下乡蹲点……
　　2003年2月，在长治不过三年时间，吕日周“不出意外”地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退居二线。山西省有关领导在评价吕日周在长治三年的政绩时，称他“政治坚定，有较强的政治理论水平，领导经验比较丰富，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
　　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是，在吕日周赴任时，有上万名长治的群众自发地为他送行，面对市委大院黑压压的人群，这个坚毅的塞上汉子流下有据可查的第四次眼泪。
　　在吕日周离开长治之后，曾有媒体前往当地，却惊讶地发现“在长治，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官员们面对记者目光诡异，绝口不谈吕日周”。原因不外乎，吕日周口中所说的 “在长治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在很多官员眼中这已经捅破了“官场游戏规则”。
　　对此，向来以真性情示人的吕日周感到的是无奈和愤慨，“就因为你与他们一些人不同，你没有遵守某些实际规则，你就被称为‘异类’，被称为‘有争议’，而在现实中，有争议往往就是一种否定。”
　　“他太真了”，秦德君说这话时透露出无限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