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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蓬莱县政府在对登州古港实施清淤工程时，无意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的船头和左右舷，上级文物部门迅速组成“蓬莱古船清理发掘专家小组”，对这艘古代沉船展开清理发掘工作。考古工作者用了三天时间，仔细地把沉积在古船上的黑色淤泥一点点儿清除，一艘像刀鱼形的古船轮廓显露出来。后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这艘残长28.6米，残宽5.6米的大型古代木制沉船终于被发掘出来。
在对残余的船舱进行逐个清理时，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些残存的文物实物，包括铁剑、灰弹瓶、石炮弹、高足杯、人骨、草席、橡子等，同时还有一件舱楼窗扇，三个楠木制成的滑轮，一个滑轮架和三个石旋等船具。文物考古工作者科学地对古船和发掘物进行了测绘和编号，同时为了探明地层堆积情况，对沉船下的淤泥也进行了勘测，发现了被炸断的铜镜、刻有“史”字的陶香炉、浙江龙泉窑青釉碗、高足杯等历史文物。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艘沉船西部二十多米处，又发现了两艘古代木制沉船。人们不得不怀疑，是否这个区域比较容易导致古船沉没？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已经发掘的古沉船中，绝大多数是货船，而眼前这艘却是一艘古代战船，据专家考证，这是当时世界上发现的最长的中国古船，也是我国船史研究中被确定为古代战船的第一例实物发现。所以，它的可贵之处可见一斑。
在我国古代，水军战船的制造水平代表了那个时代造船业的发展水平。元朝建立后，海军得到了大力发展，曾经征讨过缅甸、日本等国，所以元朝建造的战船已经具备了远海作战的能力。而在蓬莱登州港发掘的这艘元朝古战船，便集中体现了那个时期战船的优越性能。
首先，快速性。蓬莱古船长宽比接近5：1，船型瘦长，且船壳光滑，所以它在水中航行阻力较小，速度当然就比较快。对比中国古代的货船，如泉州宋船，多数都是“短肥型”，船型较宽且船舱较深，这样的船型稳性就会相对更好，适合装载更多货物。瘦长型的古船确实能提高航行速度，但速度快了，船的强度和稳性是否能保证，这一点仍需要进行研究。
其次，适航性。所谓适航性，就是船舶的各个方面能够满足航行、作业中一般的安全要求，能够克服可预见的风险而安全航行。蓬莱古船的船底采用尖圆底造型，既不同于平底的沙船，又区别于尖底的福船，结构坚固，可进入我国北方的各个港口和不同水域。由此可知，它的建造是根据不同海域的情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战船的适航性。
最后，就是抗沉性。想必同学们已经知道，我国的古船多数都采用了水密隔舱技术，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个舱室，这样做既能增强船舶的牢固性，又能分门别类地存放货物，最为重要的是能在船舱破损时不至于整艘船都进水沉没。蓬莱古船有多达14个水密舱，舱壁靠近龙骨处留有6-8厘米的水眼，舱壁钩连十分严密。船底板还用麻丝、桐油、石灰调成的腻料填缝腻实，水密程度很高。这些技术的使用，使得战船在作战、巡逻、侦察中，一旦遇到被敌方击伤、碰撞或触礁等而使船体破损的情况，即便几个舱室进水仍能具备一定的贮备浮力和稳度，使船不会出现过大的横倾和纵倾，仍能保持足够的航海性能和战斗性能。
此外，在蓬莱古船上发现的火器也充分说明，我国古代海军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和使用火器的海军部队，他们驾驶着性能优越的海军战船，巡视着祖国的万里海疆，为抵御外来侵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讲完了蓬莱古船的故事，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新安沉船，因为出土于韩国新安外方海域而得名。
1975年7月，韩国的一名渔民意外打捞出6件完整的青花瓷，便带回了家中，他当教师的哥哥认为这是古物，应该向文物管理局报告。得知这一情况的考古专家们推测，此处应该有一艘古沉船。1976年9月，6名渔业潜水员成功地找到了沉船的确切地点。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考古队从沉船里发掘了2万多件青瓷和白瓷制品，2000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制品，以及800万枚重达28吨的中国铜钱，发掘出的瓷器基本包含了中国元朝的各地名窑产品，如龙泉窑、景德镇窑、定窑等，体现了元朝制瓷业的发展水平。当时，这一考古成果震惊了全世界。
1982年夏，对新安沉船遗骸的打捞工作开始了。古船的上层建筑已经无存，只剩余船底的残体，现存龙骨长24.6米。它采用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船壳法”进行建造，这与泉州宋船、蓬莱古船的龙骨安装顺序一样，即先安船壳板，后加框架结构。那么，问题来了：这艘古船造于什么年代？从哪里出发，又要往哪里去？航行途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沉没？现在，就让我们从发掘的船货上来探究一二。
从新安沉船发掘出的木牌上保留了“至治叁年”的墨迹，铜制秤砣上则刻着“庆元路”的字样，“至治”是元朝时元英宗的年号，共计3年（1321年-1323年），“庆元路”则是现在的宁波，因此专家推测，这艘装满了中国货物的海船是14世纪早期（大约1323年前后），从中国的庆元路（宁波）出发，经朝鲜半岛南端，前往日本的国际贸易商船，途中因台风等原因，最终沉没在高丽（韩国）的新安外方海域。历史上元朝与日本的贸易主要通过庆元路进行，龙泉窑瓷器也主要通过庆元路外销，这一史实更加印证了新安沉船的出发地为宁波。
然而，船史专家席龙飞教授则认为，根据一个刻有“庆元路”铭文的秤砣和一些间接的史料来判断新安古船始发地就是宁波，证据不够充分。他认为新安沉船属于中国著名船型之一的福船船型，全船被7道隔舱板分为8个舱区，其结构和船型与泉州古船一致。因此席教授認为，它的出发地很可能是泉州或者福州。
虽然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新安沉船上发掘出的文物实在太多，随着中、韩、日等国考古专家的不懈研究，更多关于新安沉船的秘密会逐渐被公布于世。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新安沉船与蓬莱古船的异同之处。这两艘同是元朝时期建造的海船，都采用了曲线形龙骨，舱壁板则采用了凹凸的榫卯连接技术，在造船工艺上比较相似，都体现了我国元朝时期造船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光辉成就。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新安沉船为远洋货船，船型短肥，舱室大且深，适宜装载更多的货物。而蓬莱古船为元朝战船，船型瘦长，追求良好的航海性能和战斗性能。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吴春霞 供稿）
在对残余的船舱进行逐个清理时，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些残存的文物实物，包括铁剑、灰弹瓶、石炮弹、高足杯、人骨、草席、橡子等，同时还有一件舱楼窗扇，三个楠木制成的滑轮，一个滑轮架和三个石旋等船具。文物考古工作者科学地对古船和发掘物进行了测绘和编号，同时为了探明地层堆积情况，对沉船下的淤泥也进行了勘测，发现了被炸断的铜镜、刻有“史”字的陶香炉、浙江龙泉窑青釉碗、高足杯等历史文物。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艘沉船西部二十多米处，又发现了两艘古代木制沉船。人们不得不怀疑，是否这个区域比较容易导致古船沉没？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已经发掘的古沉船中，绝大多数是货船，而眼前这艘却是一艘古代战船，据专家考证，这是当时世界上发现的最长的中国古船，也是我国船史研究中被确定为古代战船的第一例实物发现。所以，它的可贵之处可见一斑。
在我国古代，水军战船的制造水平代表了那个时代造船业的发展水平。元朝建立后，海军得到了大力发展，曾经征讨过缅甸、日本等国，所以元朝建造的战船已经具备了远海作战的能力。而在蓬莱登州港发掘的这艘元朝古战船，便集中体现了那个时期战船的优越性能。
首先，快速性。蓬莱古船长宽比接近5：1，船型瘦长，且船壳光滑，所以它在水中航行阻力较小，速度当然就比较快。对比中国古代的货船，如泉州宋船，多数都是“短肥型”，船型较宽且船舱较深，这样的船型稳性就会相对更好，适合装载更多货物。瘦长型的古船确实能提高航行速度，但速度快了，船的强度和稳性是否能保证，这一点仍需要进行研究。
其次，适航性。所谓适航性，就是船舶的各个方面能够满足航行、作业中一般的安全要求，能够克服可预见的风险而安全航行。蓬莱古船的船底采用尖圆底造型，既不同于平底的沙船，又区别于尖底的福船，结构坚固，可进入我国北方的各个港口和不同水域。由此可知，它的建造是根据不同海域的情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战船的适航性。
最后，就是抗沉性。想必同学们已经知道，我国的古船多数都采用了水密隔舱技术，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个舱室，这样做既能增强船舶的牢固性，又能分门别类地存放货物，最为重要的是能在船舱破损时不至于整艘船都进水沉没。蓬莱古船有多达14个水密舱，舱壁靠近龙骨处留有6-8厘米的水眼，舱壁钩连十分严密。船底板还用麻丝、桐油、石灰调成的腻料填缝腻实，水密程度很高。这些技术的使用，使得战船在作战、巡逻、侦察中，一旦遇到被敌方击伤、碰撞或触礁等而使船体破损的情况，即便几个舱室进水仍能具备一定的贮备浮力和稳度，使船不会出现过大的横倾和纵倾，仍能保持足够的航海性能和战斗性能。
此外，在蓬莱古船上发现的火器也充分说明，我国古代海军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和使用火器的海军部队，他们驾驶着性能优越的海军战船，巡视着祖国的万里海疆，为抵御外来侵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讲完了蓬莱古船的故事，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新安沉船，因为出土于韩国新安外方海域而得名。
1975年7月，韩国的一名渔民意外打捞出6件完整的青花瓷，便带回了家中，他当教师的哥哥认为这是古物，应该向文物管理局报告。得知这一情况的考古专家们推测，此处应该有一艘古沉船。1976年9月，6名渔业潜水员成功地找到了沉船的确切地点。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考古队从沉船里发掘了2万多件青瓷和白瓷制品，2000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制品，以及800万枚重达28吨的中国铜钱，发掘出的瓷器基本包含了中国元朝的各地名窑产品，如龙泉窑、景德镇窑、定窑等，体现了元朝制瓷业的发展水平。当时，这一考古成果震惊了全世界。
1982年夏，对新安沉船遗骸的打捞工作开始了。古船的上层建筑已经无存，只剩余船底的残体，现存龙骨长24.6米。它采用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船壳法”进行建造，这与泉州宋船、蓬莱古船的龙骨安装顺序一样，即先安船壳板，后加框架结构。那么，问题来了：这艘古船造于什么年代？从哪里出发，又要往哪里去？航行途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沉没？现在，就让我们从发掘的船货上来探究一二。
从新安沉船发掘出的木牌上保留了“至治叁年”的墨迹，铜制秤砣上则刻着“庆元路”的字样，“至治”是元朝时元英宗的年号，共计3年（1321年-1323年），“庆元路”则是现在的宁波，因此专家推测，这艘装满了中国货物的海船是14世纪早期（大约1323年前后），从中国的庆元路（宁波）出发，经朝鲜半岛南端，前往日本的国际贸易商船，途中因台风等原因，最终沉没在高丽（韩国）的新安外方海域。历史上元朝与日本的贸易主要通过庆元路进行，龙泉窑瓷器也主要通过庆元路外销，这一史实更加印证了新安沉船的出发地为宁波。
然而，船史专家席龙飞教授则认为，根据一个刻有“庆元路”铭文的秤砣和一些间接的史料来判断新安古船始发地就是宁波，证据不够充分。他认为新安沉船属于中国著名船型之一的福船船型，全船被7道隔舱板分为8个舱区，其结构和船型与泉州古船一致。因此席教授認为，它的出发地很可能是泉州或者福州。
虽然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新安沉船上发掘出的文物实在太多，随着中、韩、日等国考古专家的不懈研究，更多关于新安沉船的秘密会逐渐被公布于世。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新安沉船与蓬莱古船的异同之处。这两艘同是元朝时期建造的海船，都采用了曲线形龙骨，舱壁板则采用了凹凸的榫卯连接技术，在造船工艺上比较相似，都体现了我国元朝时期造船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光辉成就。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新安沉船为远洋货船，船型短肥，舱室大且深，适宜装载更多的货物。而蓬莱古船为元朝战船，船型瘦长，追求良好的航海性能和战斗性能。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吴春霞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