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在贵州历史上都是一个大转折。
　　中央王朝在贵州派驻重兵,便是一个突出例子。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为了确保云南边防的巩固和西南政局的稳定,在三十万征南大军征服云南中,留下二十万之众屯守贵州,贵州境内先后设置了二十九个卫,卫所之多,为西南各省之冠。
　　明代全国军队不过二百多万,放在贵州的兵力竟占全国总兵力的十分之一。当时贵州比今贵州省面积小三分之一,占全国总面积不到2%,这就是说,明王朝竟用全国十分之一的兵力布置于全国面积不到2%的贵州。
　　清代放在贵州的兵力比明代少,平时大约三四万。但咸同年间,为了镇压农民大起义,清廷调楚勇三万、川军二万、滇桂两省兵一万,加黔军三万,共十万正规军云集贵州。同时,全省还组织团练近十万人,各类练勇七八万人,动用的总兵力达到了二十七八万的空前规模。
　　贵州地瘠民贫,是全国第一穷省。“财赋所出,不能当中原一大郡”(见嘉靖《贵州通志·财赋》)。据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记载,在全国十三个布政司中,贵州田赋夏征秋税仅为全国平均数的0.7%和2.78%(《明会典·赋役》)。财政支出不得不大部分依靠邻省协济。历任贵州总督、巡抚都花很大精力向朝廷和邻省催款催粮。正常年景,尚且如此,一到有战争,沉重的粮饷调拨更成为十万火急的头等大事。
　　万历年间平播之役,朝廷为了应急,调广西、福建、湖广、四川、云南几省的银两共五十万两,全部运解贵州。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奢安之役又起,军饷十万火急,朝廷命四川巡抚坐镇重庆,四川总督兼制湖广四府及陕西汉中一府,总理粮饷火速救黔。贵州封疆大吏的告急奏文,有的几乎是乞求口吻。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剿灭奢安之役时,贵州总督杨述中在告急折里向皇帝算了细账,说:“用兵二十万,每日给一升,每月该粮六万石,以半年计之,该三十六万石,此计口授粮断不可少者”(《贵州通史》审本二卷)。眼前存粮只剩一万石,而平定叛乱时间“尚未有数”,这个仗怎么打得下去?!看出处境是何等窘迫与危难。
　　清代同样是财政入不敷出,严重匮乏。道光后期,全省田赋额征十二三万两,加其他杂赋,全年总共不过二十余万两。而全年支出需要一百万两左右,本省收入仅为支出的五分之一。支出中兵饷就需要粮款五十万两,每年要由外省协济七八十万两。平时如此,遇到战争,财政就更紧张。咸丰初战争期间贵州兵饷和军费每年就要一二百万两,超过常年的二三倍。咸同起义期间,清政府耗费军费近四千万两,军粮百余万石,农村人口锐减,由咸丰元年(1851年)的五百四十三万余丁口,减为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三百二十九万余丁口(见《贵州六百年经济史》252页)。由于太平天国起义,许多协济贵州的省区自顾不暇,贵州省内赋税也因战事不断,无法征收,以至同治年间全省藩库常常空空如洗。典型的例子是有个叫黎培敬的接任贵州布政使时,藩库存银只剩下八十两。连布政使自身也因领不到廉俸,早餐常吃茶水泡饭充饥(《贵州通史》审本二卷)。光绪、宣统年间,贵州财政支出最多的仍是兵饷,战后虽然几次裁兵,兵饷仍达五十多万两。后来练“新军”,每年又增加兵饷十三万两,全省兵饷总额仍高达六十五万两以上。
　　连年战争,给贵州人民生命财产更造成了严重破坏。咸同年间平定农民起义,八十四万石民间存粮毁于战争,八十七万石粮食被官军吃光。贵州绿营兵三万六千人,十之七八为起义军所消灭。在战争中,官军镇压屠杀贵州各族人民不计其数。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赴任贵州的黎培敬在奏折中描写沿途所见:“一入黔境,满地烽烟,虽山僻小路,房屋均经烧毁,居民多在屯寨山洞逃生,数十里常无人烟”,“及至省城十数里外,民房亦皆成灰烬,自东迄春,大旱数月,道殍相望,人自相食。”到大定府时,看到的是“蓠莱遍地,虎豹横行,数十里常无人烟,大定府城,荒凉残破,考棚系借民房改”(《贵州通史》审本三卷)。真是一片极其悲惨的情景。
　　
　　下期预告
　　进军贵州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