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再次推迟七国集团（G7）峰会，“到大选之后的某个时候再举办”。从三月份至今，围绕本年度G7峰会何时办、怎么办的问题，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间龃龉不断。本年度G7峰会已注定命途多舛，而对于过去几年已陷入严寒的跨大西洋关系，亦或如是。
　　跨大西洋关系渐行渐远
　　美国是今年G7峰会的主办国，峰会筹备工作一波三折，召开时间与具体安排也是一改再改。面对国内疫情反复、社会运动接踵而至的局面，特朗普不得不一再推迟G7峰会，先是宣布延迟到9月份，近期又决定推迟至大选后择时再办。若时间与方式频繁调整尚可以疫情为托辞，特朗普推动重塑G7的做法则暴露其野心。5月31日，特朗普宣布将邀请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等国参会。作为东道主，美国固然有权邀请集团外国家参会，但特朗普先是批评G7“过时无用”，后又不时发出打造“G10”或“G11”的言论，似打算单边改组G7，自然引发盟友不满。特朗普的上述做法均着眼于11月的美国大选，旨在以G7为其竞选连任服务。将峰会推迟至大选之后，也意味着特朗普暂且放弃了将G7作为选举工具的执念。这一妥协的背后，除了特朗普政府专注国内政治与竞选的需要，来自G7其他成员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巨大阻力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考虑到美国严峻的疫情、欧美在多领域存在的意见分歧等因素，欧洲国家领导人普遍拒绝赴美参会。
　　特朗普上台的四年间，跨大西洋关系渐行渐远，围绕G7峰会的分歧仅是欧美外交龃龉中的冰山一角。疫情的暴发本是欧美协调政策、拉近距离的良机，但双方的分歧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疫情暴发之初，美单边对欧断航，旋即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联名抗议;之后在欧美经济生活逐渐重启之际，欧盟也未将美国列入首批获准入境的国家清单中。疫情初期，美国还曾截留运往欧洲各国的口罩等医疗物资，甚至企图收购德国一家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公司，加深双方关系裂痕。但欧美最为深刻的矛盾仍然体现在对待多边主义截然不同的态度上。疫情期间，欧盟两次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主办全球认捐峰会及音乐会，并成为主要出资方之一，以推动全球疫情防控及疫苗研发工作。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特朗普政府不仅执迷于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还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在单边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围绕G7峰会所发生的摩擦是过去几年间欧美分歧的缩影。一方面，欧美领导人及主要官员间积怨已久，互信缺失，欧美过往沟通、协调、妥协的机制弱化乃至停摆，相互拆台成为常态。在默克尔生硬回绝特朗普面对面峰会提议之后，特朗普迅速以撤出驻德美军作为“回馈”，引发德美、欧美间的新一轮争执。德美两国围绕“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的博弈亦让跨大西洋关系雪上加霜。法国《世界报》将美欧关系当前状态概括为“严寒”，似乎并不为过。而G7峰会所涵盖的议题恰好是双方矛盾的大集合。在地缘政治、经贸、多边主义等诸多议题上，美欧的认知视角、利益关切、政策手段均面临“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尴尬境地，强行召开G7峰会或许只会再次不欢而散。近日，在美国意图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重启对伊朗制裁时，英法德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反对，即是欧美外交深刻分歧的最新体现。
　　欧美关系已不会回到从前
　　自从2017年5月默克尔在“啤酒棚讲话”提出欧洲“完全依赖他人的时光在某种程度上已一去不复返”以来，欧美关系能否“回到从前”就成为欧美政界、学界热议的话题。伴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拜登民调全面领先，跨大西洋主义者们又看到希望，认为拜登的胜选将结束欧美关系的寒冬。但正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所说，欧洲应该意识到，即使拜登赢得大选，情况也不会回到从前。
　　过去三年，是欧洲逐渐“适应”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在心理上接受欧美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三年。如果说2017年默克尔说“回不到从前”之时，更多还是带着遗憾与无奈，对特朗普政府亦尚存幻想，那么博雷利的“回不到从前”则展现了欧洲自主选择、主动求变的决绝。
　　在疫情暴发之后，欧盟在外交领域推进“战略自主”的决心和动作更为明显。过去数年间，欧洲的“战略自主”更多体现在安全、防务领域。但伴随着疫情的暴发，外交也成为欧洲“战略自主”的主要发力点。欧盟视多边主义为其利益与价值所在，在维护并推进多边主义、加强相关国际机制方面也更为积极主动，充分发挥其外交能力，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扮演领导、支持以及协调等不同角色。而在大国博弈中，欧洲致力于寻找独立于美国的立场，并试图主动塑造欧中、欧俄关系。在第五代通讯技术（5G）、连接德国和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北溪二号”等问题上，欧不轻易屈从美方压力，而更倾向于根据自身利益探索“第三条道路”。在与美国立场相近的议题上，欧洲对待“追随美国”的表态亦高度谨慎，反复强调其独立性。欧盟亦高度重视欧非关系的战略性及重要意义。这些都是欧盟在外交领域战略自主的新姿态。欧美关系无疑仍将是欧盟外交政策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但已不再是过去的根基与核心。过去三年多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告诉欧洲人，良好的欧美关系不是理所应当，欧洲人必须随时做好准备“自谋生路”。
　　与此同时，尽管欧美关系“凛冬已至”，但双方数十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深层次纽带仍将双方紧密捆绑，安全与经贸合作仍然形成对欧美关系的有力支撑，固有机制的韧性与黏性也在避免跨大西洋关系“自由落体”。4月份时G7领导人、财长们的视频协商，双方立法机构、军方、商界以及社会各层次的对话仍维系着跨大西洋关系的运转。
　　面对未来“回不到从前”的欧美关系，欧美都需要调适双方关系中新的分寸和界限。对于欧方而言，如何处理好“战略自主”以及对美的“必要”依赖的关系;如何在欧盟内部照顾到各国对美关切，平衡实现各国利益;如何真正实现欧洲统一的对外政策，都将是欧洲领导人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对于美国领导人而言，在战略竞争的时代，究竟如何看待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与价值，如何发挥好欧洲盟友的作用，亦需要決断。在相互摸索的过程中，考虑到过去几年间特朗普已经对欧美互信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未来欧美重建互信、彼此磨合的过程必定会更为艰难。
　　当然，即使“回不到从前”，欧洲也期待拜登胜选能够为欧美关系带来转折。欧美各界正在为拜登时代的欧美弥合分歧而凝聚共识：美国应重新回到多边主义舞台，积极参与到抗击疫情、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欧洲应为自身安全防务承担更多责任;双方应重新审视经贸关系并在产业、科技等领域深入合作。这些都将是重整跨大西洋关系所必须的“投资”。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