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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下午三时许，北京秀水北街1号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内，刚参加完活动返馆的罗家良大使走进会客室，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2012年3月12日，罗家良抵达北京出任新加坡驻华大使。这之前，罗家良是新加坡外交部副常任秘书，也曾担任过吴作栋总理的新闻秘书。今年是罗大使进入新加坡公共体系的第24个年头，他富有外交经验，曾在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公署、驻美国大使馆、驻台北商务办事处任职。
罗大使非常健谈，乐于同媒体接触，以此作为在海外代表新加坡利益的重要路径。在他看来，中国是新加坡的“老朋友、亲密的邻居、重要的伙伴”，两国合作广泛而深入。新加坡欢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大、更具建设性并符合国力水平的积极角色”，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必然惠及本地区乃至全世界。以下是本次专访的实录。
《世界知识》：您在中国的任期可以说是同中国的新时代同步展开的。想必您已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在这一过程中您的最大观感是什么？
罗家良大使：过去七年，我的确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主要是跟着工作走，需要我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推动新加坡与中国地方省份的合作项目，当然有时间的话也会考察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不断了解这个博大精深的国家。如今算起来已到过30个省份了，今后一定会去完成“全覆盖”。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用“人类奇迹”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这是无可否认的。现在中国正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打一场到2020年帮助7000万人脱贫的攻坚战，这样的意志令人惊叹。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是怎么做到的。理由有很多，但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国人非常好学——向历史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内部也互相学习。中国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大国，就认为不必向别人学习了，而是在不断地学习。苏州工业园区就是我们身边一个具体例子。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引进新加坡经验建立的，其25年来的建设成果为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看到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中国其它省份也希望借鉴有关经验。所以，近几年苏州工业园区分别与江苏的宿迁和南通、安徽的滁州、新疆的霍尔果斯、浙江的嘉兴开展战略合作，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产业园、科技产业园等，下一步我们还要“走出去”。中国人的学习精神是最宝贵的价值，也是值得新加坡人向中国人学习的美德。
《世界知识》：您刚才提到中新合作“走出去”，这是否意味着新加坡的经验、中新合作的经验，也会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地方得到实现？
罗家良大使：是的。提到“一带一路”，我们都知道，亚太地区国家有着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曾对此做过不少分析研究，我就不再赘述了。目前的机制和资金不足以满足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所以我们支持各方提出有利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倡议，包括“一带一路”。新加坡是比较早、比较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新加坡也是中方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之一，当然亚投行并非专为“一带一路”而设。
“一带一路”为扩大新中合作提供了机会。目前，两国正在四个平台上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一是金融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五年多来，中方投入“一带一路”的资金大约有1/4是先流到新加坡金融市场的，也就是利用新加坡的亚洲最大债券中心、资产管理和商业信托中心地位，进一步举资发债，或与其它资金流合并，或成立合资公司。而东盟国家已在进行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约有60%都是由驻在新加坡的金融团队来安排的。接下来双方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合作点，比如降低金融风险、成熟项目证券化、投资多样化、增加采用本币投资以降低汇率波动风险等。
二是法务合作。任何投资都需要考虑如何进场、如何离场以及中途遇到麻烦如何解决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流庞大，启动五年多来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局部面临一些商业争议，处理过程中需要避免政治化，多利用包括司法渠道在内的社会机制加以解决。对于商业争议，西方人习惯走诉讼途径，东方人则喜欢付诸调解，实在协商不下去了就请中间人仲裁。中国正不断发展自己的调解仲裁机制，但“一带一路”项目大多是跨境的，有的案子可以适用中国法律，也有的案子应外方要求需适用对方的法律，或利用第三方的法律机制。新加坡拥有第三方调解的平台、经验和资源，也有商业仲裁中心和商业国际法庭，可以发挥作用，帮助“一带一路”建设解决商业纠纷。我相信新中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三是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新加坡没有太多空间在本土上开展大型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但同中方在中国国土上有大型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那就是新中（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它是继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之后两国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打造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国际贸易网络连结在一起，促成“一带”连“一路”，既助力中国西部开发，也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经贸关系的发展——目前从重庆到新加坡的陆路运输平均耗时已由三周减少到一周，减少了运输成本，不仅道路“硬件”水平显著提高，通关便利等“软件”水平也得到改善。
四是合作模式的创新。新中除加强双边合作外，也在探讨开展与第三方国家开展合作，比如利用两国之间的苏州工业园区合资公司，赴第三方开展联合投资，把苏州工业园区模式复制到其它国家。中国发展到今天，企业“走出去”与招商引资同等重要，所以新加坡也要与时俱进，既推动继续来中国投资，也推动新中两国企业合作到第三国投资，当然也欢迎中国企业多到新加坡投资。
本刊记者专访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
罗家良大使：李显龙总理将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率团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再次显示了新加坡政府对“一带一路”的重视。这个倡议推行近六年了，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回顾，以总结经验、优化安排，更有效地运作。我们希望本届论坛能通过不同平台上的研讨形成更完善的实施规划。新加坡方面觉得，前一阶段“一带一路”主要聚焦基础设施“硬件”建设，下一阶段可以加强“软件”功能建设，也就是优化金融安排、加强风险管控、创新合作模式、健全法律支撑架构等，还有“数字一带一路”。东盟去年通过了“智慧城市网络”计划，参与城市目前多达26个。中国的智慧城市其实有很多，也有很多相关科技与经验，例如在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方面，可以同东盟智慧城市建立“一对一”的合作关系。
《世界知识》：中国已经启动了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港）等建设，新加坡对它们有着怎样的关注，是否有参与进去的意向？
罗家良大使：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积极了解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重点，寻求互利合作的新空间，这是新中“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题中之义。我们的努力从苏州工业园区就开始了。1992年邓小平先生南巡后，派了很多干部到新加坡考察。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认为，光是考察不足以全面了解新加坡经验，不如开展大项目合作。这一思路在当时对两国来说都是大胆的尝试。我们意识到中方当时最需要吸引外资发展现代工业，苏州项目应运而生。2007年起，中国把重点转向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吴作栋资政和温家宝总理的共同倡议下有了新中天津生态城项目。转眼十几年过去，一片盐碱地变成了富有生气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区。六年前，中国领导人建议新加坡为支持中国的西部开发做些事情。经过研究，我们决定立足重庆，利用我国在金融、航运、物流、电信等方面的经验，与中国西部互联互通欠发展地区进行合作。
近几年，中国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新加坡在中国的合作项目布局也开始注重区域协同。我们分别在京津冀以天津项目、在长江经济带以苏州项目、在西部以重庆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广州知识城项目为平台，由点带面拓展合作。很快我们将与上海建立全方位合作委员会，广州知识城去年也升级为新中国家级的双边合作项目。雄安新区规划发布后，我本人是第一位去那里参观考察的外国驻华大使。我们也在密切跟踪海南自贸区（港）建设。总之，我们会继续在商业层面进行探讨，只要中方有需求、新方有能力，就能找到新的合作机会。
《世界知识》：新加坡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同1990年中新建交时相比，今天的中国在新加坡的外交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罗家良大使：中国是新加坡的老朋友、亲密的邻居和重要的伙伴，新中两国合作广泛而深入。在经贸领域，新加坡已连续六年成为中国最大的新增外资来源国，中国也连续六年保持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地位。新加坡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这个协定最近完成了升级。两国私有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在加深。在人文领域，我们很早就与中国开展干部人才培训合作。据新方统计，从1990年至今，前来新加坡参加各类培训的中国官员累计已超5.5万人。我们现在也经常派自己的官员来中国参加培训。双方还大量举办教育、文化、社会治理论坛和法律与司法圆桌会议。新方利用这些机制支持中国和平发展。
新加坡向来支持中国与国际社会加大融合，从加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到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近年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多边领域和全球治理层面發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早已不只是“融入”那么简单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也必然惠及本地区乃至全世界。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三四十年前的中国，能力比过去强很多。世界期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大、更富建设性、符合中国国力和各国期待的积极角色。
《世界知识》：新加坡与中国和美国保持着平衡的关系，然而近来中美关系比较紧张，这是否使新加坡感到有些“困难”？
罗家良大使：中美之间的问题比较复杂，贸易摩擦只是其中一个层面。中国和美国都是新加坡的好朋友、好伙伴，两边都有贸易投资、都有文化交流，我们不愿在中美之间做选择，也不需要做选择。如果把地区秩序比作一个足球场，球员总是要两边跑，不会只想在半个球场踢。中美关系不应成为一场“零和”竞争，“足球赛”也应是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从全球治理层面讲，现有多边框架汇集了包括中美在内世界各国的参与，大家都从中受益，也都支持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制。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捍卫这些多边架构。现有架构不是完美的，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如何完善，但不应推倒重来。
《世界知识》：会有“新冷战”吗？
罗家良大使：“新冷战”发生的可能性很低。当今世界已融为一体，各国利益紧密相联，不可能再人为割裂到相互对立的状态。
《世界知识》：关于南海问题，您认为目前缓和的趋势稳固吗？
罗家良大使：南海问题同样是复杂的，新加坡不是主权声索国，很难做评断。我们对岛礁归属不持立场，更关心能否以符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作为海洋国家，我们也很关注航行自由和安全。希望有关各方管控好分歧，避免发生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情况。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东盟国家同中国启动了“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希望能尽快达成实质性、有约束力、有效可行的文件，以利区域和平稳定。相信只要有关国家管控好争议，就不会影响本地区在发展领域的合作，而且两者有互动关系，合作搞得好，可以为COC磋商创造良好氛围，磋商进展得顺利，合作也会受到鼓励。
2012年3月12日，罗家良抵达北京出任新加坡驻华大使。这之前，罗家良是新加坡外交部副常任秘书，也曾担任过吴作栋总理的新闻秘书。今年是罗大使进入新加坡公共体系的第24个年头，他富有外交经验，曾在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公署、驻美国大使馆、驻台北商务办事处任职。
罗大使非常健谈，乐于同媒体接触，以此作为在海外代表新加坡利益的重要路径。在他看来，中国是新加坡的“老朋友、亲密的邻居、重要的伙伴”，两国合作广泛而深入。新加坡欢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大、更具建设性并符合国力水平的积极角色”，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必然惠及本地区乃至全世界。以下是本次专访的实录。
《世界知识》：您在中国的任期可以说是同中国的新时代同步展开的。想必您已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在这一过程中您的最大观感是什么？
罗家良大使：过去七年，我的确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主要是跟着工作走，需要我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推动新加坡与中国地方省份的合作项目，当然有时间的话也会考察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不断了解这个博大精深的国家。如今算起来已到过30个省份了，今后一定会去完成“全覆盖”。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用“人类奇迹”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这是无可否认的。现在中国正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打一场到2020年帮助7000万人脱贫的攻坚战，这样的意志令人惊叹。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是怎么做到的。理由有很多，但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国人非常好学——向历史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内部也互相学习。中国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大国，就认为不必向别人学习了，而是在不断地学习。苏州工业园区就是我们身边一个具体例子。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引进新加坡经验建立的，其25年来的建设成果为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看到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中国其它省份也希望借鉴有关经验。所以，近几年苏州工业园区分别与江苏的宿迁和南通、安徽的滁州、新疆的霍尔果斯、浙江的嘉兴开展战略合作，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产业园、科技产业园等，下一步我们还要“走出去”。中国人的学习精神是最宝贵的价值，也是值得新加坡人向中国人学习的美德。
《世界知识》：您刚才提到中新合作“走出去”，这是否意味着新加坡的经验、中新合作的经验，也会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地方得到实现？
罗家良大使：是的。提到“一带一路”，我们都知道，亚太地区国家有着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曾对此做过不少分析研究，我就不再赘述了。目前的机制和资金不足以满足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所以我们支持各方提出有利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倡议，包括“一带一路”。新加坡是比较早、比较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新加坡也是中方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之一，当然亚投行并非专为“一带一路”而设。
“一带一路”为扩大新中合作提供了机会。目前，两国正在四个平台上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一是金融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五年多来，中方投入“一带一路”的资金大约有1/4是先流到新加坡金融市场的，也就是利用新加坡的亚洲最大债券中心、资产管理和商业信托中心地位，进一步举资发债，或与其它资金流合并，或成立合资公司。而东盟国家已在进行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约有60%都是由驻在新加坡的金融团队来安排的。接下来双方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合作点，比如降低金融风险、成熟项目证券化、投资多样化、增加采用本币投资以降低汇率波动风险等。
二是法务合作。任何投资都需要考虑如何进场、如何离场以及中途遇到麻烦如何解决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流庞大，启动五年多来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局部面临一些商业争议，处理过程中需要避免政治化，多利用包括司法渠道在内的社会机制加以解决。对于商业争议，西方人习惯走诉讼途径，东方人则喜欢付诸调解，实在协商不下去了就请中间人仲裁。中国正不断发展自己的调解仲裁机制，但“一带一路”项目大多是跨境的，有的案子可以适用中国法律，也有的案子应外方要求需适用对方的法律，或利用第三方的法律机制。新加坡拥有第三方调解的平台、经验和资源，也有商业仲裁中心和商业国际法庭，可以发挥作用，帮助“一带一路”建设解决商业纠纷。我相信新中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三是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新加坡没有太多空间在本土上开展大型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但同中方在中国国土上有大型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那就是新中（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它是继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之后两国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打造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国际贸易网络连结在一起，促成“一带”连“一路”，既助力中国西部开发，也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经贸关系的发展——目前从重庆到新加坡的陆路运输平均耗时已由三周减少到一周，减少了运输成本，不仅道路“硬件”水平显著提高，通关便利等“软件”水平也得到改善。
四是合作模式的创新。新中除加强双边合作外，也在探讨开展与第三方国家开展合作，比如利用两国之间的苏州工业园区合资公司，赴第三方开展联合投资，把苏州工业园区模式复制到其它国家。中国发展到今天，企业“走出去”与招商引资同等重要，所以新加坡也要与时俱进，既推动继续来中国投资，也推动新中两国企业合作到第三国投资，当然也欢迎中国企业多到新加坡投资。
罗家良大使：李显龙总理将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率团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再次显示了新加坡政府对“一带一路”的重视。这个倡议推行近六年了，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回顾，以总结经验、优化安排，更有效地运作。我们希望本届论坛能通过不同平台上的研讨形成更完善的实施规划。新加坡方面觉得，前一阶段“一带一路”主要聚焦基础设施“硬件”建设，下一阶段可以加强“软件”功能建设，也就是优化金融安排、加强风险管控、创新合作模式、健全法律支撑架构等，还有“数字一带一路”。东盟去年通过了“智慧城市网络”计划，参与城市目前多达26个。中国的智慧城市其实有很多，也有很多相关科技与经验，例如在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方面，可以同东盟智慧城市建立“一对一”的合作关系。
《世界知识》：中国已经启动了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港）等建设，新加坡对它们有着怎样的关注，是否有参与进去的意向？
罗家良大使：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积极了解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重点，寻求互利合作的新空间，这是新中“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题中之义。我们的努力从苏州工业园区就开始了。1992年邓小平先生南巡后，派了很多干部到新加坡考察。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认为，光是考察不足以全面了解新加坡经验，不如开展大项目合作。这一思路在当时对两国来说都是大胆的尝试。我们意识到中方当时最需要吸引外资发展现代工业，苏州项目应运而生。2007年起，中国把重点转向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吴作栋资政和温家宝总理的共同倡议下有了新中天津生态城项目。转眼十几年过去，一片盐碱地变成了富有生气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区。六年前，中国领导人建议新加坡为支持中国的西部开发做些事情。经过研究，我们决定立足重庆，利用我国在金融、航运、物流、电信等方面的经验，与中国西部互联互通欠发展地区进行合作。
近几年，中国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新加坡在中国的合作项目布局也开始注重区域协同。我们分别在京津冀以天津项目、在长江经济带以苏州项目、在西部以重庆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广州知识城项目为平台，由点带面拓展合作。很快我们将与上海建立全方位合作委员会，广州知识城去年也升级为新中国家级的双边合作项目。雄安新区规划发布后，我本人是第一位去那里参观考察的外国驻华大使。我们也在密切跟踪海南自贸区（港）建设。总之，我们会继续在商业层面进行探讨，只要中方有需求、新方有能力，就能找到新的合作机会。
《世界知识》：新加坡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同1990年中新建交时相比，今天的中国在新加坡的外交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罗家良大使：中国是新加坡的老朋友、亲密的邻居和重要的伙伴，新中两国合作广泛而深入。在经贸领域，新加坡已连续六年成为中国最大的新增外资来源国，中国也连续六年保持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地位。新加坡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这个协定最近完成了升级。两国私有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在加深。在人文领域，我们很早就与中国开展干部人才培训合作。据新方统计，从1990年至今，前来新加坡参加各类培训的中国官员累计已超5.5万人。我们现在也经常派自己的官员来中国参加培训。双方还大量举办教育、文化、社会治理论坛和法律与司法圆桌会议。新方利用这些机制支持中国和平发展。
新加坡向来支持中国与国际社会加大融合，从加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到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近年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多边领域和全球治理层面發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早已不只是“融入”那么简单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也必然惠及本地区乃至全世界。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三四十年前的中国，能力比过去强很多。世界期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大、更富建设性、符合中国国力和各国期待的积极角色。
《世界知识》：新加坡与中国和美国保持着平衡的关系，然而近来中美关系比较紧张，这是否使新加坡感到有些“困难”？
罗家良大使：中美之间的问题比较复杂，贸易摩擦只是其中一个层面。中国和美国都是新加坡的好朋友、好伙伴，两边都有贸易投资、都有文化交流，我们不愿在中美之间做选择，也不需要做选择。如果把地区秩序比作一个足球场，球员总是要两边跑，不会只想在半个球场踢。中美关系不应成为一场“零和”竞争，“足球赛”也应是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从全球治理层面讲，现有多边框架汇集了包括中美在内世界各国的参与，大家都从中受益，也都支持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制。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捍卫这些多边架构。现有架构不是完美的，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如何完善，但不应推倒重来。
《世界知识》：会有“新冷战”吗？
罗家良大使：“新冷战”发生的可能性很低。当今世界已融为一体，各国利益紧密相联，不可能再人为割裂到相互对立的状态。
《世界知识》：关于南海问题，您认为目前缓和的趋势稳固吗？
罗家良大使：南海问题同样是复杂的，新加坡不是主权声索国，很难做评断。我们对岛礁归属不持立场，更关心能否以符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作为海洋国家，我们也很关注航行自由和安全。希望有关各方管控好分歧，避免发生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情况。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东盟国家同中国启动了“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希望能尽快达成实质性、有约束力、有效可行的文件，以利区域和平稳定。相信只要有关国家管控好争议，就不会影响本地区在发展领域的合作，而且两者有互动关系，合作搞得好，可以为COC磋商创造良好氛围，磋商进展得顺利，合作也会受到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