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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与敌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由来
毋庸讳言，西方社会也曾对中国产生过乌托邦式的颂扬与敬仰。从马可·波罗到莱布尼茨、伏尔泰，中国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人间天堂。除了精美的瓷器、丝绸、茶叶，中国城市的道路“四通八达”，河流“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富裕的地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讲究礼貌”，“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与法律”。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的，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对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国家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和知识分子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可就在美国，李鸿章遭遇了尴尬：车站警察拒绝抬轿。即使陪同李鸿章访问的美国武官把好话说尽，华盛顿车站的警长还是严禁手下执行这一特殊任务。美国武官无奈，只好到站外找了4名负责外围警戒任务的警察，但那固执的警长仍然将这些外围的警察赶出车站。 李鸿章立等良久，最后由车站的管理人员找了4名铁路工人，才将李鸿章的轿子抬到了等候站外的马车边。
那位敢于怠慢总理级国宾的车站警长，原来是爱尔兰后裔，此举是为了报复李鸿章对美国爱尔兰人的抨击。
就在前一天，李鸿章在纽约接受了各报的联合采访，猛烈抨击了美国的排华政策。他认为：“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而这一排华法案正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中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
李鸿章毫不客气地将矛头指向了爱尔兰人，此举在美国爱尔兰裔社区引发了巨大的愤怒，这位警长正好借题发挥，严禁手下警察去承担这一超出正常工作范围的抬轿子任务。
李鸿章还向美国媒体呼吁：“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不要把我看成中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作达官贵人，而要当作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级的商品。”
无论是在美洲的“旧金山”还是澳洲的“新金山”（墨尔本），中国劳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一度成为主力军，仅1852年华人就曾占到了加利福尼亚全州人口的1/4。他们不仅勤奋、聪明，而且远比爱尔兰人廉价，他们甚至还会自己承担做饭、洗衣这些应由“妇女们承担的工作”；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人十分本分，从来不参加什么工会之类的组织去和老板们作对，相对于酗酒、喜欢聚众闹事、懒惰的爱尔兰人，华人深受老板们的青睐。
但是，在企业主眼中无可挑剔的中国人，却让以爱尔兰人为主体的美、澳“工人阶级”大为不满。为了保护自己的饭碗和利益，美、澳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成为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和主力军。爱尔兰工人在工会的暗中组织下，对华工实行暴力攻击，美、澳政府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动准军事部队才能镇压下去，以解救那些侥幸没有伤亡的华工。而那些雇佣了华工的企业主，则被激进的工人组织妖魔化为“民族败类”，甚至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保护委员会”之类更为激进的恐怖组织的暴力威胁。
在美、澳这两个民意主宰一切的“民主”国家，爱尔兰工人们掌握着大量的选票，而中国人则没有任何公民权，博弈的结果是很显然的：美国方面，参众两院于1877年公布《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公开宣称中国人将“如同加利福尼亚州的蝗虫危害农夫的田地一样”危害美国。
“黄祸论”让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愈变愈丑陋，以至在美国，侮辱、戕害华人“不需要理由”。华人因此而伤亡的人数，损失的财产难以估量。以1885年美国怀俄明州石泉城发生的屠杀华工事件为例，当时就有“28人被残杀，15人受重伤……被焚烧和抢劫的华工财产共147748美元”。汹涌的排华风潮促使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宣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需要说明的是，直到130年后的2012年，美国国会才通过决议，为《排华法案》致歉，但英文原词是“regret”（遗憾），而不是“apology”（道歉）。而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各地，也在“黄祸”声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
在美国排华风潮中，曾有华工向清政府反映“华工有‘十苦’”，希望予以解救。国内也有士人撰文披露华工苦状，抨击西方殖民当局挑动土著与华人矛盾、残害华工的罪行，要求清政府对“出洋华民必须设法保护”，并警告，如果对此不闻不问，“恐致漓涣”。清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对排华行径表示“抗议”；驻外使领人员则对各地排华事件进行调查，并提出赔偿要求。例如，石泉城大屠杀期间，驻美公使郑藻如就立即要求美方“赔偿损失并惩处罪犯”。李鸿章对中国劳工遭受蹂躏也“感到不安”。在中美1880年修改条约谈判中，中国代表李鸿藻和宝鋆曾向美方指出，“中国的移民是美国经济的勤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的一个来源”，并警告说，美国的排华行动“将危害美中两国之间互相有利的经济关系”。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清政府的外交努力并没有什么成效。
澳大利亚方面，到1888年其所有殖民地便全面拒绝引进华工，而1901年刚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第一项立法就是确定排斥亚洲人的“白澳政策”，第一项海外军事行动则是派出军队和军舰北上（隶属英军），参加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行动。
瓜分与压制：西方国家的“终极目标”
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让西方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了现代科技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正在崛起，并逐渐以强国的身份参与到与西方各国共同瓜分的活动中来。无论是地缘位置还是文化背景，日本在远东（欧美人以欧洲为中心使用的地理概念，把东南欧、非洲东北称为“近东”，西亚附近称为“中东”，把更远的东方称为“远东”。远东一般包括今天的东亚（包括俄罗斯的东部）、东南亚和南亚）的崛起也不是西方列强所愿意看到的。当时的德国外交大臣比贝斯坦甚至对俄国外交官表示，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融合，则“这种利益对全体黄种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与欧洲列强的利益背道而驰”。
因此，甲午战争之后，俄、德、法三国为了自己在中国东部和北部的利益，向清政府伸出了所谓的“援手”：三国不惜武力恫吓，逼迫日本将已经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就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了拉拢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让人绘制了一幅油画，成为欧洲历史上家喻户晓的“艺术宣传品”。这幅油画的名字就叫做《黄祸》。
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说法，并命令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根据他想象中的“黄祸”景象画一幅画，印刷后送给他的亲友大臣和欧洲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们。油画取名《黄祸》，画中7位天使一样的人物分别代表德、英、法、意、奥、俄、美7个西方国家，她们拿着长矛与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头顶是一个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尔站在悬崖边，表情严肃而神圣地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在悬崖深涧、隐约的山河城廓的那一边，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意思是“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姑且不说被列夫·托尔斯泰称为“我们时代最可笑的人物之一”的德皇“错误地选择了佛教创立者这个形象作为‘黄祸’的化身，而佛教在目前是世界上最少侵略性的宗教”。单就西方所宣扬的这种臆想出来的中国等黄种人对西方白种人构成威胁，其目的无非以此为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辩解，所做的实则是“贼喊捉贼”的勾当。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中日两国“结盟”对付西方各国，影响他们的在华利益，俄、德两国还使出了挑拨离间的伎俩。1896年，李鸿章出访俄国，以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为名，秘密签订了《中俄密约》，共同对日。随后，李鸿章出访德国，受到了国家元首级别的最高礼遇。而同时访问柏林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则备受冷落。德国记者甚至故意拿这种待遇差别去问山县有朋，山县有朋也只好自嘲：“中国毕竟是大国嘛。”
当然，李鸿章本人也很清楚，笑脸相迎的背后，无非是“合纵连横”的利益考量。正如他在奏折中指出的：“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为从来所未有，实交际所宜隆。”而所谓的“黄祸论”，只不过是国际公关和舆论动员的一种工具而已，国家利益依然超越种族和地域。
1898年，美国将《黄祸》作为宣传画印刷发行。如果说德皇的“黄祸”恐慌完全是捕风捉影，英国、美国倒还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理由。对英国来说，那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使他们在胜利的得意中也隐约感到某种恐慌，他们幻想着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对大英国采取报复行动。对美国而言，问题更具体，华人劳工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与种族观念上对美国人构成威胁，已经出现过的排华风潮，都是“黄祸论”恐慌的现实与心理背景。
1900年前后，在中外相互妖魔化的激荡下，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义和团运动席卷北中国。让西方列强实实在在见识了中国民众反抗压迫的力量。与此同时，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杰克·伦敦于1904年发表《黄祸》一文，1908年和1910年分别写了两部小说《中国佬》和《空前绝后的入侵》，以及其他涉及中国海外移民题材的《白与黄》《黄丝帕》《陈阿春》《阿金的眼泪》等多篇作品。在这一连串精心炮制的“黄色传说”里，作者极端地抨击中国人为“劣等民族”，是对欧美白人世界构成威胁的“黄祸”，必须对之实施“种族灭绝”。与此相对应，19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报刊无不将中国人描绘成面目狰狞、性格怪异的形象，极尽丑化之能事。
就在1908年，中、德、英三国各自出版了一部科幻小说，预测未来世界是一个黄白对决之局。中国是碧荷馆主人在上海出版的《新纪元》，德国人写的那部叫《万岁》，英国则是威尔斯的《空中战争》。由此可见，种族意识和冲突在当时有多激烈。
摆脱与转移：日本人的“脱亚入欧”梦
据日本外交档案，1903年12月30日内阁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在战时应对“黄祸论”。内阁坚信，对俄作战必然激起白人社会的“黄祸论”，因此，必须确保中国的中立地位，一旦中日联手抗俄，德法等国必将进行干涉。而在1904年2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俄国将通过鼓动“黄祸论”，来获得欧洲的支持。日本内阁给末松谦澄的外宣任务十分明确：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了日本的作战目的只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全力阻止“黄祸论”的再度爆发；确保中国保持严格中立，以免刺激欧洲更强的敌意；向西方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所给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针对西方。 为了给自己“正名”，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后出任国际联盟秘书长的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出版了日本论名著《武士道》，以通俗晓畅的英文，谱写了一曲高亢的东洋文化的赞美诗，好评如潮，据说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特意买来分赠友人。
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却在战后不久无耻地宣称，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入侵，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予日本，而且还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清政府谈判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袁世凯据理力争，但在日本重兵压境下，无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中日开始了又一轮更为长久的纷争，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利益与借口：日本热衷的“中国威胁论”
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中国在西方各国眼里依然是“东亚病夫”（最早为“东方病夫”，出自英国人在上海主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1896年10月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为英国人）和“睡狮”，正是这一点，不断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从所谓的“满蒙生命线”到“三个月占领中国”，再到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何止是“威胁”，更是蓄意的赤裸裸的侵略和无尽的惨无人道的伤害。
幸好，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彻底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也自食了战争的恶果。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在某些世界大国双重标准的纵容下，都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不断在和平发展时期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无非就是修改和平宪法，通过强化军事同盟来走扩军的老路，企图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发展秩序。
2015年9月3日，中国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也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和平崛起绝不会“威胁”任何国家，但也绝不惧怕来自任何国家的“威胁”。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今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使我们越来越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第二，欧洲 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由此，‘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谬误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张维为《中国超越》）
今天，中国正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尽管这种论调像天方夜谭一样，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却乐此不疲。这只能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偏见往往最难消除。而那些满世界兜售“中国威胁论”的人，无不别有用心，有着不可告人的打算和目的，这一点，从历史上已经看得很清楚。
毋庸讳言，西方社会也曾对中国产生过乌托邦式的颂扬与敬仰。从马可·波罗到莱布尼茨、伏尔泰，中国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人间天堂。除了精美的瓷器、丝绸、茶叶，中国城市的道路“四通八达”，河流“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富裕的地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讲究礼貌”，“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与法律”。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的，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对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国家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和知识分子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可就在美国，李鸿章遭遇了尴尬：车站警察拒绝抬轿。即使陪同李鸿章访问的美国武官把好话说尽，华盛顿车站的警长还是严禁手下执行这一特殊任务。美国武官无奈，只好到站外找了4名负责外围警戒任务的警察，但那固执的警长仍然将这些外围的警察赶出车站。 李鸿章立等良久，最后由车站的管理人员找了4名铁路工人，才将李鸿章的轿子抬到了等候站外的马车边。
那位敢于怠慢总理级国宾的车站警长，原来是爱尔兰后裔，此举是为了报复李鸿章对美国爱尔兰人的抨击。
就在前一天，李鸿章在纽约接受了各报的联合采访，猛烈抨击了美国的排华政策。他认为：“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而这一排华法案正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中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
李鸿章毫不客气地将矛头指向了爱尔兰人，此举在美国爱尔兰裔社区引发了巨大的愤怒，这位警长正好借题发挥，严禁手下警察去承担这一超出正常工作范围的抬轿子任务。
李鸿章还向美国媒体呼吁：“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不要把我看成中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作达官贵人，而要当作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级的商品。”
无论是在美洲的“旧金山”还是澳洲的“新金山”（墨尔本），中国劳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一度成为主力军，仅1852年华人就曾占到了加利福尼亚全州人口的1/4。他们不仅勤奋、聪明，而且远比爱尔兰人廉价，他们甚至还会自己承担做饭、洗衣这些应由“妇女们承担的工作”；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人十分本分，从来不参加什么工会之类的组织去和老板们作对，相对于酗酒、喜欢聚众闹事、懒惰的爱尔兰人，华人深受老板们的青睐。
但是，在企业主眼中无可挑剔的中国人，却让以爱尔兰人为主体的美、澳“工人阶级”大为不满。为了保护自己的饭碗和利益，美、澳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成为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和主力军。爱尔兰工人在工会的暗中组织下，对华工实行暴力攻击，美、澳政府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动准军事部队才能镇压下去，以解救那些侥幸没有伤亡的华工。而那些雇佣了华工的企业主，则被激进的工人组织妖魔化为“民族败类”，甚至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保护委员会”之类更为激进的恐怖组织的暴力威胁。
在美、澳这两个民意主宰一切的“民主”国家，爱尔兰工人们掌握着大量的选票，而中国人则没有任何公民权，博弈的结果是很显然的：美国方面，参众两院于1877年公布《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公开宣称中国人将“如同加利福尼亚州的蝗虫危害农夫的田地一样”危害美国。
“黄祸论”让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愈变愈丑陋，以至在美国，侮辱、戕害华人“不需要理由”。华人因此而伤亡的人数，损失的财产难以估量。以1885年美国怀俄明州石泉城发生的屠杀华工事件为例，当时就有“28人被残杀，15人受重伤……被焚烧和抢劫的华工财产共147748美元”。汹涌的排华风潮促使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宣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需要说明的是，直到130年后的2012年，美国国会才通过决议，为《排华法案》致歉，但英文原词是“regret”（遗憾），而不是“apology”（道歉）。而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各地，也在“黄祸”声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
在美国排华风潮中，曾有华工向清政府反映“华工有‘十苦’”，希望予以解救。国内也有士人撰文披露华工苦状，抨击西方殖民当局挑动土著与华人矛盾、残害华工的罪行，要求清政府对“出洋华民必须设法保护”，并警告，如果对此不闻不问，“恐致漓涣”。清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对排华行径表示“抗议”；驻外使领人员则对各地排华事件进行调查，并提出赔偿要求。例如，石泉城大屠杀期间，驻美公使郑藻如就立即要求美方“赔偿损失并惩处罪犯”。李鸿章对中国劳工遭受蹂躏也“感到不安”。在中美1880年修改条约谈判中，中国代表李鸿藻和宝鋆曾向美方指出，“中国的移民是美国经济的勤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的一个来源”，并警告说，美国的排华行动“将危害美中两国之间互相有利的经济关系”。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清政府的外交努力并没有什么成效。
澳大利亚方面，到1888年其所有殖民地便全面拒绝引进华工，而1901年刚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第一项立法就是确定排斥亚洲人的“白澳政策”，第一项海外军事行动则是派出军队和军舰北上（隶属英军），参加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行动。
瓜分与压制：西方国家的“终极目标”
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让西方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了现代科技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正在崛起，并逐渐以强国的身份参与到与西方各国共同瓜分的活动中来。无论是地缘位置还是文化背景，日本在远东（欧美人以欧洲为中心使用的地理概念，把东南欧、非洲东北称为“近东”，西亚附近称为“中东”，把更远的东方称为“远东”。远东一般包括今天的东亚（包括俄罗斯的东部）、东南亚和南亚）的崛起也不是西方列强所愿意看到的。当时的德国外交大臣比贝斯坦甚至对俄国外交官表示，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融合，则“这种利益对全体黄种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与欧洲列强的利益背道而驰”。
因此，甲午战争之后，俄、德、法三国为了自己在中国东部和北部的利益，向清政府伸出了所谓的“援手”：三国不惜武力恫吓，逼迫日本将已经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就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了拉拢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让人绘制了一幅油画，成为欧洲历史上家喻户晓的“艺术宣传品”。这幅油画的名字就叫做《黄祸》。
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说法，并命令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根据他想象中的“黄祸”景象画一幅画，印刷后送给他的亲友大臣和欧洲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们。油画取名《黄祸》，画中7位天使一样的人物分别代表德、英、法、意、奥、俄、美7个西方国家，她们拿着长矛与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头顶是一个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尔站在悬崖边，表情严肃而神圣地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在悬崖深涧、隐约的山河城廓的那一边，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意思是“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姑且不说被列夫·托尔斯泰称为“我们时代最可笑的人物之一”的德皇“错误地选择了佛教创立者这个形象作为‘黄祸’的化身，而佛教在目前是世界上最少侵略性的宗教”。单就西方所宣扬的这种臆想出来的中国等黄种人对西方白种人构成威胁，其目的无非以此为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辩解，所做的实则是“贼喊捉贼”的勾当。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中日两国“结盟”对付西方各国，影响他们的在华利益，俄、德两国还使出了挑拨离间的伎俩。1896年，李鸿章出访俄国，以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为名，秘密签订了《中俄密约》，共同对日。随后，李鸿章出访德国，受到了国家元首级别的最高礼遇。而同时访问柏林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则备受冷落。德国记者甚至故意拿这种待遇差别去问山县有朋，山县有朋也只好自嘲：“中国毕竟是大国嘛。”
当然，李鸿章本人也很清楚，笑脸相迎的背后，无非是“合纵连横”的利益考量。正如他在奏折中指出的：“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为从来所未有，实交际所宜隆。”而所谓的“黄祸论”，只不过是国际公关和舆论动员的一种工具而已，国家利益依然超越种族和地域。
1898年，美国将《黄祸》作为宣传画印刷发行。如果说德皇的“黄祸”恐慌完全是捕风捉影，英国、美国倒还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理由。对英国来说，那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使他们在胜利的得意中也隐约感到某种恐慌，他们幻想着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对大英国采取报复行动。对美国而言，问题更具体，华人劳工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与种族观念上对美国人构成威胁，已经出现过的排华风潮，都是“黄祸论”恐慌的现实与心理背景。
1900年前后，在中外相互妖魔化的激荡下，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义和团运动席卷北中国。让西方列强实实在在见识了中国民众反抗压迫的力量。与此同时，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杰克·伦敦于1904年发表《黄祸》一文，1908年和1910年分别写了两部小说《中国佬》和《空前绝后的入侵》，以及其他涉及中国海外移民题材的《白与黄》《黄丝帕》《陈阿春》《阿金的眼泪》等多篇作品。在这一连串精心炮制的“黄色传说”里，作者极端地抨击中国人为“劣等民族”，是对欧美白人世界构成威胁的“黄祸”，必须对之实施“种族灭绝”。与此相对应，19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报刊无不将中国人描绘成面目狰狞、性格怪异的形象，极尽丑化之能事。
就在1908年，中、德、英三国各自出版了一部科幻小说，预测未来世界是一个黄白对决之局。中国是碧荷馆主人在上海出版的《新纪元》，德国人写的那部叫《万岁》，英国则是威尔斯的《空中战争》。由此可见，种族意识和冲突在当时有多激烈。
摆脱与转移：日本人的“脱亚入欧”梦
据日本外交档案，1903年12月30日内阁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在战时应对“黄祸论”。内阁坚信，对俄作战必然激起白人社会的“黄祸论”，因此，必须确保中国的中立地位，一旦中日联手抗俄，德法等国必将进行干涉。而在1904年2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俄国将通过鼓动“黄祸论”，来获得欧洲的支持。日本内阁给末松谦澄的外宣任务十分明确：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了日本的作战目的只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全力阻止“黄祸论”的再度爆发；确保中国保持严格中立，以免刺激欧洲更强的敌意；向西方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所给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针对西方。 为了给自己“正名”，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后出任国际联盟秘书长的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出版了日本论名著《武士道》，以通俗晓畅的英文，谱写了一曲高亢的东洋文化的赞美诗，好评如潮，据说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特意买来分赠友人。
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却在战后不久无耻地宣称，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入侵，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予日本，而且还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清政府谈判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袁世凯据理力争，但在日本重兵压境下，无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中日开始了又一轮更为长久的纷争，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利益与借口：日本热衷的“中国威胁论”
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中国在西方各国眼里依然是“东亚病夫”（最早为“东方病夫”，出自英国人在上海主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1896年10月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为英国人）和“睡狮”，正是这一点，不断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从所谓的“满蒙生命线”到“三个月占领中国”，再到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何止是“威胁”，更是蓄意的赤裸裸的侵略和无尽的惨无人道的伤害。
幸好，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彻底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也自食了战争的恶果。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在某些世界大国双重标准的纵容下，都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不断在和平发展时期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无非就是修改和平宪法，通过强化军事同盟来走扩军的老路，企图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发展秩序。
2015年9月3日，中国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也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和平崛起绝不会“威胁”任何国家，但也绝不惧怕来自任何国家的“威胁”。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今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使我们越来越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第二，欧洲 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由此，‘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谬误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张维为《中国超越》）
今天，中国正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尽管这种论调像天方夜谭一样，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却乐此不疲。这只能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偏见往往最难消除。而那些满世界兜售“中国威胁论”的人，无不别有用心，有着不可告人的打算和目的，这一点，从历史上已经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