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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1975年取得民族独立后就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
作者被国家派往安哥拉从事外贸工作期间，经历了在炮火围困中和死神相对的刻骨铭心的日子。
1992年是我被国家派往安哥拉从事外贸工作的第三年。
5月，以桑托斯为领袖的“安人运”和以萨文比为首领的“安盟”签署了和平协议，“安盟”总部从南方丛林迁往首都罗安达。
大选结果，“安人运”以微弱优势战胜了“安盟”。控制着南方大片土地的“安盟”武装决心从谈判桌重新回到战场。安哥拉大战在即。
各国使馆和侨民开始撤离，中国使馆只剩下了包括张宝生大使在内的5位留守人员。
此时的我，早已摆脱了砖头做凳草当床的窘困生活，成为一栋花园洋房的主人。如果撤离，房子、仓库里的货物，还有那辆崭新的“标志405”怎么办？作为一个国有单位派驻这里的贸易代表，不论哪部分出了问题，我都无法向组织交待。
在一片“大逃亡”的紧张日子里，我抓紧时间请建筑公司在驻地建造了一个储量5吨的地下蓄水池。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再有了这个全自动储水设备，我以为战时的生存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日记在10月25日这天中断，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
上午，我如约来到海关总署高官扎乌（音）家。谈完工作，我准备告辞。
扎乌拉开书桌抽屉，拿出一把精致的手枪。他对我说：现在很不安全，你带在身上，然后，又简单说了说使用方法。
我茫然地接过手枪。
从扎乌家驱车出来，我感到情况不对！道路两旁怎么会匍匐着全副武装的市民？各个路口都架着机枪，大的交通要塞还布置了炮和火箭发射筒。人来人往的大街忽然空空荡荡，往日里杂乱无章停在大街两旁的汽车都没了踪影。
本来还想去市场买点菜，一看这阵式，我当机立断，告诉刚到非洲才5个月的同事小刘：立刻返回驻地。
还没来得及打电话向朋友们寻问，远处就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好像是使馆那边，紧接着，爆炸声接二连三不断传出，已经分不清方向。没有宣战，战斗突然在全城打响。
我急忙拿起电话，想把这个情况通报国内，但要不通。
战斗越来越激烈，战场离我们也越来越近，剧烈的爆炸声和密集的枪声交织在一起，室内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火药味儿，子弹随时都可能穿透玻璃窗射入室内。
我们撤到了通往二楼的楼梯上。
这是一座带前后院儿的二层小洋楼，通往二楼的楼梯因为左有邻居、右有客厅，上下又有拐弯的墙，成了整个楼房能躲避子弹直射的唯一空间。在这个楼梯的台阶上，我们度过了战斗最激烈的三天三夜。
客厅里的电话响了，看来通讯并没有完全中断，为了避免被子弹击中，我一次次爬到客厅去接听电话。
后院和客厅相连的铁皮门发出响声，是爪子挠门的声音。我忽然想起，狗还关在后院。为了看家，我养了一条德国牧羊犬，起名“欢欢”。因为太凶，除了夜里放它出来，白天从来关在后院。这条站立起来和我1米7的身高齐头，体重90多斤重的狗就像这个集体里的一口人，和大家非常亲。
小刘不顾一切冲下楼梯，把铁门打开一条缝儿，“欢欢”艰难地挤进来，直奔我身边。
“欢欢”一步不离，紧紧依着我。我伸手揽着它，感觉它的毛湿漉漉的都是汗。
忽然，我有一种感悟：以往电影有个错误，一拍摄到打仗，狗就使劲叫。其实真正打起仗来狗是不叫的。我的左邻右舍家家养狗，可激战时它们好像都死了，我始终没有听到一声狗叫。
远处的爆炸声令人震撼，满街的枪声使人心悸，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安。直至今日我也忘不了，黑夜中从重机枪口射出的碗口大的火光；忘不了那闪动着好几圈颜色的枪口发出的低沉、急速的“哒哒”声……
炮火中我突然听到喊话，是从后院传来的，还听到女人的叫声、孩子的哭声…
是我的邻居，对，是他们家。
随着撕天裂地的一声巨响，一切都恢复了瞬间的平静。
我知道他们都死了，他们和那栋房子一同毁灭了。他们死于同胞间的残杀。
与“安盟”的高官为邻，使我的驻地成了围剿的目标。
大规模的战斗持续了三天两夜后，密集的枪炮声逐渐变得稀疏起来。
“铃——”电话响了，我心一惊。
是JEM打来的。JEM是我们在安哥拉业务的代理人。他是一百年前移居海外的客家人后代。三年来，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我们相互支持着一直走到今天。
“抢劫已经开始了，就在刚才，我的邻居，一个很有钱的进口商被打死了，家里被抢劫一空，强盗把他的尸体拖到街上，正架在轮胎上烧。”
JEM停了一下接着说：“没有用的，就算你准备把什么都给他，他们还是要杀人。你自己要小心，我现在没有办法帮助你。”
放下电话，我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在当地人的眼里，外国人都是有钱人，所以，只要你进入强盗的视线，就在劫难逃。
天黑下来了，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三个黑夜。
总不能坐以待毙。
听说，子弹穿过30公分厚的柔软障碍后可以减少70%的杀伤力。于是，我把各个屋的席梦思床垫全部挪到客厅，堵在玻璃窗上，然后换上旅游鞋，把护照、机票和身边的现金分放在鞋子里；趁着夜色，又把饭桌抬到后院的墙边，准备必要时当作梯子……
为了方便在夜幕中逃生，我用墨汁将崭新的旅游鞋涂成了黑色。
长夜漫漫。
那一夜，是我这一生中度过的最长的一夜。我清醒地知道，每分钟都可能成为生死的分界线，每分钟都可能永远告别人生。我后悔没有在战争爆发前撤离，害了自己，也害了贸易组的其他同志。
“留下来守护国家财产!”说得好听，怎么守护？生死关头，我没有想起仓库的货，只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个集体“全须全尾儿”带回国。
那一夜，我想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都说老话儿在理，可这“人为财死”，我肯定不干。
那一夜，我特别想祖国。尽管它还赶不上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它在很多方面还需要改革，但那里的人民安居乐业，老百姓最需要的不就是这个嘛！
我心中曾经的很多不平这个时候全都烟消云散。和苦难的安哥拉人民相比，我突然觉得以往的所得不是太少，而是奢求太多。我想，这次只要能活着回去，干什么工作都行，哪怕去扫马路。当然，如果能在公园扫马路是最好不过的。
那一夜，我突然想有个家。而且莫名其妙地想，守着一个家、自己再腌点咸菜，虽清苦，却安然，那该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生活！
天快亮了。
前院的铁栅栏门被晃得“哗、哗”响，随即传进急切的喊声：“快开门、开门——”
是中国人。
我从床垫与床垫的缝隙中看过去，只见几个中建公司的工人神色慌张地站在院外。
有自己的同胞暴露在室外，再危险也得去开门。三天三夜，我们第一次走出房门，打开院门的大锁，又快速撤回室内。
几个工人进门就哭了，都是些小伙子。他们有人光着脚，有人只穿了一条短裤，狼狈不堪。
小刘赶紧拿出衣服和拖鞋让他们穿上，我又拿来饼干和矿泉水，看得出，他们依然惊魂未定。听他们说，昨天夜里刚睡下，就听见有人砸仓库的大铁门。大家赶紧撤到仓库深处一个小隔层里。匪徒们用冲锋枪打开门锁后，先在仓库里一通扫射，然后开始疯抢。好在是建材库，有很多东西是匪徒搬不动也不屑一顾的，才使工人们的藏身处没暴露。临了，匪徒们在木材上放了一把火，还捞走了工人们泡在盆里的衣服。
几个工人逃离火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危险走了大半夜，来到我们的驻地——离他们最近的中国公司。
再也不能这样等待下去了，听了他们的叙述，我决定想办法带大家离开驻地。我想到了使馆。
可是怎么去呢？突然我想到了扎乌，就是给我手枪的那位政府海关的关长。
扎乌接了我的电话，沉思了一会对我说：“请给我半个小时。”
只过了几分钟，扎乌打来电话。他说：“半个小时后我到你那儿，送你去中国大使馆。”
放下电话后，我急忙与周围的几家中国公司联系，让他们到我这里集中。
扎乌真的来了，开着他那辆大吉普，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两辆警车，车后门敞开着，七八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分坐在两个车上，敞开的车门口架着机枪。扎乌让我放心，说这些人都是他在警察局的朋友。
走出房门，第一次环顾周围，我不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停放在院子里的那辆崭新的“标志405”承受了太多的炮火，玻璃破得一塌糊涂，车顶陷了一个大坑；院子里到处是子弹壳，一截有胳膊粗的炮弹壳躺在地上；精心修整过的花草一片凋零。
再看那些晾在院子里、因突然开战没来得及收的衣服和床单，上面插满了碎小的弹片，在光线下折射着凛洌的寒光……
忙乱中，我没有忘记用相机把现场拍下来；也没有忘记把小手枪还给它的主人。
就在我们要出发的时候，我的芳邻、一对台湾夫妇冲出家门，再三请求，带他们一起走。十几年前，海峡两岸还不像今天走动这么勤，更何况我们要去的是中国使馆。没有办法请示，最终我不忍抛下他们，毕竟我们是同胞。
绕过街上还在焚烧的汽车和不时进入视线的毙命者尸体，我们这支特殊的车队在机枪护卫下直奔中国使馆。
车队在使馆门前停下，我艰难地从汽车玻璃窗口爬出来。
一副可怕的情景突现眼前：一辆被炮火击毁的轿车已烧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驾驶室内，一具烧焦的尸体横在座位上，因耷拉到车外而没有完全烧尽的一条腿恐怖地挂在车帮上。
中国驻安哥拉使馆很小。走进使馆的大门，就像回到自己的国家，外面的枪声再激烈，心里也很踏实。我有一种安全感，即便死，也是和祖国同生共死。那种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心情，在国内时从来不曾体验过。
开战那天是周日，密集的炮火把大使官邸至使馆的路切断，我们到的那天，张宝生大使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冒死赶到使馆。
我会永远记住因病在几年前已经去世的张大使，当年他说那句话时的神情也将永久地留在我心灵的底片上：“同志们请放心，如果有人冲击使馆，我会第一个上去和他们对话……”
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在酷暑中发酵、发臭；电台里天天播送着复仇的安盟部队正从南方丛林向首都逼近的消息，一场新的恶战就在眼前。
七天后，战争期间唯一一架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商用客机在安哥拉降落，按照中国使馆的要求，我们搭乘这架客机撤离。
那天，张大使派出挂着国旗的大使专车，将我们送到机场。
作者被国家派往安哥拉从事外贸工作期间，经历了在炮火围困中和死神相对的刻骨铭心的日子。
1992年是我被国家派往安哥拉从事外贸工作的第三年。
5月，以桑托斯为领袖的“安人运”和以萨文比为首领的“安盟”签署了和平协议，“安盟”总部从南方丛林迁往首都罗安达。
大选结果，“安人运”以微弱优势战胜了“安盟”。控制着南方大片土地的“安盟”武装决心从谈判桌重新回到战场。安哥拉大战在即。
各国使馆和侨民开始撤离，中国使馆只剩下了包括张宝生大使在内的5位留守人员。
此时的我，早已摆脱了砖头做凳草当床的窘困生活，成为一栋花园洋房的主人。如果撤离，房子、仓库里的货物，还有那辆崭新的“标志405”怎么办？作为一个国有单位派驻这里的贸易代表，不论哪部分出了问题，我都无法向组织交待。
在一片“大逃亡”的紧张日子里，我抓紧时间请建筑公司在驻地建造了一个储量5吨的地下蓄水池。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再有了这个全自动储水设备，我以为战时的生存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日记在10月25日这天中断，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
上午，我如约来到海关总署高官扎乌（音）家。谈完工作，我准备告辞。
扎乌拉开书桌抽屉，拿出一把精致的手枪。他对我说：现在很不安全，你带在身上，然后，又简单说了说使用方法。
我茫然地接过手枪。
从扎乌家驱车出来，我感到情况不对！道路两旁怎么会匍匐着全副武装的市民？各个路口都架着机枪，大的交通要塞还布置了炮和火箭发射筒。人来人往的大街忽然空空荡荡，往日里杂乱无章停在大街两旁的汽车都没了踪影。
本来还想去市场买点菜，一看这阵式，我当机立断，告诉刚到非洲才5个月的同事小刘：立刻返回驻地。
还没来得及打电话向朋友们寻问，远处就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好像是使馆那边，紧接着，爆炸声接二连三不断传出，已经分不清方向。没有宣战，战斗突然在全城打响。
我急忙拿起电话，想把这个情况通报国内，但要不通。
战斗越来越激烈，战场离我们也越来越近，剧烈的爆炸声和密集的枪声交织在一起，室内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火药味儿，子弹随时都可能穿透玻璃窗射入室内。
我们撤到了通往二楼的楼梯上。
这是一座带前后院儿的二层小洋楼，通往二楼的楼梯因为左有邻居、右有客厅，上下又有拐弯的墙，成了整个楼房能躲避子弹直射的唯一空间。在这个楼梯的台阶上，我们度过了战斗最激烈的三天三夜。
客厅里的电话响了，看来通讯并没有完全中断，为了避免被子弹击中，我一次次爬到客厅去接听电话。
后院和客厅相连的铁皮门发出响声，是爪子挠门的声音。我忽然想起，狗还关在后院。为了看家，我养了一条德国牧羊犬，起名“欢欢”。因为太凶，除了夜里放它出来，白天从来关在后院。这条站立起来和我1米7的身高齐头，体重90多斤重的狗就像这个集体里的一口人，和大家非常亲。
小刘不顾一切冲下楼梯，把铁门打开一条缝儿，“欢欢”艰难地挤进来，直奔我身边。
“欢欢”一步不离，紧紧依着我。我伸手揽着它，感觉它的毛湿漉漉的都是汗。
忽然，我有一种感悟：以往电影有个错误，一拍摄到打仗，狗就使劲叫。其实真正打起仗来狗是不叫的。我的左邻右舍家家养狗，可激战时它们好像都死了，我始终没有听到一声狗叫。
远处的爆炸声令人震撼，满街的枪声使人心悸，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安。直至今日我也忘不了，黑夜中从重机枪口射出的碗口大的火光；忘不了那闪动着好几圈颜色的枪口发出的低沉、急速的“哒哒”声……
炮火中我突然听到喊话，是从后院传来的，还听到女人的叫声、孩子的哭声…
是我的邻居，对，是他们家。
随着撕天裂地的一声巨响，一切都恢复了瞬间的平静。
我知道他们都死了，他们和那栋房子一同毁灭了。他们死于同胞间的残杀。
与“安盟”的高官为邻，使我的驻地成了围剿的目标。
大规模的战斗持续了三天两夜后，密集的枪炮声逐渐变得稀疏起来。
“铃——”电话响了，我心一惊。
是JEM打来的。JEM是我们在安哥拉业务的代理人。他是一百年前移居海外的客家人后代。三年来，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我们相互支持着一直走到今天。
“抢劫已经开始了，就在刚才，我的邻居，一个很有钱的进口商被打死了，家里被抢劫一空，强盗把他的尸体拖到街上，正架在轮胎上烧。”
JEM停了一下接着说：“没有用的，就算你准备把什么都给他，他们还是要杀人。你自己要小心，我现在没有办法帮助你。”
放下电话，我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在当地人的眼里，外国人都是有钱人，所以，只要你进入强盗的视线，就在劫难逃。
天黑下来了，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三个黑夜。
总不能坐以待毙。
听说，子弹穿过30公分厚的柔软障碍后可以减少70%的杀伤力。于是，我把各个屋的席梦思床垫全部挪到客厅，堵在玻璃窗上，然后换上旅游鞋，把护照、机票和身边的现金分放在鞋子里；趁着夜色，又把饭桌抬到后院的墙边，准备必要时当作梯子……
为了方便在夜幕中逃生，我用墨汁将崭新的旅游鞋涂成了黑色。
长夜漫漫。
那一夜，是我这一生中度过的最长的一夜。我清醒地知道，每分钟都可能成为生死的分界线，每分钟都可能永远告别人生。我后悔没有在战争爆发前撤离，害了自己，也害了贸易组的其他同志。
“留下来守护国家财产!”说得好听，怎么守护？生死关头，我没有想起仓库的货，只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个集体“全须全尾儿”带回国。
那一夜，我想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都说老话儿在理，可这“人为财死”，我肯定不干。
那一夜，我特别想祖国。尽管它还赶不上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它在很多方面还需要改革，但那里的人民安居乐业，老百姓最需要的不就是这个嘛！
我心中曾经的很多不平这个时候全都烟消云散。和苦难的安哥拉人民相比，我突然觉得以往的所得不是太少，而是奢求太多。我想，这次只要能活着回去，干什么工作都行，哪怕去扫马路。当然，如果能在公园扫马路是最好不过的。
那一夜，我突然想有个家。而且莫名其妙地想，守着一个家、自己再腌点咸菜，虽清苦，却安然，那该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生活！
天快亮了。
前院的铁栅栏门被晃得“哗、哗”响，随即传进急切的喊声：“快开门、开门——”
是中国人。
我从床垫与床垫的缝隙中看过去，只见几个中建公司的工人神色慌张地站在院外。
有自己的同胞暴露在室外，再危险也得去开门。三天三夜，我们第一次走出房门，打开院门的大锁，又快速撤回室内。
几个工人进门就哭了，都是些小伙子。他们有人光着脚，有人只穿了一条短裤，狼狈不堪。
小刘赶紧拿出衣服和拖鞋让他们穿上，我又拿来饼干和矿泉水，看得出，他们依然惊魂未定。听他们说，昨天夜里刚睡下，就听见有人砸仓库的大铁门。大家赶紧撤到仓库深处一个小隔层里。匪徒们用冲锋枪打开门锁后，先在仓库里一通扫射，然后开始疯抢。好在是建材库，有很多东西是匪徒搬不动也不屑一顾的，才使工人们的藏身处没暴露。临了，匪徒们在木材上放了一把火，还捞走了工人们泡在盆里的衣服。
几个工人逃离火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危险走了大半夜，来到我们的驻地——离他们最近的中国公司。
再也不能这样等待下去了，听了他们的叙述，我决定想办法带大家离开驻地。我想到了使馆。
可是怎么去呢？突然我想到了扎乌，就是给我手枪的那位政府海关的关长。
扎乌接了我的电话，沉思了一会对我说：“请给我半个小时。”
只过了几分钟，扎乌打来电话。他说：“半个小时后我到你那儿，送你去中国大使馆。”
放下电话后，我急忙与周围的几家中国公司联系，让他们到我这里集中。
扎乌真的来了，开着他那辆大吉普，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两辆警车，车后门敞开着，七八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分坐在两个车上，敞开的车门口架着机枪。扎乌让我放心，说这些人都是他在警察局的朋友。
走出房门，第一次环顾周围，我不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停放在院子里的那辆崭新的“标志405”承受了太多的炮火，玻璃破得一塌糊涂，车顶陷了一个大坑；院子里到处是子弹壳，一截有胳膊粗的炮弹壳躺在地上；精心修整过的花草一片凋零。
再看那些晾在院子里、因突然开战没来得及收的衣服和床单，上面插满了碎小的弹片，在光线下折射着凛洌的寒光……
忙乱中，我没有忘记用相机把现场拍下来；也没有忘记把小手枪还给它的主人。
就在我们要出发的时候，我的芳邻、一对台湾夫妇冲出家门，再三请求，带他们一起走。十几年前，海峡两岸还不像今天走动这么勤，更何况我们要去的是中国使馆。没有办法请示，最终我不忍抛下他们，毕竟我们是同胞。
绕过街上还在焚烧的汽车和不时进入视线的毙命者尸体，我们这支特殊的车队在机枪护卫下直奔中国使馆。
车队在使馆门前停下，我艰难地从汽车玻璃窗口爬出来。
一副可怕的情景突现眼前：一辆被炮火击毁的轿车已烧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驾驶室内，一具烧焦的尸体横在座位上，因耷拉到车外而没有完全烧尽的一条腿恐怖地挂在车帮上。
中国驻安哥拉使馆很小。走进使馆的大门，就像回到自己的国家，外面的枪声再激烈，心里也很踏实。我有一种安全感，即便死，也是和祖国同生共死。那种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心情，在国内时从来不曾体验过。
开战那天是周日，密集的炮火把大使官邸至使馆的路切断，我们到的那天，张宝生大使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冒死赶到使馆。
我会永远记住因病在几年前已经去世的张大使，当年他说那句话时的神情也将永久地留在我心灵的底片上：“同志们请放心，如果有人冲击使馆，我会第一个上去和他们对话……”
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在酷暑中发酵、发臭；电台里天天播送着复仇的安盟部队正从南方丛林向首都逼近的消息，一场新的恶战就在眼前。
七天后，战争期间唯一一架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商用客机在安哥拉降落，按照中国使馆的要求，我们搭乘这架客机撤离。
那天，张大使派出挂着国旗的大使专车，将我们送到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