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实践范式及其理论图景的当代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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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实践这个时下被崇拜的、已成为哲人自我神圣化的新的理性上帝,有人主张对实践“祛魅”却割裂了主客体的内在统一关系。事实上,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实践在旧哲学中的地位、作用与意义,使物质世界向着属人的方向生成意义,实践性正是其本质属性。就本质和理论贡献而言,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性体现在其哲学视域、逻辑起点、哲学基础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实践观所开辟的思想新天地。因此,必须从时代精神的实践升华上去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内涵,从物质批判与理论批判的内在统一上去把握它的实践性品格和当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科学实践观;实践范式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一)
  
  时下,有人认为在哲学界聚合着一种不折不扣的实践崇拜,并导致了整个思想界的精神低迷。实践成为哲学界使用频率最高、普适性最广的一个概念,赢得了异常凸显且十分耀眼的学理层级。作为马克思哲学之始源、始因与始基,实践承载了太多的理论蕴含、承诺了太多的本体意义,以至于在学界形成了某种约定俗成的内识性决议:马克思哲学即实践哲学,换言之,讲哲学就是讲实践,实践简直成了哲学的同义语。究其原因乃在于,在实践概念上,的确人为地堆砌了各种各样的非法建筑,凝聚了一切本源性、自明性、自足性的能量能力与关系,放大了的实践指向写满了马克思哲学旗帜的各个空间,膨胀了的实践魅力吞噬了哲学的所有问题:从真理性及其检验到各种深层次矛盾的分析,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最新需求到民族复兴、社会发展的一切理论期许,实践几乎能为我们提供理论创新所需要的一切程序与根本动力,能解决所有理论上无法解决的疑难,能奠定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自我展开的理论根基,还能生成方方面面的价值与意义。它犹如万能之“筐”,可容纳一切不可思议的怪异与神秘;又犹如神奇之“梯”,可使诸多维度上毫不相干的东西彼此贯通、实现统一。总之,实践为哲学举行了一次彻底的思想洗礼,使一切原本神秘的东西不再神秘,使诸多有重大争议的问题瞬间迎刃而解,再也用不着为之枉费心机;一句话,被崇拜的实践成了哲人自我神圣化的新的理性上帝。
  主张对实践进行“祛魅”并使马克思哲学发生后实践转向的学者呼吁,建立在传统主客体关系理论上的实践图式及其理解方案,难以解释人类活动的一切隐喻。比如,很容易忽视主体际交互活动以及一些人称之为“形式实践”的东西(在劳动世界之外、不以社会分工组织却更能捍卫人的尊严的活动,如参政、教育活动等),唯有超越过于世俗与低下的实践视界(劳动视界)和所谓的科学理论所主张的实践思维与实践逻辑,才能与今天的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要求相匹配、相统一。鉴于此,必须对传统的实践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以防止用理想化的实践视域取代实际的实践视域,对认识实践或理论性实践本身作出足够的反思,以区分出真正的实践与仅仅是劳动意义上的实践(或仅仅是理论上的实践)之间的差异。根据笔者的思考与分析,这种依据存在性状而作的外在意义上的推理,是对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严重误解与歪曲,马克思科学实践观不是从纯客观意义即唯客体主义上看待实践和实践要素的,它并没有把客体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始终如一的、任人宰割的对象,而是将之视作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向人、向社会生成的东西;它也没有把主体理解为统一的、普遍的和绝对的思想自我,而是将之理解为在实践维度中自我展开并不断生成着的、有众多观念突入进来、常常发生建构与拓展的实践主体;更不可能将实践视作某种非理性的惯习,或者反过来将习性看成是实践的内在构成原理,实践不是那种无意识又无意志的自发性的“实践感”[1],不是所谓习性与实践场域之间无意识契合的结局,而是深思熟虑地“按照规律、贯彻目的”,是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作为最合理性的客观物质性活动,实践说到底是一种集真善美于一身的思想集合体。将实践理解为纯客观的利益计算、或神秘的自我意识、或非理性的“实践感”,是在实践问题上割裂了主客体的内在统一关系,若远离实践而对之作非理性的把握,就必然陷入种种认识误区。[2]
  其实,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实践在旧哲学中的地位、作用与意义,使之成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和最为基本的原理。作为最根本的世界观,它从学理上确认人类完全能够通过实践改造自在的外部寰宇,使物发生形式、结构、性能上的变化并向着属人的方向生成意义,使之为人而存在并成为人化自然或属人的第二性的东西。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在人的劳动中自然界对人不断生成的过程,远离实践就不能科学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双向对象性关系,更不能深刻揭示物质本体论所蕴含的辩证性内容和历史性逻辑;作为全部认识的基础、目的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与发展动力,它把纯粹理论的活动与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区分开来,认为思维是否构成客观性的真理并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实践中而非理论中证明思维的真理性,即思维的现实性,离开实践讨论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即此岸性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最终只能成为一种经院哲学而丧失全部价值与意义;而作为人和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据,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导致神秘主义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析,离开实践就不能科学而完整地理解人和社会生活的真谛,就不能从实践维度理解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如何实现统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如何实现统一。可见,实践性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属性,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马克思哲学就是科学实践观的同义语。
  当然,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有一个逐步形成与发展的动态历史轨迹,其间经历了从费希特主观自我意识实践观到黑格尔纯粹理性实践观的转变,再从费尔巴哈的直观主义实践观到唯物而辩证的科学实践观的变异,我们绝不能以其发展过程中的不成熟的个别实践理论取代它的科学实践观总体,更不能把旧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实践理性统统聚合在科学实践观的深层学理之中。马克思最初倾向于康德与费希特自我意识哲学,对那种将应有与现有、理想与现实割裂开来的思想痼疾,不仅没有足够的理性警惕,反而对自我意识实践观一见倾心。但在具体的运用中,马克思却陷入了理论迷局,感到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活动只是在太空中飞翔、在黑暗中寻觅,空洞抽象的自我玄思使之常常跌进脆弱的精神领地,认为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而不能任意割裂它们,事物的理性应在自我展开中不断求得自身的统一,并基于此从迷信自我意识实践观转向了对黑格尔理性实践观的条分缕析。起初,马克思对黑格尔充满辩证性的理性实践观非常惊喜,曾高度赞扬其辩证法的革命性质与真实意义,并从黑格尔那里找到了通往科学实践观的桥梁与阶梯。但随着对社会实际问题的接触和进一步的义理精研,他渐渐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启迪,认为哲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把世界理解为合乎理性的,而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必然的,既然是必然的就应当成为现实的,这是通向现代哲学之伟大实践结果的思维逻辑。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及费尔巴哈的实践观的过程中,科学地揭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机制和生命机理,认为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它以现实的人为主体并以包括人在内的客观世界为客体,积极地对象化着人的各种本质力量,聚合了人之为人的所有特性、内涵与意义。[3]作为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以生产劳动为基本形式去破解一切历史之谜,具有物质的、客观的、感性的性质与关系,既有别于直观主义的外在描述,又有别于唯心主义的心灵叹息,更不同于非理性的无意识呓语。可见唯有马克思哲学才真正揭示了实践本质的人学语义,形成了唯物而辩证的科学实践观的意义复合体。
  
  (二)
  
  关于科学实践观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应如何评价,历来争论不断,总体上分两种论域。其一,有人认为,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个重要典籍,早已向我们透漏出如下的微言大义: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并不是像传统的马克思哲学解释者所认为的那样轻而易举,用剔除了唯心主义外壳的黑格尔辩证法去克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性”的主要病理,先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原理,然后把它推广和运用到历史领域,从而创立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而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高高举起科学实践观的理性大旗,并以之为利器去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痼疾。鉴于此,马克思提出和贯彻一条从实践出发去考察自然、人和社会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与轨迹,因而弥补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这一主要缺陷以及由这一缺陷所派生出来的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等一系列理论裂隙,从而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统一,实现了哲学史上一次伟大的理性跃迁和精神变革。因而,马克思哲学革命所开辟的是一个通向实践唯物主义的自我生成之域。[4]其二,也有人指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焦点问题在于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性与历史性何者是第一位的理论分歧。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就必须认真梳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心路历程、逻辑进路和出场顺序。马克思哲学革命经历了具有内在联结和深层递进的从实践的唯物主义革命到历史的唯物主义革命的转移,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对象是一切旧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对象直接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是立足自身新哲学的一场内在性革命,而非传统思想的抽象继续。从实践的唯物主义到历史的唯物主义深层递进的革命性逻辑,实现了哲学与历史的内在融合与统一,新哲学成为历史性科学与现实性科学实现科际整合、交互作用的共生之地,打通了通往现实实践的公共出口,成为彻底改造旧世界并成功建设新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实践的唯物主义虽然已经蕴含着深刻的革命性语义,但它只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总过程的一个阶段、一个组成部分和基础性动力,因而不能把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等同视之、不加分析;从实践的唯物主义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进一步推移是新哲学自身完成的一次伟大的内在革命,它从学理上揭示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正秘密。[5]这一复杂的思想历程表明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深刻性、彻底性和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彻底批判精神。我们应该在更宽广的视野中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实践转向这一重大哲学命题。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性不是体现在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之精神故里,而是体现在其哲学视域、逻辑起点、哲学基础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实践观所开辟的思想新天地。由于实践本体论和实践一元论对马克思实践观的诠释不到位和不彻底,影响了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并在实际研究中陷入了认识误区。因此,要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性,不仅要从物质本体论立场转变到实践观立场上来,而且要对实践本体论和实践一元论进行理性反思和重新梳理,使之集中起来并上升到实践唯物主义总的理论体系。质言之,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的“实践生存论域”。[6]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质和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真实意义,必须合理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予以统一。因为,实践唯物主义是在反叛传统哲学体系的前提下形成的,它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动态的亮点和奇迹。但是,实践本体论方面理解的混乱导致哲学研究中的反物质性思维以及对实践概念的泛化性衍义,其诸种弊病使实践唯物主义的发展陷入尴尬境地。摆脱困境的出路及其前途在于突破它发生的历史领域,放弃对马克思哲学的各种退行性理解及由之所产生的各种疏离[7],进而构建具有时代精神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存在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朴实哲理,马克思只是将它们作为建构自己科学实践观的理论根基。不论客体的唯物主义还是直观的唯物主义,都是马克思批判、改造的旧论域,进而以异化理论及其内在逻辑的扬弃为基本线索来解剖和揭示实践唯物主义的形成轨迹。应该说,从实践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唯物主义”,有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久拖不决的争论,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性质问题。从唯物主义理论当代拓展的意义上肯认马克思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有利于诠释实践的基础作用、中介作用和桥梁作用,有利于说明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性、历史性和人学性等复杂性语义,也有利于真正构筑起以改造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以实践为基础全面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种道理:只有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活动,人才能同外部世界发生实际的交往并不断开掘出属人的价值领域,对象性地凸显与确证人的全部本质属性和主体能力,这种本质和能力是人的自由能够获得最大普遍性实现的内在根据。唯心主义实践观虽然强调了人的活动的能动性语义,但由于它把实践理解为抽象性的精神活动,故而不懂得人的主体性如何在物质性活动中得以贯彻的内在机理,不了解精神的能动活动怎样转化为物质性的现实生产力。这样,脱离了客观物质基础的唯心主义,便在实践观上陷入了自我循环论证的逻辑怪圈。同样道理,革命性的实践观也外在于机械唯物主义。这是由于,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了实践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性活动,但又把它看成是一种鄙污的感性活动,缺乏任何创新的活力,不了解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人与自然双向生成、人与社会辩证统一的现实根基,在机械唯物主义生活化的语境里,无论如何阐发不出革命性实践所具有的那种批判性、否定性、创新性、开拓性的积极意义。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鲜明地揭示了科学实践观与一切旧实践观的本质差别,指出实践唯物主义所涉及的全部问题及其根本目的,皆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固有秩序,使之在创新实践中产生新的价值与意义。可见,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是一种创新实践观[8],只有从革命性的意义上对一切旧实践观实现内在的超越与扬弃,才能使创新实践的当代语义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各方面的创新提供坚实的哲学依据。推进与建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最新体系,实际上就是要求当代的理论界加大对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诠释力,自觉地介入并渗透于真实的社会实践,在社会主义创新实践中来研究和解决一切哲学难题,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与自己的时代相适应的合理内容,彰显其内在魅力,积极参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精神塑造,发挥其理论地和实践地变革当代中国实际的思想创新作用。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体和创新能力,才能走出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认识误区。
  (1)要从时代精神的实践升华上去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内涵与时代性意义。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马克思哲学,从总体上研究人如何支配、处理和驾驭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最现实、最基础的支点是实践,它要揭示时代本质并引领社会前进,就应该以实践为基本范式去把握现实世界及其发展规律,这种实践性把握的目的,当然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人实践地协调与统筹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现实关系。马克思哲学的每一次发展都意味着从实践的内在本源处实现对时代精神的某种超越,这种超越既实践地表现在各种社会生活和活动中,又观念地反映在各种科学理论和观念形态里,归根到底是特定时代人们实践活动中最精致、最珍贵的思想精髓或“文明的活的灵魂”的集合体。
  (2)必须从物质批判与理性批判的内在统一上去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品格和当代意义。马克思科学实践观时时处处要求自己的理论不断超越现实并通过实践去创造理想性的价值视域,用实践理性去凝练时代精神、把握历史走向、解答社会课题,大力推进它的大众化、社会化和时代化,使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品格成为当代思想集体的风骨,并以之去传递时代的主流话语,用马克思哲学伟大的实践精神重塑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并引领中国现代化事业赢得更大的胜利。[9]这表明,马克思实践哲学强调要不断地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并从中为引领时代前进阐发新原理,这种革命化既要诉诸理论批判又要诉诸实践批判,理论批判以实践批判为基,而实践批判也要以理论批判为据,只有实现二者的统一,才能在理论与实践、文化与价值、科学与道德统一的基础上确立人与世界和谐一致的实践图景和文化园地,从而立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最新需要,使它的开放性、批判性、创新性本质和功能发挥得更加全面和彻底。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快速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精神不仅将以变化了的新姿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而且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它的那些不可超越的意义视域无疑又将再度开启、重现魅力。
  
  (三)
  
  不可否认,马克思实践哲学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性问题,许多具体的结论随时代的变迁已变得脱离实际、不合时宜。故而,后现代的转向需要人们从速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化、后学化,这样才能从自身发展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我革新和奋力进取。正是由于学界存在对马克思实践观的种种异质性争议,才需要我们认真地去梳理、去分析。在马克思及其后继者那里,我们可以听到由多种声音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混合性的文化语义,多样性的评价和诠释生成了多样性的意义和话语,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常常造成相互分离、相互对立。这表明:(1)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的确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只有深入到使之分离又使之合一的思想基地——内在本源处这一维度中去运思、去提取,才能真正继承马克思哲学的固有精义,并使之以新的形式和姿态进入我们当代的思想集体。(2)在马克思实践理论中的确存在着意义弹性与内在张力,这种弹性与张力不仅不会滋生混乱的逻辑和含糊不清的学理,更不会削弱其鉴别力和洞察力、降低其生命力和感召力,从而导致其多元化存在的悖反性格局。恰恰相反,这正是它作为改变世界的理论所特有的展示能力,是其理论在实现自我革命过程中因把握住了实践的需要并与之相互作用、相互改造的特殊机理,是其实现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内在根据,它呈现出的内在紧张意味着它正面临着理论创新的压力和动力,而克服内在矛盾的过程也就是它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最大胜利。(3)马克思哲学本身具有面向实践、面向未来的理论特质和基于实践需要而不断实现自我革命的内在生命机理,正是由于它自己的这种实践性品格和把握实践矛盾的特殊能力,才使之赢得并见重于时代和未来,成为不可超越的意义视域。[10]只有挺立时代潮头,积极就时代主题发言,才能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只有结合改革开放这一当代中国最鲜明的主题和最大的实际,才能构筑起具有时代精神、反映中国现代化事业最新发展成果与动态的学术话语体系。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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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卷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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