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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疾病与民国文人常伴随出现，它既是我们了解民国文人的一扇窗户，同时这扇窗户也是文人表达自身的展示框。我们可透过疾病得知民国文人这个特殊群体具有身体孱弱、多病等特点，甚至由于新词汇的出现和误解，文人被等同于精神病。虽然疾病的痛苦让作家难以忍受，但却促进了文人创作，民国文人把疾病当作文学母题大肆书写，而且将其作为隐喻应用到创作中，甚至影响其文学风格的形成。另外，通过疾病也让我们了解民国时期文人心态。
关键词： 民国 文人 疾病
由于疾病本身就促使文人对生活和生命有所思考，它仿佛常伴随着中国文人出现，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文人的一个标签。当代许多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人与疾病的关系都有所探讨，像杜甫疾病诗、白居易咏病诗和苏轼涉病诗的研究等等，但很少有人对民国时期文人与病的关系问津。但了解那个时期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民国文人的特点和那个风起云涌时代下的文人心态，更有助于我们认识疾病在民国文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即利用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探讨这个时期文人与病的关系。
一、“病”与文人特点
文人的定义是读书并能做文章的人。[1]但由于在民国时期有大量的西方著作被介绍到中国，新的词汇也因为这些翻译著作而产生，所以对文人的称呼也有了新变，也有称呼文人为知识分子，先生等等。所以民国时期的文人就包括了诗人，词人，作家，先生，知识分子等。其次，病的定义是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状态[2]。
第一，民国时期多病便是文人的特点。闻阁《文人和病》中写自己看到一本书的后记为“某某病后记”而想到中国文人的特点就是多病。他认为除了无病呻吟的文人外，还有就是过度工作导致文人生病。同时，他还分析因为文人大多时候都是伏案工作，运动量较少，而且文人写诗文需要大量的脑力劳动，身体孱弱可以说是大多数文人的一个特点，[3]如鲁迅先生，从他的《病再起至沈重时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处在高烧不退的病状下，但他不仅仍然坚持工作，而且还给年青人和友人回信，随便摘抄他日记中一段：“十九日晴，上午得三弟信即覆，午后往须藤医院诊，下午得何家槐信。晚河清来并赠松江茶食二种交译文三期稿费十七元，夜熬三十八度。”[4]就纪录了鲁迅先生病中的一天。
第二，在民国时期由于对神经病一词的定义不清，文人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神经病。民国报纸上就刊登了一些把文人和精神病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文人这个特殊的群体较普通大众而言，情感上更加敏感和丰富，比如历代文人都有伤春悲秋之情，如他们看到残花便想到时光易逝，美好的事物不长久，就会将这种悲感诉诸笔端，写出像“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这样的词句。同时他们的想象力和联想力也较普通人更加丰富，像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通过想象描写了整个大地缩小后的景观。对于这个现象，民国的一些文章就常常把精神病与诗人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民国文人的特点之一就是有神经病，尤其是将诗人看作是精神病的，像《诗人与神经病》[5]就写“神经病与诗人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所有的神经病者虽不尽是诗人，但凡为诗人，必是神经病者。”，还有如《诗人与精神病谈什（杂感）》[6]这篇文章中对于中国文人身上“痴”、“呆”、“狂”的特点归结为精神病。不仅如此，在民国时期甚至有自比为神经病的诗人，如吴江冷《神经病的詩人》中写他以自我精神状态不正常作诗，还有陈秋常《病》一诗写道“我自患着神经衰弱症，残余的身体也瘦弱起来。”医学上说的精神病是指由于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失调，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异常的疾病（如癔症、精神分裂症）。先天遗传，社会环境影响、精神受刺激、傳染病、脑外伤、中毒、营养不良、内分泌失调等因素可引起。精神病一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是对精神病概念的理论性定义：精神病总是有生物学的疾病过程作基础。二是描述性定义，大致说来，精神病有三个特点：①严重脱离现实，或者说，现实检验能（reality-testing）严重受损害；②社会功能严重受损；③缺乏症状自知力。[7]显然，大多数民国文人是不满足医学上精神病的成立条件，但由于精神病属于在晚清时期才引入的一个新词汇，许多人把它等同于神经质，如刊登在《医药学报》（1909年第三卷第2-3期，104-105页）的《通俗讲话：精神病之豫防》是晚清民国以来最早刊登在报刊上的有关精神病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把精神病等同于神经质之损害。而神经质指人的神经过敏，情感容易冲动的特点。鲁迅《致萧军》：“我看他有点神经质，接连的紧张，是会生病的——他近来较瘦了——休息几天，和太太会会也好。”[8]所以这是由于民国时期对精神病定义的误解导致民国文人被当作是精神病。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精神病这个词汇的传入，不管正确与否，让大家更进一步认识了文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特点。
二、“病”促进文人创作
人在生病时，身体和心理都会遭受极大的痛苦，文人排解这种痛苦的途径之一就是将其发诸笔端，即把疾病体验以及病时对自我生命状态的审视带入文学创作中。所以，可以说疾病促进了民国文人的创作。
首先，民国时期“病”作为一种文学母题被文人抒写，如民国时期出现大量的病起诗，病目诗以及日记中有关疾病的记载等等。例如眼疾是文人患病率较高的一种疾病，这是由于文人经常看书，用眼过度，容易患近视，青光眼等眼病，尤其是近视，它在医学上的定义为屈光不正的一种。即在无调节状态下，平行光线经屈光系统屈折后聚焦于视网膜前的玻璃体内，在视网膜上形成扩散的光环。主要由于眼球前后径过长所致。临床表现为视远模糊而视近清楚，有时视力疲劳。高度近视眼底呈视网膜、脉络膜萎缩改变。其原因多由于视物的不良习惯所造成。[9]因为文人的工作性质，眼睛在他们的生活中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身体部位。所以民国报刊杂志上就出现许多文人在患眼疾时所写“病目诗”，像民国时期著名文人吴宓的《病目》就有“百病无不可，病目难为情”[10]，白葆端的《目病近视不得已而用镜，拈此解嘲》[11]这首诗就生动地描写了自己近视后的遭际。自己由于视物模糊，于是“读碑手先磨，临池足防蹈”，接着抒写自己配带上眼镜后重新看清事物的欣喜之感“驾空如长虹，窥斑得全豹。五山镜中看，苍翠供一饱，舍近而远图，目的已达到。” 其次，民国时期疾病被当作一种隐喻运用于文人的创作中。在民国时期国家处于存亡之际，许多文人便以疾病作为一种隐喻来暗示此时国家和社会的状态。如鲁迅先生就患有肺结核，得益于对疾病作审美关照的疏离心理，鲁迅得以集中笔力通过对肺病之害的客观表现，进行他所热衷的国民性、民族性批判：以《药》、《孤独者》为翘楚，鲁迅对“老大中国”的子民（主要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刻的剖写自己生病时状态并冷静反思了在中国通过革命从根本上“疗治”来自各个方面的“疾病”的可行性。[12]
再次，民国时期疾病对文人的作品风格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民国时期许多文人都患有肺结核，像瞿秋白、郁达夫、冰心、庐隐等等，他们都将自己患肺结核的感知和体认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甚至影响了其创作风格。特别是郁达夫，他十八岁时便患有肺结核，此后便病魔缠身十余年。肺结核是结核分支杆菌侵入机体后在一定条件下引起发病的肺部慢性感染性疾病，其中痰排菌者为传染性肺结核。临床分为原发性肺结核、血行播散型肺结核和继发型肺结核。表现为长期低热，多于午后或傍晚开始，次晨正常，可伴有倦怠、乏力、夜间盗汗。咳嗽咯痰，合并支气管结核时出现刺激性呛咳，伴有局限性哮鸣音或喘鸣。有1/3～1/2患者在不同时期有咯血。也可出现胸痛、气急等。[13]肺结核病人病状表现是经常性咳嗽，所以需要静养，于是大量时间都是一个人的幽居生活，而且由于不接受阳光和生病导致的身体虚弱导致脸色惨白。郁达夫作为一个肺结核病人，他对肺结核这种病具有健康人所没有的真实体验，并将这种体验应用到文学创作，注入到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他的许多小说人物都患有肺结核，像《银灰色的死》、《南迁》、《茫茫夜》、《烟影》等。因肺结核而使患者脸色苍白等特有的病态美、对爱的渴望、对死的坦然、患病后幽居生活所体验到的大自然健康的美、由于一次次撕心裂肺的咳嗽后在情感表达上的强烈而又歇斯底里等特征，被郁达夫吸收到小说创作中，影响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主题的选择、自然观、主观抒情性，使他的小说呈现出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14]
三、“病”与文人心态
人在生病时不仅要经受肉体的痛苦，而且还要经受精神的考验。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病”，但是对待“病”的态度却千差万别。文人也是如此，他们就常抒写生病时的精神状态和由生病所引发的感想。所以从民国时期文人在病时所创作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心态。
首先，有些民国文人在病中想到的是生命的脆弱而有所感慨。如张振镛《宁静室诗存九首·病目久不愈赋此自慰》“小病能使百念倾，扶头兀坐意难平。”[15]同时，诗文的创作还可作为文人身体健康与否的指示牌，如查猛济《病与诗》“病和诗，在中国的文士生活上且已发生了纠缠不清的关系。检讨我自己的诗集，往往可以将诗兴的浓淡来作为身心健康与否之征。”[16]就阐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他在病中所写的《病中吟》“无病厌尘事，谓惟死可了。既病又怕死，问医求再造，病后轻死生，偷活笑自扰。”用自嘲的方式表明自己对于疾病的一种态度。又如文人在病中总会写下许多诗篇来抒发自己病中的苦闷，秦希廉《抱病》“病里情多懒睡眠，闲观江雨打船归。凭栏瘦弱知谁似，赢得梅花同病怜。”病中的诗人只能慵懒的躺在床上，无人过问，只有与梅花相怜。
其次，有些民国文人由于生病的原因而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壮志未酬的情感就体现在他们的诗中。如易君左《病目》“长沙多雨复多病，贾谊当年痛哭移。心血未枯将化碧，目光已近况飞红。万言著论诛强寇，多难兴邦跻大同。深夜独归情未尽，犹余诗意绕寒空。”更有一些文人置个人于身外，即使在病中也保持着顽强的精神和心怀人民的仁者情怀，像张迪光《鹊桥仙·病目》“双目无碍，一心无碍，静候早赴泉台。身伴星眸睁裂开，复现出瞳人体态。”这首词就体现了这位年仅十九岁就牺牲的革命战士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即使在病中也不忘人民。他们与古代文人一样都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也有忧国忧民的情怀，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国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他们在生病时也关心着时局，期盼自己能够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
再次，还有些民国文人在那个内外交困的年代，自身还要受到疾病的摧残，却依然能够保持乐观旷达的心境，一心只想为国家做出贡献。如朱自清先生病重时，就将“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放在工作的案桌上激励自己。民国时期的大文豪鲁迅，他的病一直引起大家的关注。鲁迅先生最后死于支气管炎和心脏衰弱。在1936年《生活星期刊》（第1卷23期，16—17页）白危所写的《魯迅先生的病和死》一文就记录了鲁迅最后生病时的状态。白危谈到鲁迅先生在病时，医生就告诫他要停止工作，但是鲁迅却竭力反对，表明自己要停止除非他病倒在床上，连抽香烟都不能的时候。特别是当谈论到小说时，由于支气管炎的影响，鲁迅说话断续，但依然没有疲态。这些都表现了鲁迅的固执以及作为“一个战士”的硬性性格。还有些文人虽然在病中，却依然保持达观心态。如吴宓《病目（十六年五月）》这首长诗通过想象自己与天帝的对话去达到自我开解的目的。他写自己在病中是“幽居同禁锢，贫贱任搓挪。”于是他想象自己“呵空问上帝，遇我无乃苛。汲汲唯行善，吾志常淬磨。奈何夺我明，幽暗此修罗”，而上帝呵责他“帝力弥万有，何暇计平颇。众生衔帝命，来往如奔梭。日夕不得意，登山涉海波。”然后上帝以潜修士勉励他守持正道，不为疾病所限。
总之，探讨民国时期文人和病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文人具有身体孱弱、多病、神经质等特点。但对于疾病痛苦的感受和思考促进了他们的创作，特别是一些民国文人将疾病作为一种隐喻运用于自己的小说中，甚至这种疾病的痛苦还影响了其文学风格的形成。同时，民国文人在患病时的心态既有强调个体情感的抒发，也有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值得尊敬的是一部分文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始终对当时内外交困社会的一种忧国忧民情怀。
参考文献：
[1]董大年.现代汉语分类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483.
[2]阮智富，郭忠新.现代汉语大词典·下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2771.
[3]闻阁.文人和病[J].绿茶，1942（1）：13.
[4]鲁迅.病再起至沈重时的日记[J].宇宙风.1937（50）：51-52.
[5]斯退格尔.青年生活（南京）[J].1933（19）：18.
[6]诗人与精神病谈什（杂感）.武汉公论，1934（3）：30-31.
[7]何伋，陆英智，成义仁，等.神经精神病学辞典[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173.
[8]支克坚.简明鲁迅词典[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373.
[9]刘福岭.现代医学辞典[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293.
[10]吴宓.病目[J].学衡，1929（70）：109.
[11]澹庐.目病近视不得已而用镜拈此解嘲[J].游戏杂志，1914（4）：13-14.
[12]汪住.鲁迅与“疾病文化”的终生纠结[J].湖南科技大学学院院报，2008，29（9）.
[13]郭萍，郭志坤.呼吸系统病学词典[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46.
[14]江定.肺结核与郁达夫小说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J].江西教育学院院报，2006，27（3）.
[15]张振镛.宁静室诗存九首·病目久不愈赋此自慰[J].光华附中半月刊，1932（5）：44.
[16]查猛济.病与诗[J].胜流，1945，1（8）：16-19.
关键词： 民国 文人 疾病
由于疾病本身就促使文人对生活和生命有所思考，它仿佛常伴随着中国文人出现，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文人的一个标签。当代许多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人与疾病的关系都有所探讨，像杜甫疾病诗、白居易咏病诗和苏轼涉病诗的研究等等，但很少有人对民国时期文人与病的关系问津。但了解那个时期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民国文人的特点和那个风起云涌时代下的文人心态，更有助于我们认识疾病在民国文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即利用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探讨这个时期文人与病的关系。
一、“病”与文人特点
文人的定义是读书并能做文章的人。[1]但由于在民国时期有大量的西方著作被介绍到中国，新的词汇也因为这些翻译著作而产生，所以对文人的称呼也有了新变，也有称呼文人为知识分子，先生等等。所以民国时期的文人就包括了诗人，词人，作家，先生，知识分子等。其次，病的定义是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状态[2]。
第一，民国时期多病便是文人的特点。闻阁《文人和病》中写自己看到一本书的后记为“某某病后记”而想到中国文人的特点就是多病。他认为除了无病呻吟的文人外，还有就是过度工作导致文人生病。同时，他还分析因为文人大多时候都是伏案工作，运动量较少，而且文人写诗文需要大量的脑力劳动，身体孱弱可以说是大多数文人的一个特点，[3]如鲁迅先生，从他的《病再起至沈重时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处在高烧不退的病状下，但他不仅仍然坚持工作，而且还给年青人和友人回信，随便摘抄他日记中一段：“十九日晴，上午得三弟信即覆，午后往须藤医院诊，下午得何家槐信。晚河清来并赠松江茶食二种交译文三期稿费十七元，夜熬三十八度。”[4]就纪录了鲁迅先生病中的一天。
第二，在民国时期由于对神经病一词的定义不清，文人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神经病。民国报纸上就刊登了一些把文人和精神病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文人这个特殊的群体较普通大众而言，情感上更加敏感和丰富，比如历代文人都有伤春悲秋之情，如他们看到残花便想到时光易逝，美好的事物不长久，就会将这种悲感诉诸笔端，写出像“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这样的词句。同时他们的想象力和联想力也较普通人更加丰富，像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通过想象描写了整个大地缩小后的景观。对于这个现象，民国的一些文章就常常把精神病与诗人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民国文人的特点之一就是有神经病，尤其是将诗人看作是精神病的，像《诗人与神经病》[5]就写“神经病与诗人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所有的神经病者虽不尽是诗人，但凡为诗人，必是神经病者。”，还有如《诗人与精神病谈什（杂感）》[6]这篇文章中对于中国文人身上“痴”、“呆”、“狂”的特点归结为精神病。不仅如此，在民国时期甚至有自比为神经病的诗人，如吴江冷《神经病的詩人》中写他以自我精神状态不正常作诗，还有陈秋常《病》一诗写道“我自患着神经衰弱症，残余的身体也瘦弱起来。”医学上说的精神病是指由于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失调，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异常的疾病（如癔症、精神分裂症）。先天遗传，社会环境影响、精神受刺激、傳染病、脑外伤、中毒、营养不良、内分泌失调等因素可引起。精神病一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是对精神病概念的理论性定义：精神病总是有生物学的疾病过程作基础。二是描述性定义，大致说来，精神病有三个特点：①严重脱离现实，或者说，现实检验能（reality-testing）严重受损害；②社会功能严重受损；③缺乏症状自知力。[7]显然，大多数民国文人是不满足医学上精神病的成立条件，但由于精神病属于在晚清时期才引入的一个新词汇，许多人把它等同于神经质，如刊登在《医药学报》（1909年第三卷第2-3期，104-105页）的《通俗讲话：精神病之豫防》是晚清民国以来最早刊登在报刊上的有关精神病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把精神病等同于神经质之损害。而神经质指人的神经过敏，情感容易冲动的特点。鲁迅《致萧军》：“我看他有点神经质，接连的紧张，是会生病的——他近来较瘦了——休息几天，和太太会会也好。”[8]所以这是由于民国时期对精神病定义的误解导致民国文人被当作是精神病。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精神病这个词汇的传入，不管正确与否，让大家更进一步认识了文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特点。
二、“病”促进文人创作
人在生病时，身体和心理都会遭受极大的痛苦，文人排解这种痛苦的途径之一就是将其发诸笔端，即把疾病体验以及病时对自我生命状态的审视带入文学创作中。所以，可以说疾病促进了民国文人的创作。
首先，民国时期“病”作为一种文学母题被文人抒写，如民国时期出现大量的病起诗，病目诗以及日记中有关疾病的记载等等。例如眼疾是文人患病率较高的一种疾病，这是由于文人经常看书，用眼过度，容易患近视，青光眼等眼病，尤其是近视，它在医学上的定义为屈光不正的一种。即在无调节状态下，平行光线经屈光系统屈折后聚焦于视网膜前的玻璃体内，在视网膜上形成扩散的光环。主要由于眼球前后径过长所致。临床表现为视远模糊而视近清楚，有时视力疲劳。高度近视眼底呈视网膜、脉络膜萎缩改变。其原因多由于视物的不良习惯所造成。[9]因为文人的工作性质，眼睛在他们的生活中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身体部位。所以民国报刊杂志上就出现许多文人在患眼疾时所写“病目诗”，像民国时期著名文人吴宓的《病目》就有“百病无不可，病目难为情”[10]，白葆端的《目病近视不得已而用镜，拈此解嘲》[11]这首诗就生动地描写了自己近视后的遭际。自己由于视物模糊，于是“读碑手先磨，临池足防蹈”，接着抒写自己配带上眼镜后重新看清事物的欣喜之感“驾空如长虹，窥斑得全豹。五山镜中看，苍翠供一饱，舍近而远图，目的已达到。” 其次，民国时期疾病被当作一种隐喻运用于文人的创作中。在民国时期国家处于存亡之际，许多文人便以疾病作为一种隐喻来暗示此时国家和社会的状态。如鲁迅先生就患有肺结核，得益于对疾病作审美关照的疏离心理，鲁迅得以集中笔力通过对肺病之害的客观表现，进行他所热衷的国民性、民族性批判：以《药》、《孤独者》为翘楚，鲁迅对“老大中国”的子民（主要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刻的剖写自己生病时状态并冷静反思了在中国通过革命从根本上“疗治”来自各个方面的“疾病”的可行性。[12]
再次，民国时期疾病对文人的作品风格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民国时期许多文人都患有肺结核，像瞿秋白、郁达夫、冰心、庐隐等等，他们都将自己患肺结核的感知和体认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甚至影响了其创作风格。特别是郁达夫，他十八岁时便患有肺结核，此后便病魔缠身十余年。肺结核是结核分支杆菌侵入机体后在一定条件下引起发病的肺部慢性感染性疾病，其中痰排菌者为传染性肺结核。临床分为原发性肺结核、血行播散型肺结核和继发型肺结核。表现为长期低热，多于午后或傍晚开始，次晨正常，可伴有倦怠、乏力、夜间盗汗。咳嗽咯痰，合并支气管结核时出现刺激性呛咳，伴有局限性哮鸣音或喘鸣。有1/3～1/2患者在不同时期有咯血。也可出现胸痛、气急等。[13]肺结核病人病状表现是经常性咳嗽，所以需要静养，于是大量时间都是一个人的幽居生活，而且由于不接受阳光和生病导致的身体虚弱导致脸色惨白。郁达夫作为一个肺结核病人，他对肺结核这种病具有健康人所没有的真实体验，并将这种体验应用到文学创作，注入到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他的许多小说人物都患有肺结核，像《银灰色的死》、《南迁》、《茫茫夜》、《烟影》等。因肺结核而使患者脸色苍白等特有的病态美、对爱的渴望、对死的坦然、患病后幽居生活所体验到的大自然健康的美、由于一次次撕心裂肺的咳嗽后在情感表达上的强烈而又歇斯底里等特征，被郁达夫吸收到小说创作中，影响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主题的选择、自然观、主观抒情性，使他的小说呈现出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14]
三、“病”与文人心态
人在生病时不仅要经受肉体的痛苦，而且还要经受精神的考验。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病”，但是对待“病”的态度却千差万别。文人也是如此，他们就常抒写生病时的精神状态和由生病所引发的感想。所以从民国时期文人在病时所创作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心态。
首先，有些民国文人在病中想到的是生命的脆弱而有所感慨。如张振镛《宁静室诗存九首·病目久不愈赋此自慰》“小病能使百念倾，扶头兀坐意难平。”[15]同时，诗文的创作还可作为文人身体健康与否的指示牌，如查猛济《病与诗》“病和诗，在中国的文士生活上且已发生了纠缠不清的关系。检讨我自己的诗集，往往可以将诗兴的浓淡来作为身心健康与否之征。”[16]就阐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他在病中所写的《病中吟》“无病厌尘事，谓惟死可了。既病又怕死，问医求再造，病后轻死生，偷活笑自扰。”用自嘲的方式表明自己对于疾病的一种态度。又如文人在病中总会写下许多诗篇来抒发自己病中的苦闷，秦希廉《抱病》“病里情多懒睡眠，闲观江雨打船归。凭栏瘦弱知谁似，赢得梅花同病怜。”病中的诗人只能慵懒的躺在床上，无人过问，只有与梅花相怜。
其次，有些民国文人由于生病的原因而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壮志未酬的情感就体现在他们的诗中。如易君左《病目》“长沙多雨复多病，贾谊当年痛哭移。心血未枯将化碧，目光已近况飞红。万言著论诛强寇，多难兴邦跻大同。深夜独归情未尽，犹余诗意绕寒空。”更有一些文人置个人于身外，即使在病中也保持着顽强的精神和心怀人民的仁者情怀，像张迪光《鹊桥仙·病目》“双目无碍，一心无碍，静候早赴泉台。身伴星眸睁裂开，复现出瞳人体态。”这首词就体现了这位年仅十九岁就牺牲的革命战士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即使在病中也不忘人民。他们与古代文人一样都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也有忧国忧民的情怀，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国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他们在生病时也关心着时局，期盼自己能够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
再次，还有些民国文人在那个内外交困的年代，自身还要受到疾病的摧残，却依然能够保持乐观旷达的心境，一心只想为国家做出贡献。如朱自清先生病重时，就将“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放在工作的案桌上激励自己。民国时期的大文豪鲁迅，他的病一直引起大家的关注。鲁迅先生最后死于支气管炎和心脏衰弱。在1936年《生活星期刊》（第1卷23期，16—17页）白危所写的《魯迅先生的病和死》一文就记录了鲁迅最后生病时的状态。白危谈到鲁迅先生在病时，医生就告诫他要停止工作，但是鲁迅却竭力反对，表明自己要停止除非他病倒在床上，连抽香烟都不能的时候。特别是当谈论到小说时，由于支气管炎的影响，鲁迅说话断续，但依然没有疲态。这些都表现了鲁迅的固执以及作为“一个战士”的硬性性格。还有些文人虽然在病中，却依然保持达观心态。如吴宓《病目（十六年五月）》这首长诗通过想象自己与天帝的对话去达到自我开解的目的。他写自己在病中是“幽居同禁锢，贫贱任搓挪。”于是他想象自己“呵空问上帝，遇我无乃苛。汲汲唯行善，吾志常淬磨。奈何夺我明，幽暗此修罗”，而上帝呵责他“帝力弥万有，何暇计平颇。众生衔帝命，来往如奔梭。日夕不得意，登山涉海波。”然后上帝以潜修士勉励他守持正道，不为疾病所限。
总之，探讨民国时期文人和病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文人具有身体孱弱、多病、神经质等特点。但对于疾病痛苦的感受和思考促进了他们的创作，特别是一些民国文人将疾病作为一种隐喻运用于自己的小说中，甚至这种疾病的痛苦还影响了其文学风格的形成。同时，民国文人在患病时的心态既有强调个体情感的抒发，也有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值得尊敬的是一部分文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始终对当时内外交困社会的一种忧国忧民情怀。
参考文献：
[1]董大年.现代汉语分类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483.
[2]阮智富，郭忠新.现代汉语大词典·下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2771.
[3]闻阁.文人和病[J].绿茶，1942（1）：13.
[4]鲁迅.病再起至沈重时的日记[J].宇宙风.1937（50）：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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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伋，陆英智，成义仁，等.神经精神病学辞典[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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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福岭.现代医学辞典[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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