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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执着、理想，王蒙这个“少年”，对生活中各种事永远都充满兴趣。
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的王蒙说：“10月，我就要过83岁生日了，讲课、出访、写作、阅读……每天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谈及近况，王蒙中气十足，神采奕奕，“或许明天我将衰老，今天仍是青春万岁。”
敢于决定自己的命运
时至今日，王蒙始终忘不了1953年的那个初冬，“它改变和决定了我的一生。”
那一年，刚过完19岁生日的王蒙，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个冒险狂妄之举。所有人都提醒他，初学写作应该从百字小文、千字小文做起。王蒙不为所动，写出了后来蜚声文坛的《青春万岁》。
“当时我觉得它像一个总攻击的决定，是一个战略决策，是一个决定今后一生方向的壮举。”王蒙说。敢于决定自己命运，是他最鲜明的性格。
在2011年出版的《一辈子的活法——王蒙的人生历练》一书中，王蒙用了这样一段话总结自己走过的76载风雨人生：“我经历了伟大也咀嚼了渺小。我欣逢盛世的欢歌也体会了乱世的杂嚣。我见识了中国的翻天覆地，也惊愕于事情的跌跌撞撞。见过上层的讨论斟酌，也见过底层的昏天黑地与自得其乐。然而这些只能叫遭遇，只能叫命运，只能叫机缘，只能叫赶上点儿了，这仍然不是活法。遭遇是外在的，而活法全在自身的选择。少年得志地当着团委小领导，一下子着了文学创作的迷。骤得大名后紧接着是一个倒栽葱。住进了高等学校的新房室突然决心全家迁徙新疆。官至‘尚书’了却坚决回到写字台前边。17岁的时候被人认为是30岁，而76岁了仍然在大海一游就是一公里。这是活法，这是个性，这是屡败屡胜的不二法门。”
经历种种活法后，王蒙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生。他读各种书籍补充各方面知识，更注重从生活中学。“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每个地方都是我的课堂，每个时间都是我的学期。”
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王蒙塑造的主人公倪吾诚在生命走向后末期时突然感慨：“我生活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在王蒙看来，“尽力尽情尽兴尽一切可能了，这就是黄金时代，这就是人生的滋味，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价值。”
近10年间，王蒙致力于研究诸子百家和解读古代文化。他认为，老子主张的“为道日损”，是一个人生警句、一个智者的微笑，无论做人、做事、做文、施政，人生应当多作减法。
去年，王蒙到广州的一所大学讲座，在互动环节，一个学生评价他“老而不死是为蒙”。“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好玩。冰心有个闲章《是为贼》，就是老而不死的意思。这多少有点嘚瑟的意思。我现在83岁了，还不能嘚瑟。如果93岁还没死，那时或许会有新的人生感悟。”王蒙笑道。
对于曾经3年零5个月的文化部部长生涯，王蒙坦言，是“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而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他仍然坚持写作，随时不忘回归作家身份。
有人曾说，王蒙是最懂政治的作家，是一个对社會介入较深，受革命影响较大的作家。对此，王蒙并不反驳，他说：“我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可正因为这样，我常常能够接触到这个社会的脉搏、大家最关心的这些事情。”
“硕果仅存”的女性主义男作家
生于1934年的王蒙，被朋友们戏称为中国“硕果仅存的、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男作家”。他对女性的认识、描摹，带着鲜明的“王蒙印记”——首先是平等，然后是理解。
在《王蒙自传》中，他描写了自己的父亲，一个绰号“王尔巴哈”的哲学家，喝咖啡，爱艺术，崇拜科学，更是游泳爱好者，有些神经质和情绪化。在他的印象里，父母之间总是充满纷争，甚至大打出手。母亲的阵营还有姥姥、二姨两个女人。有一回，二姨顺手抄起一锅沸腾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当3个女人一起冲向他时，这个男人的最后一招竟然是：脱下裤子。
因为父亲的挥霍、放纵，王蒙对女性有深切的同情。“我受‘五四’精神的影响，从小就读鲁迅、巴金、茅盾、冰心的作品，知道女性解放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民国时有一位女英雄唐群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党纲中删去了‘男女平权’的内容，她怒不可遏，冲到主席台就给了宋教仁一耳光。刚解放的时候，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郭兰英唱的《妇女自由歌》：‘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革命最大的号召力，就是给予‘翻身’的希望。”王蒙说。
青年时代的王蒙，每天读诗和写诗，大段背诵契诃夫戏剧《樱桃园》与《万尼亚舅舅》中的台词。读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动辄失魂落魄到深夜，用五角钱一张的炭质唱片听柴可夫斯基和司美塔那的音乐。那时的他，笔下浸染着革命的热忱与文学的浪漫，尤其是书中那些年轻女性：《青春万岁》里的女中学生郑波、王蔷云，活泼真诚，投身于革命事业，呼唤自由平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赵慧文，与林震一样，不甘于在平凡琐事中沉沦，他们互通心曲，一起听音乐、煮荸荠，欣赏油画和春夜的槐花香气。
1963年，王蒙全家来到新疆，在此扎根16年。在这里，王蒙褪去了“小资产阶级”最后一点多愁善感，他学会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一起吃着馕饼、喝着奶茶，一起在戈壁滩的皓月下放声高歌，一起在麦场上劳动，一起吃着哈密瓜天南地北地聊天……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边风景》里，王蒙塑造了雪林姑丽、爱弥拉克孜等美丽、温婉、柔弱而坚强的女性形象，也描写了玛丽汗、帕夏汗等妇人的狠毒、狂野和恣肆。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王蒙的描写，抵达了令人惊叹的复杂、深邃与美好。
从《蝴蝶》到《活动变人形》，从《青狐》到《奇葩奇葩处处哀》，从封建时代到革命时代，从改革时代到市场时代，王蒙笔下的一个个女性，也叠印着他个人的命运沉浮。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他影响最深的女性，莫过于妻子崔瑞芳。 崔瑞芳是王蒙的初恋，一见钟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曾穿着半高跟鞋，去京郊看望在那里劳动的王蒙，不惜与一切对丈夫不好的亲人决裂；当王蒙在电话里说起要去新疆时，她立刻就同意了，两人带着3个孩子和全部家当，再加上两条游在黄桃罐头瓶里的金鱼，风风火火地登上西去的火车……2012年3月23日，崔瑞芳去世，享年79岁。告别遗体时，王蒙在灵柩前失声痛哭，几近瘫软。在场之人，无不动容。
“我还得按活着来计划”
后来，王蒙又遇到了新的爱情。他不愿意自己的感情被娱乐化，干脆用写文章、上电视的方式告诉读者，他再婚了。
在王蒙的家里，挂了两位女性的照片，有与新婚妻子单三娅的合照，也有去世的亡妻崔瑞芳的照片。
当面对妻子的离去时，王蒙说：“恰恰是我从很年轻时就和瑞芳在一起，造成了我的一种脆弱，她走后我过的是很孤独的生活。”
王蒙的生活陷入一片灰暗的时候，在朋友的关心下，他遇到了《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单三娅。和初见崔瑞芳一样，他和单三娅也是一见钟情。“高龄丧偶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而且高龄又很难找到另一半，人的状况都太不一样，每个人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但王蒙没有让悲哀的生活一直继续，他决定和单三娅结婚，重新过“活人的生活”。
对于自己坚决迈出再婚这一步，王蒙没有忘记小小总结一把，“我有一个特殊的感觉，我这一辈子小事犹豫、掂量，爱推敲，甚至会自相矛盾，但是恰恰大的事情，我是凭直觉，敢于做出决定。”在王蒙看来，小事是利益问题，比如买衣服，两件衣服都挺喜欢，这个贵点，那个便宜点，他会费心思。但大事他从来不认为需要掂量，“就像当年我14岁入党一样，地下党领导提出来希望我入党，我立刻就做出了决定。”
83岁的“高龄少年”
纯真、执着、理想，也是王蒙人生的关键词。作协主席铁凝说王蒙是“高龄少年”，因为他对生活中各种事永远都充满兴趣。
从1999年起，每年盛夏，王蒙都会来到北戴河的作协创作之家。在海滨待上一个月，上午写作，下午游泳，晚上散步，回去后上上网、听听歌，从柴可夫斯基、萧邦到蒋大为、李谷一，从古琴、洞箫到周璇、邓丽君……“这就是我的天堂，我的共产主义！”这几年，北戴河游泳场以年龄为由规劝他不要游泳，他还是坚持下海，劈波斩浪。
20多年前，王蒙就学会了用电脑写作。那时他正在写“季节”系列，以“四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讲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对他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不是身外之物。
然而，他身外的世界，却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它写出来的时候，社会的关注早已经是别样了。市场、公司、股票、购房、購车、惩治贪官、买断工龄、打工仔、托福、高考、三陪、足浴、医疗改革、黄金周旅游……”
在一些批评家眼里，王蒙过时了，老套了，现在的时代是新人的舞台。对于这些评论，王蒙并不太在意。“他属于某个时代，但绝不甘于被同代人所局限。他喜欢和年轻人相处，他的思绪不断突破时空的限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说。
当王朔异军突起，却遭到猛烈抨击时，王蒙写了一篇声援文章《躲避崇高》，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指王朔）的一句名言‘青春好像一条河，流着流着成了浑汤子’，头半句似乎有点文雅，后半句却毫不客气地揶揄了‘青春常在’‘青春万岁’的浪漫与自恋。”
这种拿自己当靶子“开涮”的勇气，让王蒙与王朔一起被绑在了靶子上。“我评价王朔是‘微言小义，入木三厘’，他不可能像史铁生一样，对人生有沉甸甸的思考。他写得浅，但幽默中有对人生的嘲讽和揶揄，那是另一套生活的感受。”
2013年，王蒙在电影院看了电影《小时代》，他更是震惊于这代人的勇气，“青春都不是吃素的。我们这代人，从小听到的都是‘大时代’，竟然还能在时代前面加‘小’字？”
“有大时代就有小时代，时代有雄伟的一面，当然也有琐碎的一面。”王蒙说，“‘革命’很浪漫，是狂飙突进，是翻天覆地。但是，我们不能世世代代过着游击队的生活，像切·格瓦拉一样，为了理想一次次远离现实。我们要和平，要建设，要小康，要过日子；这样一来，又难免会走向世俗、庸俗乃至低俗。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生，永远在发展，永远无止境，永远有遗憾。”
83岁的王蒙一直保持着生命的热力。“他唱歌豪情万丈，唱俄罗斯歌曲，声震屋宇，将我震得耳鸣了好半天。他‘以睡为纲’，让许多失眠者羡慕嫉妒恨。他效率奇高，有一次我失眠，早晨5点给他发E-mail，咚的一下立即收到回复，吓了我一大跳。”郜元宝说道。
耄耋之年的王蒙是《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这类新锐谈话节目的常客，在其间笑论人生，挥洒自如。他谈女权问题、谈大龄剩女、谈两性责任。在年轻人的话语场中，他的发言毫无违和感。
就在几个月前，王蒙站上了《朗读者》的舞台。读了《明年我将衰老》的一段，献给已故的妻子崔瑞芳和3个孩子。“我仍然是一条笨鱼，一块木片，一只傻游的鳖。我还活着，我还游着，想着，动着。活着就是生命的慢涨。”是耄耋抒怀，也是青春狂歌。正如他所说：“学习到老，成长到死，困惑少一点了，不是由于没有困惑，而是由于对什么事更耐心，更从容，更善于等待了。”
（综合摘编自《湘声报》《环球人物》）
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的王蒙说：“10月，我就要过83岁生日了，讲课、出访、写作、阅读……每天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谈及近况，王蒙中气十足，神采奕奕，“或许明天我将衰老，今天仍是青春万岁。”
敢于决定自己的命运
时至今日，王蒙始终忘不了1953年的那个初冬，“它改变和决定了我的一生。”
那一年，刚过完19岁生日的王蒙，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个冒险狂妄之举。所有人都提醒他，初学写作应该从百字小文、千字小文做起。王蒙不为所动，写出了后来蜚声文坛的《青春万岁》。
“当时我觉得它像一个总攻击的决定，是一个战略决策，是一个决定今后一生方向的壮举。”王蒙说。敢于决定自己命运，是他最鲜明的性格。
在2011年出版的《一辈子的活法——王蒙的人生历练》一书中，王蒙用了这样一段话总结自己走过的76载风雨人生：“我经历了伟大也咀嚼了渺小。我欣逢盛世的欢歌也体会了乱世的杂嚣。我见识了中国的翻天覆地，也惊愕于事情的跌跌撞撞。见过上层的讨论斟酌，也见过底层的昏天黑地与自得其乐。然而这些只能叫遭遇，只能叫命运，只能叫机缘，只能叫赶上点儿了，这仍然不是活法。遭遇是外在的，而活法全在自身的选择。少年得志地当着团委小领导，一下子着了文学创作的迷。骤得大名后紧接着是一个倒栽葱。住进了高等学校的新房室突然决心全家迁徙新疆。官至‘尚书’了却坚决回到写字台前边。17岁的时候被人认为是30岁，而76岁了仍然在大海一游就是一公里。这是活法，这是个性，这是屡败屡胜的不二法门。”
经历种种活法后，王蒙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生。他读各种书籍补充各方面知识，更注重从生活中学。“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每个地方都是我的课堂，每个时间都是我的学期。”
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王蒙塑造的主人公倪吾诚在生命走向后末期时突然感慨：“我生活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在王蒙看来，“尽力尽情尽兴尽一切可能了，这就是黄金时代，这就是人生的滋味，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价值。”
近10年间，王蒙致力于研究诸子百家和解读古代文化。他认为，老子主张的“为道日损”，是一个人生警句、一个智者的微笑，无论做人、做事、做文、施政，人生应当多作减法。
去年，王蒙到广州的一所大学讲座，在互动环节，一个学生评价他“老而不死是为蒙”。“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好玩。冰心有个闲章《是为贼》，就是老而不死的意思。这多少有点嘚瑟的意思。我现在83岁了，还不能嘚瑟。如果93岁还没死，那时或许会有新的人生感悟。”王蒙笑道。
对于曾经3年零5个月的文化部部长生涯，王蒙坦言，是“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而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他仍然坚持写作，随时不忘回归作家身份。
有人曾说，王蒙是最懂政治的作家，是一个对社會介入较深，受革命影响较大的作家。对此，王蒙并不反驳，他说：“我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可正因为这样，我常常能够接触到这个社会的脉搏、大家最关心的这些事情。”
“硕果仅存”的女性主义男作家
生于1934年的王蒙，被朋友们戏称为中国“硕果仅存的、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男作家”。他对女性的认识、描摹，带着鲜明的“王蒙印记”——首先是平等，然后是理解。
在《王蒙自传》中，他描写了自己的父亲，一个绰号“王尔巴哈”的哲学家，喝咖啡，爱艺术，崇拜科学，更是游泳爱好者，有些神经质和情绪化。在他的印象里，父母之间总是充满纷争，甚至大打出手。母亲的阵营还有姥姥、二姨两个女人。有一回，二姨顺手抄起一锅沸腾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当3个女人一起冲向他时，这个男人的最后一招竟然是：脱下裤子。
因为父亲的挥霍、放纵，王蒙对女性有深切的同情。“我受‘五四’精神的影响，从小就读鲁迅、巴金、茅盾、冰心的作品，知道女性解放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民国时有一位女英雄唐群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党纲中删去了‘男女平权’的内容，她怒不可遏，冲到主席台就给了宋教仁一耳光。刚解放的时候，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郭兰英唱的《妇女自由歌》：‘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革命最大的号召力，就是给予‘翻身’的希望。”王蒙说。
青年时代的王蒙，每天读诗和写诗，大段背诵契诃夫戏剧《樱桃园》与《万尼亚舅舅》中的台词。读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动辄失魂落魄到深夜，用五角钱一张的炭质唱片听柴可夫斯基和司美塔那的音乐。那时的他，笔下浸染着革命的热忱与文学的浪漫，尤其是书中那些年轻女性：《青春万岁》里的女中学生郑波、王蔷云，活泼真诚，投身于革命事业，呼唤自由平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赵慧文，与林震一样，不甘于在平凡琐事中沉沦，他们互通心曲，一起听音乐、煮荸荠，欣赏油画和春夜的槐花香气。
1963年，王蒙全家来到新疆，在此扎根16年。在这里，王蒙褪去了“小资产阶级”最后一点多愁善感，他学会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一起吃着馕饼、喝着奶茶，一起在戈壁滩的皓月下放声高歌，一起在麦场上劳动，一起吃着哈密瓜天南地北地聊天……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边风景》里，王蒙塑造了雪林姑丽、爱弥拉克孜等美丽、温婉、柔弱而坚强的女性形象，也描写了玛丽汗、帕夏汗等妇人的狠毒、狂野和恣肆。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王蒙的描写，抵达了令人惊叹的复杂、深邃与美好。
从《蝴蝶》到《活动变人形》，从《青狐》到《奇葩奇葩处处哀》，从封建时代到革命时代，从改革时代到市场时代，王蒙笔下的一个个女性，也叠印着他个人的命运沉浮。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他影响最深的女性，莫过于妻子崔瑞芳。 崔瑞芳是王蒙的初恋，一见钟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曾穿着半高跟鞋，去京郊看望在那里劳动的王蒙，不惜与一切对丈夫不好的亲人决裂；当王蒙在电话里说起要去新疆时，她立刻就同意了，两人带着3个孩子和全部家当，再加上两条游在黄桃罐头瓶里的金鱼，风风火火地登上西去的火车……2012年3月23日，崔瑞芳去世，享年79岁。告别遗体时，王蒙在灵柩前失声痛哭，几近瘫软。在场之人，无不动容。
“我还得按活着来计划”
后来，王蒙又遇到了新的爱情。他不愿意自己的感情被娱乐化，干脆用写文章、上电视的方式告诉读者，他再婚了。
在王蒙的家里，挂了两位女性的照片，有与新婚妻子单三娅的合照，也有去世的亡妻崔瑞芳的照片。
当面对妻子的离去时，王蒙说：“恰恰是我从很年轻时就和瑞芳在一起，造成了我的一种脆弱，她走后我过的是很孤独的生活。”
王蒙的生活陷入一片灰暗的时候，在朋友的关心下，他遇到了《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单三娅。和初见崔瑞芳一样，他和单三娅也是一见钟情。“高龄丧偶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而且高龄又很难找到另一半，人的状况都太不一样，每个人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但王蒙没有让悲哀的生活一直继续，他决定和单三娅结婚，重新过“活人的生活”。
对于自己坚决迈出再婚这一步，王蒙没有忘记小小总结一把，“我有一个特殊的感觉，我这一辈子小事犹豫、掂量，爱推敲，甚至会自相矛盾，但是恰恰大的事情，我是凭直觉，敢于做出决定。”在王蒙看来，小事是利益问题，比如买衣服，两件衣服都挺喜欢，这个贵点，那个便宜点，他会费心思。但大事他从来不认为需要掂量，“就像当年我14岁入党一样，地下党领导提出来希望我入党，我立刻就做出了决定。”
83岁的“高龄少年”
纯真、执着、理想，也是王蒙人生的关键词。作协主席铁凝说王蒙是“高龄少年”，因为他对生活中各种事永远都充满兴趣。
从1999年起，每年盛夏，王蒙都会来到北戴河的作协创作之家。在海滨待上一个月，上午写作，下午游泳，晚上散步，回去后上上网、听听歌，从柴可夫斯基、萧邦到蒋大为、李谷一，从古琴、洞箫到周璇、邓丽君……“这就是我的天堂，我的共产主义！”这几年，北戴河游泳场以年龄为由规劝他不要游泳，他还是坚持下海，劈波斩浪。
20多年前，王蒙就学会了用电脑写作。那时他正在写“季节”系列，以“四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讲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对他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不是身外之物。
然而，他身外的世界，却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它写出来的时候，社会的关注早已经是别样了。市场、公司、股票、购房、購车、惩治贪官、买断工龄、打工仔、托福、高考、三陪、足浴、医疗改革、黄金周旅游……”
在一些批评家眼里，王蒙过时了，老套了，现在的时代是新人的舞台。对于这些评论，王蒙并不太在意。“他属于某个时代，但绝不甘于被同代人所局限。他喜欢和年轻人相处，他的思绪不断突破时空的限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说。
当王朔异军突起，却遭到猛烈抨击时，王蒙写了一篇声援文章《躲避崇高》，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指王朔）的一句名言‘青春好像一条河，流着流着成了浑汤子’，头半句似乎有点文雅，后半句却毫不客气地揶揄了‘青春常在’‘青春万岁’的浪漫与自恋。”
这种拿自己当靶子“开涮”的勇气，让王蒙与王朔一起被绑在了靶子上。“我评价王朔是‘微言小义，入木三厘’，他不可能像史铁生一样，对人生有沉甸甸的思考。他写得浅，但幽默中有对人生的嘲讽和揶揄，那是另一套生活的感受。”
2013年，王蒙在电影院看了电影《小时代》，他更是震惊于这代人的勇气，“青春都不是吃素的。我们这代人，从小听到的都是‘大时代’，竟然还能在时代前面加‘小’字？”
“有大时代就有小时代，时代有雄伟的一面，当然也有琐碎的一面。”王蒙说，“‘革命’很浪漫，是狂飙突进，是翻天覆地。但是，我们不能世世代代过着游击队的生活，像切·格瓦拉一样，为了理想一次次远离现实。我们要和平，要建设，要小康，要过日子；这样一来，又难免会走向世俗、庸俗乃至低俗。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生，永远在发展，永远无止境，永远有遗憾。”
83岁的王蒙一直保持着生命的热力。“他唱歌豪情万丈，唱俄罗斯歌曲，声震屋宇，将我震得耳鸣了好半天。他‘以睡为纲’，让许多失眠者羡慕嫉妒恨。他效率奇高，有一次我失眠，早晨5点给他发E-mail，咚的一下立即收到回复，吓了我一大跳。”郜元宝说道。
耄耋之年的王蒙是《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这类新锐谈话节目的常客，在其间笑论人生，挥洒自如。他谈女权问题、谈大龄剩女、谈两性责任。在年轻人的话语场中，他的发言毫无违和感。
就在几个月前，王蒙站上了《朗读者》的舞台。读了《明年我将衰老》的一段，献给已故的妻子崔瑞芳和3个孩子。“我仍然是一条笨鱼，一块木片，一只傻游的鳖。我还活着，我还游着，想着，动着。活着就是生命的慢涨。”是耄耋抒怀，也是青春狂歌。正如他所说：“学习到老，成长到死，困惑少一点了，不是由于没有困惑，而是由于对什么事更耐心，更从容，更善于等待了。”
（综合摘编自《湘声报》《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