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猪肉价格屡创新高，通胀压力暂时不会烟消云散。与其限价、紧缩货币，不如实实在在地减税。
这样的呼吁不是没有根据，6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称，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税收与通胀，看似无关的二者之间其实有一个浅显的道理：税金高了，物价自然会高。
细究中国的税收结构会发现，不合理的税收，也是通胀的重要源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行业税负过高，等于是把物价“逼良为娼”。
税收高速增长物价岂能不涨
最近十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税收是大头）高速增长，这不是什么秘密。
2010年，全国税收总收入73202亿元，相比2000年的12581亿元，这十年的复合增长率高达19.26%；同期GDP的复合增长率则为9.9%。也就是说，税收增长两倍于GDP增幅。
从微观上的税负而言，飞涨的税收，最终都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税负转嫁到商品价格、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
同样的物品，国内商品价格普遍高于国外，或许有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原因，但税收的因素恐怕也是很大的推手。
当下我们通过收缩货币来控通胀，事实是，过去半年多，货币政策步步从紧，物价却几乎月月上行。管理层是否该考虑到拉高CPI的另一推手——税收问题。
食品药品税负高于其他行业
这里把税收高速增长认定为通胀的重大推手，或许有官方经济学家要站出来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不外乎就是中国整体的宏观税负（税收占GDP之比），在全球来看并不算高。
是的，我们对此并不否认。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有过测算，整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大概在39%，像北欧这样的国家宏观税负水平甚至超过了50%。而中国，即便按最宽口径把所有的政府收入加进去，它占GDP的比重2010年也仅是34.5%。
但是，如果深究我们的税收结构，就会发现，说是税收推高了CPI一点也不为过。
目前我国的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其中最大的税种增值税，占到整个税收的50%。尽管增值税率统一为17%（农产品初加工适用13%税率），但各个行业的实际税负千差万别，食品、药品等百姓感受最深的物品，其增值税行业税负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税率相同，实际的税负却高出一截，原因就在进项抵扣上。众所周知，生产食品的原材料，很多是从农户那里收购，农户不能提供增值税发票的，即使部分半成品有，也是13%的税率（很多药企也是一样），这样，对于大多数食品加工企业而言，“高征低抵”、“高征无抵”就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企业要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高税负转嫁到产品价格上。
而在现行的CPI构成中，食品比重占到三分之一。在不合理的税制结构倒逼下，只要税收还在增长，食品价格就不可能全面回落。控制通胀，将会日益困难。
减税就得拿生活必需品开刀
面对快速增长的税收，政府也一直嚷嚷着要减税。总体评价，一是雷声大雨点小，二是减得不得要领。
前不久，个税调整案艰难出炉。从减税的角度说，这当然是好的开始。但如果减税仅止于此，政府未免也太小家子气了。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约4800亿元，只占全国税收总额的6.5%左右。
为什么不能打打占比50%的增值税主意呢？既然抗击通胀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在增值税上也动一下减税的刀子，对控制物价或许就是事半功倍。
在欧美发达国家，CPI达到2%就是了不得的事，他们的宏观税负比我们高得多，物价水平相比之下控制得那么好，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日本，增值税实行5%的低税率（我们是17%）；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虽然增值税率高达19%~20%，但他们对民众生活必需品均采用了低税率政策。
如法国对食品、饮料、客运特别适用5.5%税率，德国的农林产品、食品饮料则享受7%的税率，意大利的农产品、面包、牛奶等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更是低至4%。
看到这些，或许我们能明白，单纯的依靠限价和货币紧缩对付通胀，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减税的作用要远大于此。
至于究竟该怎么减税，在财税专家、人大教授安体富看来：一是适当降低流转税税率，二是对抵扣不足的生活必需品行业如食品、药品等适用特别税率。
而这并非什么秘方，只要政府愿意，对付通胀并不难。
这样的呼吁不是没有根据，6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称，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税收与通胀，看似无关的二者之间其实有一个浅显的道理：税金高了，物价自然会高。
细究中国的税收结构会发现，不合理的税收，也是通胀的重要源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行业税负过高，等于是把物价“逼良为娼”。
税收高速增长物价岂能不涨
最近十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税收是大头）高速增长，这不是什么秘密。
2010年，全国税收总收入73202亿元，相比2000年的12581亿元，这十年的复合增长率高达19.26%；同期GDP的复合增长率则为9.9%。也就是说，税收增长两倍于GDP增幅。
从微观上的税负而言，飞涨的税收，最终都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税负转嫁到商品价格、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
同样的物品，国内商品价格普遍高于国外，或许有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原因，但税收的因素恐怕也是很大的推手。
当下我们通过收缩货币来控通胀，事实是，过去半年多，货币政策步步从紧，物价却几乎月月上行。管理层是否该考虑到拉高CPI的另一推手——税收问题。
食品药品税负高于其他行业
这里把税收高速增长认定为通胀的重大推手，或许有官方经济学家要站出来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不外乎就是中国整体的宏观税负（税收占GDP之比），在全球来看并不算高。
是的，我们对此并不否认。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有过测算，整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大概在39%，像北欧这样的国家宏观税负水平甚至超过了50%。而中国，即便按最宽口径把所有的政府收入加进去，它占GDP的比重2010年也仅是34.5%。
但是，如果深究我们的税收结构，就会发现，说是税收推高了CPI一点也不为过。
目前我国的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其中最大的税种增值税，占到整个税收的50%。尽管增值税率统一为17%（农产品初加工适用13%税率），但各个行业的实际税负千差万别，食品、药品等百姓感受最深的物品，其增值税行业税负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税率相同，实际的税负却高出一截，原因就在进项抵扣上。众所周知，生产食品的原材料，很多是从农户那里收购，农户不能提供增值税发票的，即使部分半成品有，也是13%的税率（很多药企也是一样），这样，对于大多数食品加工企业而言，“高征低抵”、“高征无抵”就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企业要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高税负转嫁到产品价格上。
而在现行的CPI构成中，食品比重占到三分之一。在不合理的税制结构倒逼下，只要税收还在增长，食品价格就不可能全面回落。控制通胀，将会日益困难。
减税就得拿生活必需品开刀
面对快速增长的税收，政府也一直嚷嚷着要减税。总体评价，一是雷声大雨点小，二是减得不得要领。
前不久，个税调整案艰难出炉。从减税的角度说，这当然是好的开始。但如果减税仅止于此，政府未免也太小家子气了。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约4800亿元，只占全国税收总额的6.5%左右。
为什么不能打打占比50%的增值税主意呢？既然抗击通胀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在增值税上也动一下减税的刀子，对控制物价或许就是事半功倍。
在欧美发达国家，CPI达到2%就是了不得的事，他们的宏观税负比我们高得多，物价水平相比之下控制得那么好，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日本，增值税实行5%的低税率（我们是17%）；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虽然增值税率高达19%~20%，但他们对民众生活必需品均采用了低税率政策。
如法国对食品、饮料、客运特别适用5.5%税率，德国的农林产品、食品饮料则享受7%的税率，意大利的农产品、面包、牛奶等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更是低至4%。
看到这些，或许我们能明白，单纯的依靠限价和货币紧缩对付通胀，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减税的作用要远大于此。
至于究竟该怎么减税，在财税专家、人大教授安体富看来：一是适当降低流转税税率，二是对抵扣不足的生活必需品行业如食品、药品等适用特别税率。
而这并非什么秘方，只要政府愿意，对付通胀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