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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叶集》是作为文字编辑和人文哲理及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宗白华，与被他称许为“东方未来的诗人”的郭沫若、田汉之间的往来书信之结集，其中的核心话题，是“诗人人格”及诗歌创作。宗白华当年对于诗的定义比较宽泛，他所谓的“诗人人格”也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而是极其复杂多变的笼统称谓。不同的个人对“诗人人格”会有不同的解读;同一位诗人，对于自己的人格也会有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认知和定位;作为话题人物的郭沫若，就是“诗人人格”复杂多变的一个范本。由于种种原因，针对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三叶集》及其“诗人人格”，直到今天也没有文本细读式的深入探究。
关键词：《三叶集》“诗人人格”宗白华郭沫若 田汉
郭沫若的婚恋困境与精神突围
1920年，郭沫若28岁，宗白华22岁，田汉21岁。就成名的先后来排序，应该是倒过来的：田第一，宗第二，郭第三。当年的郭失足滑倒在人生低谷和婚恋困境之中，急于寻求凤凰涅褩、狂飙突进式的脱胎换骨和悔过自新的突破口，比他年轻单纯的田、宗二人，几乎是不自量力地充当起精神牧师救赎者的角色。
1892年11月16日，郭诞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他的学名是开贞，号尚武，后来的笔名沫若，取自故乡的两条河流沫水、若水，也就是大渡河、青衣江。
1912年春节之后，21岁的郭奉父母之命和张琼华结婚。结婚当天，郭对张琼华的相貌有些失望。婚后第五天，他坐船返回位于成都的四川官立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现成都石室中学）继续学业。
返校不久，学校合并到成都府中学。由于比较优秀的教员都去做官，剩下的教员大多不学无术，郭在“学无可学，事无可做”的情况下，“拼命地喝大曲酒、打麻将牌，连夜连晚地沉醉，连夜连晚地穷赌”。这种“自暴自弃的肉麻生活……足足过了一年半的光景”①。
1912年冬天，郭从成都府中学毕业，考入成都高等学校理科。
黄道周答道：“二十八日原本要两疏并上，但听说已有同乡御史林兰友、科臣何楷上疏弹劾。唯恐涉嫌朋党阴串，不得不推延。”
崇祯问道：“如今就没有嫌疑了吗？”
黄道周答道：“臣所奏，都是涉及伦理纲常、国防边疆等紧要大事。如今不说，今后再说，恐怕已来不及，才不得不三疏并上。之前因有他人上疏在前，臣就不宜多说。如今再说，实乃万不得已。”
崇祯又绕回要害处：“为何你早不上，晚不上，偏偏非要等到落选后才三疏并上？”
黄道周答道：“先前因避嫌不宜说，落选后又不得不说！今日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可说。高官厚禄，谁不喜欢？臣也想遇事沉默不语，闷声发财，加官进爵，日后光宗耀祖，恩荫后世。何苦毁自己功名，成他人之笑柄？臣更在乎的，是千古纲常名教。臣何私之有？”胜了第一回合。
最后两个回合，崇祯皇帝等于完败，气急败坏得有点失态，居然杀气腾腾：“孔子当年代理宰相，诛杀少正卯。少正卯当时也是名人，而且自称贤达，真的有罪，孔子还不是照杀不误。”意思是说，别看你黄道周名气大，朕也能照杀不误。
黄道周依然沉着理性但寸步不让：“少正卯欺世盗名，心术不正，罪有应得。臣一生无一日不自省，不敢有丝毫私心，诵读圣贤书，谨言慎行，唯求不做名教罪人。”你能凭什么杀我？
崇祯皇帝想退却了：“朕本想好好重用你，没想到你却这般偏矫放肆，本该拿你是问，看在你是讲官，姑且回去听候发落。”说着挥手让黄道周离开。
这种不尊重对手的话，虽然出自皇帝之口，黄道周也是不依，他的倔脾气上来了，直通通地说：“今日臣不把话讲完，是臣负陛下;今日陛下杀臣，则是陛下负臣。”
崇祯皇帝毕竟年轻，哪里能容下这个，竟然破口大骂起来：“姓黄的，亏你一生学问，就剩下这张佞口！”堂堂九五之尊，怎能用“佞口”这样的脏话、毒话骂自己的忠臣？
黄道周就更不依不饶起来，十分强硬地道：“今日臣得把忠佞二字奏明。既然在君父面前犯颜敢谏是佞，那么谗谄面谀的是不是就是忠;敢争是非辨邪恶的是佞，那么一味曲意逢迎、阿谀奉承的是不是就是忠？忠佞不分，则正邪不明，这是千古为君者之大忌，请皇上体察。”
这一句忠佞不分，刺得崇祯皇帝肉疼，厉声吼道：“退下！你这样胡言乱语，本该论斩，回去等候处置！”
“专场召对”到此结束。这是平台召对吗？不，这一次绝对不是，而是火辣辣的一场君臣分庭抗礼，从前绝无先例。黄道周呀黄道周，你眼里还有皇权二字吗？
不过，毕竟君还是君，生死予夺一句话的事。好在崇祯皇帝没把黄道周跟朋友郑鄤一样赐个凌迟处死，真是高抬贵手了，且饶你不死，连降七级，贬为江西布政使司照磨，做个八品官，你就感激皇恩浩荡去吧。这里顺便交代一下，平台召对的第二年，郑鄤在京城被凌迟处死，剐了3600刀，比袁崇焕的3453刀还多了147刀。崇祯皇帝十年冤杀了两位大臣，这种残暴人主怎么能让黄道周不拍案而起呢？ 廷杖不屈 且说七月初五“專场召对”结束，第二天七月初六，内阁奉旨拟定：黄道周“结党串通扰乱政务，降级调外使用”。八月，被连降七级，调任江西布政司照磨。黄道周临行前上疏乞退。崇祯皇帝不批准，你想退休过清闲日子？你给朕尝尝下放干部的滋味吧。意想不到的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着黄道周。
崇祯十三年（1640），江西巡抚解学龙深知黄道周乃是当今“道学宗主”，遂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黄道周。解学龙说：“我明道学宗主，可任辅导。”意思是说，黄道周做个内阁首辅都没问题。
这可要命了！崇祯皇帝闻听大怒，怀疑二人结党营私，大有背景，责以“党邪乱政”“伪学欺世”之罪重治。严旨罢官追究，先行廷杖八十没商量。
此时，黄道周正在老家，闻讯知道有祸躲不过，“即于五月二十三日辞墓就道”，“至南昌开逮”。他面对送行的朋友从容作诗道：“生离死别不可知，友道君恩已如此。”“斯文未丧应能来，汤花火花仍复开。”于七月至京，“下刑部狱”。 崇祯皇帝如此挟嫌报复黄道周，引发朝野愤愤不平。有个户部主事叶廷秀，根本就没有见过黄道周，更别说有什么交情了，出于义愤，给崇祯皇帝上了一本，“请以身代罪”，我叶廷秀情愿替黄公把牢底坐穿。结果先吃廷杖一百，再被投入监牢。类似这样株连入狱的人有20多个，中书舍人文震亨、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监生涂仲吉等。刑部尚书李觉斯认为不应该“廷杖”二臣，说了句公道话，被崇祯皇帝严旨切责，撤了职。
黄道周时年56岁，如何受得了“廷杖八十”？要在气象森严的庙堂之地，剥下大臣的衣服，露出他们的下体去打，皮肉痛苦不说，人格尊严要受何等的摧残！明代施行廷杖的地方在午门外。午门乃故宫正门，俗称“五凤楼”，高八米，正中三门，左右各有掖门，城台上是一座九间重檐庑殿顶的门楼，左右有重檐方亭四座，庄严宏伟，一派皇家气象。廷杖于此执行，真不知什么讲究。廷杖时，文武百官一律身穿红袍，陪列于午门外西墀下，面对着挨板子的同类。而被杖者肩脊之下已用一种特制的麻木兜捆扎结实，两只脚也绑牢并加以固定，突露出臀部备用。行刑的是锦衣卫校尉，监刑的是司礼监太监。一旦接到执行命令，伴随着“声震甸服”的“着实打”“阁上棍”等专用的喝喊号子，那刑具可就照着屁股抡下去了。行刑校尉一边打着，一边看监刑太监的两只脚尖：他们站成内八字形，意思是别将此人打死;倘是个外八字形，这位大臣恐怕就没命了。
那么刑具是什么样儿呢？这是有法定规格尺寸的：刑具是用荆条做成，大头直径为三分二厘，小頭直径为一分一厘。发展到清代，打屁股的家伙有一改革：用竹篦，大头宽二寸，小头宽一寸五分，长五尺五寸，重量是二斤。
有人说廷杖之举乃是朱元璋“创设的祖制”。此话恐怕不确，其实始于汉明帝，之后历代廷杖之事时有发生。这是有史可查的。若说朱皇帝把廷杖奉为定制，倒是说得通。明宪宗朱见深之前，被廷杖的大臣不脱衣服，总算还留点面子。到了明武宗朱厚照手里，对不起，就要叫你的尊臀暴露于睽睽众目之下了。嘉靖朝的詹事霍韬就说：这真羞辱人！有罪废掉、杀掉都可以，为什么要交给校尉狱吏抓捆捶挞？让朝廷大臣日后如何做人？还不如死了的好！可见这廷杖之罚还真叫百官发怵。
廷杖的伤害是惨烈的。上至大学士、尚书，下至御史、主事，不论官职多高多低，那屁股可一律都是肉长的，一旦施以杖刑，立刻青紫血红，皮开肉绽，轻者致残，重则毙命。据史书记载：有的大臣被打得。血肉淋淋”，“肉遗落如掌”，“刎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股遂空”;有的大臣终生残疾，“每遇天阴，骨间辄隐作痛，以致晚年不能（弯腰）作深揖”;至于立毙杖下者更不在少数。
黄道周真非凡人。他经受住了“廷杖八十”，在狱中“卧病八十余日，抱足扶首，仅能起立”。但他依然有志不坠，写信给门下学子们说：“古人于仁义烂时自裹血肉，仆于血肉烂时自裹仁义。悠悠命也，谁为谈者！”一句“血肉烂时自裹仁义”，多么慷慨悲壮啊！
按惯例，江西巡抚解学龙的推荐折子，只交有关部门看取，不必崇祯皇帝批阅。可是大学士魏照乘会揣摸皇上心思，知道皇上紧盯着黄道周，就故意上奏批评解学龙胡乱推荐，终于酿成冤狱。朝廷上就有这样一帮人，唯皇上马首是瞻，皇上不是还要追查黄道周的党羽吗？那就继续折腾。十二月下旬，转到诏狱。黄道周被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前后提审九次，要他承认结有“福党”，是自己花银100两贿赂解学龙以求荐用，又用300两银子收买别人疏救等。对于这些无中生有的“欲加之罪”，黄道周当然拒不承认，只承认“结社讲学”而已。在审讯期间，黄道周有诗《自西库过请室复逢除夕十章》，表达其历经磨难而志向不改的情怀。“事亦古曾有，人今何不堪”“后死知无怨，偷生尚感恩”“灰溺存吾性，水坚见物心”“读易惭虚度，坚贞惜暮年”等，并在诏狱中完成了自己的新著《易象正》。真是一副愈挫愈奋的坚强人格，难怪时人传颂说：“天下称直谏者，必日黄石斋。”石斋者，黄道周名号也。
两年后，杨嗣昌暴病而亡，几个整黄道周的人也死的死，废的废。敢出头的大臣再次营救黄道周。代表人物刑部尚书刘泽深就说：学龙、道周两个人的罪，顶多判处永久充军，再往死刑上拉太过分。黄道周一没丢失领土，二没贪婪、凶狠，哪能因为提意见杀掉他？怀疑他是帮派，却无任何事实根据，不过抗言上书，借文字讲点空话罢了。皇上您万乘之尊，怎么会记恨一个黄道周呢？万一您回心转意了，可黄道周已人头落地，那时后悔也没用了。”于是，崇祯皇帝慈悲为怀，发配黄道周永戍广西酉阳;解学龙、叶廷秀等一千“罪犯”，同时被贬谪各地。
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崇祯皇帝再次开恩，黄道周“免戍”，官复原职。但是，58岁的黄道周“具疏辞谢”，我黄道周不侍奉了，拜拜了您哪！他劫后余生，回到故乡“结庐先人墓侧，专心著述”，要做的正事多着呢！
笔者平心细想，这一对君臣分庭抗礼也罢，黄道周有意冒犯皇权也罢，就是个人之间的碰撞吗？不会是这么简单吧。放眼历史，在中国传统庙堂之上，一直站着两班人。笔者说的，可不是一班文臣一班武将分列两厢，而是从政治、思想、道德层面划分的两种人：志于道的忠臣或日君子儒，志于禄的佞臣或日犬儒。
这里说志于道的“道”，既不是老子用以说明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道，也不是佛家所述的不堕极端、脱离二边的中道;而是源自三代、成于春秋的孔孟之道，也就是顺天理、从人情的“天人合一”之道，即《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道;就是“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之道;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士以天下为已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腰无半文，心忧天下”“大人以国土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道，一句话，士君子之道。志于道者，高居庙堂，心系天下苍生，人生是为道统活着，是根据这种士君子之道来事君为官的，是以一种“帝王师”的人格标准示范天下的。他们一旦与暴君、昏君们发生冲突，则敢于挺身而出，面折廷争，冒死直谏，根本不顾自己的荣辱利害、身家性命，叫作“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九死而未悔”！志于道者，此之谓也。
而那一班志于禄者则不然，他们痴迷地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他们对于士君子之道未必不懂，但宁可背弃也要帮着皇上维护治统;他们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居于庙堂之上，唯皇上马首是瞻，灵魂扔进茅厕，脑袋别在腰里，脖子安着转轴，只用舌头混饭吃;只要能博得高官显爵、荣华富贵、封妻荫子，或者能避免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追随皇上指鹿为马，可以给皇上报喜不报忧，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游移地打压甚至残害皇上不喜欢的一切人，搅和甚至毁掉皇上不喜欢的一切事;他们热衷并擅长的是权谋、权术，是营造帝王文化的参与者，是封建治统的执行者，与士君子之道碰撞时，则是噬咬知识同类的鹰与犬。志于禄者，此之谓也。
用林鹏先生的话说，志于道者体现着、代表着中国的士君子文化，也就是道统文化;志于禄者则体现着、代表着中国的帝王文化，也就是治统文化。他们之间的冲突，大大超越各自的君臣身份，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锋。
崇祯皇帝与黄道周的一系列人文碰撞，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
那么，黄道周何以成为有明一朝“志于道”的佼佼者之一呢？
写于2021年4月9日太原学洒脱斋
作者：周宗奇，1975年后历任《山西文学》杂志小说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剐主编、主编，文学创作一级。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剐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风尘烈女》、长篇历史纪实小说《清代文字狱纪实》、长篇传记小说《真伪人生》、中短篇小说集《无声的细流》、短篇小说《一把火》、长篇纪实小说《三个红色殉道者》等。
编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 com
关键词：《三叶集》“诗人人格”宗白华郭沫若 田汉
郭沫若的婚恋困境与精神突围
1920年，郭沫若28岁，宗白华22岁，田汉21岁。就成名的先后来排序，应该是倒过来的：田第一，宗第二，郭第三。当年的郭失足滑倒在人生低谷和婚恋困境之中，急于寻求凤凰涅褩、狂飙突进式的脱胎换骨和悔过自新的突破口，比他年轻单纯的田、宗二人，几乎是不自量力地充当起精神牧师救赎者的角色。
1892年11月16日，郭诞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他的学名是开贞，号尚武，后来的笔名沫若，取自故乡的两条河流沫水、若水，也就是大渡河、青衣江。
1912年春节之后，21岁的郭奉父母之命和张琼华结婚。结婚当天，郭对张琼华的相貌有些失望。婚后第五天，他坐船返回位于成都的四川官立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现成都石室中学）继续学业。
返校不久，学校合并到成都府中学。由于比较优秀的教员都去做官，剩下的教员大多不学无术，郭在“学无可学，事无可做”的情况下，“拼命地喝大曲酒、打麻将牌，连夜连晚地沉醉，连夜连晚地穷赌”。这种“自暴自弃的肉麻生活……足足过了一年半的光景”①。
1912年冬天，郭从成都府中学毕业，考入成都高等学校理科。
黄道周答道：“二十八日原本要两疏并上，但听说已有同乡御史林兰友、科臣何楷上疏弹劾。唯恐涉嫌朋党阴串，不得不推延。”
崇祯问道：“如今就没有嫌疑了吗？”
黄道周答道：“臣所奏，都是涉及伦理纲常、国防边疆等紧要大事。如今不说，今后再说，恐怕已来不及，才不得不三疏并上。之前因有他人上疏在前，臣就不宜多说。如今再说，实乃万不得已。”
崇祯又绕回要害处：“为何你早不上，晚不上，偏偏非要等到落选后才三疏并上？”
黄道周答道：“先前因避嫌不宜说，落选后又不得不说！今日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可说。高官厚禄，谁不喜欢？臣也想遇事沉默不语，闷声发财，加官进爵，日后光宗耀祖，恩荫后世。何苦毁自己功名，成他人之笑柄？臣更在乎的，是千古纲常名教。臣何私之有？”胜了第一回合。
最后两个回合，崇祯皇帝等于完败，气急败坏得有点失态，居然杀气腾腾：“孔子当年代理宰相，诛杀少正卯。少正卯当时也是名人，而且自称贤达，真的有罪，孔子还不是照杀不误。”意思是说，别看你黄道周名气大，朕也能照杀不误。
黄道周依然沉着理性但寸步不让：“少正卯欺世盗名，心术不正，罪有应得。臣一生无一日不自省，不敢有丝毫私心，诵读圣贤书，谨言慎行，唯求不做名教罪人。”你能凭什么杀我？
崇祯皇帝想退却了：“朕本想好好重用你，没想到你却这般偏矫放肆，本该拿你是问，看在你是讲官，姑且回去听候发落。”说着挥手让黄道周离开。
这种不尊重对手的话，虽然出自皇帝之口，黄道周也是不依，他的倔脾气上来了，直通通地说：“今日臣不把话讲完，是臣负陛下;今日陛下杀臣，则是陛下负臣。”
崇祯皇帝毕竟年轻，哪里能容下这个，竟然破口大骂起来：“姓黄的，亏你一生学问，就剩下这张佞口！”堂堂九五之尊，怎能用“佞口”这样的脏话、毒话骂自己的忠臣？
黄道周就更不依不饶起来，十分强硬地道：“今日臣得把忠佞二字奏明。既然在君父面前犯颜敢谏是佞，那么谗谄面谀的是不是就是忠;敢争是非辨邪恶的是佞，那么一味曲意逢迎、阿谀奉承的是不是就是忠？忠佞不分，则正邪不明，这是千古为君者之大忌，请皇上体察。”
这一句忠佞不分，刺得崇祯皇帝肉疼，厉声吼道：“退下！你这样胡言乱语，本该论斩，回去等候处置！”
“专场召对”到此结束。这是平台召对吗？不，这一次绝对不是，而是火辣辣的一场君臣分庭抗礼，从前绝无先例。黄道周呀黄道周，你眼里还有皇权二字吗？
不过，毕竟君还是君，生死予夺一句话的事。好在崇祯皇帝没把黄道周跟朋友郑鄤一样赐个凌迟处死，真是高抬贵手了，且饶你不死，连降七级，贬为江西布政使司照磨，做个八品官，你就感激皇恩浩荡去吧。这里顺便交代一下，平台召对的第二年，郑鄤在京城被凌迟处死，剐了3600刀，比袁崇焕的3453刀还多了147刀。崇祯皇帝十年冤杀了两位大臣，这种残暴人主怎么能让黄道周不拍案而起呢？ 廷杖不屈 且说七月初五“專场召对”结束，第二天七月初六，内阁奉旨拟定：黄道周“结党串通扰乱政务，降级调外使用”。八月，被连降七级，调任江西布政司照磨。黄道周临行前上疏乞退。崇祯皇帝不批准，你想退休过清闲日子？你给朕尝尝下放干部的滋味吧。意想不到的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着黄道周。
崇祯十三年（1640），江西巡抚解学龙深知黄道周乃是当今“道学宗主”，遂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黄道周。解学龙说：“我明道学宗主，可任辅导。”意思是说，黄道周做个内阁首辅都没问题。
这可要命了！崇祯皇帝闻听大怒，怀疑二人结党营私，大有背景，责以“党邪乱政”“伪学欺世”之罪重治。严旨罢官追究，先行廷杖八十没商量。
此时，黄道周正在老家，闻讯知道有祸躲不过，“即于五月二十三日辞墓就道”，“至南昌开逮”。他面对送行的朋友从容作诗道：“生离死别不可知，友道君恩已如此。”“斯文未丧应能来，汤花火花仍复开。”于七月至京，“下刑部狱”。 崇祯皇帝如此挟嫌报复黄道周，引发朝野愤愤不平。有个户部主事叶廷秀，根本就没有见过黄道周，更别说有什么交情了，出于义愤，给崇祯皇帝上了一本，“请以身代罪”，我叶廷秀情愿替黄公把牢底坐穿。结果先吃廷杖一百，再被投入监牢。类似这样株连入狱的人有20多个，中书舍人文震亨、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监生涂仲吉等。刑部尚书李觉斯认为不应该“廷杖”二臣，说了句公道话，被崇祯皇帝严旨切责，撤了职。
黄道周时年56岁，如何受得了“廷杖八十”？要在气象森严的庙堂之地，剥下大臣的衣服，露出他们的下体去打，皮肉痛苦不说，人格尊严要受何等的摧残！明代施行廷杖的地方在午门外。午门乃故宫正门，俗称“五凤楼”，高八米，正中三门，左右各有掖门，城台上是一座九间重檐庑殿顶的门楼，左右有重檐方亭四座，庄严宏伟，一派皇家气象。廷杖于此执行，真不知什么讲究。廷杖时，文武百官一律身穿红袍，陪列于午门外西墀下，面对着挨板子的同类。而被杖者肩脊之下已用一种特制的麻木兜捆扎结实，两只脚也绑牢并加以固定，突露出臀部备用。行刑的是锦衣卫校尉，监刑的是司礼监太监。一旦接到执行命令，伴随着“声震甸服”的“着实打”“阁上棍”等专用的喝喊号子，那刑具可就照着屁股抡下去了。行刑校尉一边打着，一边看监刑太监的两只脚尖：他们站成内八字形，意思是别将此人打死;倘是个外八字形，这位大臣恐怕就没命了。
那么刑具是什么样儿呢？这是有法定规格尺寸的：刑具是用荆条做成，大头直径为三分二厘，小頭直径为一分一厘。发展到清代，打屁股的家伙有一改革：用竹篦，大头宽二寸，小头宽一寸五分，长五尺五寸，重量是二斤。
有人说廷杖之举乃是朱元璋“创设的祖制”。此话恐怕不确，其实始于汉明帝，之后历代廷杖之事时有发生。这是有史可查的。若说朱皇帝把廷杖奉为定制，倒是说得通。明宪宗朱见深之前，被廷杖的大臣不脱衣服，总算还留点面子。到了明武宗朱厚照手里，对不起，就要叫你的尊臀暴露于睽睽众目之下了。嘉靖朝的詹事霍韬就说：这真羞辱人！有罪废掉、杀掉都可以，为什么要交给校尉狱吏抓捆捶挞？让朝廷大臣日后如何做人？还不如死了的好！可见这廷杖之罚还真叫百官发怵。
廷杖的伤害是惨烈的。上至大学士、尚书，下至御史、主事，不论官职多高多低，那屁股可一律都是肉长的，一旦施以杖刑，立刻青紫血红，皮开肉绽，轻者致残，重则毙命。据史书记载：有的大臣被打得。血肉淋淋”，“肉遗落如掌”，“刎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股遂空”;有的大臣终生残疾，“每遇天阴，骨间辄隐作痛，以致晚年不能（弯腰）作深揖”;至于立毙杖下者更不在少数。
黄道周真非凡人。他经受住了“廷杖八十”，在狱中“卧病八十余日，抱足扶首，仅能起立”。但他依然有志不坠，写信给门下学子们说：“古人于仁义烂时自裹血肉，仆于血肉烂时自裹仁义。悠悠命也，谁为谈者！”一句“血肉烂时自裹仁义”，多么慷慨悲壮啊！
按惯例，江西巡抚解学龙的推荐折子，只交有关部门看取，不必崇祯皇帝批阅。可是大学士魏照乘会揣摸皇上心思，知道皇上紧盯着黄道周，就故意上奏批评解学龙胡乱推荐，终于酿成冤狱。朝廷上就有这样一帮人，唯皇上马首是瞻，皇上不是还要追查黄道周的党羽吗？那就继续折腾。十二月下旬，转到诏狱。黄道周被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前后提审九次，要他承认结有“福党”，是自己花银100两贿赂解学龙以求荐用，又用300两银子收买别人疏救等。对于这些无中生有的“欲加之罪”，黄道周当然拒不承认，只承认“结社讲学”而已。在审讯期间，黄道周有诗《自西库过请室复逢除夕十章》，表达其历经磨难而志向不改的情怀。“事亦古曾有，人今何不堪”“后死知无怨，偷生尚感恩”“灰溺存吾性，水坚见物心”“读易惭虚度，坚贞惜暮年”等，并在诏狱中完成了自己的新著《易象正》。真是一副愈挫愈奋的坚强人格，难怪时人传颂说：“天下称直谏者，必日黄石斋。”石斋者，黄道周名号也。
两年后，杨嗣昌暴病而亡，几个整黄道周的人也死的死，废的废。敢出头的大臣再次营救黄道周。代表人物刑部尚书刘泽深就说：学龙、道周两个人的罪，顶多判处永久充军，再往死刑上拉太过分。黄道周一没丢失领土，二没贪婪、凶狠，哪能因为提意见杀掉他？怀疑他是帮派，却无任何事实根据，不过抗言上书，借文字讲点空话罢了。皇上您万乘之尊，怎么会记恨一个黄道周呢？万一您回心转意了，可黄道周已人头落地，那时后悔也没用了。”于是，崇祯皇帝慈悲为怀，发配黄道周永戍广西酉阳;解学龙、叶廷秀等一千“罪犯”，同时被贬谪各地。
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崇祯皇帝再次开恩，黄道周“免戍”，官复原职。但是，58岁的黄道周“具疏辞谢”，我黄道周不侍奉了，拜拜了您哪！他劫后余生，回到故乡“结庐先人墓侧，专心著述”，要做的正事多着呢！
笔者平心细想，这一对君臣分庭抗礼也罢，黄道周有意冒犯皇权也罢，就是个人之间的碰撞吗？不会是这么简单吧。放眼历史，在中国传统庙堂之上，一直站着两班人。笔者说的，可不是一班文臣一班武将分列两厢，而是从政治、思想、道德层面划分的两种人：志于道的忠臣或日君子儒，志于禄的佞臣或日犬儒。
这里说志于道的“道”，既不是老子用以说明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道，也不是佛家所述的不堕极端、脱离二边的中道;而是源自三代、成于春秋的孔孟之道，也就是顺天理、从人情的“天人合一”之道，即《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道;就是“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之道;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士以天下为已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腰无半文，心忧天下”“大人以国土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道，一句话，士君子之道。志于道者，高居庙堂，心系天下苍生，人生是为道统活着，是根据这种士君子之道来事君为官的，是以一种“帝王师”的人格标准示范天下的。他们一旦与暴君、昏君们发生冲突，则敢于挺身而出，面折廷争，冒死直谏，根本不顾自己的荣辱利害、身家性命，叫作“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九死而未悔”！志于道者，此之谓也。
而那一班志于禄者则不然，他们痴迷地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他们对于士君子之道未必不懂，但宁可背弃也要帮着皇上维护治统;他们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居于庙堂之上，唯皇上马首是瞻，灵魂扔进茅厕，脑袋别在腰里，脖子安着转轴，只用舌头混饭吃;只要能博得高官显爵、荣华富贵、封妻荫子，或者能避免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追随皇上指鹿为马，可以给皇上报喜不报忧，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游移地打压甚至残害皇上不喜欢的一切人，搅和甚至毁掉皇上不喜欢的一切事;他们热衷并擅长的是权谋、权术，是营造帝王文化的参与者，是封建治统的执行者，与士君子之道碰撞时，则是噬咬知识同类的鹰与犬。志于禄者，此之谓也。
用林鹏先生的话说，志于道者体现着、代表着中国的士君子文化，也就是道统文化;志于禄者则体现着、代表着中国的帝王文化，也就是治统文化。他们之间的冲突，大大超越各自的君臣身份，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锋。
崇祯皇帝与黄道周的一系列人文碰撞，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
那么，黄道周何以成为有明一朝“志于道”的佼佼者之一呢？
写于2021年4月9日太原学洒脱斋
作者：周宗奇，1975年后历任《山西文学》杂志小说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剐主编、主编，文学创作一级。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剐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风尘烈女》、长篇历史纪实小说《清代文字狱纪实》、长篇传记小说《真伪人生》、中短篇小说集《无声的细流》、短篇小说《一把火》、长篇纪实小说《三个红色殉道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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