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我就是。”李振兴一叠声地说着。
　　走进陕西省泾阳县白王镇范李村，从村里的小庙向西拐，记者看到一户人家门口坐着一位大爷，便向他打问李振兴的家，巧的他就是李振兴。
　　如果不知底情，没有人会知道眼前这个走起路来有点摇晃的乡村老人，曾经是在战场上立下过战功的军人。
　　藏北平叛
　　1958年征兵时，李振兴19岁，正在泾阳石桥中学读初三。“才上了半学期，就报名参军了。”李振兴说，他当时一心就是想参军，初中没毕业就到了部队。
　　其实，初中文化程度当时在部队就是高学历了，李振兴因此被分到11师的防化连，当时算特种兵。“使用的装备，包括穿的服装，整个是苏式的。”
　　1958年3月18日，正在甘肃临夏接受训练的李振兴所在防化连接到出发命令，目标是西藏。由于防化连新兵训练还没结束，进藏时，他们改成了喷火连。
　　“紧急换装，领了皮帽子、皮大衣、皮手套、毛皮鞋，然后从兰州坐火车到峡东，改坐汽车，在汽车上坐了四天四夜，除了到兵站下车吃饭，剩下的时间全部在汽车上度过，就是为了按时赶到拉萨。”李振兴回忆说，“翻唐古拉山时，人难受得很，憋得上不来气，尤其是走到五道梁、坨坨河那一段。”
　　此前的3月10日，拉萨发生叛乱。驻拉萨的解放军能够投入机动作战的兵力仅千余人，而拉萨的叛乱武装分子大约有7000人，又有外国势力援助，情势极为紧张。
　　麦地卡战役是西藏平叛四大战役之一。
　　麦地卡位于黑河东南，塔工西北，拉萨东北之间，是一个牧区，50平方公里只有1万多人。叛匪主要是参加拉萨叛乱败退下来的藏军以及青海、四川、黑河等地窜来的骨干，加上被胁迫的群众，共有3000多人，他们对青藏公路的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
　　李振兴记得，麦地卡平叛作战进行了大约一个多月，大小战斗进行了41次，歼灭叛乱分子3561名。李振兴所在连队承担的任务，是从下曲卡转运站给前线送给养。
　　“排长和我找到当地一个进步头人，名字我忘了，只记得肚子大得很，他听说部队需要牦牛运物资，二话不说，带着我们到他的领地通知牧民。”李振兴说。
　　两天后，牧民赶着上千头牦牛来了，满眼望去，周围山上全是牦牛。
　　一天，行进途中宿营时，遇到下中雨。“藏北晚上的温度在零下10度，那一夜把人冻扎了。”李振兴说：“后半夜站岗时，排长还来和我拉家常，问想不想家呀什么的。”那时，李振兴参军只有几个月，还算是新兵。
　　李振兴他们还从前线往转运站送过一次烈士。
　　“有一个班遭遇敌人伏击，叫人家用刀全部砍死了。”李振兴说到这儿，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声音有些哽咽。
　　这些烈士，后来都被埋在黑河烈士陵园了。
　　“我直接参加的一场平叛战斗是在哑吧察藏。”李振兴说。
　　有牧民报告说，有一股叛匪很嚣张，叫嚣着说谁都不怕。“我们在当地买了几十匹老百姓的马，一个人有两匹马，我们一个班加上警卫营一个班，总共20来个人去剿匪。”
　　他们骑马跑了四天四夜，然后就是一个晚上的战斗，将叛匪全部消灭。
　　李振兴告诉记者，他们在谢通门县的那此行动受到西藏军区的嘉奖。
　　当时，谢通门县聚集了很多叛匪，李振兴一行5人在县公安局副局长当州的带领下去了解敌情，为大部队平叛行动做前期准备。
　　“我只会几句日常藏语，还是进藏时突击学的。”在这种情况下，班长领着他们侦查完情况后，就决定迅速撤出县城。
　　谢通门的平叛战斗打得很出色，只跑了少数几个骨干分子，大部分叛匪都被抓获了。
　　“后来当州叛变了，还被台湾国民党政府封了个西藏保安副司令。”李振兴说。
　　或许是在西藏高寒地区待的时间长的缘故，加上战争期间时常风餐露宿，李振兴的膝关节一直不好，时常酸疼。他从椅子上起身，一定要先双手扶着椅子把手，活动一下双腿才能站直行走。
　　
　　火线入党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的两个阶段，李振兴都参加了。
　　克节朗河谷战役打响前，李振兴往前线送炮弹；战后，他们又一路追逃军，直追到达旺河。
　　总攻开始了，李振兴所在的32团随尖刀连五连一起行动。
　　“那时候有抓考尔（印军前线最高指挥官）的想法呢。我觉得自己机警，行动迅速。”李振兴往德让宗冲的时候，心里就想这一件事。
　　行进中，他们遇到敌方相当强的火力，没办法动弹，尖刀排也只上去了几个人。
　　“尖刀排排长徐小元（音）受伤了，我们帮他包扎后，让他躺在靠里边比较隐蔽的地方。”突然，有一个战士大声喊，“敌人的坦克下来了！”
　　李振兴他们做好了喷火准备。那时，喷火器点火很难，天太冷，只用点火器常常点不着。作为点火手的李振兴要准备一团棉花，用铁丝捆着，作为助燃工具。
　　“等了一阵，只远远听见有坦克的响声，总不见坦克下来。”这时，徐小元已经牺牲，李振兴把他身上的两颗手榴弹解下来，和自己的两颗绑在一起，要去炸敌人的坦克。
　　王正才不想让他去，因为他连把枪都没有，又没有火力掩护，很危险。但李振兴很坚决，并对王正才说“我保证完成任务。万一牺牲了，如果能被批准入党，这存折上的钱，就是我的党费。”李振兴把他随身带着的钢笔、笔记本连同积攒了多年的存折，一起交给了王正才。这些常常出现在电影里的情景，李振兴是真真实实经历过的。
　　李振兴一路往前跑，没有看见坦克。这时，一个工兵受五连连长命令，给李振兴送来了两枚爆破筒。32团2营的副教导员也带着一些人上来了，他们一起冲到敌人坦克跟前，才发现敌人早都跑了，只丢下了还在发动着的坦克和汽车。
　　战斗胜利后，11师喷火连在邦迪拉开了个临时支部扩大会议，师直党委委员辛秀林在会上握着李振兴的手，说了这样几句话：“你是祖国的中流砥柱；你为中印边境反击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你为中华民族争了一口气；你是祖国的好儿子。我以党委的名义，给你请功。”
　　就在这次会议上，李振兴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蒙冤回乡
　　1963年，在西藏参军已经5个年头的李振兴，不仅回家探了亲，还结了婚。“那时候，都是媒婆给介绍的。”李振兴的老伴张资芹说。当时的张资芹在一所小学当老师。
　　第二年，李振兴终于被送到南昌步兵学校读书。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战斗骨干，大部分都被部队送到步兵学校读书了。李振兴也是战斗骨干，但因家庭成分是中农，已错过了几次机会。这一次，他总算如愿以偿。
　　1965年5月20日，李振兴拿到了步校的毕业证。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当时已是准尉学员的青年，铁定就是少尉排长了。
　　但是，6月的一天，当定职定岗定级仪式在学校礼堂举行时，中队指导员却通知李正兴，他不能参加，只能在教室里坐着。“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教室里坐着的还有其他10个人。”李振兴说。
　　后来李振兴才知道，部队曾派人到他的老家范李大队进行外调，大队出了这样一份证明：经摸底调查，李振兴家庭可能是漏划地主。
　　李振兴这批八、九十名学员，有11名因为家庭成分有问题，最后都没被分到部队，而是以义务兵的身份复原回乡了。
　　“你个人表现突出，在学校还是标兵，但你家成分是漏划地主，不适合在部队干……”指导员找李振兴谈话，口气是惋惜和无奈的。
　　“这是对我的诬陷！如果我家是地主成分，我自己卷铺盖走！”李振兴实在想不通，其他学员都回去了，他也不走，一度还不吃不喝。校方只能送他到医院治疗，在医院住了十几天。最后，李振兴带着百般的不情愿回到了家。
　　此前，从西藏复原的义务兵，地方上都给安置了工作，可李振兴情况特殊，是被部队处理回来的，就只能回乡务农了。
　　不仅如此，李振兴还被步校作为“敌对分子”开除了党籍，他的妻子张资芹的团籍也被开除，小学教师也当不成了。
　　“伯父家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大队摸底调查时，觉得我父亲和伯父是亲兄弟，应该都被划为地主，才有了漏划地主的结论。”这是李振兴回乡后才弄清的。
　　1966年3月，大队社教运动正式开始，4个月后，李振兴家被正式划为了地主。
　　“作为‘小牛犊’，上过批斗会，队里啥活重、啥活累，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就会派给我。”李振兴说的“小牛犊”，指的就是地主子弟的身份。
　　公社没解体时，李振兴修过铁路，修过水库。“碰到这种上工地出劳力的活，人家一年去一次，他就得去两次。我生我老大时，他就在工地，都不让回来。”张资芹抹着眼角的眼泪说：“这都是命！”。
　　未了心愿
　　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李振兴家的地主成分又被纠正成了中农。他一下子看到希望，趕紧给学校写信，希望校方能纠正对自己的处理结果。可他年年信访，年年泥牛如海，没有音信。
　　1984年，李振兴第一次到南昌步校上访。“一路讨要着去了。”李振兴说的讨要，指的是坐火车没买票。在车上，李振兴把自己的经历一讲，列车长也没让他补票，只说了一句“你是功臣，不用买票了。”
　　“文革”时，南昌步校的档案都被毁得找不见了，校方倒是认可李振兴的毕业证，但对他提出的取消“敌对分子”帽子的要求却不能满足。李振兴想不明白，地方上把家庭成分弄错了，都能给他一个处理错了的证明，为啥学校就不行？
　　这次上访无果而归。
　　“那时候拿出来二、三十块钱都难的很，我和我弟都小，家里就靠我爸，不能总上访，啥事都不干。”李振兴的女儿李亚平对记者说。
　　这一搁就是20年。2004年，李振兴两次到南昌步校上访，无果。
　　2007年，李振兴又两次去了步校，最后一次是在张资芹的陪伴下去的。“那时候他有冠心病了，他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张资芹说。
　　到学校上访了5次，李振兴始终见不上学校领导，接待他的只是校政治部的干事。最后，他随身携带的一些证明文件也被没收了。校方甚至还叫来了一名警察，要对他进行收容。
　　那时天冷，加上过于激动，李振兴的冠心病犯了。
　　“咱赶快回，就算学校给你纠错，咱都不在这儿待了，万一你在这儿出个事，我回去给娃们交代不了。”张资芹把老伴劝回了家。
　　今年4月，李亚萍无意中在网上看到11师要举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的消息，就带着父亲去拜访他的老战友们。
　　“当年多么帅的一个小伙子，成了这样子了？！”班长王正才红着眼圈感叹地说。老战友们听说了李振兴的事儿，没有不同情的。
　　6月，李振兴突然得了脑梗。经过治疗，恢复还算不错，只是走路步态不是很稳。
　　“轮椅都准备好了，这次战友在西安聚会，我一定要参加。从离开西藏，和11师的战友已经有48年没见过了。”李振兴对记者说。
　　2012年10月21日，上午8点40分，李振兴到西安报到参加纪念活动，同时领到两枚纪念章，一枚是纪念西藏平叛胜利的，一枚是纪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胜利的。李振兴迫不及待地让女儿帮自己将纪念章戴在胸前。那一刻，他的脸露出了少有的笑意，容光焕发。
　　只是，那个留在心底40多年的愿望，什么时候能成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