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圣人们”一崇拜，滥觞就不可避免
　　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传统是以榜样的力量来维系的。
　　榜样中最高的劳动模范是圣人，圣人之上，则还有真人、天人等等。
　　孔子，以及孔子以前的皇帝、尧、舜、禹、汤、周武王都是圣人。
　　这个圣人谱系是很有趣的，如果国家可以被当作企业，思想文化可以被当作产业，那么皇帝、尧、舜、禹、汤、周武王都是创建了“特大型企业”的“既得利益者”，孔子则是创建了儒家文化产业集团的“成功人士”。
　　孔子之后，成功人士大有人在，圣人却再也看不到了，这是一大历史疑团。
　　孔子其人的成功是遵循“托古改制”的思路，靠着宣扬“仁义”，把皇帝、尧、舜、禹、汤、周武王这些获得政治权威的大老板们尊为圣人而成功的。
　　孔子如此行为，孔子以后的学者们亦如此因袭，乃是因为普通人类有个心理，他们崇拜权威、仰视成功者，他们的话总是有人听。
　　成功之后的孔子，被自己的徒子徒孙们绑架为思想文化界的权威，中国的国学传统由此而在汉以后失去了自由交流、百花齐放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国学传统里，鲜有人追问：皇帝何以会将权位禅让于尧，尧又如何让位于舜、汤如何取得权力的历史真相，禹如何隐忍很多年后逼死舜，自己做了大皇帝，而周武王又是如何以臣子的身份背叛了君主，杀人盈野，最后获得了最高统治权的暴力之路更少人过问。
　　如此，在“为尊者讳”的“国学传统”指导下，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一部浪费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浪费生命资源、浪费文化成果的历史，西方的“国学传统”也没有导致什么好结果，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明证。
　　然而，尽管东方的、西方的国学传统并没有给全球企业家在商业传统、商业制度和商业伦理上带来多少有益的推进作用，但是对于“圣人们”的崇拜一经形成，对于成功人士及其事业的随意解释、自由发挥、附会穿凿的滥觞就不可避免。
　　由于这种群众无意识和精英阶层有意识操作下的全球性滥觞的势能和传染作用，甚至成功人士自己也被搞得云里雾里，渐渐无从理性看待本人以及其事业的成功，更遑论营造一种具有教育和引导作用的文化了。
　　
　　你看看华为的“狼”害了多少人
　　在国学沉渣泛起的时刻，我们重点看看中国高科技企业一个最优秀的劳动模范——华为的崛起究竟跟“国学”有多大的关系。
　　提起华为，人们不能不不想起《华为的冬天》和“狼”。但是2000年以后，任正非很少再提及他钟爱的狼了，因为一条离开狼群的小狼——港湾，正在向华为发起残酷的挑战，它的“头狼”正是一度被视为华为接班人，也被任正非当作儿子来看的李一男。双方残酷撕咬到2006年，小狼重新归队，李一男重回华为，一切才风平浪静。
　　这是华为“狼文化”导致的一个最典型以及灾难性的后果。“狼文化”造成的后遗症和综合症并不仅仅是“小狼与大狼”的决斗，华为什么时候不能淡漠掉“狼文化”的痕迹与色彩，它就会成为长期困扰华为的毁灭性力量。
　　如今回过头来看，华为的崛起首先从精神上和国学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中国的文化精神不具备土狼那么强烈的血腥性格、侵略精神和团结精神。同时，将华为的文化简单地总结为“狼文化”，或许在企业处于成长时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他所带来的麻烦，任正非本人最清楚。
　　其次，华为的崛起从其行为模式上也和中国的国学没有关系。从1988年几个人2万元的家底开始，不到20年的时间，成长为一家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任正非本人也和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全球IT巨头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的名单中。华为依靠的是从事至终在自主核心技术研发的执着，和国际化品牌与市场竞争中的强势突击精神。
　　试问，华为的这种坚持和表现究竟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冲淡与调和有什么关系？如果牵强地理解，或许只有儒家弟子的经典之一《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套用，问题是全球那么多比华为还要强势的企业，不是都可以如此总结吗，难道它们都受到了周易精神的熏陶？
　　1988年以来，华为在“头狼”任正非的带领下，愈挫愈勇，最终在第一个十年在国内成为强人，第二个十年在国际市场大出风头。
　　


　　一段时间，任正非曾经认为，这是“土狼精神”的成功。
　　土狼的嗅觉敏锐，风中雨中，无论多远，哪里有肉它都嗅出味道，一但发现食物出现，随即奋不顾身、群起而上。
　　这是任正非所欣赏的精神。然而，土狼毕竟是土狼，兽类毕竟是兽类，华为不惜血本坚持核心技术研发，想方设法突破国际市场的努力，分明不再是土狼而进化为一只“带枪的土狼”，世界上有这样为自己创造食物，通过与别人共享食物而赢得成功的“虎狼之师”吗？
　　在被所谓“土狼精神”鼓舞下的华为迅速崛起，而由于无形中简单化的“狼文化”，崛起的华为也在经受“狼”的困扰，2000年之后的那场小狼与老狼的漫长决斗，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华为的“狼文化”不仅给自身带来积弊，也给一大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带去流弊，任的崇拜者甚至包括杨元庆和周鸿一这样的人物。
　　事实上，在中国企业中，所谓的“狼文化”不仅出现在大陆，更早出现在台湾。台湾的明基、鸿海都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性企业。只不过和华为比较，这些企业不是“带枪的狼”，他们靠低廉成本为别人代工夺取市场份额。
　　“不带枪的狼群”由于缺少“武装力量”，它们在更高层面参与国际竞争中时是极其缺乏自信的，从而蜕变为一头在野外徘徊不定的狼。
　　这一点，我们从中国狼群们在国际化并购中的案例可以看得很清楚，李焜耀的明基收购具有150多年的西门子，杨元庆带领联想不惜一切代价收购IBM PC，李东生率领TCL收购阿尔卡特与汤姆逊彩电，他们的初衷无一不是企图借助被收购方的全球品牌价值和市场份额来确立自己的行业地位。
　　这场由明基、TCL和联想几乎不约而同在短时期内先后发起的跨国并购，曾经令世界为之震惊。然而其结果是，李昆耀已经称认明基收购西门子惨败，TCL对于阿尔卡特和汤姆逊彩电的收购案也遭遇挫折，联想收购IBM PC的滋味如何，或许只有杨元庆自己最清楚。
　　“不带枪的狼”们进入全球事业时是如此的境遇，“带枪的狼”华为的遭遇也并不美妙，华为收购英国电信巨头马可尼，在印度投资建厂的计划，均受到经济民族主义保护势力的阻挠，华为的前路并不全是凯歌。
　　事实上，华为之所以受到国内企业和企业家的敬重，是因为它在自主科技研发和国际化拓展方面作出了成功的探索，而华为要真正进化为一家世界级别的企业，它的文化精神和经营理念，还必须能够得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和敬重——华为的进化，其要害在于其核心价值观的进化。
　　这不仅是华为的历史任务，也是有志于向世界级企业奋斗的中国企业的历史任务，“狼文化”不能帮助今天的华为及其效仿者，当他们试图在国际市场建立自己的正面形象和影响力的时候，“华人文化”对他们的帮助也是有限的，有时候反可能还会带来相反的效果。同样，“民族企业”这样的口号也许对中国人有号召力，但是不一定对购买了华为股份的中国以及国际投资者具有同等的号召力——首先，一家“民族的”、“如狼似虎”的外来竞争者对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对手都会带来精神压力；其次，所有的投资者都不会对“民族的”或者“狼文化”的企业保持长久的信心，无论这个企业的名称叫做“华为”还是“微软”。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就地球经济的演变历史和趋势来看，经济全球化一直是一个大的方向。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由于其资本、信息和技术的平民化特征可谓最接近“全球化”的状态，但它并非第一次大规模的全球化。
　　经济的发展为什么会造成全球化的趋势？
　　这是由于其本质决定的，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个体，以商人为代表）和经济组织（企业）总是在寻求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目标促使了对资源、资本、技术和人才的需求一再地超越既有的活动空间。
　　经济和经济组织的这种趋利性和进取性，决定了其在任何族群、国家和地区可以逐渐建立具备共同语言的商业制度、商业伦理和商业文化。
　　如果用“商业文化”来总体涵盖经济人和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造成的以上三种效果，那么这种商业文化本身具有全球性，具有对本族文化和传统的叛逆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会长期出现“重农抑商”的传统，在欧美文化语境下也会出现此类思潮的原因。
　　在中国，商人长期以来地位是很低的，其处境甚至不如戏子和妓女，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者，总是把商人群体作为压制乃至消灭的对象。统治中国思想长达2000多年的儒家文化系统，其本质更是反对商业文化的。
　　在欧美语境下，老牌商业帝国英国是一个典型。英国的地理和自然特征，决定了它不能像中国一样长期维持自己自足的经济结构，它必须向外部世界寻求资源和财富。但即便在英国，对自由商业文化的狙击也曾经是长期的传统，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成果直接建立在他和重农主义经济学派的斗争基础上。
　　担心少数人控制大量财富，对多数人形成资本迫害，这是东西方文化系统共同的担心。儒家文化鄙视商业和商人，基督教文化把商人和拜偶像者、文士等等列为需要防范的几类人之中，也无非出于同样的考虑。
　　然而一个显见的事实说明，无论东方文化中的“大同世界”，还是西方文化系统中的“天国理想”，离开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会丧失起码的物质基础。
　　但是，经济的力量并非万能，更简单地说，钱对人的作用终究不是万能的，尽管有了足够的钱，几乎可以买来一切。
　　经济充其量只能解决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人类生活的幸福指数和精神需求只有依靠政治和文化的力量得到改善。
　　比如，商人的努力可以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进而他们可以夺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但是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可以通过多数人的政治与文化的合力来对少数人的财富进行合理合法的分割，鼓励大量中产阶级出现，鼓励慈善事业，利用税收手段调财富分配都是有效的办法。
　　因此，当我们参考经济、文化、政治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博弈，来分析商业文化大题目下——企业文化——这个小题目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种种的悖谬和不自量力。
　　首先，一个经济人和经济组织无法承担人类的终极关怀和终极价值。
　　有无数的中国医药、保健品企业以及医疗机构，总是通过公共媒体把自己打扮成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乃至于“救世主”的形象，但是，中国人目前蒙受的医疗苦难恐怕是全人类最惨重的之一；
　　其次，一个经济人和经济组织无法承担族群大义，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经济背景下，当一个经济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比如一个企业上市后，它的投资者可能是全世界的有钱人甚至穷汉——他必须为自己的投资者负责。
　　有无数的中国企业，动辄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产业”的代表，实际上可能正在拖民族产业的后腿。当然，全球各国都会有“民族产业”和“本国利益”的诉求，但是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成为优秀的跨国企业，它同时就已经为民族产业和本国经济作出了贡献。这是无需辩论的问题。
　　再次，经济人和经济组织的趋利本性可能使他无法同时在人类公平和正义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因而，一个经济人或者经济组织过多吹嘘自己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徒劳的。
　　比如，全球各国都有贩卖军火的经济组织，他们可能会赚取巨额的利润，你能说他们做“杀人买卖”值得去大肆表扬吗？
　　当然，出于各国和其族群的安全和防卫的需要，只能说这是一笔无奈的生意，而无法说它是正当的生意。
　　综合以上的分析，对于目前的中国企业，如果不能不建立自己的文化，那么其文化的立足点起码应该回避三个企图：终极价值的体现者、民族希望的体现者、人类公平的体现者，更糟糕的是——竟然会成为“国学”和“某方文化”的发扬者。
　　因为它实际上做不到，无论中国的企业还是外国的企业，他首先应该做到的是：合法合理地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当它赚取了利润的时候，及时给自己的投资者、自己的员工、给社会（通过照章纳税或者慈善事业）以应有的回报。
　　这是一个经济人，一个经济组织最起码的义务，做到这一点，才算一个文明的经济人或者经济组织，其次，才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文化。否则，就算把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从全部请来也不能帮它建立可靠的“企业文化”。
　　更加反面的例子，就挑选最近的新闻列举两个：
　　山西、河北等地的黑砖窑可以说是中国最可怕的民营企业，它们的企业文化，只能总结为“绞肉机文化”，尽管山西曾经是黄帝（中国的圣人）的根据地之一，然而“圣人”的余光无法阻止野蛮和残忍的上演。
　　最近还有欺骗了八家银行，用数十亿信贷资金去炒股的两家“央企”，它们的企业文化又该如何来总结呢？
　　不知中国的国学大师们被请到这样的企业去讲课，能够帮助其建立起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也不必去猜测了。
　　照目前中国企业的普遍现状来看，在更多企业还没有普遍成为“遵纪守法”的文明企业前，企图建立企业文化是奢侈的。当他们有条件有资格建设自己的企业文化时，恐怕也只能让“国学”走开！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周向阳，副总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核工业集团陕西铀浓缩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