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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在率领部下从事某种事业时，必须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靠什么让部下为你卖命？《曹刿论战》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曹刿问鲁庄公：“何以战？”鲁庄公回答了三条。第一条是衣食不敢独自享受而分给别人；曹刿反驳道：“小惠未，民弗从也。”第二条是祭祀神灵一定诚实无欺；曹刿又反驳道：“小信未孚，神弗福也。”第三条最为关键，原文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此曹刿予以肯定，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也就是说，在曹刿眼里，惠、信、忠三者，小惠、小信都靠不住，只有忠才是支持作战的因素。以物质条件惠及别人，肯定不是普惠，没有得到恩惠的人不会追随你；祭祀神灵守信，民众不能受益，只是一种小信，也无法动员民众；只有司法的公正，才能得到民意的支持，可以作为战争的依赖。问题是司法公正如何实现？曹刿赞赏鲁庄公的，是“必以情”。但是，正是这个“情”字，当今多有误解。
按照《说文》的解释：“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心，青声。”作为对照，《说文》对“性”的解释是：“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这种解释显然受到古代人性论和阴阳学说的影响，不足为据，但却提醒人们，一定不能忽视“从心”。从汉字的造字原理看，凡是“从心”的汉字，都同心理有关，是一种主观状态。如果要解释鲁庄公这段话，可以这样说：大大小小的各种案件，虽然不可能一一明察，却一定要按照人情处理。这样理解“情”，才能同“忠”对应起来。忠者，敬也，“尽心为忠”，都是心部。然而，当今的解释中，往往用“实情”一词，抹掉“情”的心理痕迹，或者干脆模糊处理，轻轻带过。而“实情”一词，在当今语境下，很容易把人们引向“事实”。把“必以情”变成“以事实为准绳”，乾坤大挪移就是这样实现的。
也许有人会批评说，“情”正是司法公正的大害，对司法公正的破坏莫过于徇情枉法。但是，如果徇情而不枉法，还会有问题吗？法度来自习俗，天理来自人情（宋儒把天理与人情的关系颠倒了）。如果法律不能反映出人情所向和人情所好，法律的意义何在？俗语中的“法不容情”的“情”是有条件的，即不容私情。包公的铡刀，不容私情，却要顺应民情。把法和情完全对立，是对工具理性的僵化理解造成的。如果承认人类的情感具有某些共性，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人情和法律实际上是可以协调的，而且应该协调。在某种意义上，“法不责众”的困境，正是法律违背人情造成的。鲁庄公也承认，各种案件不见得都能明察秋毫；但是，只要“必以情”，人们就不会失去对司法公正的期望，这才是关键。南京彭宇扶了老太太而被判罚的案件，有可能没判错（因为无法证明不是他撞倒的），但是，失了民情，堵塞了民众的向善之道，其后果至今还在发酵。
所以，曹刿指出，实际支撑战争的动力因素除了利益，还有心理。然而，当今对《曹刿论战》的解释，往往抽去其中的心理因素，只谈以民为本而不谈司法公正。把“忠之属”解释为鲁庄公忠于职守，还是解释为建立君民之间的忠诚关系，都可以说得通。以“上思利民”把它解释为忠于职守，似乎狭隘了些；但即便狭隘解释，强调也的是心理。最关键的是，不能忽视司法中的“情”字。甚至需要强调，没有通情，就不可能达理。对于今人来说，收拾人心，比物质财富更重要，起码同等重要。当今有些案件的判决，有些政务的处理，有些经济争端的解决方式，有些公司的经营策略，不见得不合章法，但却会失去人心，就是因为缺乏“必以情”的警诫。对于“情”的缺失程度，恐怕不能低估。这样说，丝毫不否定法制的作用，而是希望实现法制与人情的一致。在简化字中，当我们为了书写方便把“”字的“心”去掉且用制度化方式推广时，可能制度创立者也没有意识到，这会使人们无意识地淡化爱心的心理一面，乃至于把爱变成物质满足。孔子曾经批评把孝道仅仅看作养活老人的做法，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至今仍是必要的告诫。
作为管理者，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权衡和排序。《曹刿论战》强调“忠”，但并不能因此就把“惠”和“信”弃之不顾。不要看到“弗从”“弗福”，就断言曹刿否定了二者。曹刿和鲁庄公的不同，在于三个因素的排序。鲁庄公的排序是物质、神灵、司法，而曹刿的排序把司法列在首位。这种排序差异，是因为两人对这三种因素影响民心的权重判断不同。《左传》记载简略，实际上，两人应该有较多讨论。假定鲁庄公一口咬定“难道衣食不重要”？讨论就无法进行，共识也无法达成。这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弦外之音。
另外，《曹刿论战》的重心，在于因“肉食者鄙”而引发的讨论，而不在于长勺之战的具体描述。曹刿以自己的见解，去校正鲁庄公的认知偏差。当然，曹刿也不见得全正确，但由于他同鲁庄公的思路和角度不同，所以能够提供出有价值的观点。然而，今人在读《曹刿论战》时，往往偏重于“齐人三鼓”和“一鼓作气”的战术分析，偏重于“视其辙乱，望其旗靡”的战场观察。这种偏好，同《曹刿论战》的流行语境有关。作为《左传》记载的一个案例，《曹刿论战》的流行及其收入中学课本，是同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到它紧密相关的，而毛泽东十六字方针中的“敌疲我打”直接源于此。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对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也就是说，在曹刿眼里，惠、信、忠三者，小惠、小信都靠不住，只有忠才是支持作战的因素。以物质条件惠及别人，肯定不是普惠，没有得到恩惠的人不会追随你；祭祀神灵守信，民众不能受益，只是一种小信，也无法动员民众；只有司法的公正，才能得到民意的支持，可以作为战争的依赖。问题是司法公正如何实现？曹刿赞赏鲁庄公的，是“必以情”。但是，正是这个“情”字，当今多有误解。
按照《说文》的解释：“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心，青声。”作为对照，《说文》对“性”的解释是：“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这种解释显然受到古代人性论和阴阳学说的影响，不足为据，但却提醒人们，一定不能忽视“从心”。从汉字的造字原理看，凡是“从心”的汉字，都同心理有关，是一种主观状态。如果要解释鲁庄公这段话，可以这样说：大大小小的各种案件，虽然不可能一一明察，却一定要按照人情处理。这样理解“情”，才能同“忠”对应起来。忠者，敬也，“尽心为忠”，都是心部。然而，当今的解释中，往往用“实情”一词，抹掉“情”的心理痕迹，或者干脆模糊处理，轻轻带过。而“实情”一词，在当今语境下，很容易把人们引向“事实”。把“必以情”变成“以事实为准绳”，乾坤大挪移就是这样实现的。
也许有人会批评说，“情”正是司法公正的大害，对司法公正的破坏莫过于徇情枉法。但是，如果徇情而不枉法，还会有问题吗？法度来自习俗，天理来自人情（宋儒把天理与人情的关系颠倒了）。如果法律不能反映出人情所向和人情所好，法律的意义何在？俗语中的“法不容情”的“情”是有条件的，即不容私情。包公的铡刀，不容私情，却要顺应民情。把法和情完全对立，是对工具理性的僵化理解造成的。如果承认人类的情感具有某些共性，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人情和法律实际上是可以协调的，而且应该协调。在某种意义上，“法不责众”的困境，正是法律违背人情造成的。鲁庄公也承认，各种案件不见得都能明察秋毫；但是，只要“必以情”，人们就不会失去对司法公正的期望，这才是关键。南京彭宇扶了老太太而被判罚的案件，有可能没判错（因为无法证明不是他撞倒的），但是，失了民情，堵塞了民众的向善之道，其后果至今还在发酵。
所以，曹刿指出，实际支撑战争的动力因素除了利益，还有心理。然而，当今对《曹刿论战》的解释，往往抽去其中的心理因素，只谈以民为本而不谈司法公正。把“忠之属”解释为鲁庄公忠于职守，还是解释为建立君民之间的忠诚关系，都可以说得通。以“上思利民”把它解释为忠于职守，似乎狭隘了些；但即便狭隘解释，强调也的是心理。最关键的是，不能忽视司法中的“情”字。甚至需要强调，没有通情，就不可能达理。对于今人来说，收拾人心，比物质财富更重要，起码同等重要。当今有些案件的判决，有些政务的处理，有些经济争端的解决方式，有些公司的经营策略，不见得不合章法，但却会失去人心，就是因为缺乏“必以情”的警诫。对于“情”的缺失程度，恐怕不能低估。这样说，丝毫不否定法制的作用，而是希望实现法制与人情的一致。在简化字中，当我们为了书写方便把“”字的“心”去掉且用制度化方式推广时，可能制度创立者也没有意识到，这会使人们无意识地淡化爱心的心理一面，乃至于把爱变成物质满足。孔子曾经批评把孝道仅仅看作养活老人的做法，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至今仍是必要的告诫。
作为管理者，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权衡和排序。《曹刿论战》强调“忠”，但并不能因此就把“惠”和“信”弃之不顾。不要看到“弗从”“弗福”，就断言曹刿否定了二者。曹刿和鲁庄公的不同，在于三个因素的排序。鲁庄公的排序是物质、神灵、司法，而曹刿的排序把司法列在首位。这种排序差异，是因为两人对这三种因素影响民心的权重判断不同。《左传》记载简略，实际上，两人应该有较多讨论。假定鲁庄公一口咬定“难道衣食不重要”？讨论就无法进行，共识也无法达成。这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弦外之音。
另外，《曹刿论战》的重心，在于因“肉食者鄙”而引发的讨论，而不在于长勺之战的具体描述。曹刿以自己的见解，去校正鲁庄公的认知偏差。当然，曹刿也不见得全正确，但由于他同鲁庄公的思路和角度不同，所以能够提供出有价值的观点。然而，今人在读《曹刿论战》时，往往偏重于“齐人三鼓”和“一鼓作气”的战术分析，偏重于“视其辙乱，望其旗靡”的战场观察。这种偏好，同《曹刿论战》的流行语境有关。作为《左传》记载的一个案例，《曹刿论战》的流行及其收入中学课本，是同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到它紧密相关的，而毛泽东十六字方针中的“敌疲我打”直接源于此。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对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