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文章立足于当今中国产业转型现状，更多关注内生经济动能对外资的吸引力，以上海市为例，通过经验推断和实证检验分析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选取较具有代表性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的区位熵来衡量高技术产业集聚。最后得出结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外商直接投资额0225631%的增长，两者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建议当下中国应更大力发展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高技术产业，以便对外资提供持续吸引力，促进两者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产业转型;区位熵
[DOI]1013939/jcnkizgsc201929001
1引言
近年来，一方面随着《中国制造业2025》计划和产业转型升级，当今中国制造正在迈向高端，高技术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特别是东南部沿海由于对外开放已久并深受外商直接投资支持和外企影响，创新意愿更强，再加上当今时代，中国大量崛起的诸如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公司等所代表的民营企业，其建立的创业投资基金正成为一股新兴力量，汇入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及地方配套产业投资基金，成为中国不可忽视的内生动力，推动着各大产业的发展，这种庞大的内生力量加上外资辅助正使中国产业开始着重发展高投入与高产出的高技术产业，由此集聚的大量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也正吸引着外资的目光。上海作为全国较早对外开放，承接高技术产能并且受国家大力扶持的经济成熟的直辖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外资的吸引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在美国特斯拉在上海基建，德国西门子与中国开展工厂数字化的同时，多家外企也纷纷撤离中国，2016年松下关闭中国工厂，2017年麦当劳出售大陆与中国香港的经营权，希捷关闭工厂，大量裁员，引起较大的失业问题及恐慌情绪，尤其是中美贸易战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对我国的大量经济制裁的紧张局势，更是使公众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景感到担忧。
那么在当前背景下越来越显著的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否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消除公众对前景的担忧，并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本文将以此为研究主题，通过对上海市的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经验推理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
2文献综述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分为质量和数量两种。
产业集聚对经济及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影响一直被学界所广泛关注。一个区域之所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有产业集聚（Porter， 1990），其他学者 （ Braunerhjelm和 Swensson，1996）同样证实了产业集聚会吸引外资。产业集聚时，这些地区经济基础雄厚， 制造业比较发达， 基础设施状况和产业配套能力较好，便于开展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所以更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徐杰，2003）。然而由于中国产业集聚产生较晚，作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产业集聚在中国最开始并未占据重要地位。改革开放到加入WTO以来，利用中国当地廉价劳动力、扩大和占有中国市场、確保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一直是外商在中国投资最重要的动机（魏后凯，2001）。可以说正是资源禀赋包括低廉的原材料及地租和劳动力才使外商直接投资额纷纷涌进。由于 FDI的流入，引致中国制造业产生产业聚集现象（周材荣，2016），再加上中国本身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视，产业集聚现象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众多学者才渐渐重视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具有自我增值作用，会吸引资本在空间上的因果循环聚集。有学者认为产业集聚程度的强化和产业配套的完善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商资本投资于此（李娟，王菲，2011），这种相互推动作用也同样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盖骁敏，2012;姜丽群，凌婷婷，陈雪佳，2018）。总结来说，这种作用形式在中国呈现出先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产业集聚，其再反过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现象。然而后一种作用形式由于极少被学者所重点强调，从而忽略了其现实意义。同时，也必须看到产业集聚的模式并不仅为外资推动一种，由中国专业化市场逐渐形成和各类资本推动进而实现产业集聚的市场创造模式在当今中国反而正成为主流。
这种不由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种种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也是众多学者所忽视的一点。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额数量的研究众多，其质量的相关研究却较少，郭熙保和罗知（ 2009） 指出的由于不同类型的 FDI在来源地、投资目的、技术水平、管理经验、研发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其在质量上的差异是显然存在，Alfaro和 Charlton（ 2007） 的研究指出东道国的产业政策和产业集聚结构等都会导致不同质量的 FDI，FDI 质量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关注 FDI 数量扩张的同时，更加注重其质量的提升（白俊红，吕晓红，2017），即学者们强调更应关注FDI受吸引的原因及其产业性质。然而盖骁敏也指出，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外资投资企业迁移现象，这预示着我国产业集聚扩散与转移的时机可能正在到来。这同时也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结构可能正随着产业集聚而发生改变。高科技产业集聚是否能够在当前背景下对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吸引力？并继续形成良好的循环？袁满（2011）运用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与高科技产业集群互动机制，但由于年限较远，其无法展现中国目前的产业现状及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回顾以上文献可以发现，一方面其仍站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或产业未转型的角度来着重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力，忽略了中国产业结构正因制造业2025计划等迈入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其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正在显著改变，中国的内部动能已经显著超过外部动能，成为影响经济的主导力量，并且这种内生力量更是进一步大力推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当下更应关注的还是已经变化的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另一方面，面对目前外企的纷纷撤离，同样缺少理论支持，已经改变的产业结构能为中国提供持续的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将立足于当今的产业结构转型现状及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的经济制裁，面对外企撤离的现实，通过经验进行假设再进行计量模型检验，以上海市为例探寻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3高技术产业集聚现状
31集聚现状
中国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转变经历着漫长的过程，至今仍在转型过程中，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开始扩大内需，提升内部经济动能，调整产业结构链，着重创新驱动发展，并加快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从世界工厂变为中国智造，尤其是伴随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更是全面推进了制造强国的建设。加之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制造成本显著升高，本身就面临着高端回流，低端离去的情形，高技术产业集聚为大势所趋。中国经济的快速强大以及各类民间企业的崛起，正使得中国内部资本成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内生因素，其与东南沿海较为成型的专业化市场一起推动着高投入高产出高技术产业的快速集聚。
本文以上海半导体产业为例，试图评价当下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现状。
上海作为我国电子工业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国家战略项目“909”工程的落户地，可以说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起步最早、产业最集中、产业链最完整、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十三五”期间，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出现低端环节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的现象，上海面临低附加值环节外迁而高端环节回流的现状，数据显示，根据4 SIC的统计，2015年浦东新区从事集成电路产业的企事业单位共248家，占上海市总数（481家）的5156%;从业人员共60995人，占上海市（130873人）的 4661%;2017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取得速度和质量双丰收。上海市整体销售规模接近12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2%;产业链结构更加优化，设计、制造、装备材料“三足鼎立”态势基本形成;中芯国际、华力微电子、华虹宏力和凸版中芯彩晶电子等8家企业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上海半导体产业通过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不断提高其专业化能力，提升其产业集聚程度。
32衡量指标
案例分析以后，本文将通过产业集聚的衡量指标，客观评价上海高技术产业集聚现状。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集的一个过程。而由哈盖特提出的区位熵正衡量了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可以充分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因此，本文将以区位熵来衡量高技术产业集聚。
区位熵的计算公式为：
LQij=qij/qjqi/q
在此公式中，LQij就是j地区的i产业在全国的区位熵;qij为j地区的i产业的就业人数; qj为j地区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qi指在全国范围内i产业的就业人数;q为全国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LQij的值越高，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就越高，一般来说：当LQij>1时，认为j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全国来说具有优势;当 LQij<1时，认为j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全国来说具有劣势。
本文通过国家统计局选用上海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数据进行检验，表1为2008—2017年上海市高技术产业的区位熵，可以看出区位熵数值始终大于1，且不断增加，表明上海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且在全国来说具有优势，图1可以明显看出上海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呈现不断上升和加强趋势。
4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41两者关系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机制，考虑到中国当前正处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后劲
不足，诸如产业集聚、经济转型等内生动力正持续吸引着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本文着重探讨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产业集聚易产生集聚效应，空间上一种产业的企业汇聚，会形成正的外部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一是降低该产业的制造成本，不同企业间相互配合，减少中间成本和流通成本，削弱信息不对称并减少交易成本;二是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加剧，倒逼企业改进制造工艺，提高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三是使得周边的产业环境和基础设施得到改善，随着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集聚，其对应的基础设施需要就会增加，有助于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吸引人才，集聚区吸引大量劳动力，且由于多家企业的竞争，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势必高于其他地区，人才受到较高工资吸引不断涌入，相对提高了该地区产业的劳动力素质。以上因素都会使得该区域的产业由于集聚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良好的制造环境与氛围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
高技术产业集聚因其高知识性有其特殊之处，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集聚，有其特殊的内部效益和外部效益，一是更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集聚使各个企业有了互相交流与学习的平台，技术与知识的碰撞更能带动企业提高自身生产工艺，激发创新灵感;二是存在知识外溢效应，该产业的技术进步与突破将进一步辐射至周边产业，并带动区域经济的转型与发展。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模式将更能吸引高质量的相对应的外资涌入，实现外资数量与质量的同步提升。
42實证检验
在经验推断过后，本文将先通过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偏相关分析，确认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额是否显著相关，若相关，则通过Eviews 10软件进行计量模型构建与回归检验，进一步确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具体影响。
421偏相关分析
（1）变量及样本数据说明。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众多，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客观性，本文通过上海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选取了2008—2017年十年上海市商品经济发育程度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为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统计分析。 第一，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正如前文所计算的区位熵、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性和本文的研究目的，将此作为变量之一进行研究。
第二，商品经济发育程度。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代表着该地区经济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也代表着其经济成熟度与潜力。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越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也将越大。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因素之一，将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进行分析。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所以将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运用SPSS 25統计软件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2）结果分析。由表2可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与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关性为0831，显著性（双尾）概率为0005，小于005，拒绝原假设，即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与外商直接投资额显著相关。
422计量模型检验
（1）模型建立。
lnFDI=β0+β1LQij+β2CE+ε
公式中，lnFDI为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为了消除异方差，对FDI进行了对数处理，以防数值差异过大，其他变量不做处理。LQij表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CE表示商品经济发育程度;β0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
通过回归结果及分析，本文运用Eviews 10软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对所拟定的模型进行计量估计，回归结果如图2所示。
由此构建模型：
lnFDI=2314542+0225631LQij+4689701CE
（2）回归检验。
由图2可知各变量系数对应的t统计量及对应概率值，常数项和各变量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与商品经济发育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额显著相关并且有显著的正效应。统计数据说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外商直接投资额0225631%的增长。R-squared=0931689，Adjusted R-squared=0912172，均大于90%，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两个因素可以很好解释外商直接投资。F-statistic=4773644，Prob（F-statistic） =0000083，小于005，拒绝原假设，说明联合模型系数均十分显著，模型较好。
43结果分析及建议
本文通过偏相关分析，先验证出高技术产业区位熵与外商直接投资额显著相关，之后进一步建立计量模型，通过OLS检验确认高技术产业区位熵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外商直接投资额0225631%的增长，商品经济发育程度的提高对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长同样显著。实证检验证实了本文的经验推断，确认了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具体关联性。
根据以上结论笔者认为中国应在以下两个方面大力推动高技术产业集聚。
一方面是关注基础产业。基础产业正是中国高技术发展的薄弱环节，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都是高投入、高产出，所以基础产业的研发投入非常关键。基础产业的发展会吸附中游和下游产业的集聚，辐射各类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效果显著。需要在以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和地方配套投资基金基础上，充分发挥双轮驱动的乘数效应，利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提高效率，引领产业集聚;另一方面是注重知识与专业性，产业集聚的基础便是需要专业化市场和专业化人才，中国应同时利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人才，扩大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吸引更多高技术产业外商投资。
5结论
虽然近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速放缓，外企出现大量撤离现象，但需要看到的是，撤走的是劳动密集型追求低廉劳动力的诸如松下等外企，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外企诸如特斯拉、西门子等仍在涌入中国。中国当下的产业转型和高技术产业集聚正改变着自己的吸引力，进而改变着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和数量，形成良性循环。
本文立足于当今中国的经济现状，关注中国转型升级后的内生经济动能对外资的吸引力及当今的局势，深入探讨了中国日趋显著的高技术产业集聚现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通过经验推断和实证检验同时证明了高技术产业集聚能持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涌入我国，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希望国家能大力推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高技术产业发展，提升其专业化程度，推动全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外资吸引力。
然而本文仍有不少缺陷，一是由于能力局限，为了避免多因素的相互关联会损害模型的准确程度及对核心解释变量的关注程度，本文只选取了两个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全面性;二是由于本文更关注近年中国特殊的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所以只选取了2008—2017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样本较少也一定程度上有损于模型的准确性。上述缺陷还望之后的研究能考虑到并加以改进，以便往后的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魏后凯，贺灿飞，王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对秦皇岛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1（2）：67-76，94
[2]徐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分析[J].经济评论，2003（4）：49-51，63
[3]陈泉，臧新集聚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江苏主要城市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06（9）：84-89
[4]韩云虹产业集聚度测定指标的评价与改进[J].工业技术经济，2009，28（6）：107-108
[5]李娟，王菲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聚的形成——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1（5）：66-70
[6]盖骁敏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与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关系分析[J].经济纵横，2012（4）：73-77
[7]曾鹏，秦艳辉城市行政级别、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17（1）：104-115
[8]白俊红，吕晓红FDI质量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金融研究，2017（5）：47-62
[9]周材荣FDI、产业聚集是否有助于国际竞争力提升——基于中国制造业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10）：56-69
[10]刘亮，蒋伏心，王钺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抑制还是激励[J].科技管理研究，2017，37（6）：235-242
[11]袁满外商直接投资与高科技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的研究——基于广东省的实证分析[J].经济师，2011（5）：70-72
[12]姜丽群，凌婷婷，陈雪佳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城市因素——基于广东省21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珠海潮，2018（2）：81-101
[13]史宝娟，杨楠河北省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4）：50-55
[14]于茗打造高质量外资集聚地的路径思考[J].政策瞭望，2018（4）：35-36
[15]ALFARO L，A CHANDA，S KALEMLI-OZCAN，et al.FDI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local financial marke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64（1）：89-112.
[16]郭熙保，罗知外资特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9）：52-65
[17]M E PORTERCluster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76（6）.
[作者简介]郑小莹，湖北宜昌人，就读于贵州大学经济学专业。
[关键词]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产业转型;区位熵
[DOI]1013939/jcnkizgsc201929001
1引言
近年来，一方面随着《中国制造业2025》计划和产业转型升级，当今中国制造正在迈向高端，高技术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特别是东南部沿海由于对外开放已久并深受外商直接投资支持和外企影响，创新意愿更强，再加上当今时代，中国大量崛起的诸如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公司等所代表的民营企业，其建立的创业投资基金正成为一股新兴力量，汇入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及地方配套产业投资基金，成为中国不可忽视的内生动力，推动着各大产业的发展，这种庞大的内生力量加上外资辅助正使中国产业开始着重发展高投入与高产出的高技术产业，由此集聚的大量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也正吸引着外资的目光。上海作为全国较早对外开放，承接高技术产能并且受国家大力扶持的经济成熟的直辖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外资的吸引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在美国特斯拉在上海基建，德国西门子与中国开展工厂数字化的同时，多家外企也纷纷撤离中国，2016年松下关闭中国工厂，2017年麦当劳出售大陆与中国香港的经营权，希捷关闭工厂，大量裁员，引起较大的失业问题及恐慌情绪，尤其是中美贸易战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对我国的大量经济制裁的紧张局势，更是使公众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景感到担忧。
那么在当前背景下越来越显著的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否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消除公众对前景的担忧，并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本文将以此为研究主题，通过对上海市的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经验推理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
2文献综述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分为质量和数量两种。
产业集聚对经济及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影响一直被学界所广泛关注。一个区域之所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有产业集聚（Porter， 1990），其他学者 （ Braunerhjelm和 Swensson，1996）同样证实了产业集聚会吸引外资。产业集聚时，这些地区经济基础雄厚， 制造业比较发达， 基础设施状况和产业配套能力较好，便于开展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所以更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徐杰，2003）。然而由于中国产业集聚产生较晚，作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产业集聚在中国最开始并未占据重要地位。改革开放到加入WTO以来，利用中国当地廉价劳动力、扩大和占有中国市场、確保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一直是外商在中国投资最重要的动机（魏后凯，2001）。可以说正是资源禀赋包括低廉的原材料及地租和劳动力才使外商直接投资额纷纷涌进。由于 FDI的流入，引致中国制造业产生产业聚集现象（周材荣，2016），再加上中国本身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视，产业集聚现象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众多学者才渐渐重视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具有自我增值作用，会吸引资本在空间上的因果循环聚集。有学者认为产业集聚程度的强化和产业配套的完善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商资本投资于此（李娟，王菲，2011），这种相互推动作用也同样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盖骁敏，2012;姜丽群，凌婷婷，陈雪佳，2018）。总结来说，这种作用形式在中国呈现出先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产业集聚，其再反过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现象。然而后一种作用形式由于极少被学者所重点强调，从而忽略了其现实意义。同时，也必须看到产业集聚的模式并不仅为外资推动一种，由中国专业化市场逐渐形成和各类资本推动进而实现产业集聚的市场创造模式在当今中国反而正成为主流。
这种不由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种种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也是众多学者所忽视的一点。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额数量的研究众多，其质量的相关研究却较少，郭熙保和罗知（ 2009） 指出的由于不同类型的 FDI在来源地、投资目的、技术水平、管理经验、研发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其在质量上的差异是显然存在，Alfaro和 Charlton（ 2007） 的研究指出东道国的产业政策和产业集聚结构等都会导致不同质量的 FDI，FDI 质量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关注 FDI 数量扩张的同时，更加注重其质量的提升（白俊红，吕晓红，2017），即学者们强调更应关注FDI受吸引的原因及其产业性质。然而盖骁敏也指出，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外资投资企业迁移现象，这预示着我国产业集聚扩散与转移的时机可能正在到来。这同时也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结构可能正随着产业集聚而发生改变。高科技产业集聚是否能够在当前背景下对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吸引力？并继续形成良好的循环？袁满（2011）运用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与高科技产业集群互动机制，但由于年限较远，其无法展现中国目前的产业现状及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回顾以上文献可以发现，一方面其仍站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或产业未转型的角度来着重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力，忽略了中国产业结构正因制造业2025计划等迈入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其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正在显著改变，中国的内部动能已经显著超过外部动能，成为影响经济的主导力量，并且这种内生力量更是进一步大力推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当下更应关注的还是已经变化的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另一方面，面对目前外企的纷纷撤离，同样缺少理论支持，已经改变的产业结构能为中国提供持续的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将立足于当今的产业结构转型现状及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的经济制裁，面对外企撤离的现实，通过经验进行假设再进行计量模型检验，以上海市为例探寻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3高技术产业集聚现状
31集聚现状
中国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转变经历着漫长的过程，至今仍在转型过程中，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开始扩大内需，提升内部经济动能，调整产业结构链，着重创新驱动发展，并加快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从世界工厂变为中国智造，尤其是伴随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更是全面推进了制造强国的建设。加之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制造成本显著升高，本身就面临着高端回流，低端离去的情形，高技术产业集聚为大势所趋。中国经济的快速强大以及各类民间企业的崛起，正使得中国内部资本成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内生因素，其与东南沿海较为成型的专业化市场一起推动着高投入高产出高技术产业的快速集聚。
本文以上海半导体产业为例，试图评价当下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现状。
上海作为我国电子工业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国家战略项目“909”工程的落户地，可以说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起步最早、产业最集中、产业链最完整、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十三五”期间，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出现低端环节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的现象，上海面临低附加值环节外迁而高端环节回流的现状，数据显示，根据4 SIC的统计，2015年浦东新区从事集成电路产业的企事业单位共248家，占上海市总数（481家）的5156%;从业人员共60995人，占上海市（130873人）的 4661%;2017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取得速度和质量双丰收。上海市整体销售规模接近12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2%;产业链结构更加优化，设计、制造、装备材料“三足鼎立”态势基本形成;中芯国际、华力微电子、华虹宏力和凸版中芯彩晶电子等8家企业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上海半导体产业通过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不断提高其专业化能力，提升其产业集聚程度。
32衡量指标
案例分析以后，本文将通过产业集聚的衡量指标，客观评价上海高技术产业集聚现状。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集的一个过程。而由哈盖特提出的区位熵正衡量了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可以充分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因此，本文将以区位熵来衡量高技术产业集聚。
区位熵的计算公式为：
LQij=qij/qjqi/q
在此公式中，LQij就是j地区的i产业在全国的区位熵;qij为j地区的i产业的就业人数; qj为j地区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qi指在全国范围内i产业的就业人数;q为全国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LQij的值越高，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就越高，一般来说：当LQij>1时，认为j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全国来说具有优势;当 LQij<1时，认为j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全国来说具有劣势。
本文通过国家统计局选用上海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数据进行检验，表1为2008—2017年上海市高技术产业的区位熵，可以看出区位熵数值始终大于1，且不断增加，表明上海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且在全国来说具有优势，图1可以明显看出上海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呈现不断上升和加强趋势。
4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41两者关系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机制，考虑到中国当前正处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后劲
不足，诸如产业集聚、经济转型等内生动力正持续吸引着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本文着重探讨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产业集聚易产生集聚效应，空间上一种产业的企业汇聚，会形成正的外部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一是降低该产业的制造成本，不同企业间相互配合，减少中间成本和流通成本，削弱信息不对称并减少交易成本;二是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加剧，倒逼企业改进制造工艺，提高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三是使得周边的产业环境和基础设施得到改善，随着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集聚，其对应的基础设施需要就会增加，有助于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吸引人才，集聚区吸引大量劳动力，且由于多家企业的竞争，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势必高于其他地区，人才受到较高工资吸引不断涌入，相对提高了该地区产业的劳动力素质。以上因素都会使得该区域的产业由于集聚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良好的制造环境与氛围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
高技术产业集聚因其高知识性有其特殊之处，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集聚，有其特殊的内部效益和外部效益，一是更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集聚使各个企业有了互相交流与学习的平台，技术与知识的碰撞更能带动企业提高自身生产工艺，激发创新灵感;二是存在知识外溢效应，该产业的技术进步与突破将进一步辐射至周边产业，并带动区域经济的转型与发展。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模式将更能吸引高质量的相对应的外资涌入，实现外资数量与质量的同步提升。
42實证检验
在经验推断过后，本文将先通过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偏相关分析，确认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额是否显著相关，若相关，则通过Eviews 10软件进行计量模型构建与回归检验，进一步确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具体影响。
421偏相关分析
（1）变量及样本数据说明。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众多，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客观性，本文通过上海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选取了2008—2017年十年上海市商品经济发育程度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为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统计分析。 第一，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正如前文所计算的区位熵、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性和本文的研究目的，将此作为变量之一进行研究。
第二，商品经济发育程度。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代表着该地区经济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也代表着其经济成熟度与潜力。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越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也将越大。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因素之一，将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进行分析。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所以将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运用SPSS 25統计软件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2）结果分析。由表2可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与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关性为0831，显著性（双尾）概率为0005，小于005，拒绝原假设，即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与外商直接投资额显著相关。
422计量模型检验
（1）模型建立。
lnFDI=β0+β1LQij+β2CE+ε
公式中，lnFDI为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为了消除异方差，对FDI进行了对数处理，以防数值差异过大，其他变量不做处理。LQij表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CE表示商品经济发育程度;β0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
通过回归结果及分析，本文运用Eviews 10软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对所拟定的模型进行计量估计，回归结果如图2所示。
由此构建模型：
lnFDI=2314542+0225631LQij+4689701CE
（2）回归检验。
由图2可知各变量系数对应的t统计量及对应概率值，常数项和各变量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与商品经济发育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额显著相关并且有显著的正效应。统计数据说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区位熵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外商直接投资额0225631%的增长。R-squared=0931689，Adjusted R-squared=0912172，均大于90%，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两个因素可以很好解释外商直接投资。F-statistic=4773644，Prob（F-statistic） =0000083，小于005，拒绝原假设，说明联合模型系数均十分显著，模型较好。
43结果分析及建议
本文通过偏相关分析，先验证出高技术产业区位熵与外商直接投资额显著相关，之后进一步建立计量模型，通过OLS检验确认高技术产业区位熵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外商直接投资额0225631%的增长，商品经济发育程度的提高对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长同样显著。实证检验证实了本文的经验推断，确认了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具体关联性。
根据以上结论笔者认为中国应在以下两个方面大力推动高技术产业集聚。
一方面是关注基础产业。基础产业正是中国高技术发展的薄弱环节，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都是高投入、高产出，所以基础产业的研发投入非常关键。基础产业的发展会吸附中游和下游产业的集聚，辐射各类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效果显著。需要在以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和地方配套投资基金基础上，充分发挥双轮驱动的乘数效应，利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提高效率，引领产业集聚;另一方面是注重知识与专业性，产业集聚的基础便是需要专业化市场和专业化人才，中国应同时利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人才，扩大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吸引更多高技术产业外商投资。
5结论
虽然近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速放缓，外企出现大量撤离现象，但需要看到的是，撤走的是劳动密集型追求低廉劳动力的诸如松下等外企，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外企诸如特斯拉、西门子等仍在涌入中国。中国当下的产业转型和高技术产业集聚正改变着自己的吸引力，进而改变着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和数量，形成良性循环。
本文立足于当今中国的经济现状，关注中国转型升级后的内生经济动能对外资的吸引力及当今的局势，深入探讨了中国日趋显著的高技术产业集聚现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通过经验推断和实证检验同时证明了高技术产业集聚能持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涌入我国，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希望国家能大力推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高技术产业发展，提升其专业化程度，推动全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外资吸引力。
然而本文仍有不少缺陷，一是由于能力局限，为了避免多因素的相互关联会损害模型的准确程度及对核心解释变量的关注程度，本文只选取了两个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全面性;二是由于本文更关注近年中国特殊的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所以只选取了2008—2017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样本较少也一定程度上有损于模型的准确性。上述缺陷还望之后的研究能考虑到并加以改进，以便往后的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魏后凯，贺灿飞，王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对秦皇岛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1（2）：67-76，94
[2]徐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分析[J].经济评论，2003（4）：49-51，63
[3]陈泉，臧新集聚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江苏主要城市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06（9）：84-89
[4]韩云虹产业集聚度测定指标的评价与改进[J].工业技术经济，2009，28（6）：107-108
[5]李娟，王菲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聚的形成——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1（5）：66-70
[6]盖骁敏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与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关系分析[J].经济纵横，2012（4）：73-77
[7]曾鹏，秦艳辉城市行政级别、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17（1）：104-115
[8]白俊红，吕晓红FDI质量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金融研究，2017（5）：47-62
[9]周材荣FDI、产业聚集是否有助于国际竞争力提升——基于中国制造业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10）：56-69
[10]刘亮，蒋伏心，王钺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抑制还是激励[J].科技管理研究，2017，37（6）：235-242
[11]袁满外商直接投资与高科技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的研究——基于广东省的实证分析[J].经济师，2011（5）：70-72
[12]姜丽群，凌婷婷，陈雪佳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城市因素——基于广东省21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珠海潮，2018（2）：81-101
[13]史宝娟，杨楠河北省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4）：50-55
[14]于茗打造高质量外资集聚地的路径思考[J].政策瞭望，2018（4）：35-36
[15]ALFARO L，A CHANDA，S KALEMLI-OZCAN，et al.FDI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local financial marke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64（1）：89-112.
[16]郭熙保，罗知外资特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9）：52-65
[17]M E PORTERCluster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76（6）.
[作者简介]郑小莹，湖北宜昌人，就读于贵州大学经济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