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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独立性
当大家把热切的目光投向新设立的银监会时，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已变得虚弱不堪？
分拆央行、另组银监会的改革措施，剥夺了中国人民银行对于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大权，独立行使宏观经济调控和货币政策职能。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钟伟先生对央行的独立性感到忧虑。“央行过去就没有货币政策的决策权，现在可能连执行权都值得担心”，钟伟对《今日东方》说，“央行的独立性现在是最差的时候。”
钟伟说：“在央行的独立性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的前提下，再设立一个银监会是无济于事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都不会有新的效果。”少壮派经济学者钟伟代表了另一种声音——在学界、政界，反对分拆央行的人一直不在少数。
他们认为，把金融问题归咎于金融监管是片面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形成庞大的不良资产，根本原因在于一开始四大银行就没有走上市场化、商业化的道路。商业银行为经营糟糕的国有企业揽下了包袱。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干预权：从要求国有商业银行为国债项目提供准财政性的配套资金，为国有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到要求其发放“安定团结贷款”等。
在过去，央行并不拥有完整的货币政策的独立决策权——一直服从于整个经济大局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简单地把央行分拆出来，并不能立即造就像美联储那样对国会而不是中央政府负责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并不是孤立地发挥货币政策职能的，显然，目前的分拆机方案只是第一步——职能的分拆。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永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是美联储，但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却是许多人的共识。央行对宏观经济和经济运行的判断，并不一定总是和以财政部为代表的其他政府部门的判断一致，而以美国、新近分拆大藏省的日本为代表的国家正是依靠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来平衡。更充分的独立性，这正是分拆前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所缺乏的。
两机构关系
钟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旦央行、银监会和财政部就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谁来最终决策？如果三方不能妥协并给出答案时，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纠纷被提交到国务院来处理。
结果是，央行和银监会的协调成本大幅度上升，最终造成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两项职能向国务院的事实上集中。
在抗击SARS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之间的职能冲突不经意间就露出苗头来了。
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指示，要求地方金融机构对遭受SARS沉重打击的行业，如航空业和旅游业，积极提供贷款支持。一个多星期后，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此举可能会增加银行业的坏帐负担。
《华尔街日报》说，中国的国有银行已经被卷入抗击SARS的战斗，但它们的斗争意愿受到另外一场战斗的羁绊——降低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比率。国有商业银行担心，把资金贷给SARS受灾企业，会恶化银行本身的不良贷款状况。而这正是第一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所强调的。5月29日，刘明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SARS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会有一个滞后性。它将使银行业面临的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增加。
这只是一个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之间需要协调解决的矛盾还有许多。
一位观察者提出，中央银行决定是否对问题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的功能时，可能受银监会掣肘。
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一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所独有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为应对银行体系可能出现的支付风险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对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支付风险特别是那些主要由监管部门承担责任的此类风险的化解措施就会首先演化为所谓“部际协调”行为，而在我国的各个部门之间，由于本位利益等种种因素起作用，普遍存在一种“不买账”的现象，这样，就会产生极高的协调成本和较低的宏观管理效率。
钟伟也认为，央行和银监会对于商业银行监管的判断发生分歧的时候，扯皮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中央层面上，央行和银监会已经分拆完毕，地方机构向何处去呢？
如果另起炉灶的话费用不菲。有人算了一笔账：银监会的派出机构如果仅仅到省会城市，则肯定存在监管能力不够的问题，但即使仅设到目前的326个中心支行所在地，这些中心支行人员分拆、办公设施新建等各项支出至少也在200亿元以上。
钟伟提出，央行和银监会在地方上可以成为实行“双头蛇”模式，银监会另起炉灶的话肯定会有冲突。
利率市场化改革难题
利率市场化可能是十六大报告中表述得最为清晰和明确无误的金融改革信号。
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亚于仿佛在一条陡峭的山路上疾行。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因竞争加剧导致银行破产。美国从1982年开始，大约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利率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的初期，美国每年倒闭的银行达两位数，1985年达到了三位数，此后更是急剧增加，1987～1991年每年平均倒闭200家，最多的一年竟然有250家银行倒闭。改革的风险和成本，都是央行不能回避的现实。
利率市场化，还必须做未雨绸缪的安排，包括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准备。
钟伟教授指出，有必要在利率管制下构建存款保险机制。“央行以通货稳定作为其利益取向，银监会以银行体系的有序稳健作为其利益取向，而谁体现存款人的利益取向？这就必须有存款保险机制。”
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旨在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这项发端于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的金融制度，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选择。
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美国共有9096家银行破产关闭，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和信心均遭到重创，迫使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存款保险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198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事件频频发生，给发生危机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有些国家甚至由此爆发了社会动乱。因此在近20多年中，已经有85个国家建立起了存款保险制度。
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存款享受着中央政府隐含的贷款担保。但是，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怎么办？
钟伟先生指出，外资银行在华展开经营活动时，享有品牌和管理上的优势，如果目前隐含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予以明确化，那么民众就有可能理解为在外资银行的存款也是享有政府隐含担保的。
若不确立起明示的存款保险制度，那么非国有银行是否享有政府担保是暧昧的，或者至少对于存款人而言是暧昧的，这将造成非国有银行体系的“搭便车”行为，以及央行对经营失败的非国有银行体系是否应救助的被动。
对于央行的下一步改革，独立性和存款保险制度是钟伟先生目前最看重的两点。但是，有关这两点目前都看不到乐观的理由。
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被称为经济专家型人才，在金融圈的名望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学术成就和工作经历俱能服人。但是仍然会有人担心，周小川会不会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
中国人民银行的三次职能变化
1983年，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使人民银行实现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
1992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证券、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的职能中剥离出来。
2003年3月6日，国务院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新设立银监会，实现央行的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
当大家把热切的目光投向新设立的银监会时，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已变得虚弱不堪？
分拆央行、另组银监会的改革措施，剥夺了中国人民银行对于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大权，独立行使宏观经济调控和货币政策职能。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钟伟先生对央行的独立性感到忧虑。“央行过去就没有货币政策的决策权，现在可能连执行权都值得担心”，钟伟对《今日东方》说，“央行的独立性现在是最差的时候。”
钟伟说：“在央行的独立性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的前提下，再设立一个银监会是无济于事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都不会有新的效果。”少壮派经济学者钟伟代表了另一种声音——在学界、政界，反对分拆央行的人一直不在少数。
他们认为，把金融问题归咎于金融监管是片面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形成庞大的不良资产，根本原因在于一开始四大银行就没有走上市场化、商业化的道路。商业银行为经营糟糕的国有企业揽下了包袱。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干预权：从要求国有商业银行为国债项目提供准财政性的配套资金，为国有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到要求其发放“安定团结贷款”等。
在过去，央行并不拥有完整的货币政策的独立决策权——一直服从于整个经济大局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简单地把央行分拆出来，并不能立即造就像美联储那样对国会而不是中央政府负责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并不是孤立地发挥货币政策职能的，显然，目前的分拆机方案只是第一步——职能的分拆。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永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是美联储，但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却是许多人的共识。央行对宏观经济和经济运行的判断，并不一定总是和以财政部为代表的其他政府部门的判断一致，而以美国、新近分拆大藏省的日本为代表的国家正是依靠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来平衡。更充分的独立性，这正是分拆前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所缺乏的。
两机构关系
钟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旦央行、银监会和财政部就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谁来最终决策？如果三方不能妥协并给出答案时，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纠纷被提交到国务院来处理。
结果是，央行和银监会的协调成本大幅度上升，最终造成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两项职能向国务院的事实上集中。
在抗击SARS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之间的职能冲突不经意间就露出苗头来了。
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指示，要求地方金融机构对遭受SARS沉重打击的行业，如航空业和旅游业，积极提供贷款支持。一个多星期后，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此举可能会增加银行业的坏帐负担。
《华尔街日报》说，中国的国有银行已经被卷入抗击SARS的战斗，但它们的斗争意愿受到另外一场战斗的羁绊——降低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比率。国有商业银行担心，把资金贷给SARS受灾企业，会恶化银行本身的不良贷款状况。而这正是第一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所强调的。5月29日，刘明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SARS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会有一个滞后性。它将使银行业面临的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增加。
这只是一个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之间需要协调解决的矛盾还有许多。
一位观察者提出，中央银行决定是否对问题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的功能时，可能受银监会掣肘。
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合一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所独有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为应对银行体系可能出现的支付风险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对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支付风险特别是那些主要由监管部门承担责任的此类风险的化解措施就会首先演化为所谓“部际协调”行为，而在我国的各个部门之间，由于本位利益等种种因素起作用，普遍存在一种“不买账”的现象，这样，就会产生极高的协调成本和较低的宏观管理效率。
钟伟也认为，央行和银监会对于商业银行监管的判断发生分歧的时候，扯皮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中央层面上，央行和银监会已经分拆完毕，地方机构向何处去呢？
如果另起炉灶的话费用不菲。有人算了一笔账：银监会的派出机构如果仅仅到省会城市，则肯定存在监管能力不够的问题，但即使仅设到目前的326个中心支行所在地，这些中心支行人员分拆、办公设施新建等各项支出至少也在200亿元以上。
钟伟提出，央行和银监会在地方上可以成为实行“双头蛇”模式，银监会另起炉灶的话肯定会有冲突。
利率市场化改革难题
利率市场化可能是十六大报告中表述得最为清晰和明确无误的金融改革信号。
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亚于仿佛在一条陡峭的山路上疾行。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因竞争加剧导致银行破产。美国从1982年开始，大约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利率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的初期，美国每年倒闭的银行达两位数，1985年达到了三位数，此后更是急剧增加，1987～1991年每年平均倒闭200家，最多的一年竟然有250家银行倒闭。改革的风险和成本，都是央行不能回避的现实。
利率市场化，还必须做未雨绸缪的安排，包括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准备。
钟伟教授指出，有必要在利率管制下构建存款保险机制。“央行以通货稳定作为其利益取向，银监会以银行体系的有序稳健作为其利益取向，而谁体现存款人的利益取向？这就必须有存款保险机制。”
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旨在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这项发端于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的金融制度，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选择。
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美国共有9096家银行破产关闭，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和信心均遭到重创，迫使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存款保险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198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事件频频发生，给发生危机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有些国家甚至由此爆发了社会动乱。因此在近20多年中，已经有85个国家建立起了存款保险制度。
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存款享受着中央政府隐含的贷款担保。但是，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怎么办？
钟伟先生指出，外资银行在华展开经营活动时，享有品牌和管理上的优势，如果目前隐含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予以明确化，那么民众就有可能理解为在外资银行的存款也是享有政府隐含担保的。
若不确立起明示的存款保险制度，那么非国有银行是否享有政府担保是暧昧的，或者至少对于存款人而言是暧昧的，这将造成非国有银行体系的“搭便车”行为，以及央行对经营失败的非国有银行体系是否应救助的被动。
对于央行的下一步改革，独立性和存款保险制度是钟伟先生目前最看重的两点。但是，有关这两点目前都看不到乐观的理由。
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被称为经济专家型人才，在金融圈的名望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学术成就和工作经历俱能服人。但是仍然会有人担心，周小川会不会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
中国人民银行的三次职能变化
1983年，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使人民银行实现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
1992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证券、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的职能中剥离出来。
2003年3月6日，国务院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新设立银监会，实现央行的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