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京杭大运河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因大运河的贯通，苏州一跃成为联系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和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市肆繁盛，吸引着来自南北西东的帝王官吏、富商大贾、文人雅士。明清时期，苏州更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地标，以“苏式”“苏作”等引领社会生活风尚。
　　一、运河通航：苏州跃升为区域经济中心
　　苏州段运河是江南运河的一部分，西北起于苏锡两市交界的沙墩港，南至江浙两省交界的王江泾，长约82千米。按其流向、地理位置又分为苏锡段（沙墩港至枫桥）、市河段（枫桥至宝带桥）、苏嘉段（宝带桥至王江泾）三小段。
　　苏州运河的苏锡段和市河段最早开凿于春秋末期，距今已有2500年历史。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开河通运，经苏州望亭、无锡至常州奔牛镇，达于孟河，计170余里。苏嘉段形成于秦汉时期，亦有2000余年历史。汉武帝年间为解决闽浙贡赋物资的运输，从苏州以南沿太湖东缘的沼泽地带，开挖苏州至嘉兴之间长百余里的河道。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开凿了建业至吴郡、会稽间的破冈渎运河，不仅便于吴会地区米粮的运输，而且也活跃了运河沿岸的商业贸易。隋大业六年（610），隋炀帝敕开江南运河，自镇江至杭州号称800余里，使河面“广十余丈”，可通龙舟。至此，大运河贯通，北通涿郡（今北京），西达洛阳，南至杭州。到了元代，大都（今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遂改变了运河的方向，由南向北，从浙江杭州起，经过苏州，向北越过长江、淮河、黄河，一直通到大都，至此奠定了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航向。
　　苏州的发展崛起是与发达的水路交通息息相关的，大运河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中期安史之乱，北方百姓通过水路南迁苏州，带来了人口增长，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并不断推广开来。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得到开发利用，苏州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经济趋向繁荣。
　　隋朝大运河贯通后，苏州成为江南河中段的交通枢纽。通过胥江可直至太湖，沿吴淞江可达东南沿海，溯长江又可通内地州县。凭借江南运河的便利交通，苏州也成为南北商贸的集散之地，“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唐大历十三年（778），苏州升为“雄”州，当时为江南所仅有。在白居易的诗歌里，苏州已是“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他在《苏州刺史谢上表》中称：“况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
　　宋以后，苏州由于农业常保丰收，成为提供国家赋税最多的地区。北宋景德三年（1006）。漕运常额定为600万石，其中两浙路为150万石，除漕粮外，由运河北运的“东南之产，百物众宝”数量也相当可观。苏州由望郡升府，“人物之盛，为东南冠”。据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苏州“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舟航往来，北自京国，南达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货之所丛集”。南宋时，在范成大和陆游的笔下有了“苏湖熟，天下足“与“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说明苏州粮食生产领先全国，富足甲天下。当时还出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说法，苏州已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都会。
　　二、运河重镇：明清时期的繁华姑苏
　　明清时期，苏州城市繁荣，成为“除是京师吴下有”的全国工商业中心和著名的商品集散中心。唐伯虎《阊门即事》诗称：“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该诗描述了来自各地的富商大贾操着不同的方言，通宵达旦地进行巨额交易的情景，是当时苏州商业兴盛、贸易发达的真实写照。到了清代，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载：“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故时人称数天下商品大码头约有十处，而苏州一地竟有南濠、枫桥二处。”孙嘉淦在《南游记》中写道：“姑苏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烂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阊门被喻为天下第一码头，苏州“绸缎肆坊甲于天下”，各路绸商无不“以吴阊为绣市”。乾隆二十四年（1759）苏州画院画家徐扬以写实手法绘录的《盛世滋生图》，被称为反映苏州经济文化繁荣景象的历史画卷。《姑苏繁华图》绘录了大量市招，据范金民研究，现在可以辨认的有260余家，涉及丝绸业、棉布棉花业、染料染业、蜡烛业、酒业、凉席业、油漆漆器业、铜铁锡器业、金银珠宝玉器业、衣服鞋帽手巾业、书画文化用品业、灯笼业、竹器业、窑器瓷器业、粮食业、钱庄典当业、酒店饭馆小吃等饮食业、医药业、烟草业、南货业、洋货业、油盐糖杂货业、酱菜业、柴炭业、皮货业、麻行、猪行、果品业、乐器店、扇子铺、船行、茶室、澡堂、花木业、客栈业等几十个行业。苏州丝织业、棉布加工业、造纸、印刷、出版、工艺等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苏州城市商业的繁荣，无所不包的百货业成为苏州城市凝聚力与辐射力的缩影。
　　苏州的城市繁荣，有赖于其以运河为主干的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苏州“南达浙闽，北接齐豫，渡江而西，走皖鄂，逾彭蠡，引楚岭南。”“其地形四达，水陆交通，浮江达淮，倚湖控海。”苏州北上北京，或西进长江中上游，走水路都经过运河。經镇江南下转入运河抵达苏州，是一条比较顺畅的水运路线，也是大型官船常走之路。明永乐定都北京后，江南岁漕400万石，苏松等五府白粮20万石，直至清道光前，岁漕400万石中的80%以上要通过江苏境内运河，苏州府、太仓州、松江府11.37万石漕粮经由苏州阊门北出浒墅关、望亭北上。明清时期，记载全国水陆行程的有新安憺漪子《新刻士商要览·天下水陆行程图》、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程春宇《士商类要》等，都对以苏州为起点的水陆行程路线有所记载。另据学者张海英统计，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水陆商路大致有12条。
　　苏州繁荣的工商经济，吸引各地商贾、工匠云集。在这座商业大城市中，全国各地商人汇集于此。徽州商人黄汴说：“侨居吴会，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他们将货物运销至全国各地或沿海外商。徽商、晋商，还有齐商、闽商和宁波、绍兴、广东、陕西、河南等地的商人也纷纷来苏贸易。他们经营的豆麦杂粮、盐、木材、纸墨、金融、裘皮、南北货、洋货、干果、漆器、茶烟、酒、煤炭、药材等极大地丰富了苏州的市场。据现存明清苏州工商碑刻资料以及有关史志记载，各地在苏州设立的地域性会馆近50余所，各行各业建立的同业公所有140余所，涉及苏、浙、皖、赣、晋、粤、鄂、鲁、黔、湘、冀、陕、闽、桂、滇15个省、数十个府县。 　　三、运河珍珠：因工商贸易兴起的苏州市镇
　　明清时期，苏州作为京杭运河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有一大批市镇拱卫在四周。明代中叶有23个镇、22个市，乾隆时有61个镇、59个市。这些市镇大多沿大运河或内河道呈珠状分布，各市镇间、本区域与外部世界的商品交换，大多以苏州城为集散枢纽。从江南市镇的发展来看，不断增加的市镇绝大部分是随商品贸易和商人活动发展起来的。
　　位于南北运河交通要冲上的市镇，以其功能被称为流通型市镇，对外经济联系最为直接，影响范围最广。例如，浒墅关号称“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往来船只日以千计，在鸦片战争前可说是全国经济的窗口，各地的货物如上江的米粮，东北、华北的棉花、小麦、杂粮，闽广的山地海货，苏杭嘉湖的丝棉织品通过这里销往全国各地，而且本镇周围的农副产品也赖以集散。枫桥镇距阊门西七里，自唐张继题诗《枫桥夜泊》后，声播四海。清康熙、乾隆年间形成显赫的米粮集散中心，有米行200余家，成为全国最大的米豆集散中心，枫挢镇与湖广、闽浙米市有中介互动关系。清《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四的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折》载，清代“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楓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当时，“枫斛”成为米商衡器标准，苏州有“打听枫桥价”的俗谚。吴江县平望镇，去县东南四十里，为控扼嘉、湖之要道。“两岸邸肆间列，以便行旅”，“大商巨舶，货物充溢”，弘治以后“居民日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枫桥目之”，转贩湖广之米，是仅次于枫桥的米粮市镇。
　　依托便利的交通，运河边上还出现了一批专业市镇，如丝织业的盛泽镇、黄家溪镇、震泽镇、新杭市、光福镇，靛业的黄渡镇与纪王庙镇，冶铁业的吴江庉村市、檀丘市，此外还有吴县横塘镇的酿酒业，浒墅关的织席业，木渎镇的刺绣业，香山的木业等。盛泽镇，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在明后期，近镇四五十里之间乡民尽逐绫绸之利。到了清康熙年间，“居民万有余家”，“远商鳞集”，“粤、闽、滇、黔辇金至者无虚日”，在苏州府“诸镇中推为第一”。到乾隆时，“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出现了“薄海内外，寒暑衣被之所需，与夫冠婚丧祭黼黻文章之所用，悉萃而取给于区区一镇”的繁盛景况。安徽、宁绍、山西、陕西、山东等地的商人在盛泽建立会馆。其丝绸贸易兴盛，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四大绸都”。震泽镇是吴江县的产丝重镇，四乡居民以农桑为业，所产的经丝、绸丝均集中于镇上丝行，再转销各地。黄溪镇发展更早于盛泽镇，当地有“先有黄家溪，后有盛泽镇”的俗语，在明中期丝织业已高度发达，当地产业资本出现较早，最早的产业工人，“为人佣织者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
　　此外，还有距运河不远，依靠发达的水运网络，也融入苏州市场范围，形成市镇的，如吴江的同里镇、黎里镇、周庄镇等。同里镇“宋元间民物丰阜，商贩骈集，百工之事咸具。明初居民千百家，室宇丛密，街巷逶迤，市物腾沸，可方州郡。嘉、隆而后，稍不逮昔，然民居日增，贸易至今犹盛焉。”黎里镇，宋时号村，至元始成聚落。明成、弘间为邑巨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每日黎明，乡人成集，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为尤多。舟楫塞港，街道肩摩”。周庄自南宋建炎年间北人南渡定居以来，人口逐步密集，元代中期，江南巨富沈万三之父沈祐迁此经营，遂成市镇。
　　四、运河为媒：苏州生活方式引领全国风尚
　　明清时期，苏州作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生活繁盛，以苏州的观念、意蕴、工艺、标准形成的苏作、苏造、苏式、苏样、苏派等，成为当时时尚与品位的代名词，对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宫廷中的时尚也由苏州引领。以至于明末旅行家王士性在游历了很多地方之后说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在世人眼里，苏州成了明清两代的时尚中心。
　　明清时期，苏州已经崛起为全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大量的文化人、鉴藏家、古董商聚集在这里。由于他们的参与，苏州的工艺水平高度发达，代表了明中期以后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张岱在《陶庵梦忆》卷一说：“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镶嵌，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苏作以工艺精湛、典雅秀美的审美风尚引领时尚潮流。苏州的手工制品的式样形制通过商品交换传播到各地，颇受欢迎，各地翘首以望。明中期的张瀚说：“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
　　随着苏州的富庶与繁华，苏州的园林建造在明清时期也达到高潮，苏州园林中渗透了文人雅士寄情山水、追求宁静高远的文化修养和艺术追求，极大地促进了园林在选材、款式、造型、功能等诸多方面的境界，极大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模仿之风。
　　苏州在社会风尚习俗方面也影响着京城乃至全国各地。明清时代的一些文艺作品亦反映了苏州等城市生活变化的历史现实。明代永乐之后，北京作为京师，各衙门中大小官吏以江南人为最多，逐渐形成岁时节令、看花饮酒、品茗弈棋，无不以江南为尚。在这样的历史影响和延续下，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风俗在北京就变成高贵、风雅、时尚的代名词了。从皇室到士大夫阶层，都竞相以听唱吴歌、评弹等吴地声曲为荣。有一首描写清代北京人争相观看昆剧的小诗颇为形象：“索得姑苏钱，便买姑苏女。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在社会上，人们饮爱南酒，食重南味，曲尚南曲，糖称南糖。


　　应该说，苏州风尚的异军突起和影响全国，与宫廷的推崇使用分不开。明清两代，苏作依靠运河大量运抵京城，进入宫廷生活，牵动着上层社会的审美取向，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审美。苏州的丝绸精妙绝伦，花样日新，号称“衣被天下”。为了供给皇室官府需要，自元代以来，朝廷专门设立了织造局，遣官督造。历朝皇帝的龙袍和后宫们的衣着装饰便大都由苏州的工匠们制作。明代隆庆、万历以后，朝廷还通过苏州织造局生产各种工艺品，并征役各种工艺名匠。苏州生产的家具、刺绣、缂丝、玉器、金银饰品、乐器、戏剧戏装和桃花坞木刻年画等都盛极一时。康熙、乾隆帝迭次南巡，地方官绅除了进奉地方名产、奇珍古玩以外，凡园林、名胜之处，有的专建行宫，有的就地布置，并以各种精致的陈设、摆件来装点门面。乾隆皇帝喜欢仿古玉，经常直接将《考古图》交苏州织造。苏州玉器主题多文人轶事和山水名胜，文人情调突出，最能迎合乾隆皇帝之趣味。清代皇帝醉心于苏州山水，造成了清中期皇家园林的苏州文化热，促进了北方皇家园林的发展。另外，明清北京宫廷建筑，从宫殿到陵墓，从模型设计到具体营造，从木作到金作，从原料到技术，都含有大量苏州元素。以香山木匠蒯祥为代表的苏州工匠将苏州建造文化带到京师。蒯祥在明代宫城营造中充分发挥建筑技艺和设计才能，先后主持重建三大殿，兴建裕陵，重建承天门，后官至工部左侍郎。康熙、乾隆皇帝频频南巡，使历任苏州织造不得不网罗苏州最优秀的厨师，制作最具江南风味的“苏宴”来迎驾。乾隆日常饮食嗜爱苏州菜色。乾隆初年的《御膳底档》中已有正式的宫廷“苏宴”名称。乾隆四十八年圆明园膳底档中，短短十八天时间，“苏宴”字眼出现七次，“苏造”出现八次，“苏脍”出现三次。乾隆皇帝非常喜欢苏州厨师张东官做的菜，乾隆四十三年巡幸盛京，亲自点名“叫张东官随营供膳”。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张东官受到了五次重赏，可以看出张东官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 　　历史不曾走远。苏州，一座因大运河兴起的城市，除了流淌的河水、不绝的商船外，还留下了诸多的遗迹，其中的城区故道（山塘河、上塘河、胥江、环古城河）和现京杭运河苏州至吴江段等河道，以及山塘河历史文化街区、虎丘云岩寺塔、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全晋会馆4个运河相关遗产和盘门、宝带桥、吴江古纤道3个运河水工遗存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都是苏州辉煌历史的见證，值得我们永久保护和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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