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我国音乐理论家、教育家茅原先生在人生道路上走过了80年风雨历程。
　　这80年，是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向强盛的80年，是中华民族从贫穷落后走向初步繁荣的80年，也是古老的中华文明重新崛起的80年。茅原亲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战争、动乱和社会巨变，他似一颗不屈的小草顽强抗争；他以甘为“铺路石”的精神，勤勉育人，坚韧求道。作为一名新中国的音乐理论工作者，他学习不止、思维不断、笔耕不辍，写出80余篇振聋发聩的学术论文和五部论著；作为一名新中国的音乐教育家，他培养出数百名音乐良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为新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及其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身处动荡之中的茅原何以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呢？
　　
　　一、对祖国母亲感恩的心
　　
　　1928年10月，茅原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他的父亲茅荫熙（字受廷）是国学大师章炳麟（字太炎）的学生。他的母亲高松如是一位古琴家，受业于古琴家詹澄秋门下。从小家里为他们兄弟姊妹8人聘请了曾任曲阜孔府古文教师的詹澄秋及其父詹梅屏老先生共同担任家庭教师。1942年，他进入北京著名教会学校——辅仁中学就读。1945年他回到济南，在黎明中学读书。1947年他跳级进入南华文学院文史系，翌年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求学无门的茅原1949年参加了山东省人民文工团，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50年，茅原随山东省人民文工团并入山东大学①，被分配在艺术系音乐科作曲专业学习。在山东大学艺术系音乐科，他学习了渔民号子、“茂腔”、“山东琴书”等民间音乐，参与《黄河大合唱》、《飞虎山大合唱》等大量革命音乐的艺术实践，锻炼、提高了音乐表演与音乐创作能力，为其音乐生涯奠定了基础。毕业后，他被分配在华东艺术专科学校②民间音乐教研室工作。1954年，他奉派在安徽大别山地区采风七个半月③。1956年夏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被学校选派往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学习。这次学习，是茅原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在中央音乐学院，茅原主要的学习任务是随康津斯基和别吉德章诺夫教授④学习外国音乐史。由于苏联学派的外国音乐史教学是建立在音乐作品分析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同时随克拉芙琴柯和帕特杰良斯卡娅⑤学习音乐名作课。同时，他在姚锦新先生⑥班上学习作品分析，在廖辅叔先生班上学习德语，在蓝玉崧先生班上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史，还旁听了苏联专家古洛夫的和声学讲座，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他的音乐视野⑦。从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回来后，他用大量的精力对西方及中国大量作品进行了分析，加上他本来合理的知识结构与大量音乐信息内容的储备，使他自身得到迅速提高的同时，在他所教授的音乐作品分析课程上也得到生动而深刻的体现。多年后，他依然对当时所受完整而系统的教育深有感触。他说：
　　“中央音乐学院……姚锦新先生……和另外两位教外国史的老师使我受益匪浅。他们的授课都是结合具体音乐来讲述的。所以我所获得的知识都是从这三位老师那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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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所写的教材而言，没有什么更多的不同……我是将音乐美学和作品分析结合在一起，……主要是将内容与形式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1]
　　
　　1958年秋，中国戏曲学院到南京来办戏曲音乐研究班，马可⑧先生担任班主任。茅原又被派往这个班参加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学习，受到马可先生的亲切教诲。1958年冬学习结束时，茅原与郑桦、武俊达合写了结业论文《关于戏曲音乐刻画形象的几个美学问题》。不久，经马可先生推荐，该文在《音乐研究》上发表⑨。同年《音乐研究》第五期又发表了三人联合署名（茅原执笔）的《再谈戏曲音乐刻画形象的美学问题》，引起音乐学界的广泛关注。1963年，他独自撰写的《音乐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一文在当时中国音乐理论的权威刊物《音乐论丛》第2辑发表。青年茅原初露头角。
　　我们从茅原的学习经历中看到，早年家庭浓郁的文化氛围为他打下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而他在教会学校又接受了良好的外语及西方文化知识训练；山东大学艺术系、中央音乐学院专家班的学习，马可先生的言传身教……确立了他既不自卑，亦不褊狭，广取博收，永远追寻客观真理的学术理念；广博的中西文化熏陶，深厚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积淀，扎实的作曲技术功底形成了他知识结构的基础。
　　我们从茅原的成长历程中可见，战争和动乱使他失去了求知的机会，在新中国，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他才得以继续圆了大学梦，他对祖国母亲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他在音乐文集“自序”中，以古人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游子吟》）诗句引出心声：
　　“当侵略者夺去了我们的一切，残酷的现实使我懂得了祖国母亲的含义。……献给祖国母亲的其实也只是一颗心。
　　“小草受惠于土地、阳光、雨露，活得平凡而幸福。因为附丽于祖国，就像一滴水在大海中，不会枯竭。”[2]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正是在感恩之心的作用下，茅原在人生道路上不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在56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把一颗心全部放在学生身上，把培育英才作为对祖国母亲的最好回报——这是他献给祖国母亲的一颗心。
　　
　　
　　二、坚韧求道
　　
　　20世纪的中国音乐学走过了从无到有、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上半个世纪的各种社会动荡无一不为在此间“寻道”的探索者设置了重重障碍。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人们投身祖国建设的热情为中国音乐学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思想观念的禁锢依然制约着中国音乐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此时，若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哪怕迈出一小步都是很难的。然而，身处此间的茅原怀着对新中国的爱，怀着对祖国母亲感恩的心，以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自20世纪50年代始，茅原就以对“音乐形象的美学思考”引起中国音乐学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学进入了一个“求新”的发展时期，通过被打开的“天窗”，西方各种新的理论涌入中华大地，一时间，吸收、消化、思考、“创新”……各学科无不以引入新思维、新理念作为理论发展的追求，这也使得新中国音乐学呈现出新时期“百家争鸣”的丰彩。此时的茅原集数十年人生经历的启迪，进入对音乐本源问题的深入思考。他学习不止，系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大师的原著，以及20世纪西方哲学家胡塞尔等的研究成果；他思维不断，对嵇康、汉斯利克、王光祈、茵伽尔登等古今中外理论家的音乐思想进行深入地思考；他笔耕不辍，理论研究涉及到：音乐美学、中外音乐作品分析、中外音乐家思想研究、音乐学元理论与学科建设、音乐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他以开放的思维广泛接纳各种理论，他以实践第一的理念对待各种问题，他把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音乐现象结合起来进行思考，自下而上——从现象到本质，并且回到现象——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由此，形成了他的理论研究特点——以音乐技术为本，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现象分析揭示问题的本质。
　　在音乐美学领域，他的论文⑩一经发表，莫不引起同仁的赞叹。其中《人化的自然与音乐的耳朵——巴黎手稿和音乐美学》荣获江苏省第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在音乐心理学领域，他虽着力不多，但其《音乐的可知性——音乐心理学笔记》一文影响很大；1998年，他出版了音乐美学学术著作《未完成音乐美学》，作为中国学者对现象学音乐美学的研究成果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部著作也获得全国普通高校科研成果三等奖。茅原在中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突出成就，使得他的文章洛阳纸贵、一文难求，以致国内的音乐期刊多争相发表。2007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将茅原的部分音乐美学理论成果结集，以《寸草集》、《铺路石》出版。
　　
　　在作曲技术理论领域，他仔细分析了国内外各种学派的优、缺点，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规则[4]，从而使音乐风格的分析更为适度而有层次；他的学术研究处处体现出善于把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音乐现象结合起来的特点；他的论文以作品分析为基础，从文本进入深层的思考，言之有据，言之有物。他的《中外名曲赏析》（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并荣获1997-1998年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是他的《曲式与作品分析》（上下册，与庄曜合著），汇聚了他在该领域的毕生心血，受到学界同仁的密切关注。
　　此外，在民族音乐学领域，茅原的论文[5]彰显出一位音乐理论家学贯中西的独特视角；在音乐学原理论与学科建设领域，他所提出的音乐学学科构想明晰地厘清了各学科的区别；2003年，他又对中国音乐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思考[6]。从1987年开始，茅原先生担任《艺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