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从一个封建大帝国逐渐地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得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发生急剧的分解，国家主权开始被破坏，晚清政府全部腐朽性反动性在人民眼前暴露出来。从建筑的角度看，“从近代开始，在对外开埠的城市，在传统建筑文化整体弱势的形势下，具有了与西方交流的特征。这个分化分离的过程，强势外来建筑文化必然对这些地区和城市的传统建筑文化产生冲击和破坏，从而使它们失去了原有的魅力，产生了一次无序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齐康总序）
　　由于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必然使这时期的建筑也带来了新的特点。而清朝统治阶级因为敌不过侵略者的军事武器，便勾结外国反动势力共同压迫中国人民。“这种媚外政策的转变，不但反映在政治上，也反映在思想上，当然这种崇洋思想也必然导致建筑的趋向西化。”（刘先觉《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与文化开始渗入我国，随之也逐渐移植来了西式洋房，先后兴教堂、建工场、办银行、修车站，这些在当时看来的新建筑一方面给帝国列强侵略做铺垫的同时也是国外建筑强行输入的结果。各地资本主义列强为进一步拓展其殖民事业，在许多沿海城市割据租界，或占据为租借地，使得中国这些城市的结构与建筑风格也日趋西化，比较典型的租借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等，个别资本主义列强独占的租借地城市则有香港、大连、青岛、威海卫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建筑师，由一批外国传教士在教会、学校和医院中采用“宫殿式建筑”，正如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都懂得穿华服、说华语一样。其目的不言而喻。而对“五四”新文化进行反思和争论凸显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内在冲突：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紧张与悖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既要为政治民族主义转变提供理论上的合法依据，又要在文化实践中体现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具体实施，因而，对文艺提出了“民族化”、“中国化”诉求。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濒临现代化滞后与民族性丧失的双重危机与双重困境。就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我国建筑实践对“中国固有式”的崇尚便应运而生。中国近代建筑不仅有追求民族性的一面，也有崇尚西洋化、追求科学性的一面。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有“中西结合”导致的形式与内容的矛盾，也有顺应现代潮流的发展。取向之一是对传统建筑的非科学性的否定和对西式建筑的崇尚：中国公众、实业家、官方和建筑师心仪的“现代”建筑大都模仿西洋作法和风格，西式建筑即他们心目中的“现代”建筑。取向之二是对建筑民族性的要求：上海市建筑协会成立大会宣言指出“夫建筑一术，为国家文化之表征，……论异国文化之隆替，莫不局建筑物只表现形式以觇其研究”。可以看出，建筑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所以建筑是文化的表现，它也就代表着一个民族，也就能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盛衰。对中国建筑艺术性的肯定的同时也导致了近代中国在否定传统建筑的使用价值的同时肯定了其观赏价值，从而为中国建筑的古典复兴找到了形式美的根据。在近代中国，对民族性的要求是强调建筑的精神作用和对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即追求一种社会价值。中国近代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建筑师和作品并不反映个人对建筑风格的独立追求，政治区和经济区的地域之别，官式建筑与商业建筑、文化建筑与一般建筑的类型之别往往决定了他们作品是选择中国古典复兴风格还是选择现代主义风格。
　　 随后，在现代主义的冲击下民族主义者出现抵制、焦虑和自信的矛盾心态。现代主义者在以民族性为目标的“中国固有式”建筑面前竖起了合理性、实用性、经济性和时代性的标尺，拉开了20世纪中国建筑美学史上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论战的序幕。
　　“中国固有式”的羁绊一直影响到50年代的十大建筑，表达民族特色的建筑承载了太多的意义。在排除了极“左”思想和政治口号对建筑的干扰后，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建筑思潮、流派、实例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建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型面貌，民族形式建筑淡出历史舞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筑终于卸下了包袱，走进现代的建筑世界。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建筑界打开了面向世界之门，不仅是中国建筑师自己的作品，同样对于外国建筑师的作品，大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一次外国的建筑师极大的尊重我们国家的文化和传统，给我国建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其中也不乏国际一流的大师级人物，为中国建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国家大剧院有天圆地方、大象无形之说，鸟巢刚劲的结构形式、灰红色彩对中国古建筑的象征意义都是中国文化的元素提取。看来，适应时代的艺术作品是要创新的，原先太多赋予艺术作品不合理、不恰当、不合时宜的意义在当今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把传统形式和现代创作对立起来，而应以宽广的胸怀去看待一切艺术创作问题。因为我们归根结蒂要往前走，孤芳自赏不行，我们渴望接近世界接近事物的本质。就像大画家吴冠中的作品一样，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为最高境界，是兼得，是创造。
　　中国一百年前后建筑的被动输入和主动引进，从西式教堂到国家大剧院，从古老车站到体育场馆“鸟巢”，这些外国设计师在中国百年前后设计的建筑深刻地表明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民主独立的文明现代国家的进程。现在我们国家的大中城市，还保留着一百年前殖民者输入的西式建筑，不是把它作为历史和民族屈辱的见证，而是把它们看成民族建筑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研究。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大国崛起的形象在北京近来大型建筑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日俱增，我们现在有能力和实力对建筑进行全球化的竞标活动，只要是优秀的作品，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设计方案，我们都拿来为我所用，也不是非要一个大屋顶来体现中国文化或民族特色了。无论如何一个不可置疑的事实是，全球化时代使得中国建筑的国际化成分越来越多，一个“和而不同”的境界已经呈现在国人面前，民族和地域文化在接受全球化的同时，还有一部分活跃的元素经过吸收与创造，形成了新的地域文化，也形成了新的差异。新的差异既融入了全球文明，又根植于本国、本区域的土壤，因而最具有生命力。刚刚投入运营的国家大剧院，其混沌而硕大的形体上那条玻璃曲线正好暗合了中国一件最古老的乐器木鱼的曲线，这就是很好的例证。国际性的建筑文化正在为中国服务，我们具备有这样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