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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中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发展能力建设问题。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能力建设中，最重要的是全社会创新能力建设
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关于如何贯彻《建议》精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贯彻《建议》精神，完成“十三五”各项任务，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把发展能力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从国内外看当前经济矛盾
中国经济报告：结合五中全会精神，如何看待“十三五”的发展环境？
侯永志：从外部看，目前全球经济陷入了一个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之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实施刺激政策，经济就有复苏迹象；刺激政策一撤出，经济就停止复苏甚至跌入更深的泥沼之中。这说明，此轮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是复杂的，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和逐步积累。
世界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过去主要表现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各个国家内部。危机发生之后，发达国家接连不断地出现大规模游行示威，就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外在表现。过去，一些理论分析曾认为，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可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现在看来，这些理论的预言要落空了。
从内部来看，在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上升的同时，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矛盾日益具有挑战性。与此同时，民众对于发展的期待也越来越高。比如：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程度在不断下降，对发展公平性的要求在不断提高。
“十三五”关注的重点
中国经济报告：“十三五”时期，你认为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侯永志：第一，在经济方面，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问题，主要是调整需求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结构、合理化城乡结构等。第二，在社会方面，要强调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要明确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共同富裕。虽然这很难，但不能因为难，而放弃这一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如果要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何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其最鲜明的特征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未来，应尽力缩小收入差距，以使人们更多感受到“社会的公平”。第三，在环境方面，要将环境问题的解决与经济结构的升级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了！要想不再污染，只有优化结构，使我们的生产清洁化。否则，边治理、边污染，何日是尽头？！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是什么？
侯永志：“十三五”时期，经济还必须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不如此，则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此次中央全会再次确认的“到2020年，实现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如何来实现经济增长呢？这就需要对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透彻的分析。
从增长的核算来看，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本、人力和全要素贡献率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又决定于技术的进步、管理的改进和结构的优化等。优化结构本身，就会促进增长。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结构变化带来的增长效应。什么是结构变化带来的增长效应？这里，可以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例加以说明：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对增长的贡献有限；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剩余劳动力来到小城镇、大城市，就业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未来，不仅应该继续而且应该更加重视结构调整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不仅是为了经济增长，也是为了解决资源环境压力问题。
结构调整涉及的方面很多，我认为，其主攻方向应是制造业的结构优化。要看到，制造业竞争力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
中国经济报告：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有些人问“中国会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你如何看？
侯永志：我的答案是，中国应该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还有许多其他有利于发展的条件。只要我们不断增强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驾驭能力，就能使中国不断向前发展，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
其实，“陷阱”现象，不仅在中等收入阶段可能会出现，在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都有可能出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当下日本出现的长期增长停滞现象，不都是可以视为“陷阱”现象吗？这说明，市场经济是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如果这种波动造成了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欠发达经济体，都有可能陷入入“陷阱”。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能否保持经济相对平稳运行，使经济波动带来的损害最小化。这就取决于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驾驭能力。应该说，中国在驾驭市场经济规律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今后，还应通过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增强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驾驭能力。
全社会创新能力建设
中国经济报告：在你看来，解决各种结构性矛盾，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侯永志：在我看来，最需要解决的是发展能力建设问题。我们的制造业，在国际上为什么有“大而不强”的“美誉”？我们的结构升级为什么不尽如人意？为什么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状况如此令人担忧？为什么雾霾天气是那样地难以离去？我们的劳动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什么收入却难以有大幅度增长？为什么同样的工种、付出同样的劳动时间，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却比中国的劳动者有高得多的收入？深入思考上述问题，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发展能力不足。
发展能力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全社会的创新能力，社会对于各类发展要素的整合、配置和利用能力，国家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驾驭能力及国家对于社会的治理能力，等等。 从发展能力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发展，就能比较容易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能比较容易地牵住解决诸多问题的“牛鼻子”。因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结构升级就没有技术支撑；因为结构升级迟缓，污染排放过多就不可避免，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在低端环节也似乎成了“宿命”；因为处在价值链低端环节，在参与全球分工中，只能以较多的劳动投入，换取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只能分得较少份额的增加值；等等。因此，我认为，今后中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发展能力建设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发展能力建设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侯永志：发展能力的建设涉及社会对于各类发展要素的整合、配置和利用能力的提升，也涉及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及国家对于社会的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升这些能力，涉及体制改革，涉及人才培养。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能力建设中，我认为，最重要的能力建设，是全社会创新能力的建设。无论是从古代社会来看，还是从近、现代社会来看，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都是技术进步。没有蒸汽机的发明，就不会有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电力的发明，就不会有第二次工业革命；没有电磁波的发现及其商业化技术的开发，就没有今天的无线通讯；没有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就不会有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在这里不必再作更多的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在不少文件里都强调创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建设哪方面的创新能力。回顾过去，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蕴藏着无穷的商业模式创新的潜力。只要给它以适当的气候，它就会充分释放出来。在我看来，中国创新的难点在于科技创新，特别是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而关键领域的重大创新也正是中国持续发展、结构优化升级所亟需的。
推进重大技术创新，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金问题，二是人才问题，三是创新资源的统筹使用问题。
技术创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资金。要开辟多种渠道，为科技创新融资。政府要扩大投入规模，社会资本要加快跟进。
当然，人才也非常重要。中国的人才总量已经不小，问题在于结构不合理，或者是使用结构不够合理。由于不同部门、不同行业间报酬的显著差异和社会地位的明显不同，人才过多地向政府部门、金融行业、房地产领域集中，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实体经济部门、制造业领域人才缺乏。
今后，应该通过收入分配政策的完善，通过激励制度的健全，鼓励人才流向社会所需要的创新领域。更需要做的是，统筹使用科技创新资源。科技资源的分散使用，严重影响了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关于如何贯彻《建议》精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贯彻《建议》精神，完成“十三五”各项任务，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把发展能力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从国内外看当前经济矛盾
中国经济报告：结合五中全会精神，如何看待“十三五”的发展环境？
侯永志：从外部看，目前全球经济陷入了一个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之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实施刺激政策，经济就有复苏迹象；刺激政策一撤出，经济就停止复苏甚至跌入更深的泥沼之中。这说明，此轮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是复杂的，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和逐步积累。
世界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过去主要表现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各个国家内部。危机发生之后，发达国家接连不断地出现大规模游行示威，就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外在表现。过去，一些理论分析曾认为，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可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现在看来，这些理论的预言要落空了。
从内部来看，在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上升的同时，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矛盾日益具有挑战性。与此同时，民众对于发展的期待也越来越高。比如：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程度在不断下降，对发展公平性的要求在不断提高。
“十三五”关注的重点
中国经济报告：“十三五”时期，你认为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侯永志：第一，在经济方面，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问题，主要是调整需求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结构、合理化城乡结构等。第二，在社会方面，要强调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要明确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共同富裕。虽然这很难，但不能因为难，而放弃这一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如果要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何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其最鲜明的特征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未来，应尽力缩小收入差距，以使人们更多感受到“社会的公平”。第三，在环境方面，要将环境问题的解决与经济结构的升级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了！要想不再污染，只有优化结构，使我们的生产清洁化。否则，边治理、边污染，何日是尽头？！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是什么？
侯永志：“十三五”时期，经济还必须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不如此，则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此次中央全会再次确认的“到2020年，实现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如何来实现经济增长呢？这就需要对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透彻的分析。
从增长的核算来看，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本、人力和全要素贡献率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又决定于技术的进步、管理的改进和结构的优化等。优化结构本身，就会促进增长。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结构变化带来的增长效应。什么是结构变化带来的增长效应？这里，可以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例加以说明：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对增长的贡献有限；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剩余劳动力来到小城镇、大城市，就业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未来，不仅应该继续而且应该更加重视结构调整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不仅是为了经济增长，也是为了解决资源环境压力问题。
结构调整涉及的方面很多，我认为，其主攻方向应是制造业的结构优化。要看到，制造业竞争力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
中国经济报告：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有些人问“中国会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你如何看？
侯永志：我的答案是，中国应该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还有许多其他有利于发展的条件。只要我们不断增强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驾驭能力，就能使中国不断向前发展，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
其实，“陷阱”现象，不仅在中等收入阶段可能会出现，在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都有可能出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当下日本出现的长期增长停滞现象，不都是可以视为“陷阱”现象吗？这说明，市场经济是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如果这种波动造成了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欠发达经济体，都有可能陷入入“陷阱”。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能否保持经济相对平稳运行，使经济波动带来的损害最小化。这就取决于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驾驭能力。应该说，中国在驾驭市场经济规律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今后，还应通过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增强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驾驭能力。
全社会创新能力建设
中国经济报告：在你看来，解决各种结构性矛盾，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侯永志：在我看来，最需要解决的是发展能力建设问题。我们的制造业，在国际上为什么有“大而不强”的“美誉”？我们的结构升级为什么不尽如人意？为什么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状况如此令人担忧？为什么雾霾天气是那样地难以离去？我们的劳动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什么收入却难以有大幅度增长？为什么同样的工种、付出同样的劳动时间，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却比中国的劳动者有高得多的收入？深入思考上述问题，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发展能力不足。
发展能力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全社会的创新能力，社会对于各类发展要素的整合、配置和利用能力，国家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驾驭能力及国家对于社会的治理能力，等等。 从发展能力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发展，就能比较容易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能比较容易地牵住解决诸多问题的“牛鼻子”。因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结构升级就没有技术支撑；因为结构升级迟缓，污染排放过多就不可避免，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在低端环节也似乎成了“宿命”；因为处在价值链低端环节，在参与全球分工中，只能以较多的劳动投入，换取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只能分得较少份额的增加值；等等。因此，我认为，今后中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发展能力建设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发展能力建设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侯永志：发展能力的建设涉及社会对于各类发展要素的整合、配置和利用能力的提升，也涉及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及国家对于社会的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升这些能力，涉及体制改革，涉及人才培养。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能力建设中，我认为，最重要的能力建设，是全社会创新能力的建设。无论是从古代社会来看，还是从近、现代社会来看，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都是技术进步。没有蒸汽机的发明，就不会有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电力的发明，就不会有第二次工业革命；没有电磁波的发现及其商业化技术的开发，就没有今天的无线通讯；没有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就不会有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在这里不必再作更多的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在不少文件里都强调创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建设哪方面的创新能力。回顾过去，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蕴藏着无穷的商业模式创新的潜力。只要给它以适当的气候，它就会充分释放出来。在我看来，中国创新的难点在于科技创新，特别是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而关键领域的重大创新也正是中国持续发展、结构优化升级所亟需的。
推进重大技术创新，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金问题，二是人才问题，三是创新资源的统筹使用问题。
技术创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资金。要开辟多种渠道，为科技创新融资。政府要扩大投入规模，社会资本要加快跟进。
当然，人才也非常重要。中国的人才总量已经不小，问题在于结构不合理，或者是使用结构不够合理。由于不同部门、不同行业间报酬的显著差异和社会地位的明显不同，人才过多地向政府部门、金融行业、房地产领域集中，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实体经济部门、制造业领域人才缺乏。
今后，应该通过收入分配政策的完善，通过激励制度的健全，鼓励人才流向社会所需要的创新领域。更需要做的是，统筹使用科技创新资源。科技资源的分散使用，严重影响了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必须认真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