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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简单的认为“同样是一块钱，对富人不重要，而对穷人来说更重要”，这样的观点很流行，而且一般情况即便有人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如果没有一定经济学功底的话，还很难给出有力的解释和反驳。
其实不光是一般人会相信这个谬误，就连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比如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戴蒙德认为，边际效用递减是个常识性概念，即额外1美元给高收入者带来的满意度相较于低收入人群要低很多。给一个年收入2万美元的家庭额外增加1000美元收入，这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重大的变化。但给一个年赚百万的人额外1000美元，他不怎么会看在眼里。
支持他这个观点的还有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虽然两位都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但犯的错误却都很低级。
因为即便是按照传统经济学中关于“边际效用递减原理”的解释，这个理论所指的“效用”也只能是对同一个人来说的，两个不同的人之间的“效用”无法进行比较。
“边际效用”是一个关于第一、第二、第三的序数范畴，而不是基数范畴，既没有任何关于“效用”的单位，也无法进行加总或者比较。
也就是说，同样是1000美元，我们无法知道它对年赚百万的富人的“效用”，是否就一定少于年赚 2万美元的人的“效用”。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1000美元在富人那里占比更低，而在穷人那里占比更高。
但我们无法得知的是，不同的人对这1000美元收入的评价，更无法对这个评价进行比较。传统经济学对“边际效用递减原理”的解释是，你从某物品中得到的享受随着对该物品消费的增多而下降。
也就是，你拥有的物品越多，这个物品就对你越不重要。
虽然传统经济学也会强调不能在人际间进行效用的比较，但直观上看，这个传统的解释的确很容易产生误导。
特别是在穷人和富人之间，都是对拥有的“钱”的数量来比较，就更容易得出错误推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推理得出的。
穷人的一块钱和富人的一块钱，虽然是看上去都是一块钱，但不能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比较。
因为一块钱的作用和价值判断是很主观的，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无法进行比较。
一块钱也许很有迷惑性，不容区分清楚，如果换成一瓶水的话则相对容易理解。因为这一瓶水背后的目的和价值，因人而异，无法比较。
从“目的—手段”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问题所在。因为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一元钱背后的主人，他用这一块钱来做什么。
也就是说，除非这一块钱的主人把这一块钱花出去了，否则我们永远无法事先知道，这一块钱作为“手段”，它对应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无从判断它的价值。
这一块钱，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也许对于富人和穷人来说，可能买到的东西都差不多，比如都可以买到一支圆珠笔或者一瓶矿泉水。
然而实际上更常见的情况是，这一块钱很可能只是某一笔交易的一部分，比如可能是一顿早餐、一次网购、一笔信用卡账单，或者是一筆投资中的一块钱。
一块钱对富人来说不重要吗？不在具体场景下讨论，好像是这样。
但当我们在真实场景下来讨论的时候，即便是对一个百万富翁来说，吃一顿早餐他少付一块钱，餐馆老板不会同意；少一块钱，网购支付就无法完成；信用卡少还一块钱，就会影响征信；投资中少一块钱，可能就无法谈成。
在2019年，一个医保局专家的砍价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堪称是医保局专家的一次“灵魂砍价”片段，经过5轮砍价，将一款治疗糖尿病的新药从5.62元砍到了4.36元，砍价砍下来1.26元。
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场景，这1.26元看上去并不算多，但只有放到具体的真实场景中分析，当事人才会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真实场景中讨论的时候，一块钱对富人和穷人来说，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重要性。
但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在他们把自己的一块钱花出去之前，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到底是准备用来干什么。到底是吃早餐、购物，还是还信用卡，或者是用来投资，我们都不得而知。
一块钱如此，十块钱、一百块钱，十万、百万，在逻辑上都是如此。
我们既无法得知这些钱背后的具体场景，也不是钱的主人，无法得知这笔钱的具体目的，所以这笔钱的重要性只能交由它的产权人自己判断。这既符合伦理上的正义，也符合经济上的效率。
而彼得·戴蒙德基于错误的认识得出了错误的政策理解：“这对于经济政策的含义是，我们不该关心政策对富人收入的影响。让富人变得穷一点的政策，只会影响到极少数人，并且几乎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因为他们仍然可以购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很显然，这样的政策意见，既缺乏伦理上的正义支持，也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低下，富人会因此受损，但穷人并不会因此而受益。
其实不光是一般人会相信这个谬误，就连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比如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戴蒙德认为，边际效用递减是个常识性概念，即额外1美元给高收入者带来的满意度相较于低收入人群要低很多。给一个年收入2万美元的家庭额外增加1000美元收入，这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重大的变化。但给一个年赚百万的人额外1000美元，他不怎么会看在眼里。
支持他这个观点的还有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虽然两位都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但犯的错误却都很低级。
因为即便是按照传统经济学中关于“边际效用递减原理”的解释，这个理论所指的“效用”也只能是对同一个人来说的，两个不同的人之间的“效用”无法进行比较。
“边际效用”是一个关于第一、第二、第三的序数范畴，而不是基数范畴，既没有任何关于“效用”的单位，也无法进行加总或者比较。
也就是说，同样是1000美元，我们无法知道它对年赚百万的富人的“效用”，是否就一定少于年赚 2万美元的人的“效用”。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1000美元在富人那里占比更低，而在穷人那里占比更高。
但我们无法得知的是，不同的人对这1000美元收入的评价，更无法对这个评价进行比较。传统经济学对“边际效用递减原理”的解释是，你从某物品中得到的享受随着对该物品消费的增多而下降。
也就是，你拥有的物品越多，这个物品就对你越不重要。
虽然传统经济学也会强调不能在人际间进行效用的比较，但直观上看，这个传统的解释的确很容易产生误导。
特别是在穷人和富人之间，都是对拥有的“钱”的数量来比较，就更容易得出错误推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推理得出的。
穷人的一块钱和富人的一块钱，虽然是看上去都是一块钱，但不能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比较。
因为一块钱的作用和价值判断是很主观的，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无法进行比较。
一块钱也许很有迷惑性，不容区分清楚，如果换成一瓶水的话则相对容易理解。因为这一瓶水背后的目的和价值，因人而异，无法比较。
从“目的—手段”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问题所在。因为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一元钱背后的主人，他用这一块钱来做什么。
也就是说，除非这一块钱的主人把这一块钱花出去了，否则我们永远无法事先知道，这一块钱作为“手段”，它对应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无从判断它的价值。
这一块钱，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也许对于富人和穷人来说，可能买到的东西都差不多，比如都可以买到一支圆珠笔或者一瓶矿泉水。
然而实际上更常见的情况是，这一块钱很可能只是某一笔交易的一部分，比如可能是一顿早餐、一次网购、一笔信用卡账单，或者是一筆投资中的一块钱。
一块钱对富人来说不重要吗？不在具体场景下讨论，好像是这样。
但当我们在真实场景下来讨论的时候，即便是对一个百万富翁来说，吃一顿早餐他少付一块钱，餐馆老板不会同意；少一块钱，网购支付就无法完成；信用卡少还一块钱，就会影响征信；投资中少一块钱，可能就无法谈成。
在2019年，一个医保局专家的砍价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堪称是医保局专家的一次“灵魂砍价”片段，经过5轮砍价，将一款治疗糖尿病的新药从5.62元砍到了4.36元，砍价砍下来1.26元。
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场景，这1.26元看上去并不算多，但只有放到具体的真实场景中分析，当事人才会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真实场景中讨论的时候，一块钱对富人和穷人来说，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重要性。
但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在他们把自己的一块钱花出去之前，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到底是准备用来干什么。到底是吃早餐、购物，还是还信用卡，或者是用来投资，我们都不得而知。
一块钱如此，十块钱、一百块钱，十万、百万，在逻辑上都是如此。
我们既无法得知这些钱背后的具体场景，也不是钱的主人，无法得知这笔钱的具体目的，所以这笔钱的重要性只能交由它的产权人自己判断。这既符合伦理上的正义，也符合经济上的效率。
而彼得·戴蒙德基于错误的认识得出了错误的政策理解：“这对于经济政策的含义是，我们不该关心政策对富人收入的影响。让富人变得穷一点的政策，只会影响到极少数人，并且几乎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因为他们仍然可以购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很显然，这样的政策意见，既缺乏伦理上的正义支持，也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低下，富人会因此受损，但穷人并不会因此而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