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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考古事业不断发展，对于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有了更加详实的推测，并在原有历史史料证据基础上，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根据历史史料和考古文物发现分析，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相比南诏时期，在农业、商业、手工业等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提高和发展。另外，在洱海、滇池等政治、经济中心区域，少数技术可与同期中原地区发展水平相媲美，甚至犹有过之，彰显了古代云南先民的智慧。
【关键词】考古文物；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大理国是古代宋朝时期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国家，以白族为主导，其疆域包含现在中国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部分地区以及老挝、缅甸和越南部分地区。根据相关历史史料记载，大理国向东“至普安路之横山”，向西“至缅地之江头城”，东西相距“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向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向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南北相距“四千里而近”。大理国对于古代西南地区的政治统治长达300多年，这一时期古云南地区的政治發展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为迅速。随着云南地区考古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物被发现和挖掘，为大理国时期当地的经济发展状态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科学参考和佐证。
一、农业经济生产发展分析
大理国时期，其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农业生产发展较为迅速，已经达到精耕细作的生产水平。根据宋朝史料《云南买马记》记载，四川商人杨佐于北宋熙宁七年到大理国采购马匹，当其行进至滇池地区时“见大田，生苗稼，其山川风物，略如东蜀之资、荣”。根据这段描述可知，大理国时期其统治地区，尤其是洱海、滇池等政治经济中心地带的农业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可与川东平原地区向接近。综合历史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研究，促使大理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封建土地制度的制定和完善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水平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大理国之前，南诏政权时期，该地区社会政治制度为奴隶制，大理国之后发展为封建领主制，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为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大理国王室一直重视与宋朝的政治友好关系，接受宋朝统治者的封赏，定期向中央政府纳贡和提供劳役。与奴隶制相比，封建领土制无疑是更先进、科学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逐渐被确立和发展，带动了云南地区农业生产的有效发展。
从考古文物的角度分析，今保存于大理市博物馆的高兴蓝若碑，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大理国时期的土地耕作发展状态，以及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状况。高兴蓝若碑于1984年在大理海东挖色高兴村出土，高、宽、厚分别为1.2m、0.5m、0.1m，碑顶呈半圆形，碑中间可见“高兴兰若”四字。碑文具体讲述了僧俗人施舍土地和相互捐助财务，共建寺院的历史，其中对于土地耕种状态和所有制的描述，为相关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参考。首先，高兴蓝若碑中对于计量单位的应用，表明当时的土地丈量已经发展到精算阶段，侧面反映出当时农田耕种的细致程度；其次，高兴蓝若碑对于土地施舍情况的记载，表面当时社会对于土地私有制度以及封建领土土地制度的规定。根据高兴兰若碑记载，进行土地施舍的施主有高妙音护、黑洱和戒净等十人，这种个人土地转让行为，表明了捐献者对于土地的支配权利，即当时的土地已经是领主和地主私有。
（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及发展
大理国统治者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发展情况。段思平创建大理国后，首要发展的就是农业，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是其发展农业的关键环节。段思平时期修建的农田水利工程至今仍有部分保存，如现今云南省祥云白塔村附近的段家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在今云南祥云地区，仍存在不少大理国时期的蓄水坡塘，表现出当时统治者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视。
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就古代社会经济而言，手工业与农业一样是其主要的发展载体，可客观地反映出当时各类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准。与南诏时期相比，大理国的手工业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结合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其主要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织造加工行业发展分析
从当前发现、挖掘的出土文物分析，大理国手工业技术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准，通过对比甲胄、服饰、毛毡等手工业产品，可以发现明显的织造加工方面的技术进步。
《张胜温画卷》是著名大理国宫廷画师张胜温的作品，被称为“旷世奇珍”和“南天瑰宝”，现保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该画卷共有134幅，628个人物像，形神俱佳，其中对于利贞皇帝、后宫嫔妃以及随行侍从的服饰描画，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大理国时期贵族服装的款式特点、风格和织造技术水平。对比同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可以发现，大理国贵族服饰很大程度上参考了中原服饰的设计理念，同时融入了自身民族的文化特征，而织造加工技术的发展为服装设计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保障和支持。
另一方面，甲胄即皮革制品，也是反映大理国手工业技术水平的重要产品。大理国生产的甲胄多以象皮、犀牛皮以及牛皮作为主要原料，颜色以红黄二色为主，甲胄纹路则以百花虫兽为主。根据史料记载，大理国生产的甲胄“极工秒”“蛮甲唯大理国最工”，同时大理国皮甲也是其上贡宋朝的主要贡品。从出土文物的角度分析，大理国将领穿着甲胄分为披毡、皮质甲胄等多种品质，立功者可获得名为“波罗皮”的虎皮甲胄，这些文物也反映出大理国发达的手工加工技术。
（二）冶金制造行业分析
大理国时期，冶金制造行业较为发达，已经成功掌握纯银、纯金、银鎏金及铜鎏金等冶金工艺技术。结合当前的考古文物发现，大理国冶金技术主要具有以下几点特征：一，规模庞大。现保存于永胜县觉斯楼的大理国时期铸造的铜钟，全高近2m，重量约有万斤，纵观中国铸造史也很难找到这种规模的铸造文物。另外，1992年考古学家在大理挖色乡发现了一处高近7.0m，宽约6.0m的巨大炼炉，以及规模庞大的古铜矿渣遗址，也证实了这一点；二，做工精良。1978年，云南崇圣寺维修过程中，在千寻塔顶部发现一尊黄金材质的阿嵯耶观音像，高约26.0cm，重约1136g，观音像背部存有火焰纹形背光采用了镂空雕花工艺，整体品相完整、工艺精湛，是现存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最高的阿嵯耶观音像；三，宗教色彩浓郁。大理国信仰佛教，又也被称为“妙香佛国”，目前发现挖掘的冶金铸造产品，几乎都可以看到佛教文化的影子。 三、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分析
在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大理国对外贸易行为越来越频繁，并且随着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大理国货币的流通范围愈发广阔。大理国时期是古代云南历史上重要的货币市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云南货币市场虽然仍以贝币为主导，但中原的铜钱、金银货币等也具有相应的流通。不同形式货币的应用，促进了古代云南与中原地區的经济交流，为双方的经济互补发展，创造了优良条件。1980年，考古研究队针对云南曲靖市八塔台古墓的挖掘考察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贝币和北宋时期的铜钱，包括咸平元宝、天圣元宝、熙宁元宝、政和通宝等，这些不同时代的宋朝铜钱，证明了古云南地区对外贸易经济的发达。
大理国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还体现于贸易市场的有效扩展，除大理国周边、中原地区外，其对外贸易还扩展至中印半岛等地区，大理国的主要货币贝币，就是通过与中印半岛各国贸易获得的。
四、结语
由于史料文献较少，大理国时期古代云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一向较为神秘，存在诸多历史疑点。随着现代考古事业不断发展，古云南地区的出土文物越来越多，为考古研究和历史研究，提供了真实、科学的实物参考。总结历史史料和出土文物信息可得，大理国时期古代云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对外贸易行业较为发达，并且在其政治、经济中心地带，部分领域技术可达到、甚至超越同期中原地区技术水平，证实了古代云南地区人民的才能和智慧。
参考文献：
[1]吴艳.考古视野下的古代大理[J].大理文化，2016（11）.
[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大理市博物馆，云南大理市文管所等.2006-2008年洱海周边考古调查报告[J].南方文物，2016（1）.
[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唐代大理正荀曾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5（1）.
[4]李昆声，闵锐.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研究[J].思想战线，2011（4）.
[5]张海超.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途径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作者简介：贾璞（1978-），女，郑州人，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学与博物馆学，硕士研究生，现工作于河南博物院，中级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于汉唐考古方向。
【关键词】考古文物；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大理国是古代宋朝时期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国家，以白族为主导，其疆域包含现在中国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部分地区以及老挝、缅甸和越南部分地区。根据相关历史史料记载，大理国向东“至普安路之横山”，向西“至缅地之江头城”，东西相距“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向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向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南北相距“四千里而近”。大理国对于古代西南地区的政治统治长达300多年，这一时期古云南地区的政治發展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为迅速。随着云南地区考古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物被发现和挖掘，为大理国时期当地的经济发展状态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科学参考和佐证。
一、农业经济生产发展分析
大理国时期，其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农业生产发展较为迅速，已经达到精耕细作的生产水平。根据宋朝史料《云南买马记》记载，四川商人杨佐于北宋熙宁七年到大理国采购马匹，当其行进至滇池地区时“见大田，生苗稼，其山川风物，略如东蜀之资、荣”。根据这段描述可知，大理国时期其统治地区，尤其是洱海、滇池等政治经济中心地带的农业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可与川东平原地区向接近。综合历史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研究，促使大理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封建土地制度的制定和完善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水平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大理国之前，南诏政权时期，该地区社会政治制度为奴隶制，大理国之后发展为封建领主制，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为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大理国王室一直重视与宋朝的政治友好关系，接受宋朝统治者的封赏，定期向中央政府纳贡和提供劳役。与奴隶制相比，封建领土制无疑是更先进、科学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逐渐被确立和发展，带动了云南地区农业生产的有效发展。
从考古文物的角度分析，今保存于大理市博物馆的高兴蓝若碑，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大理国时期的土地耕作发展状态，以及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状况。高兴蓝若碑于1984年在大理海东挖色高兴村出土，高、宽、厚分别为1.2m、0.5m、0.1m，碑顶呈半圆形，碑中间可见“高兴兰若”四字。碑文具体讲述了僧俗人施舍土地和相互捐助财务，共建寺院的历史，其中对于土地耕种状态和所有制的描述，为相关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参考。首先，高兴蓝若碑中对于计量单位的应用，表明当时的土地丈量已经发展到精算阶段，侧面反映出当时农田耕种的细致程度；其次，高兴蓝若碑对于土地施舍情况的记载，表面当时社会对于土地私有制度以及封建领土土地制度的规定。根据高兴兰若碑记载，进行土地施舍的施主有高妙音护、黑洱和戒净等十人，这种个人土地转让行为，表明了捐献者对于土地的支配权利，即当时的土地已经是领主和地主私有。
（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及发展
大理国统治者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发展情况。段思平创建大理国后，首要发展的就是农业，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是其发展农业的关键环节。段思平时期修建的农田水利工程至今仍有部分保存，如现今云南省祥云白塔村附近的段家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在今云南祥云地区，仍存在不少大理国时期的蓄水坡塘，表现出当时统治者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视。
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就古代社会经济而言，手工业与农业一样是其主要的发展载体，可客观地反映出当时各类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准。与南诏时期相比，大理国的手工业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结合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其主要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织造加工行业发展分析
从当前发现、挖掘的出土文物分析，大理国手工业技术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准，通过对比甲胄、服饰、毛毡等手工业产品，可以发现明显的织造加工方面的技术进步。
《张胜温画卷》是著名大理国宫廷画师张胜温的作品，被称为“旷世奇珍”和“南天瑰宝”，现保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该画卷共有134幅，628个人物像，形神俱佳，其中对于利贞皇帝、后宫嫔妃以及随行侍从的服饰描画，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大理国时期贵族服装的款式特点、风格和织造技术水平。对比同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可以发现，大理国贵族服饰很大程度上参考了中原服饰的设计理念，同时融入了自身民族的文化特征，而织造加工技术的发展为服装设计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保障和支持。
另一方面，甲胄即皮革制品，也是反映大理国手工业技术水平的重要产品。大理国生产的甲胄多以象皮、犀牛皮以及牛皮作为主要原料，颜色以红黄二色为主，甲胄纹路则以百花虫兽为主。根据史料记载，大理国生产的甲胄“极工秒”“蛮甲唯大理国最工”，同时大理国皮甲也是其上贡宋朝的主要贡品。从出土文物的角度分析，大理国将领穿着甲胄分为披毡、皮质甲胄等多种品质，立功者可获得名为“波罗皮”的虎皮甲胄，这些文物也反映出大理国发达的手工加工技术。
（二）冶金制造行业分析
大理国时期，冶金制造行业较为发达，已经成功掌握纯银、纯金、银鎏金及铜鎏金等冶金工艺技术。结合当前的考古文物发现，大理国冶金技术主要具有以下几点特征：一，规模庞大。现保存于永胜县觉斯楼的大理国时期铸造的铜钟，全高近2m，重量约有万斤，纵观中国铸造史也很难找到这种规模的铸造文物。另外，1992年考古学家在大理挖色乡发现了一处高近7.0m，宽约6.0m的巨大炼炉，以及规模庞大的古铜矿渣遗址，也证实了这一点；二，做工精良。1978年，云南崇圣寺维修过程中，在千寻塔顶部发现一尊黄金材质的阿嵯耶观音像，高约26.0cm，重约1136g，观音像背部存有火焰纹形背光采用了镂空雕花工艺，整体品相完整、工艺精湛，是现存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最高的阿嵯耶观音像；三，宗教色彩浓郁。大理国信仰佛教，又也被称为“妙香佛国”，目前发现挖掘的冶金铸造产品，几乎都可以看到佛教文化的影子。 三、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分析
在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大理国对外贸易行为越来越频繁，并且随着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大理国货币的流通范围愈发广阔。大理国时期是古代云南历史上重要的货币市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云南货币市场虽然仍以贝币为主导，但中原的铜钱、金银货币等也具有相应的流通。不同形式货币的应用，促进了古代云南与中原地區的经济交流，为双方的经济互补发展，创造了优良条件。1980年，考古研究队针对云南曲靖市八塔台古墓的挖掘考察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贝币和北宋时期的铜钱，包括咸平元宝、天圣元宝、熙宁元宝、政和通宝等，这些不同时代的宋朝铜钱，证明了古云南地区对外贸易经济的发达。
大理国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还体现于贸易市场的有效扩展，除大理国周边、中原地区外，其对外贸易还扩展至中印半岛等地区，大理国的主要货币贝币，就是通过与中印半岛各国贸易获得的。
四、结语
由于史料文献较少，大理国时期古代云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一向较为神秘，存在诸多历史疑点。随着现代考古事业不断发展，古云南地区的出土文物越来越多，为考古研究和历史研究，提供了真实、科学的实物参考。总结历史史料和出土文物信息可得，大理国时期古代云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对外贸易行业较为发达，并且在其政治、经济中心地带，部分领域技术可达到、甚至超越同期中原地区技术水平，证实了古代云南地区人民的才能和智慧。
参考文献：
[1]吴艳.考古视野下的古代大理[J].大理文化，2016（11）.
[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大理市博物馆，云南大理市文管所等.2006-2008年洱海周边考古调查报告[J].南方文物，2016（1）.
[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唐代大理正荀曾墓发掘简报[J].文博，2015（1）.
[4]李昆声，闵锐.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研究[J].思想战线，2011（4）.
[5]张海超.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途径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作者简介：贾璞（1978-），女，郑州人，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学与博物馆学，硕士研究生，现工作于河南博物院，中级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于汉唐考古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