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黄建新和郑大圣联合导演的影片《1921》显得有些不同——以往，主旋律宏大叙事的艺术作品中，女性的身影出现并不太多，浓墨重彩去表现的更是凤毛麟角。但《1921》打破了这一传统，片中，杨开慧、王会悟、高君曼、黄绍兰、刘清扬等一众女性形象深入人心，她们不只是惊鸿一瞥，而是成了贯穿全片的重要叙事人物，共同托起了波澜壮阔的建党历史。
　　“我觉得2021年来讲述1921年的故事，我们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所以这次就试着从创新的角度，以及女性的角度切入。”《1921》的制片人任宁说，她做这部电影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得到了许多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高度认可，“一次观众见面会的时候，有一位女研究生看完电影后非常激动，分享说她最喜欢的就是王会悟这个人物，把她称作‘穿针引线她力量’。我很喜欢这个说法。”

　　像王会悟这样的革命女性还有千千万万，她们用真善美不断雕琢自己，用学识才华不断完善自己，既爱小家，也爱国家;既懂小爱，也懂大爱。

任宁心目中的“她力量”

　　9月23日，在2021上海智慧女性读书讲坛上，任宁向观众们分享了她心目中的三种“她力量”——
　　“第一种‘她’力量，我觉得是来自于知识充盈的头脑和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百年前许多参加革命的女性，都家境优越，衣食不愁，但她们处优而不养尊，毅然决然告别旧家庭，迎接新世界。主动学习和传播先进理论，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这样优秀的进步女性，不由得令人心生敬意。譬如王会悟，之前只知道她是一大会议真正的‘会务’，给一大代表们寄信、落实来上海的交通、提供开会地点食宿等等，会议最后一天由她提议转移到她老家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上去开会，乔装成打麻将的，由她警戒守卫……所以后来她被毛主席誉为‘一大保卫者’，这些都是原来知道的，已经觉得她很了不起了，毕竟当年她只有23岁，也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年龄，能够担此重任，有条不紊，临危不惧，真的很不容易。但看了她的传记和许多其他历史资料后，就觉得更不简单了。她从中学就开始看《新青年》杂志，学外语，20岁只身来到上海后，在‘中华女界联合会’担任秘书，和她丈夫李达一起翻译理论著作、办杂志、开办平民女校，把先进的理论思想火种传播给广大人民，还创办了党内第一本妇女刊物《妇女声》，推动妇女解放事业。像王会悟这样的革命女性还有千千万万，她们用真善美不断雕琢自己，用学识才华不断完善自己，既爱小家，也爱国家;既懂小爱，也懂大爱。百年前，她们不输男性的学识和智慧、勇气与担当，在建党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巾帼力量。

　　“第二种‘她’力量，我觉得来自于女性之间的团结和互助。现在非常流行‘Girls help girls’这种说法。王会悟在筹备一大会议的期间，其实她也得到了许多女性朋友的帮助，比如她的好朋友、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把暑假空置的校舍提供给一大代表居住。电影里也有表现她和其他闺蜜一起解决会务问题的段落，包括和陈独秀的太太高君曼、和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女儿杨淑慧等等。所以其實在女性成长的道路上，来自爱人的理解信任，相濡以沫，非常动人，但来自于女性伙伴的彼此关爱、互帮互助、携手同行，更是非常可贵的美好能量。
　　“第三种‘她’力量，我觉得来自于内心对理想的坚定和执着追求。其实《1921》里不仅有主角王会悟，还有一批百年前的巾帼英雄，譬如为妇女儿童事业奉献一生的宋庆龄先生、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李大钊的学生陶玄等等。百年前这些年轻人选择自己的理想时，并不确知自己的道路一定能成功，他们也是在黑暗中摸索未来的方向，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在任宁看来，“把自己的理想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以生命赴使命，舍小我顾大局，用理想主义的光芒照亮人生。无论是当时的革命先辈，还是今天的‘最美逆行者’，在关键时刻，从来少不了女性的身影。爱国爱家，自强不息，这是一种百年精神的传承，女性力量的延续”。

大事不虚，小节不拘

　　和十年前拍摄的《建党伟业》编年史的表达方式不同，《1921》没有选择纵向十年大视野下的建党史，而是以一个小切入口入手，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数月的历史细节，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来聚焦先辈们的青年时代，体会百年前的他们如何在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建立中国共产党。
　　为了呈现出1921年建党前后的真貌，主创人员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去世界各地深入挖掘建党前后的珍贵史料，还安排了两条国际线索来丰富剧情。“上海市委宣传部多次组织召集党史专家、上海史专家、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资深研究员等专业人士，和我们一起讨论剧本。我们还从日本警视厅档案资料里找到了日本特高科曾计划破坏一大会议、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接到过对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警戒的信息等等鲜为人知的资料。”为了展示日常细节，出生在上海的任宁还向上海史专家请教，希望把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城市特征和烟火气也融入进去，“比如说上海当时街上应该有些什么？大家平时都吃些什么？不同的租界之间有些什么不同的交通规则？”等等特别细节日常的问题都要顾及。 　　一个好的制片人是什么样？任宁说，就是每一天的拍摄都能完全按照你最早制定的那张计划表来，没有一点的差错。但其实这次《1921》有100多名演员出演，要协调大家排开各自的工作来拍摄，并且场景也非常分散，非常多，众多演员和场景租赁的时间得匹配上，难度是异乎寻常的，所幸最后在所有团队的大力配合下，如期完成了所有拍摄，100天的周期一天都没有超。
　　但总有意料之外的突发困难，所以制片人的另一个主要工作就是：随时“灭火”。《1921》拍摄正值疫情期间，任宁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国外专业演员来不了。航班停了，外国人入境需要报外交部审批，入境后还要隔离，这使得演员洽谈工作难上加难。连续几个月，任宁每天凌晨收工以后，刚好赶上南半球的白天，接着与各大經纪公司商量谈判演员事宜，直到凌晨四五点。很多人都劝她放弃，在国内找一些外国演员也能过得去。但任宁想的是：片中有国外线，需要更专业的演员来表现复杂的情绪，同时也得和国内的非常优秀的演员对戏，彼此匹配互相激发，这不是一般客串性质的外国群演能做到的。她咬牙坚持，足足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谈妥，外国经纪公司对她说：以前就听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特别有韧性，这次通过和你的谈判合作真的感受到了，无论多难都坚持到最后一刻。
　　任宁和黄建新合作已有12年，她还记得自己刚入行的时候黄导就告诉她：无论是当制片人还是当导演，有一点必须具备的基础，就是——身体好。“确实制片人的工作是高强度的，不仅是精神层面的压力大，体力也得拼。”
　　许多制片人都有一种不轻言放弃的精神，习惯于面对困难，也能从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中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对任宁来说也是如此。但制片人这份电影工作，最吸引她的其实还是电影本身。
　　“我是一个从小爱看电影的人，我一直觉得人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可以用短暂人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她本科读的是英国文学，毕业后最常见的职业选择是做翻译，但因为喜欢电影，她又在上海戏剧学院一路读到了导演系博士毕业。“我觉得电影的传播度会比文学更广，带给观众的感官体验也非常直接。我自己从小就从电影里得到许多非常正面的能量，因此就会觉得说，当我自己变成了电影从业者，我也要做出这样的作品，把同样的能量传递出去——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做制片人的乐趣。”
　　在任宁看来，做电影工作就是她本人的“向光而行”，“我觉得影视作品是像一盏又一盏灯一样，它可能在远方，你可能觉得离你的现实生活还是有点距离，但它就像一个光源一样，当你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灰心丧气的时候，再看看那个光源，你会感受到一点力量，感受到一点温暖，感受到一点美好——可能就是那个时刻，给予你勇气走向更好的人生”。
　　最近几年，任宁在工作中遇到了更多优秀的女性电影人。“比如像秦雯、袁媛、韩家女这些细腻敏锐的女编剧，还有许鞍华、李少红、薛晓路这些才华出众的女导演，也有越来越多的女制片人，包括各个重要工作岗位上的杰出女性……这让我深深感受到女性力量在当代的崛起。从200多年前世界第一份妇女权利宣言诞生至今，妇女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站在两个百年的交汇点，新时代的我们肩负着更重要时代责任和使命，希望更多当代女性如百年前的巾帼英雄们一样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延续‘她’力量，一起创造新时代女性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