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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北京《小康》杂志开展的一项社会群体诚信度网络调查显示，80.3%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官员信用最差，而在2006年该杂志的调查中，这个比例为75.36%，同比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中国政府官员诚信度再度下滑，这一结果让人感到意外和担忧。
官员失信 举重若轻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各地“民告官”案件大幅增长，有些地方政府部门败诉率高达五成以上，其中很多由政府失信所引起。地方政府官员失信于民，已是一个见怪不怪的政治景观。
今年3月14日《山西日报》报道：该省绛县103名农民工到处奔波讨要被拖欠的近13万元工资，一直未果。他们越级向市政府反映时，该县副县长曾当场写下书面保证：3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然而，时隔一年有余，农民工的工钱仍没影儿。对此，该副县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当时去做劝解工作，本来就是想把农民工带回来了事，是一个权宜之计。
2006年9月22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一副市长在向国务院７部门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组汇报时不顾当地明显的污染事实，公然撒谎。事后查明，当地的环保非但不像这位副市长说的那么好，反而有不少矿区存在水污染隐患，有些甚至已经污染了饮用水源。
更有甚者，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在招商引资谈判时，什么政策都敢许诺、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但是一旦资金到位后就变卦。投资商的顾虑凸现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信用危机。这些年，一方面是许多地方招商引资热情高涨，“栽下梧桐树，吸引金凤凰”，被许多地方挂在嘴上；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常犯言而无信的毛病，什么合同、信用，统统弃如敝屣，招商引资变成“骗商拐资”。
华北地区某镇借新农村建设之机，搞步行街开发，先前答应温州开发商，拆迁、三通等一切前期工作由当地政府实施，而且承诺在集镇范围内不再搞其他商品房开发，条件是温州开发商先预付50%地皮费，当温州开发商将地皮款打到政府财政账上时，政府立即变脸，拆迁事项一拖再拖，一晃就是大半年，将开发商拖得半死不活。更可恶的是，该镇政府官员玩起了一女嫁二夫的把戏，违反合同，在毗邻温州开发商的地段上又引来了一拨开发商，搞别墅群开发，直接威胁到温州开发商未来房屋的销售。
这让我们想起来了几年前伊拉克战争时那位伊拉克“大嘴宣传部长”萨哈夫，在美国强有力的攻势之下，萨达姆政权土崩瓦解，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抵抗力量如鸟兽散，美军兵临城下，萨哈夫还一本正经地对媒体撒谎，“巴格达将是美国人的坟墓！”第二天，当美军坦克在伊拉克市区大摇大摆长驱直入时，萨哈夫的谎言倾刻被揭穿。
信用缺失 根源何在
中国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优秀品质，即使是周边某些国家忘恩负义，在绕了一个苍凉的大弯后，我们还是以德报怨。那么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何以诚信度下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呢？
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有钱好办事，有钱能“买”通民心。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府库空虚，有的连公职人员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兴办大众福利事业更是勉为其难了。而这几年，中央频频出台惠民政策，比如给城乡低收入者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普及城乡医疗保险、增加城镇退休职工的退休金等等，但往往都是中央政府请客，地方政府买单。如果没有财力兑现中央的政策，即被视为失信于民，老百姓怨声载道。
官帽不在民众手中。虽说是中国加快了民主化进程，民众在政府官员的去留上多少有点话语权，但官员夸下的海口、许诺的实惠，往往因为失信成本太低而百无禁忌。无论是撒了弥天大谎，还是任意毁约，政府官员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既不承担任何经济损失，又不影响仕途升迁。在民众面前，政府官员处于强势地位，信口开河而不负任何责任。
新官不理旧事。中国政坛一个潜规则，就是“劝君莫奏前朝曲”。今天张三当政搞张三的，明天李四掌权又搞自己的一套，看看政府门前的玫瑰变兰花，就知道换了领导人，又换了思路，实行的总是否定再否定，一届政府一朝规划，口号年年翻新，计划赶不上变化，政策缺乏连续性，常常是重打旗号再开张，你追我赶，竞相攀比，“大手笔”一个比一个气派，“超常规”一个比一个离谱，“跳跃式”一个比一个惊险。凭想当然决策，靠单相思拍板。结果是烂摊子一大堆，后任又不认前朝的账，影响政府的形象，对整个社会信用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
淡忘政治文明。期待政府官员践诺重行、体恤民情，仅仅只是现代政治文明语境下的最低要求，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它依然经常被虚置、被敷衍、被亵渎。地方政府官员缺失政治文明，他们往往为了追求可以看得见的政绩而违背对社会的承诺。有的则是扮演一种政治掮客的角色，把执政为民挂在嘴上，实质上视民众为“草民”或“刁民”，用政治流氓手段对付老百姓，于是吹牛撒谎成为家常便饭，以为老百姓是可以任意拿捏的泥巴，对老百姓耍官腔，摆大牌，说假话。他们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人生哲学，在官场上用假话粉饰太平，制造泡沫政绩。在上级面前邀功请赏，而老百姓却在背后指戳其脊梁骨。
一诺千金 取信于民
政府官员诚信度下降，敲响了政务警钟。信用与信任是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基石。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官员的诚信来支撑，和谐社会更要政府官员的诚信来维系。政府的权力基础，是民众的认同，而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势必使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产生无形的隔阂。对此，政府官员要有足够的认识。
倡导政治文明。诚信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不仅是一个道德观念，更是一种政治责任。要取信于民，就要说实话，办实事。当官的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老百姓只好变着法子与之周旋，玩猫鼠游戏，你不讲诚信，我就不听话。因此，政府官员虽不是金口玉言，也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
政策要有连贯性。政府官员一定要有接力意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事业不可能在一代人手中一蹴而就，要经过一代又一代领导班子前赴后继的努力方能实现小康，奔向现代化。在地方领导离任时，上级政府要派员督查，在督查交接环节，确保工作衔接，在督查履职环节，确保工作有序，在督查验收环节，确保工作成效。交接、履职、验收环环紧扣，严防新官不理旧事。
要还政于民。要加强民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力度，扩大民众的话语权。一个真正诚信的政府，是离不开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的。政府在决策时，广泛征求民意，汲取民智，决策就会更加贴近民众的利益，增加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政府官员的诚信也就渗透其中了。还政于民的另一层含义是增加民众意愿对政府官员选用的份量，如果政府官员的任用最终取决于民众的好恶，官员岂敢在民众面前随意撒谎或者乱表态。
加快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官员诚信度与地方经济有直接关系，诚信度低这种现象在中西部、东北地区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比较明显，在江浙沪、山东、广东一带要好一些。这往往与经济发展成正比，发达地区公务员素质也高一些，待遇也好一些，官员的诚信度也相对高一点。经济发展了，财政增收了，政府官员手里有了钱，就能兴办一些公共福利事业，说话腰杆直，就能取信于民。
立法管理政府信用。信用缺失已成为中国社会一大公害，打造社会信用体系，政府责无旁贷，更须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政府官员讲诚信，最终是靠严明的法制来规范和约束。目前重庆市正在制定《重庆市政府信用管理办法》，这将成为中国首部关于政府信用的地方法规。重庆市制定此法的目的在于让政府严格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建立因政府失信、违约对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直接损失的补偿或赔偿制度。
官员失信 举重若轻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各地“民告官”案件大幅增长，有些地方政府部门败诉率高达五成以上，其中很多由政府失信所引起。地方政府官员失信于民，已是一个见怪不怪的政治景观。
今年3月14日《山西日报》报道：该省绛县103名农民工到处奔波讨要被拖欠的近13万元工资，一直未果。他们越级向市政府反映时，该县副县长曾当场写下书面保证：3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然而，时隔一年有余，农民工的工钱仍没影儿。对此，该副县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当时去做劝解工作，本来就是想把农民工带回来了事，是一个权宜之计。
2006年9月22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一副市长在向国务院７部门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组汇报时不顾当地明显的污染事实，公然撒谎。事后查明，当地的环保非但不像这位副市长说的那么好，反而有不少矿区存在水污染隐患，有些甚至已经污染了饮用水源。
更有甚者，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在招商引资谈判时，什么政策都敢许诺、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但是一旦资金到位后就变卦。投资商的顾虑凸现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信用危机。这些年，一方面是许多地方招商引资热情高涨，“栽下梧桐树，吸引金凤凰”，被许多地方挂在嘴上；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常犯言而无信的毛病，什么合同、信用，统统弃如敝屣，招商引资变成“骗商拐资”。
华北地区某镇借新农村建设之机，搞步行街开发，先前答应温州开发商，拆迁、三通等一切前期工作由当地政府实施，而且承诺在集镇范围内不再搞其他商品房开发，条件是温州开发商先预付50%地皮费，当温州开发商将地皮款打到政府财政账上时，政府立即变脸，拆迁事项一拖再拖，一晃就是大半年，将开发商拖得半死不活。更可恶的是，该镇政府官员玩起了一女嫁二夫的把戏，违反合同，在毗邻温州开发商的地段上又引来了一拨开发商，搞别墅群开发，直接威胁到温州开发商未来房屋的销售。
这让我们想起来了几年前伊拉克战争时那位伊拉克“大嘴宣传部长”萨哈夫，在美国强有力的攻势之下，萨达姆政权土崩瓦解，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抵抗力量如鸟兽散，美军兵临城下，萨哈夫还一本正经地对媒体撒谎，“巴格达将是美国人的坟墓！”第二天，当美军坦克在伊拉克市区大摇大摆长驱直入时，萨哈夫的谎言倾刻被揭穿。
信用缺失 根源何在
中国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优秀品质，即使是周边某些国家忘恩负义，在绕了一个苍凉的大弯后，我们还是以德报怨。那么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何以诚信度下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呢？
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有钱好办事，有钱能“买”通民心。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府库空虚，有的连公职人员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兴办大众福利事业更是勉为其难了。而这几年，中央频频出台惠民政策，比如给城乡低收入者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普及城乡医疗保险、增加城镇退休职工的退休金等等，但往往都是中央政府请客，地方政府买单。如果没有财力兑现中央的政策，即被视为失信于民，老百姓怨声载道。
官帽不在民众手中。虽说是中国加快了民主化进程，民众在政府官员的去留上多少有点话语权，但官员夸下的海口、许诺的实惠，往往因为失信成本太低而百无禁忌。无论是撒了弥天大谎，还是任意毁约，政府官员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既不承担任何经济损失，又不影响仕途升迁。在民众面前，政府官员处于强势地位，信口开河而不负任何责任。
新官不理旧事。中国政坛一个潜规则，就是“劝君莫奏前朝曲”。今天张三当政搞张三的，明天李四掌权又搞自己的一套，看看政府门前的玫瑰变兰花，就知道换了领导人，又换了思路，实行的总是否定再否定，一届政府一朝规划，口号年年翻新，计划赶不上变化，政策缺乏连续性，常常是重打旗号再开张，你追我赶，竞相攀比，“大手笔”一个比一个气派，“超常规”一个比一个离谱，“跳跃式”一个比一个惊险。凭想当然决策，靠单相思拍板。结果是烂摊子一大堆，后任又不认前朝的账，影响政府的形象，对整个社会信用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
淡忘政治文明。期待政府官员践诺重行、体恤民情，仅仅只是现代政治文明语境下的最低要求，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它依然经常被虚置、被敷衍、被亵渎。地方政府官员缺失政治文明，他们往往为了追求可以看得见的政绩而违背对社会的承诺。有的则是扮演一种政治掮客的角色，把执政为民挂在嘴上，实质上视民众为“草民”或“刁民”，用政治流氓手段对付老百姓，于是吹牛撒谎成为家常便饭，以为老百姓是可以任意拿捏的泥巴，对老百姓耍官腔，摆大牌，说假话。他们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人生哲学，在官场上用假话粉饰太平，制造泡沫政绩。在上级面前邀功请赏，而老百姓却在背后指戳其脊梁骨。
一诺千金 取信于民
政府官员诚信度下降，敲响了政务警钟。信用与信任是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基石。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官员的诚信来支撑，和谐社会更要政府官员的诚信来维系。政府的权力基础，是民众的认同，而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势必使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产生无形的隔阂。对此，政府官员要有足够的认识。
倡导政治文明。诚信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不仅是一个道德观念，更是一种政治责任。要取信于民，就要说实话，办实事。当官的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老百姓只好变着法子与之周旋，玩猫鼠游戏，你不讲诚信，我就不听话。因此，政府官员虽不是金口玉言，也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
政策要有连贯性。政府官员一定要有接力意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事业不可能在一代人手中一蹴而就，要经过一代又一代领导班子前赴后继的努力方能实现小康，奔向现代化。在地方领导离任时，上级政府要派员督查，在督查交接环节，确保工作衔接，在督查履职环节，确保工作有序，在督查验收环节，确保工作成效。交接、履职、验收环环紧扣，严防新官不理旧事。
要还政于民。要加强民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力度，扩大民众的话语权。一个真正诚信的政府，是离不开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的。政府在决策时，广泛征求民意，汲取民智，决策就会更加贴近民众的利益，增加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政府官员的诚信也就渗透其中了。还政于民的另一层含义是增加民众意愿对政府官员选用的份量，如果政府官员的任用最终取决于民众的好恶，官员岂敢在民众面前随意撒谎或者乱表态。
加快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官员诚信度与地方经济有直接关系，诚信度低这种现象在中西部、东北地区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比较明显，在江浙沪、山东、广东一带要好一些。这往往与经济发展成正比，发达地区公务员素质也高一些，待遇也好一些，官员的诚信度也相对高一点。经济发展了，财政增收了，政府官员手里有了钱，就能兴办一些公共福利事业，说话腰杆直，就能取信于民。
立法管理政府信用。信用缺失已成为中国社会一大公害，打造社会信用体系，政府责无旁贷，更须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政府官员讲诚信，最终是靠严明的法制来规范和约束。目前重庆市正在制定《重庆市政府信用管理办法》，这将成为中国首部关于政府信用的地方法规。重庆市制定此法的目的在于让政府严格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建立因政府失信、违约对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直接损失的补偿或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