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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现在也叫工装。国际上曾流行以“白领”和“蓝领”作为社会分工，几乎“蓝领”都有自己的工作服。
一般来说，工作服只有工作的时候才穿，下了班，您得换自己的便装回家。
这应当是基本常识。您琢磨呀，医生有穿着白大褂满大街溜达的吗？
但是，当年的工作服不但上班穿，而且下班也穿，几乎成了时尚的“逛衣”。
“逛衣”，就是出门穿的衣服。在北京话里，出门上街，也叫逛街。逛街自然穿的要体面一些，所以，出门穿的“逛衣”要比在家里穿的衣服要好。
这里说的工作服，是指流行了近20年的劳动布工作服。这种工作服，怎么成了北京人的“逛衣”呢？
说起来有点儿荒唐可笑，但这都是那个时代的人所经历的事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穿衣戴帽本来属于“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事，却被“政治化”了——举止言谈、吃喝穿戴都是有阶级性的。
如此一来，工人穿的工作服，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服装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劳动布工作服成为“逛衣”，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劳动布是粗纺布，以深蓝色为主，面料类似现在人们穿的深蓝色的牛仔裤料子，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相比之下，牛仔裤的面料要精细和结实一些。
最早，劳动布是炼钢工人的工作服面料，因为劳动布有隔热的功能。196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20周年大庆举行群众游行时，产业工人游行方队统一穿的就是这种工作服。
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最高。这种工作服的样式，便成了工人阶级的代表性服装。
开始是炼钢、机械制造等产业工人穿，后来化工、轻工、纺织等轻工行业纷纷效仿，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几乎工厂的工人都穿这种样式的工作服了，甚至商业职工也不甘落伍，工作服也按这种样式照葫芦画瓢。
不过，在棉布供应紧张的年代，都以相同的劳动布面料做工作服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的工作服有不同面料，但以劳动布为正宗，也最牛。
记得我参加工作之前，社会上流行的时髦衣服，一是深绿色的军装，当时也叫“国防绿”;另一个就是劳动布的工作服。
上衣有裤子相配，全身“国防绿”最牛，搞对象穿着这身行头，模样儿再寒碜也有姑娘跟。
上衣是劳动布工作服，下边配别的裤子，也牛，穿着这行头跟姑娘见面，十拿九稳。
当然，全身都是劳动布工作服，也体面，一看就知道是朴素的“工人阶级”。
当时，一个人穿戴份儿不份儿，主要看上中下三点，即帽子、衣服和鞋。所以，单穿一件劳动布工作服足矣，走在街上也酷酷的。
劳动布工作服到了1970年代，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标志性”服装，成为当时最体面的服装。凡有重要活动，人们都要穿这种工作服。
我有一位师傅级的大哥结婚，他爸把自己的将校呢（军服）从箱子底翻了出来，让他当“道具”照“结婚照”。但他坚持要穿工作服，弄得老爷子挺扫兴。
其实，那会儿将校呢要比工作服更体面。您想，几亿（当时还没13亿）中国人，有资格穿将校呢的有多少呀？
但我这位大哥还是觉得工作服体面。两口子都穿着工作服进的照相馆。当然，那会儿所谓的“结婚照”，就是俩人肩并肩的合张影。
劳动布工作服在当时几乎成了“标签”，只要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您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工厂的工人。
记得有一次，我跟两个师傅在南城一家饭馆吃炒饼，我吃完之后，女服务员笑吟吟地给我端来一碗热乎乎的面汤。
旁边的师傅示意也来一碗。服务员瞪了他一眼，那意思是说：没你的份儿。
师傅疑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没有我们的？”
服务员没好气地说：“我们这儿可没写着吃炒饼送面汤。这位小伙子是工人老大哥，我们特殊照顾。”
到这会儿，我师傅才明白这是因为我穿着工作服，而他俩穿着便装。
汤上来，我不能自己喝呀！我把这碗汤让给师傅，又要了两碗。让人感到可笑的是，我张了嘴，服务员又笑着把汤端过来。
您说穿上这工作服，能占多大便宜吧。
我是“70届”，即1970年初中毕业生。这届学生特殊，上面没有高中学生，全国都一样。
因为在我们上头的4届初、高中毕业生，都前后脚“上山下乡”了，全国的工矿企业劳动力一下子青黄不接。工厂急需生力军，所以，我们这届学生算是“抄上了”。所谓“抄上了”，就是没去农村插队，大部分都留在城里工作了。
當时参加工作都是学校分配，毫无疑问，工厂是我们这届学生最想去的。
能当上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是当时青年的最高理想。自然，谁都渴望穿上那身劳动布工作服。
但这身工作服并不是想穿就能穿上的。当时工厂到学校招工，头一样是挑出身，第二样是看表现。这两样不过关，皇上他二大爷说情也没有用。
我父亲是右派，属于“黑五类”，爷爷给军阀当过私人医生，自然不够格，所以，这身劳动布工作服盼了半年多，也没穿上。
为什么说盼了半年呢？因为我们这届学生是从1970年6月开始分配的，快到年底了，我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还没人要，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地在学校“糗”着。
眼瞅黄花菜要凉，留城工作没戏，我妈都给我准备好到农村插队用的箱子了，偏偏刮来一阵风，天上掉下一块幸运的陨石，砸我脑袋上了。
这年的12月20号，北京市二商局系统在我们学校招10个学生，老师念的名单里居然有我。
记得非常清楚，名单念完，我愣了半天，喏喏地问老师：“您没念错名儿吧？”
分配单位说是二商局，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卖大白菜、卖酱油醋。没想到分我去的是二商局下边土产公司的木制品加工厂。绕了几个圈，最后，我被分到了木炭车间烧木炭。 为什么说盼了半年呢？因为我们这届学生是从1970年6月开始分配的，快到年底了，我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还没人要，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地在学校“糗”着。
眼瞅黄花菜要凉，留城工作没戏，我妈都给我准备好到农村插队用的箱子了，偏偏刮来一阵风，天上掉下一块幸运的陨石，砸我脑袋上了。
这年的12月20号，北京市二商局系统在我们学校招10个学生，老师念的名单里居然有我。
记得非常清楚，名单念完，我愣了半天，喏喏地问老师：“您没念错名儿吧？”
分配单位说是二商局，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卖大白菜、卖酱油醋。没想到分我去的是二商局下边土产公司的木制品加工厂。绕了几个圈，最后，我被分到了木炭车间烧木炭。
活儿虽然又苦又累，但是让我感到一丝欣慰的是上班的第二天，领到了一套工作服。
感谢老天爷，这套工作服终于穿我身上了！
穿工作服的那种新鲜感早就淡忘了，但领这身工作服的情景，却让我记忆犹新。
车间主任姓董，个子不高，方脸大眼，面色黝黑，手里永远拿着一个笔记本，嘴上叼着一个小烟斗，有时冒烟，有时不冒烟，说话语气低沉，一脸庄重。
当时分到这个车间的除了我，还有两个同龄青年。在发这套工作服之前，主任拿着笔记本，讲了一通革命的大道理，无非是要树立革命理想，努力工作，好好改造思想，接好革命的班之类。
主任的话语重心长，说着说着拿起工作服对我们3个青年人道：“知道穿在你们身上的是什么吗？”。
我们那时不满16岁，乳臭未干，主任在我们眼里如同一尊神。
这句话一下把我们仨人问住了，我们面面相觑，一时手足无措。
“它不是衣服吗？”我身旁的一位工友犹豫了片刻，怯生生地说。
“不，它不是普通的衣服，是工作服！工人阶级的服装。确切地说是革命的衣钵。”主任一本正经地说。
主任念过两年私塾，知道“衣钵”这俩字，当时让我念，一准念成“衣体”。
他的这几句话让我把心提拉起来，我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工作服不是衣服，是革命的衣钵？难道穿上这衣钵，就成革命者了吗？
我心里正犯嘀咕，主任已发工作服。他把工作服交给我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异常庄重。
“穿上它吧！”主任握住了我的手，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光荣呀！穿上这身工作服，你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
“真的？”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衣服都给你了，还会有假吗？”主任宽厚地凝视着我笑了笑。
这句话对我来说如沐春风，突然之间，我好像突然悟出“衣钵”这俩字的意义，觉得自己的腰可以直起来了。
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因为出身有砟儿，处处遭冷眼，常常受挤对，一直在人前背后抬不起脑袋，夹着尾巴做人。现在穿上这身工作服，成“工人阶级”了，您想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吧。
领到工作服的当天，我兴奋得一宿没睡觉。既然有了“工人阶级”的行头，我自然得嘚瑟一下。穿上工作服的第二天，我便奔了照相馆。
这还不过瘾，几天后，我的一个工友从家里拿来照相机，我又穿着这身工作服，在厂里照了一组照片。
讓我没想到的是这身“工人阶级”的“衣钵”会让我跌份儿。
那天，我穿着这身工作服，在西单碰见了两个中学同学。
他俩都属“根红苗正”的，虽然上学时不是一个班，却都分到了首钢，身上也穿着工作服。
俩人见我穿的工作服，却不约而同地笑了：“穿这衣服还满大街逛呢？”
我发现他俩的笑意里带着嘲讽。
“怎么了？这不是工作服吗？”我疑惑不解地看着他俩问道。
“工作服是工作服，但你穿的不是劳动布的知道吗？”一个同学说。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们穿的工作服是劳动布的，而我穿的却是平纹布的。
“平纹布的就不是工作服吗？”我不服气地说。
他俩哈哈笑起来。
“麻袋片做的也是工作服。”一个同学含讥带讽地说。
当时，只有工业口的厂子才发劳动布工作服，我所在的是商办工厂，没资格享受劳动布工作服的待遇，所以，在这两个同学看来，我穿着平纹布的工作服，不是“正宗”的“工人阶级”。
您说那会儿人的观念逗不逗吧，同样是工作服，一个是劳动布的，一个是平纹布的，竟有这么大的差别。
由打这两个同学把我穿的工作服踩咕一通儿后，最初穿工作服的那种心气儿，自然就打了折扣。
虽然还把它当“逛衣”穿，但总觉得“平纹布”在“劳动布”面前矮半头。这工作服是干商业的标志，好像穿上它就远离“工人阶级”似的。
我们这些“70届”的学生，平时在一起聊天时，工厂的明显瞧不起商业服务业的。而当时社会上的老百姓却没这么多看法，只要穿工作服，都认为是“工人阶级”。
在厂子上班的时候，我常问我师傅：“咱什么时候能换成劳动布的呀？”“瞎子磨刀，快了。”师傅说了一句俏皮话。快了？快了是什么时候呀？转过年发新工作服时，我一看，依然是平纹布的。
那几年，我一直盼着厂子发的工作服是劳动布的，但直到我离开那个厂子，“平纹布”也没变成“劳动布”。
有一次，我跟管发工作服的老耿师傅聊天，他告诉我，想换劳动布工作服的人很多，包括他自己何曾不想把“平纹布”改成“劳动布”，但改发“劳动布”非常难，得市劳动局批，因为劳动布料供应紧张。
看来要想让“平纹布”改头换面，还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
我离开那个厂子后的第二年，厂里发的工作服才改成劳动布的，但这个时候，劳动布工作服已经不是时髦的“逛衣”了，当时流行的是夹克衫。
劳动布工作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悄然退出“时装”行列，人们除了上班穿，平时很少有穿它上街的。当然，它的政治色彩也早就消失了。
时代变了，一切都已经翻篇儿了，现在劳动布工作服都进了博物馆，谁还计较这些呢？
当然，还有谁记得劳动布工作服的那些事呢？
（编辑·宋冰华）
一般来说，工作服只有工作的时候才穿，下了班，您得换自己的便装回家。
这应当是基本常识。您琢磨呀，医生有穿着白大褂满大街溜达的吗？
但是，当年的工作服不但上班穿，而且下班也穿，几乎成了时尚的“逛衣”。
“逛衣”，就是出门穿的衣服。在北京话里，出门上街，也叫逛街。逛街自然穿的要体面一些，所以，出门穿的“逛衣”要比在家里穿的衣服要好。
这里说的工作服，是指流行了近20年的劳动布工作服。这种工作服，怎么成了北京人的“逛衣”呢？
说起来有点儿荒唐可笑，但这都是那个时代的人所经历的事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穿衣戴帽本来属于“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事，却被“政治化”了——举止言谈、吃喝穿戴都是有阶级性的。
如此一来，工人穿的工作服，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服装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劳动布工作服成为“逛衣”，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一
劳动布是粗纺布，以深蓝色为主，面料类似现在人们穿的深蓝色的牛仔裤料子，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相比之下，牛仔裤的面料要精细和结实一些。
最早，劳动布是炼钢工人的工作服面料，因为劳动布有隔热的功能。196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20周年大庆举行群众游行时，产业工人游行方队统一穿的就是这种工作服。
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最高。这种工作服的样式，便成了工人阶级的代表性服装。
开始是炼钢、机械制造等产业工人穿，后来化工、轻工、纺织等轻工行业纷纷效仿，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几乎工厂的工人都穿这种样式的工作服了，甚至商业职工也不甘落伍，工作服也按这种样式照葫芦画瓢。
不过，在棉布供应紧张的年代，都以相同的劳动布面料做工作服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的工作服有不同面料，但以劳动布为正宗，也最牛。
记得我参加工作之前，社会上流行的时髦衣服，一是深绿色的军装，当时也叫“国防绿”;另一个就是劳动布的工作服。
上衣有裤子相配，全身“国防绿”最牛，搞对象穿着这身行头，模样儿再寒碜也有姑娘跟。
上衣是劳动布工作服，下边配别的裤子，也牛，穿着这行头跟姑娘见面，十拿九稳。
当然，全身都是劳动布工作服，也体面，一看就知道是朴素的“工人阶级”。
当时，一个人穿戴份儿不份儿，主要看上中下三点，即帽子、衣服和鞋。所以，单穿一件劳动布工作服足矣，走在街上也酷酷的。
二
劳动布工作服到了1970年代，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标志性”服装，成为当时最体面的服装。凡有重要活动，人们都要穿这种工作服。
我有一位师傅级的大哥结婚，他爸把自己的将校呢（军服）从箱子底翻了出来，让他当“道具”照“结婚照”。但他坚持要穿工作服，弄得老爷子挺扫兴。
其实，那会儿将校呢要比工作服更体面。您想，几亿（当时还没13亿）中国人，有资格穿将校呢的有多少呀？
但我这位大哥还是觉得工作服体面。两口子都穿着工作服进的照相馆。当然，那会儿所谓的“结婚照”，就是俩人肩并肩的合张影。
劳动布工作服在当时几乎成了“标签”，只要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您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工厂的工人。
记得有一次，我跟两个师傅在南城一家饭馆吃炒饼，我吃完之后，女服务员笑吟吟地给我端来一碗热乎乎的面汤。
旁边的师傅示意也来一碗。服务员瞪了他一眼，那意思是说：没你的份儿。
师傅疑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没有我们的？”
服务员没好气地说：“我们这儿可没写着吃炒饼送面汤。这位小伙子是工人老大哥，我们特殊照顾。”
到这会儿，我师傅才明白这是因为我穿着工作服，而他俩穿着便装。
汤上来，我不能自己喝呀！我把这碗汤让给师傅，又要了两碗。让人感到可笑的是，我张了嘴，服务员又笑着把汤端过来。
您说穿上这工作服，能占多大便宜吧。
三
我是“70届”，即1970年初中毕业生。这届学生特殊，上面没有高中学生，全国都一样。
因为在我们上头的4届初、高中毕业生，都前后脚“上山下乡”了，全国的工矿企业劳动力一下子青黄不接。工厂急需生力军，所以，我们这届学生算是“抄上了”。所谓“抄上了”，就是没去农村插队，大部分都留在城里工作了。
當时参加工作都是学校分配，毫无疑问，工厂是我们这届学生最想去的。
能当上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是当时青年的最高理想。自然，谁都渴望穿上那身劳动布工作服。
但这身工作服并不是想穿就能穿上的。当时工厂到学校招工，头一样是挑出身，第二样是看表现。这两样不过关，皇上他二大爷说情也没有用。
我父亲是右派，属于“黑五类”，爷爷给军阀当过私人医生，自然不够格，所以，这身劳动布工作服盼了半年多，也没穿上。
为什么说盼了半年呢？因为我们这届学生是从1970年6月开始分配的，快到年底了，我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还没人要，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地在学校“糗”着。
眼瞅黄花菜要凉，留城工作没戏，我妈都给我准备好到农村插队用的箱子了，偏偏刮来一阵风，天上掉下一块幸运的陨石，砸我脑袋上了。
这年的12月20号，北京市二商局系统在我们学校招10个学生，老师念的名单里居然有我。
记得非常清楚，名单念完，我愣了半天，喏喏地问老师：“您没念错名儿吧？”
分配单位说是二商局，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卖大白菜、卖酱油醋。没想到分我去的是二商局下边土产公司的木制品加工厂。绕了几个圈，最后，我被分到了木炭车间烧木炭。 为什么说盼了半年呢？因为我们这届学生是从1970年6月开始分配的，快到年底了，我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还没人要，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地在学校“糗”着。
眼瞅黄花菜要凉，留城工作没戏，我妈都给我准备好到农村插队用的箱子了，偏偏刮来一阵风，天上掉下一块幸运的陨石，砸我脑袋上了。
这年的12月20号，北京市二商局系统在我们学校招10个学生，老师念的名单里居然有我。
记得非常清楚，名单念完，我愣了半天，喏喏地问老师：“您没念错名儿吧？”
分配单位说是二商局，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卖大白菜、卖酱油醋。没想到分我去的是二商局下边土产公司的木制品加工厂。绕了几个圈，最后，我被分到了木炭车间烧木炭。
活儿虽然又苦又累，但是让我感到一丝欣慰的是上班的第二天，领到了一套工作服。
感谢老天爷，这套工作服终于穿我身上了！
穿工作服的那种新鲜感早就淡忘了，但领这身工作服的情景，却让我记忆犹新。
车间主任姓董，个子不高，方脸大眼，面色黝黑，手里永远拿着一个笔记本，嘴上叼着一个小烟斗，有时冒烟，有时不冒烟，说话语气低沉，一脸庄重。
当时分到这个车间的除了我，还有两个同龄青年。在发这套工作服之前，主任拿着笔记本，讲了一通革命的大道理，无非是要树立革命理想，努力工作，好好改造思想，接好革命的班之类。
主任的话语重心长，说着说着拿起工作服对我们3个青年人道：“知道穿在你们身上的是什么吗？”。
我们那时不满16岁，乳臭未干，主任在我们眼里如同一尊神。
这句话一下把我们仨人问住了，我们面面相觑，一时手足无措。
“它不是衣服吗？”我身旁的一位工友犹豫了片刻，怯生生地说。
“不，它不是普通的衣服，是工作服！工人阶级的服装。确切地说是革命的衣钵。”主任一本正经地说。
主任念过两年私塾，知道“衣钵”这俩字，当时让我念，一准念成“衣体”。
他的这几句话让我把心提拉起来，我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工作服不是衣服，是革命的衣钵？难道穿上这衣钵，就成革命者了吗？
我心里正犯嘀咕，主任已发工作服。他把工作服交给我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异常庄重。
“穿上它吧！”主任握住了我的手，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光荣呀！穿上这身工作服，你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
“真的？”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衣服都给你了，还会有假吗？”主任宽厚地凝视着我笑了笑。
这句话对我来说如沐春风，突然之间，我好像突然悟出“衣钵”这俩字的意义，觉得自己的腰可以直起来了。
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因为出身有砟儿，处处遭冷眼，常常受挤对，一直在人前背后抬不起脑袋，夹着尾巴做人。现在穿上这身工作服，成“工人阶级”了，您想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吧。
领到工作服的当天，我兴奋得一宿没睡觉。既然有了“工人阶级”的行头，我自然得嘚瑟一下。穿上工作服的第二天，我便奔了照相馆。
这还不过瘾，几天后，我的一个工友从家里拿来照相机，我又穿着这身工作服，在厂里照了一组照片。
四
讓我没想到的是这身“工人阶级”的“衣钵”会让我跌份儿。
那天，我穿着这身工作服，在西单碰见了两个中学同学。
他俩都属“根红苗正”的，虽然上学时不是一个班，却都分到了首钢，身上也穿着工作服。
俩人见我穿的工作服，却不约而同地笑了：“穿这衣服还满大街逛呢？”
我发现他俩的笑意里带着嘲讽。
“怎么了？这不是工作服吗？”我疑惑不解地看着他俩问道。
“工作服是工作服，但你穿的不是劳动布的知道吗？”一个同学说。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们穿的工作服是劳动布的，而我穿的却是平纹布的。
“平纹布的就不是工作服吗？”我不服气地说。
他俩哈哈笑起来。
“麻袋片做的也是工作服。”一个同学含讥带讽地说。
当时，只有工业口的厂子才发劳动布工作服，我所在的是商办工厂，没资格享受劳动布工作服的待遇，所以，在这两个同学看来，我穿着平纹布的工作服，不是“正宗”的“工人阶级”。
您说那会儿人的观念逗不逗吧，同样是工作服，一个是劳动布的，一个是平纹布的，竟有这么大的差别。
由打这两个同学把我穿的工作服踩咕一通儿后，最初穿工作服的那种心气儿，自然就打了折扣。
虽然还把它当“逛衣”穿，但总觉得“平纹布”在“劳动布”面前矮半头。这工作服是干商业的标志，好像穿上它就远离“工人阶级”似的。
我们这些“70届”的学生，平时在一起聊天时，工厂的明显瞧不起商业服务业的。而当时社会上的老百姓却没这么多看法，只要穿工作服，都认为是“工人阶级”。
在厂子上班的时候，我常问我师傅：“咱什么时候能换成劳动布的呀？”“瞎子磨刀，快了。”师傅说了一句俏皮话。快了？快了是什么时候呀？转过年发新工作服时，我一看，依然是平纹布的。
那几年，我一直盼着厂子发的工作服是劳动布的，但直到我离开那个厂子，“平纹布”也没变成“劳动布”。
有一次，我跟管发工作服的老耿师傅聊天，他告诉我，想换劳动布工作服的人很多，包括他自己何曾不想把“平纹布”改成“劳动布”，但改发“劳动布”非常难，得市劳动局批，因为劳动布料供应紧张。
看来要想让“平纹布”改头换面，还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
我离开那个厂子后的第二年，厂里发的工作服才改成劳动布的，但这个时候，劳动布工作服已经不是时髦的“逛衣”了，当时流行的是夹克衫。
劳动布工作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悄然退出“时装”行列，人们除了上班穿，平时很少有穿它上街的。当然，它的政治色彩也早就消失了。
时代变了，一切都已经翻篇儿了，现在劳动布工作服都进了博物馆，谁还计较这些呢？
当然，还有谁记得劳动布工作服的那些事呢？
（编辑·宋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