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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浙江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农户家庭土地情况、对土地流转政策的认识以及生活感知均对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指标没有显著的影响。政策建议为，应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稳定产权；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并切实保障好农户利益。
关键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浙江
中图分类号：F3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38-（2017）03-0020-28 收稿日期：2016-12-08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工业发展导致城市建设用地需求扩张，城市建设对农村用地的占用越来越大，主要是承包地和宅基地。农地资源是农户生活的主要保障性资源，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03年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使得农村土地流转开始活跃起来，通过家庭承包得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用其他方式进行流转。借助土地流转，一方面农户可以将闲置的、小规模土地转让给种粮大户或企业，农户可以从中获得收益，并且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经济转移；另一方面，土地流轉使得规模经营成为可能，借助先进的农业技术，可以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不仅有利于缓解城市用地紧张，加快城市化进程，还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土地搁荒、闲置的问题，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增加农户收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我国土地流转发展比较迅速，但是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农村法律知识相对较缺乏，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定程序不能被严格遵守，最终导致农民利益被损害；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期限也比较短，让规模经济发展受到些许限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缺乏规范的程序规定，相应的市场流转机制没有得到完善大发展，服务保障机制也不够健全。所以，需要探索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给土地流转提出恳切的建议，更好地发展土地流转。
2 文献分析
对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都做了许多相关的研究。国外学者在对影响土地流转因素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侧重于外在因素的研究，如产权制度、土地交易费用、经济环境状况等。国内学者在外在因素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农户的内在因素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黄忠华等对土地流转影响因素做了多方面的研究，综合研究了土地流转的内外因素发现，地权诉求、土地制度安排、农户非农化、利益唤醒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都有显著影响。地权诉求对宅基地的流转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农村土地制度安排通过保险效应和环境舒适效应对农民市民化意愿的影响间接反映了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农户非农收入越低，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会更强；利益唤醒通过土地流转增加农户收入，进而提高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综合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农户的个体特征。一般来说，年龄小的农民比年龄大的农民更适应城市生活，其迁移的机会成本也较低，土地转出的行为就较强；文化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随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非农就业机会就会增加，人们就会愿意放弃农村土地进城，引起土地转出增加。
第二，家庭特征。大部分的土地流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家庭是土地流转的决策者，所以家庭特征也是影响土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户选择搬迁到城镇的积极性越高，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越强；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非常直观地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比重越高说明农民对放弃土地进城的意愿就越低；劳动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摆脱土地束缚的能力的高低，劳动人口比例越大，土地转出行为就越强。
第三，家庭土地情况。家庭土地情况体现了农户当前依靠土地的生活状况，在家庭土地情况方面主要涉及的变量有“宅基地面积”“是否有承包地”“是否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近十年土地调整次数”“是否经历过拆迁”“是否发生过土地纠纷”。已有研究基本达成共识的有，宅基地面积的大小直接影响农户的生活水平，宅基地面积越大，农户就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宅基地，对其进行流转的可能性就越大；具有承包地的农户对土地流转的认识往往比没有承包地的农户要深，土地流转意愿也相对要强烈一些；近十年土地调整次数、是否经历过拆迁、是否发生过土地纠纷和矛盾这3个变量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土地利用的稳定性，若土地利用不稳定，则农户对土地进行流转的行为会比较强。
第四，对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程度。土地流转政策有效地保障了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利益，农户对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程度影响着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自信心，进而影响了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土地流转政策认知大致包括“对土地承包法是否了解”“是否有土地流转经营权证”“是否了解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耕地保护重要性认识”“土地流转风险认识”等变量。是否有土地流转经营权证反映了农户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农民对土地产权有了全面的了解就不必担心土地转出后会失去土地，反而认识到，进行土地流转不仅可以将自身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去从事非农经济，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份额外的土地流出收入，鉴于此，对土地产权了解越全面的农民，其土地流转行为就越强；农户对土地承包法的了解程度越高以及对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越全面，就更愿意进行土地流转；土地流转有利于对耕地进行规模化的管理，对耕地的保护措施也会更加有效，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会相对强一些；土地流转的风险认识直接影响了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土地流转的风险越大，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就越弱。
第五，生活感知。生活感知从侧面反映了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态度，从对土地的重要性认知、农户进城意愿以及对今后生活的预知等方面研究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一般涉及以下变量：“是否愿意以农村土地换养老保险”“是否打算在城镇居住或工作”“是否愿意以农村土地换城市户籍”“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留农村土地”“将来是否会经历拆迁”“是否担心以后会遇到经济紧张”。养老保险对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具有替代效应，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农民，其放弃农村土地进城的行为就越强；是否打算在城镇居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户进城意愿，农户对城镇的向往程度越大，其进行土地流转的可能性就越高；农户对保留农村土地意愿越强烈，说明其对土地的重要性越认可，土地流转行为也就比较弱；将来是否会拆迁以及是否担心以后会遇到经济紧张是农户对未来生活的预测，对未来生活乐观的农户一般收入水平较高、思想开放、学习和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其对土地的依赖性就相对较弱，因此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比较强。 3 研究变量与数据
3.1 研究变量
由于农户进行土地流转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是一个动态的心理决策过程，本文选择这些影响因素作为研究的自变量。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土地利用状况，还是生活感知都可能对土地流转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相应地，本文选取了20个相关变量来研究农户进行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表1详细反映了这些自变量定义及赋值情况。
3.2 数据
基于2016年3月对浙江土地流转进行实地调研，调研范围涉及义乌、德清、东阳、宁波、江山、磐安、嘉兴、慈溪、天台、金华、温州、桐庐、海宁、瑞安、诸暨等城市。调研方法主要是到每个村与村民一对一完成村民问卷，最后共回收424份有效问卷样本。
从样本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来看，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50岁，占46.84%；30岁及以下占16.89%；51-60岁和61岁及以上的分别占15.10%和7.31%。受访者总体文化偏低，主要以初中和高中学历为主，占49.27%，大专及以上占35.39%，小学及以下占15.44%。从总体上看虽然有56.69%的受访者表示打算在城镇居住或工作，但是浙江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普遍不高，仅有39.86%的农户进行了土地流转。
4 農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本研究借助SPSS20.0 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工具，以农民“是否进行土地流转”为因变量，以表1中的其余20个变量为自变量，建立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其统计结果如表2-表4。
4.1 家庭土地产权情况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从表2的分析结果中不难看出，家庭土地产权情况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比较大。在家庭土地产权情况6个自变量中有4个变量是显著相关的，相关系数越大，说明此因素对农户进行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越大，根据相关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是否有承包地（1.002）、是否发生过土地纠纷和矛盾（0.761）、近十年土地调整次数（0.493）、是否经历过拆迁（0.473）。而且这些变量与前述假设分析相一致，家庭有承包地的农户一般会把承包地流转出去，其对土地的依赖性就比较小，其土地流转的可能性会比较高；近十年经历土地调整次数越多以及经历过拆迁的农户，其土地流转行为比较强，主要是因为在土地调整次数及拆迁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产权问题，经历次数越多的农户越能感受到产权的稳定性，相对与其他农户来说对产权的了解比较深入，就比较容易接受去尝试土地流转；对于发生过土地纠纷的农户来说，其对土地自营的意愿相对较低，都希望通过集体对土地进行统一管理，以减少不必要的矛盾，所以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相对比较强。
宅基地面积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两个变量从回归结果上来看并不显著，究其原因，69.16%的农户家庭宅地基面积大于90平方米，农村宅基地面积都是按家庭人口分配的，所以人均宅基地面积都是差不多的，其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研究结果就不那么显著了；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超过一半的农户表示并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且农户对产权的认知普遍比较薄弱，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往往会忽视产权的重要性，所以此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也不显著。
4.2 土地流转政策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从表3的回归估计结果可知，土地流转政策认知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根据相关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对土地承包法是否了解（0.656）、是否了解农村土地流转政策（0.320），且两个变量与前文假设分析结果一致，农户对土地流转相关法规、政策等有了一定的了解，农户可以自己对土地流转的风险、利弊等进行判断，有了全面的了解，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就相对较强。
耕地保护重要性和土地流转风险认识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究其原因，91.45%的农户都认为耕地保护是重要的，只有8.55%的农户认为耕地保护是不重要的；而土地流转风险主要是农户对土地流转政策认知普遍不高，影响了他们对土地流转风险的判断，从而影响了研究结果。
4.3 生活感知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从表4的分析结果中不难看出，生活感知指标的每个变量都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根据相关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是否打算在城镇居住或工作（1.386）、是否愿意以农村土地换养老保险（1.282）、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留农村土地（-1.028）、是否会担心以后会遇到经济紧张（0.843）、将来是否会经历拆迁（-0.829），其中是否愿意以农村土地换养老保险、是否打算在城镇居住或工作、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留农村土地、将来是否会经历拆迁这4个变量与前述假设分析相一致。农户入城意愿越强烈，其对土地的依赖性就越弱，相反其土地流转行为就会越强；农户若愿意以农村土地换养老保险，就是将土地的保障功能进行转化，农户在自身保障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土地流转，可以增加其流转的行为；对于农村土地是否一定保留问题，认为土地非常重要的农户，其对土地的依赖性往往也较大，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就相对较弱；农户担心将来是否会经历拆迁，主要还是产权的稳定性原因，若是要经历拆迁，其土地产权就会受到影响，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会相对较弱。
而是否担心以后会遇到经济紧张这一变量虽然显著相关，但其影响方向却与前述假设分析相反。农户对未来生活越乐观，对土地流转行为反而越弱，说明并不是家庭收入越高，土地流转行为越强。随着浙江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农户的知识教育水平提升也很快，对土地的重要性意思越来越强，很多农户都觉得目前农村的生活比城市的生活更见健康、环保，越是收入高、教育水平高的农户对生活环境、空气质量就越注重，因此都不愿意进城，土地流转行为也就越弱。
从5个指标类别上看，家庭土地基本情况、土地流转政策认识、生活感知这3个指标都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几乎是不显著的。究其原因，农户在进行土地流转过程中会受到羊群效应的影响，表现为“随大流”“结果示范”“邻里效应”，因此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往往不是进行土地流转的决定性因素，再者土地流转的行为主体是家庭，个体特征的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作用就更弱了。据调查问卷数据显示，浙江农户超过一半的土地流转都是以村集体组织和政府组织进行的，其中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流转占了37.01%，政府组织进行土地流转占了22.40%；而以自发进行土地流转的仅占了35.06%。说明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村集体和政府是主要的发起者，其行为决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而个人和家庭的特征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土地流转行为Logistic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家庭土地基本情况、土地流转政策认识以及生活感知对浙江农户进行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響。家庭土地利用情况越好，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就越弱；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越全面，产权意识越高，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越强；农户进城意愿越高，养老保险工作做得越好，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越强。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指标对浙江农户进行土地流转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农户在进行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羊群效应，受村集体、政府以及周围群体的影响比较大。
基于以上结论分析，本文对促进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积极引导，创新支持土地流转，明确土地产权制度。政府应对承包地和宅基地进行确权，做好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产权保护工作，使土地流转过程更加规范化、程序化。第二，加强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农村居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较低的文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对土地流转相关政策信心的获取以及理解，大部分农户都不知道中央出台的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很难表达自己对土地流转的看法和意愿。因此，政府不仅要制定合理政策，还需要做好政策的宣传工作，要让农户充分了解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使其知道土地流转的相关利弊，并进行积极的引导，收集土地流转的供求信息并发布，协助土地流转主体办理土地流转手续。第三，农村土地流转一定要切实保障农民的生活。农户对生活的感知比较强，随着浙江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愿意选择去城镇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对土地的依赖性比较弱，一般也都愿意选择把土地租出去，这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大好机会。但是愿意去城镇工作的农户一般都不愿意卖掉农村土地进城，一方面是因为土地具有养老保障功能，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户担心土地流转之后的生活状况不好。对此，政府应认真做好农户养老保险兜底工作，为农户今后养老生活提供保障，对于想要进城的农户，应提供良好的工作及工作环境，进城农户应当享有城镇户口一样的就学、就医等保障权利，解除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土地流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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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熊成喜 陈银蓉 张舒.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ogistic模型的实证研究.资源与产业.2010.12 （3）
作者简介：
周琳，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土地与住房管理。
黄忠华，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住房与城市发展。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3243；71203197）；浙江省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6C25003）资助；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15NDJC185YB）；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7G030016）；全国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关键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浙江
中图分类号：F3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38-（2017）03-0020-28 收稿日期：2016-12-08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工业发展导致城市建设用地需求扩张，城市建设对农村用地的占用越来越大，主要是承包地和宅基地。农地资源是农户生活的主要保障性资源，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03年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使得农村土地流转开始活跃起来，通过家庭承包得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用其他方式进行流转。借助土地流转，一方面农户可以将闲置的、小规模土地转让给种粮大户或企业，农户可以从中获得收益，并且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经济转移；另一方面，土地流轉使得规模经营成为可能，借助先进的农业技术，可以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不仅有利于缓解城市用地紧张，加快城市化进程，还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土地搁荒、闲置的问题，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增加农户收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我国土地流转发展比较迅速，但是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农村法律知识相对较缺乏，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定程序不能被严格遵守，最终导致农民利益被损害；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期限也比较短，让规模经济发展受到些许限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缺乏规范的程序规定，相应的市场流转机制没有得到完善大发展，服务保障机制也不够健全。所以，需要探索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给土地流转提出恳切的建议，更好地发展土地流转。
2 文献分析
对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都做了许多相关的研究。国外学者在对影响土地流转因素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侧重于外在因素的研究，如产权制度、土地交易费用、经济环境状况等。国内学者在外在因素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农户的内在因素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黄忠华等对土地流转影响因素做了多方面的研究，综合研究了土地流转的内外因素发现，地权诉求、土地制度安排、农户非农化、利益唤醒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都有显著影响。地权诉求对宅基地的流转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农村土地制度安排通过保险效应和环境舒适效应对农民市民化意愿的影响间接反映了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农户非农收入越低，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会更强；利益唤醒通过土地流转增加农户收入，进而提高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综合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农户的个体特征。一般来说，年龄小的农民比年龄大的农民更适应城市生活，其迁移的机会成本也较低，土地转出的行为就较强；文化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随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非农就业机会就会增加，人们就会愿意放弃农村土地进城，引起土地转出增加。
第二，家庭特征。大部分的土地流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家庭是土地流转的决策者，所以家庭特征也是影响土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户选择搬迁到城镇的积极性越高，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越强；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非常直观地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比重越高说明农民对放弃土地进城的意愿就越低；劳动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摆脱土地束缚的能力的高低，劳动人口比例越大，土地转出行为就越强。
第三，家庭土地情况。家庭土地情况体现了农户当前依靠土地的生活状况，在家庭土地情况方面主要涉及的变量有“宅基地面积”“是否有承包地”“是否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近十年土地调整次数”“是否经历过拆迁”“是否发生过土地纠纷”。已有研究基本达成共识的有，宅基地面积的大小直接影响农户的生活水平，宅基地面积越大，农户就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宅基地，对其进行流转的可能性就越大；具有承包地的农户对土地流转的认识往往比没有承包地的农户要深，土地流转意愿也相对要强烈一些；近十年土地调整次数、是否经历过拆迁、是否发生过土地纠纷和矛盾这3个变量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土地利用的稳定性，若土地利用不稳定，则农户对土地进行流转的行为会比较强。
第四，对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程度。土地流转政策有效地保障了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利益，农户对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程度影响着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自信心，进而影响了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土地流转政策认知大致包括“对土地承包法是否了解”“是否有土地流转经营权证”“是否了解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耕地保护重要性认识”“土地流转风险认识”等变量。是否有土地流转经营权证反映了农户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农民对土地产权有了全面的了解就不必担心土地转出后会失去土地，反而认识到，进行土地流转不仅可以将自身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去从事非农经济，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份额外的土地流出收入，鉴于此，对土地产权了解越全面的农民，其土地流转行为就越强；农户对土地承包法的了解程度越高以及对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越全面，就更愿意进行土地流转；土地流转有利于对耕地进行规模化的管理，对耕地的保护措施也会更加有效，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会相对强一些；土地流转的风险认识直接影响了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土地流转的风险越大，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就越弱。
第五，生活感知。生活感知从侧面反映了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态度，从对土地的重要性认知、农户进城意愿以及对今后生活的预知等方面研究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一般涉及以下变量：“是否愿意以农村土地换养老保险”“是否打算在城镇居住或工作”“是否愿意以农村土地换城市户籍”“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留农村土地”“将来是否会经历拆迁”“是否担心以后会遇到经济紧张”。养老保险对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具有替代效应，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农民，其放弃农村土地进城的行为就越强；是否打算在城镇居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户进城意愿，农户对城镇的向往程度越大，其进行土地流转的可能性就越高；农户对保留农村土地意愿越强烈，说明其对土地的重要性越认可，土地流转行为也就比较弱；将来是否会拆迁以及是否担心以后会遇到经济紧张是农户对未来生活的预测，对未来生活乐观的农户一般收入水平较高、思想开放、学习和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其对土地的依赖性就相对较弱，因此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比较强。 3 研究变量与数据
3.1 研究变量
由于农户进行土地流转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是一个动态的心理决策过程，本文选择这些影响因素作为研究的自变量。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土地利用状况，还是生活感知都可能对土地流转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相应地，本文选取了20个相关变量来研究农户进行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表1详细反映了这些自变量定义及赋值情况。
3.2 数据
基于2016年3月对浙江土地流转进行实地调研，调研范围涉及义乌、德清、东阳、宁波、江山、磐安、嘉兴、慈溪、天台、金华、温州、桐庐、海宁、瑞安、诸暨等城市。调研方法主要是到每个村与村民一对一完成村民问卷，最后共回收424份有效问卷样本。
从样本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来看，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50岁，占46.84%；30岁及以下占16.89%；51-60岁和61岁及以上的分别占15.10%和7.31%。受访者总体文化偏低，主要以初中和高中学历为主，占49.27%，大专及以上占35.39%，小学及以下占15.44%。从总体上看虽然有56.69%的受访者表示打算在城镇居住或工作，但是浙江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普遍不高，仅有39.86%的农户进行了土地流转。
4 農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本研究借助SPSS20.0 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工具，以农民“是否进行土地流转”为因变量，以表1中的其余20个变量为自变量，建立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其统计结果如表2-表4。
4.1 家庭土地产权情况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从表2的分析结果中不难看出，家庭土地产权情况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比较大。在家庭土地产权情况6个自变量中有4个变量是显著相关的，相关系数越大，说明此因素对农户进行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越大，根据相关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是否有承包地（1.002）、是否发生过土地纠纷和矛盾（0.761）、近十年土地调整次数（0.493）、是否经历过拆迁（0.473）。而且这些变量与前述假设分析相一致，家庭有承包地的农户一般会把承包地流转出去，其对土地的依赖性就比较小，其土地流转的可能性会比较高；近十年经历土地调整次数越多以及经历过拆迁的农户，其土地流转行为比较强，主要是因为在土地调整次数及拆迁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产权问题，经历次数越多的农户越能感受到产权的稳定性，相对与其他农户来说对产权的了解比较深入，就比较容易接受去尝试土地流转；对于发生过土地纠纷的农户来说，其对土地自营的意愿相对较低，都希望通过集体对土地进行统一管理，以减少不必要的矛盾，所以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相对比较强。
宅基地面积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两个变量从回归结果上来看并不显著，究其原因，69.16%的农户家庭宅地基面积大于90平方米，农村宅基地面积都是按家庭人口分配的，所以人均宅基地面积都是差不多的，其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研究结果就不那么显著了；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超过一半的农户表示并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且农户对产权的认知普遍比较薄弱，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往往会忽视产权的重要性，所以此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也不显著。
4.2 土地流转政策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从表3的回归估计结果可知，土地流转政策认知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根据相关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对土地承包法是否了解（0.656）、是否了解农村土地流转政策（0.320），且两个变量与前文假设分析结果一致，农户对土地流转相关法规、政策等有了一定的了解，农户可以自己对土地流转的风险、利弊等进行判断，有了全面的了解，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就相对较强。
耕地保护重要性和土地流转风险认识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究其原因，91.45%的农户都认为耕地保护是重要的，只有8.55%的农户认为耕地保护是不重要的；而土地流转风险主要是农户对土地流转政策认知普遍不高，影响了他们对土地流转风险的判断，从而影响了研究结果。
4.3 生活感知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从表4的分析结果中不难看出，生活感知指标的每个变量都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根据相关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是否打算在城镇居住或工作（1.386）、是否愿意以农村土地换养老保险（1.282）、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留农村土地（-1.028）、是否会担心以后会遇到经济紧张（0.843）、将来是否会经历拆迁（-0.829），其中是否愿意以农村土地换养老保险、是否打算在城镇居住或工作、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留农村土地、将来是否会经历拆迁这4个变量与前述假设分析相一致。农户入城意愿越强烈，其对土地的依赖性就越弱，相反其土地流转行为就会越强；农户若愿意以农村土地换养老保险，就是将土地的保障功能进行转化，农户在自身保障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土地流转，可以增加其流转的行为；对于农村土地是否一定保留问题，认为土地非常重要的农户，其对土地的依赖性往往也较大，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就相对较弱；农户担心将来是否会经历拆迁，主要还是产权的稳定性原因，若是要经历拆迁，其土地产权就会受到影响，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会相对较弱。
而是否担心以后会遇到经济紧张这一变量虽然显著相关，但其影响方向却与前述假设分析相反。农户对未来生活越乐观，对土地流转行为反而越弱，说明并不是家庭收入越高，土地流转行为越强。随着浙江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农户的知识教育水平提升也很快，对土地的重要性意思越来越强，很多农户都觉得目前农村的生活比城市的生活更见健康、环保，越是收入高、教育水平高的农户对生活环境、空气质量就越注重，因此都不愿意进城，土地流转行为也就越弱。
从5个指标类别上看，家庭土地基本情况、土地流转政策认识、生活感知这3个指标都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几乎是不显著的。究其原因，农户在进行土地流转过程中会受到羊群效应的影响，表现为“随大流”“结果示范”“邻里效应”，因此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往往不是进行土地流转的决定性因素，再者土地流转的行为主体是家庭，个体特征的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作用就更弱了。据调查问卷数据显示，浙江农户超过一半的土地流转都是以村集体组织和政府组织进行的，其中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流转占了37.01%，政府组织进行土地流转占了22.40%；而以自发进行土地流转的仅占了35.06%。说明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村集体和政府是主要的发起者，其行为决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而个人和家庭的特征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土地流转行为Logistic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家庭土地基本情况、土地流转政策认识以及生活感知对浙江农户进行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響。家庭土地利用情况越好，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就越弱；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越全面，产权意识越高，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越强；农户进城意愿越高，养老保险工作做得越好，其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也越强。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指标对浙江农户进行土地流转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农户在进行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羊群效应，受村集体、政府以及周围群体的影响比较大。
基于以上结论分析，本文对促进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积极引导，创新支持土地流转，明确土地产权制度。政府应对承包地和宅基地进行确权，做好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产权保护工作，使土地流转过程更加规范化、程序化。第二，加强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农村居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较低的文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对土地流转相关政策信心的获取以及理解，大部分农户都不知道中央出台的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很难表达自己对土地流转的看法和意愿。因此，政府不仅要制定合理政策，还需要做好政策的宣传工作，要让农户充分了解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使其知道土地流转的相关利弊，并进行积极的引导，收集土地流转的供求信息并发布，协助土地流转主体办理土地流转手续。第三，农村土地流转一定要切实保障农民的生活。农户对生活的感知比较强，随着浙江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愿意选择去城镇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对土地的依赖性比较弱，一般也都愿意选择把土地租出去，这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大好机会。但是愿意去城镇工作的农户一般都不愿意卖掉农村土地进城，一方面是因为土地具有养老保障功能，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户担心土地流转之后的生活状况不好。对此，政府应认真做好农户养老保险兜底工作，为农户今后养老生活提供保障，对于想要进城的农户，应提供良好的工作及工作环境，进城农户应当享有城镇户口一样的就学、就医等保障权利，解除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土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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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琳，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土地与住房管理。
黄忠华，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住房与城市发展。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3243；71203197）；浙江省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6C25003）资助；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15NDJC185YB）；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7G030016）；全国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