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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归于平淡还是东山再起,脱身牢狱之灾的企业家们要面对的最大障碍其实是自己的内心。
1979年春,“大病初愈”的中国经济像一架庞大的机器,齿轮锈住了、咬死了。有识之士纷纷探索革新之路。江南市凤凰印染厂新任厂长罗心刚决心让企业重回轨道。为此,罗厂长亲赴“广交会”调研、主动改变落后工艺、广泛招揽人才、大力推动改革。可是没料到,前进道路上却是阻力重重……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反映改革内容的著名电影《血总是热的》的内容。影片讴歌了一代改革者为了理想与信念锐意进取的决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最早一批试水者,类似“罗厂长”的一批企业家凭借个人努力,或让一个毫不起眼的乡土公司变成一个资产数十亿的庞然大物,或让一家国企成为拉动当地经济的支柱型企业,或让一家国企的分支机构在海外赢得了无上光荣……
为了能够久立潮头,这些传奇企业家们凭借惊人的创造力与应变能力描绘出了一篇篇壮丽的宏图。但是,数十年如一日地游走于刀尖,注定了其中一些人的结局——一个错误都会让他们一败涂地,进而面临牢狱之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改革的“先驱者”的成败得失,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个人成败得失,而与一个时代的成败得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结局看,他们尽管是失败者,但从过程看,他们的失败往往是令人惋惜的失败,甚至是令人钦仰的失败。
铁窗证明了他们只是凡人,那么,这些凡人在失败之后会怎样对待人生?
戴国芳 沧海变桑田
在经历了环境与行业的巨变之后,戴国芳要冲入钢铁战局或进入其他行业另起炉灶,面临的挑战都非常巨大。
没有想象中的竞相加价、人头攒动的情景,也没有沙钢、南钢等备受业界关注的大买家。2009年12月29日上午,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东安厂区的拍卖会,在常州市武进区的一家酒店悄然开始。拍卖的过程仅仅持续了10分钟左右,江苏金松特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中敏一举牌,就以7.108亿元的价格拍得了铁本老厂,是最初评估价的64%。在此之前,铁本江边项目已于2009年11月20日被常州嘉汇物资公司以1.994亿元的价格拍得。
随着拍卖会的结束,拖延了五年的“铁本事件”彻底落幕,该事件中当仁不让的主角戴国芳的命运再次成为焦点。
2004年,中央九部委调查“铁本事件”后,将其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而后,新华社亦下发了关于调查组认定的铁本所涉及的五大问题:地方政府越权分22次将项目化整为零分拆审批、违规征地、铁本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贷款、铁本违反国家固定资产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以及大量偷漏税。2009年4月17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对“铁本案”进行宣判,折抵刑期之后的戴国芳得以重获社会。
其实,坊间更多把戴国芳视作宏观调控政策的牺牲品。因此,大多数人都希望戴国芳能够尽快从“铁本事件”的影响中走出来,即使不能再现往日“钢铁大王”的风采,也希望其能重返企业家行列。可戴国芳想要再起东山,需要首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宏观环境的急剧变化。
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美国消费者消费巨降,消费短缺又引起实体经济的下滑。而美国消费需求的疲软带来了连锁反应,导致长期靠出口拉动增长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下滑压力,造成了制造业全面萎缩和短期就业压力的增大,也压缩了钢铁需求增长的空间。在成本增加、市场疲软的双重压力下,很多民营企业陷入了资金链断层的困境。
再加上,2009年3月,国家又恰逢其时出台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规划中,明确地给大型国有钢企兼并收购中大型民营钢企创造了实质性利好,也从政策上给钢铁产业的“国进民退”做出了倾斜。一方面需求下滑,另一方面政策缩紧,在竞争过度的大背景下,就连宝钢、南钢、河北钢铁这些巨无霸都在计划减产,戴国芳想要重新挤进这个行业已经非常困难,要重现往昔霸主风采更是难于上青天。
戴国芳在成名之前,除了在钢铁行业有所建树之外,在其他领域少有涉足。在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之后,戴国芳要进入其他行业再起炉灶,面临的挑战也非常巨大。
在所有出狱企业家中,与戴国芳所面临处境最相似的莫过于曾经的“民间石油大亨”龚家龙。
2008年8月4日傍晚6时,原天发实业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首任会长龚家龙终于离开了被羁押一年零七个月的鄂州市第一看守所。
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起起落落之后,孑然的龚家龙已经开始走向了静心。他虽然频频穿梭于武汉、上海等地,但每一站都只做短暂停留,除了约见旧友之外,龚家龙没有透露下一步的明确打算。
“往昔‘乱世出英豪’时代俱往矣!”这位资本枭雄的感叹恰恰成了龚家龙未来动向的最好解释。看来,连这个被好友崔新生评价为“极权人物、极限操作、极端行为”的昔日“民营石油大王”也不得不认同,自己的未来与石油行业在过去2年内的大波大折、大起大落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陈久霖 回看曾国藩
之所以能够从挫败中走出来,是因为曾国藩明白: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后方重臣利益机密挂钩,从而让自己可以在前方拥有更大的生杀予夺之权。
相比外部环境的变化,真正阻碍那些出狱企业家们东山再起的,还是内在的恐惧。
按道理,戴国芳也算是个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的人,但“铁本事件”还是让戴国芳在心理上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按照常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蒋志文的说法,戴国芳此次能得以取保候审,主要是因为他在看守所里得了“抑郁症”。取保候审“相当于保外就医一样的形式。”蒋志文说,这样他可以回到老家的那个院子,和老婆孩子、父亲生活在一起,有利于治疗。
在这一点上,陈久霖与戴国芳有着相似命运。
“我们的同学那时都很困难,连棉袄都没得穿。”据陈久霖的北大同班同学、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外交官胡锁锦回忆:1987年陈久霖返校重新分配的时
候,那时胡锁锦还在北大研究生一年级,“天很冷,他跟我说能不能借件棉袄穿,我说我这棉袄还是政府援助的,最后很遗憾我没能借给他。再后来他就到民航去了。”
而据陈久霖高中同学刘思源回忆:1997年,已经36岁的陈久霖的生活还是过得非常“寒酸”。恩师卢祥福到北京住院,陈久霖和他一块去看老师,当时陈囊中羞涩,为此他还主动替陈买了送老师的礼物。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中,
陈透露自己将要“进行一次冒险”,就是要去新加坡接手经营中国航空油料运输(新加坡)有限公司,它便是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当时,这家1993年5月就在新加坡创办的公司,已经处于长期亏损和“休眠”的状态。
正是这种命运多蹇的人生经历,让陈久霖到了新加坡之后格外发奋图强,
并最终奠立了不俗的基业。但随后由于“中航油事件”而最终遭遇4年监禁的处罚。
新加坡的监狱对犯人管理十分严格,日常的生活条件很艰苦。监狱里只能睡水泥地,最多就是铺条草席,而且没有枕头。服刑人员如有任何违抗,就要被关在一间只有一个人容身的小房子里“面壁思过”。如果被关进去几天,绝大多数人会心理崩溃。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让本来就是在苦海中长大的陈久霖,在2009年2月刑满出狱后仍心有余悸地说:“朋友中没人受过我这样的苦。”
“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在起初带领湘军连打了7次胜仗,名声大噪。但后来在武汉一次惨败,曾国藩跳江自尽。被解救后,曾国藩意气消沉,回到湖南老家。其二弟是出家人,送给他一本五千言《道德经》,曾国藩一夜连读13遍,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熟读史书的陈久霖,在出狱之后对自己落败的原因做了如是解释。
当介入期权交易导致中航油新加坡子公司最终亏损5.5亿美元,陈久霖本人也在随后被新加坡法院以从事局内人交易、公司业绩报告造假、没有向新交所披露重要信息和欺骗德意志银行等罪名,被判处坐牢4年零3个月,罚款33.5万元,成为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资国有企业老总。“曾国藩将失败归结于后备供给不足。此后,曾国藩复出,一半时间用在前线带兵打仗,而一半时间用在京城搞后备。他把荣辱和后方官员拴在一起,渐入顺境,最终建立功勋。”在陈久霖看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从挫败中走出来,并最终奠定大业,就是因为曾国藩想明白了: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后方重臣利益机密挂钩,从而让自己可以在前方拥有更大的生杀予夺之权。
然而,陈久霖对于曾国藩成功之道的解读,无疑是只重表象而忽视了本质。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在“屡战屡败”之后,依旧获得“屡败屡战”的机会,是由于曾国藩通过历年磨练,真正把“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融进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一点却是一向刚勇而极度缺乏圆通之慧的陈久霖一直没有学会的。
褚时健 归于平淡
褚时健种“冰糖脐橙”延用了以前管理烟厂时的办法:和果农互利。
有一个故事:东北某小学正在进行一场考试,其中一道试题为:“请写出中国五大名山。”一位考生挥笔写下“泰山、黄山、庐山、峨眉山”之后,略加思考,又写下了“红塔山”。一直关注着他的监考老师不禁莞尔。
在云南玉溪卷烟厂,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东方红,太阳升,玉溪出了个红塔山,它为人民谋幸福,它是玉溪的大救星。”
红塔山无疑是一棵摇钱树,它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创造年利税200多亿元。正因为红塔山对当地经济的造血能力是如此之强,红塔山这一品牌的一手缔造者褚时健自然而然成了当地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救世主”。
然而,让当地人感到始料不及的是,就是这位“救世主”褚时健,在1996年12月28日却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第二年6月,褚时健因贪污罪名被拘捕。
据检察系统的侦察,褚时健贪污的金额为700万元左右,其数额巨大,按律难逃死罪。然而,此案在企业界和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褚报以同情。时值“国退民进”、产权改革的高潮期,人们均以为褚时健功勋卓著、其所得与贡献实在落差巨大,贪心大可原谅,纷纷表达了对褚时健的同情与声援。随后,褚时健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再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7年,并于2002年春节后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办理保外就医。
在保外就医后,褚时健不顾自己75岁高龄,挺着老病之躯,与妻子两个人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000亩荒山,种起了挂果期需要6年的“冰糖脐橙”。
褚时健种“冰糖脐橙”延用了以前管理烟厂时的办法:和果农互利。如今,已经有100多户农民共300多人在为褚时健忙碌。褚时健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定了数,因为挂果太多会影响果子质量,因此每棵树多出的果子他不要。这样一来,果农们一见到长势差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不以次充好,也就保证了良果的质量。正因为此,在昆明的水果市场上,一般的橙子是10元4斤,而褚时健的冰糖脐橙则卖1公斤8元,还买不到。他的产品一出来就发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云南本地“有价无货”。
就在褚时健于哀牢山畔用老朽之躯倔强地抗争时,曾在2005年3月被警方以“因南方证券坐庄哈飞股份,涉嫌操纵证券价格”为由而拘捕的阚治东,在刑满出狱后选择了悄然回归。2007年11月,“猛人”阚治东创建了上海奥锐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拉开了自己再战江湖的帷幕。
事实上,早在2004年从南方证券请辞之后,阚治东就与老朋友——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深圳发起成立了东方汇富和东方现代两个基金。东方创投先后投资了上海新生源医药研究有限公司、北京环球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华东公司和Amphastar,Inc等7个项目,现已处于封闭管理状态。
奥锐万嘉则是阚治东创办的第二家创投公司,注册资本4.1亿元,目前已投资了顺风光电、现代农装以及九派制药,即将还有三个项目处于启动阶段。除此之外,阚治东还发起河北第一个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河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募集规模10亿元;以及募集规模10亿元的徽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位于上海的第二个基金募集也将马上启动。
尽管目前不太景气的全球经济大势,也给意图东山再起的阚治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相信已经在资本市场上有过20年轮回经历的阚治东,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寻找到涅重生之路。
自破心中贼
从监狱中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忘记往昔的华灯溢彩、高朋满座,重新回到起点,在对过去完全清零之后,以一颗平常心来忘记过去,重塑未来。毫无疑问,戴国芳、龚家龙、陈久霖、储时健、阚治东都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企业家先驱,他们在各自领域,用不同的方式阐释着改革开放的真谛,那就是不断创新、不断进取,但他们也因为不同原因而遭受了牢狱之苦。如今,他们已经走过了从天堂、地狱到炼狱之间的轮回,在轮回过后,他们的心志都受到不同程度打击,但他们都在逐步从打击之中走了出来,正在尝试着迈向新的征途。
和戴国芳、龚家龙一样,陈久霖之所以最终“兵败滑铁卢”,都是因为没有真正搞明白中国名利场的游戏规则。
按照坊间说法,戴国芳是个典型的“五不老板”: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其人骨瘦如柴,除了吸烟,没有其他爱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因为经常呆在厂房,他的办公室布满尘土;他不设总经理秘书,来了客人都是自己添茶倒水;他不喝酒,喜欢在工厂食堂招待贵宾。他的竞争对手也说:“戴国芳每个月至少有20顿吃方便面之类的快餐。”
而在龚家龙的10年故友、资深产业投资基金专家崔新生看来,龚家龙之所以最后会败走麦城,就是由于龚家龙始终无法从“极权人物、极限操作、极端行为”这一“三极”冲动中迈出来,最终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巨头卡紧供应链的外源、荆州市政府锁住资产所有权的内壳、证监会掐住资金流通的枢纽之后,最终五罪归于一身(伪造金融票证罪、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
他们都清楚,在成王败寇的商场之中,赢者都是英雄、输者都是孬种。《王者归来》的大戏,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因此他们都竭尽全力争赢取胜。但他们却忘了,胜利永远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一个人在名利角逐过程中过于刚勇,必定会遭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丛林法则的报应。
而中盘落败后的陈久霖,已经深刻领会到这种竞争的残酷性。在回顾那场血腥惨烈的厮杀时,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倒众人推,既倒不怕推。日后垒铜墙,欢迎大家推。”由此可见,陈久霖并没有真正如当年曾国藩那样体味出“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
而龚家龙在刑满出狱后,在总结自己过往成败得失时,也只是把自己兵败麦城的原因归结为与地方政府的“产权纠纷”。这样的总结,从形式上看是绝
对科学的,可是为什么与天发同样存在“产权隐患”的柳传志、蒋锡培等人可以做到功成身退,而龚家龙、李经纬却最终折戟沉沙呢?
毫无疑问,戴国芳、龚家龙、陈久霖都取得过大成功——戴国芳曾与沈文荣、杜双华、张志祥并列中国四大“民营钢铁大王”;而龚家龙也曾贵为“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民营油企第一人”;陈久霖在2003年也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年度“亚洲经济新领袖”,他以490万新元的高年薪,被称为新加坡“打工皇帝”。
如今,他们都刚从监狱中出来。他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忘记往昔的华灯溢彩、高朋满座,重新回到起点,在对过去完全清零之后,以一颗平常心来忘记过去,重塑未来。
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王阳明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尽管他们很难像史玉柱那样,实现从巨富到巨负、再从巨负到巨富的完美转身,但他们都已经在经历过大风浪之后站定了下来,如果能顺利迈出“破心中贼”这一关坎,那么,继续“破山中贼”对他们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1979年春,“大病初愈”的中国经济像一架庞大的机器,齿轮锈住了、咬死了。有识之士纷纷探索革新之路。江南市凤凰印染厂新任厂长罗心刚决心让企业重回轨道。为此,罗厂长亲赴“广交会”调研、主动改变落后工艺、广泛招揽人才、大力推动改革。可是没料到,前进道路上却是阻力重重……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反映改革内容的著名电影《血总是热的》的内容。影片讴歌了一代改革者为了理想与信念锐意进取的决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最早一批试水者,类似“罗厂长”的一批企业家凭借个人努力,或让一个毫不起眼的乡土公司变成一个资产数十亿的庞然大物,或让一家国企成为拉动当地经济的支柱型企业,或让一家国企的分支机构在海外赢得了无上光荣……
为了能够久立潮头,这些传奇企业家们凭借惊人的创造力与应变能力描绘出了一篇篇壮丽的宏图。但是,数十年如一日地游走于刀尖,注定了其中一些人的结局——一个错误都会让他们一败涂地,进而面临牢狱之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改革的“先驱者”的成败得失,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个人成败得失,而与一个时代的成败得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结局看,他们尽管是失败者,但从过程看,他们的失败往往是令人惋惜的失败,甚至是令人钦仰的失败。
铁窗证明了他们只是凡人,那么,这些凡人在失败之后会怎样对待人生?
戴国芳 沧海变桑田
在经历了环境与行业的巨变之后,戴国芳要冲入钢铁战局或进入其他行业另起炉灶,面临的挑战都非常巨大。
没有想象中的竞相加价、人头攒动的情景,也没有沙钢、南钢等备受业界关注的大买家。2009年12月29日上午,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东安厂区的拍卖会,在常州市武进区的一家酒店悄然开始。拍卖的过程仅仅持续了10分钟左右,江苏金松特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中敏一举牌,就以7.108亿元的价格拍得了铁本老厂,是最初评估价的64%。在此之前,铁本江边项目已于2009年11月20日被常州嘉汇物资公司以1.994亿元的价格拍得。
随着拍卖会的结束,拖延了五年的“铁本事件”彻底落幕,该事件中当仁不让的主角戴国芳的命运再次成为焦点。
2004年,中央九部委调查“铁本事件”后,将其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而后,新华社亦下发了关于调查组认定的铁本所涉及的五大问题:地方政府越权分22次将项目化整为零分拆审批、违规征地、铁本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贷款、铁本违反国家固定资产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以及大量偷漏税。2009年4月17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对“铁本案”进行宣判,折抵刑期之后的戴国芳得以重获社会。
其实,坊间更多把戴国芳视作宏观调控政策的牺牲品。因此,大多数人都希望戴国芳能够尽快从“铁本事件”的影响中走出来,即使不能再现往日“钢铁大王”的风采,也希望其能重返企业家行列。可戴国芳想要再起东山,需要首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宏观环境的急剧变化。
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美国消费者消费巨降,消费短缺又引起实体经济的下滑。而美国消费需求的疲软带来了连锁反应,导致长期靠出口拉动增长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下滑压力,造成了制造业全面萎缩和短期就业压力的增大,也压缩了钢铁需求增长的空间。在成本增加、市场疲软的双重压力下,很多民营企业陷入了资金链断层的困境。
再加上,2009年3月,国家又恰逢其时出台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规划中,明确地给大型国有钢企兼并收购中大型民营钢企创造了实质性利好,也从政策上给钢铁产业的“国进民退”做出了倾斜。一方面需求下滑,另一方面政策缩紧,在竞争过度的大背景下,就连宝钢、南钢、河北钢铁这些巨无霸都在计划减产,戴国芳想要重新挤进这个行业已经非常困难,要重现往昔霸主风采更是难于上青天。
戴国芳在成名之前,除了在钢铁行业有所建树之外,在其他领域少有涉足。在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之后,戴国芳要进入其他行业再起炉灶,面临的挑战也非常巨大。
在所有出狱企业家中,与戴国芳所面临处境最相似的莫过于曾经的“民间石油大亨”龚家龙。
2008年8月4日傍晚6时,原天发实业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首任会长龚家龙终于离开了被羁押一年零七个月的鄂州市第一看守所。
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起起落落之后,孑然的龚家龙已经开始走向了静心。他虽然频频穿梭于武汉、上海等地,但每一站都只做短暂停留,除了约见旧友之外,龚家龙没有透露下一步的明确打算。
“往昔‘乱世出英豪’时代俱往矣!”这位资本枭雄的感叹恰恰成了龚家龙未来动向的最好解释。看来,连这个被好友崔新生评价为“极权人物、极限操作、极端行为”的昔日“民营石油大王”也不得不认同,自己的未来与石油行业在过去2年内的大波大折、大起大落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陈久霖 回看曾国藩
之所以能够从挫败中走出来,是因为曾国藩明白: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后方重臣利益机密挂钩,从而让自己可以在前方拥有更大的生杀予夺之权。
相比外部环境的变化,真正阻碍那些出狱企业家们东山再起的,还是内在的恐惧。
按道理,戴国芳也算是个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的人,但“铁本事件”还是让戴国芳在心理上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按照常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蒋志文的说法,戴国芳此次能得以取保候审,主要是因为他在看守所里得了“抑郁症”。取保候审“相当于保外就医一样的形式。”蒋志文说,这样他可以回到老家的那个院子,和老婆孩子、父亲生活在一起,有利于治疗。
在这一点上,陈久霖与戴国芳有着相似命运。
“我们的同学那时都很困难,连棉袄都没得穿。”据陈久霖的北大同班同学、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外交官胡锁锦回忆:1987年陈久霖返校重新分配的时
候,那时胡锁锦还在北大研究生一年级,“天很冷,他跟我说能不能借件棉袄穿,我说我这棉袄还是政府援助的,最后很遗憾我没能借给他。再后来他就到民航去了。”
而据陈久霖高中同学刘思源回忆:1997年,已经36岁的陈久霖的生活还是过得非常“寒酸”。恩师卢祥福到北京住院,陈久霖和他一块去看老师,当时陈囊中羞涩,为此他还主动替陈买了送老师的礼物。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中,
陈透露自己将要“进行一次冒险”,就是要去新加坡接手经营中国航空油料运输(新加坡)有限公司,它便是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当时,这家1993年5月就在新加坡创办的公司,已经处于长期亏损和“休眠”的状态。
正是这种命运多蹇的人生经历,让陈久霖到了新加坡之后格外发奋图强,
并最终奠立了不俗的基业。但随后由于“中航油事件”而最终遭遇4年监禁的处罚。
新加坡的监狱对犯人管理十分严格,日常的生活条件很艰苦。监狱里只能睡水泥地,最多就是铺条草席,而且没有枕头。服刑人员如有任何违抗,就要被关在一间只有一个人容身的小房子里“面壁思过”。如果被关进去几天,绝大多数人会心理崩溃。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让本来就是在苦海中长大的陈久霖,在2009年2月刑满出狱后仍心有余悸地说:“朋友中没人受过我这样的苦。”
“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在起初带领湘军连打了7次胜仗,名声大噪。但后来在武汉一次惨败,曾国藩跳江自尽。被解救后,曾国藩意气消沉,回到湖南老家。其二弟是出家人,送给他一本五千言《道德经》,曾国藩一夜连读13遍,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熟读史书的陈久霖,在出狱之后对自己落败的原因做了如是解释。
当介入期权交易导致中航油新加坡子公司最终亏损5.5亿美元,陈久霖本人也在随后被新加坡法院以从事局内人交易、公司业绩报告造假、没有向新交所披露重要信息和欺骗德意志银行等罪名,被判处坐牢4年零3个月,罚款33.5万元,成为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资国有企业老总。“曾国藩将失败归结于后备供给不足。此后,曾国藩复出,一半时间用在前线带兵打仗,而一半时间用在京城搞后备。他把荣辱和后方官员拴在一起,渐入顺境,最终建立功勋。”在陈久霖看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从挫败中走出来,并最终奠定大业,就是因为曾国藩想明白了: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后方重臣利益机密挂钩,从而让自己可以在前方拥有更大的生杀予夺之权。
然而,陈久霖对于曾国藩成功之道的解读,无疑是只重表象而忽视了本质。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在“屡战屡败”之后,依旧获得“屡败屡战”的机会,是由于曾国藩通过历年磨练,真正把“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融进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一点却是一向刚勇而极度缺乏圆通之慧的陈久霖一直没有学会的。
褚时健 归于平淡
褚时健种“冰糖脐橙”延用了以前管理烟厂时的办法:和果农互利。
有一个故事:东北某小学正在进行一场考试,其中一道试题为:“请写出中国五大名山。”一位考生挥笔写下“泰山、黄山、庐山、峨眉山”之后,略加思考,又写下了“红塔山”。一直关注着他的监考老师不禁莞尔。
在云南玉溪卷烟厂,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东方红,太阳升,玉溪出了个红塔山,它为人民谋幸福,它是玉溪的大救星。”
红塔山无疑是一棵摇钱树,它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创造年利税200多亿元。正因为红塔山对当地经济的造血能力是如此之强,红塔山这一品牌的一手缔造者褚时健自然而然成了当地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救世主”。
然而,让当地人感到始料不及的是,就是这位“救世主”褚时健,在1996年12月28日却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第二年6月,褚时健因贪污罪名被拘捕。
据检察系统的侦察,褚时健贪污的金额为700万元左右,其数额巨大,按律难逃死罪。然而,此案在企业界和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褚报以同情。时值“国退民进”、产权改革的高潮期,人们均以为褚时健功勋卓著、其所得与贡献实在落差巨大,贪心大可原谅,纷纷表达了对褚时健的同情与声援。随后,褚时健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再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7年,并于2002年春节后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办理保外就医。
在保外就医后,褚时健不顾自己75岁高龄,挺着老病之躯,与妻子两个人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000亩荒山,种起了挂果期需要6年的“冰糖脐橙”。
褚时健种“冰糖脐橙”延用了以前管理烟厂时的办法:和果农互利。如今,已经有100多户农民共300多人在为褚时健忙碌。褚时健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定了数,因为挂果太多会影响果子质量,因此每棵树多出的果子他不要。这样一来,果农们一见到长势差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不以次充好,也就保证了良果的质量。正因为此,在昆明的水果市场上,一般的橙子是10元4斤,而褚时健的冰糖脐橙则卖1公斤8元,还买不到。他的产品一出来就发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云南本地“有价无货”。
就在褚时健于哀牢山畔用老朽之躯倔强地抗争时,曾在2005年3月被警方以“因南方证券坐庄哈飞股份,涉嫌操纵证券价格”为由而拘捕的阚治东,在刑满出狱后选择了悄然回归。2007年11月,“猛人”阚治东创建了上海奥锐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拉开了自己再战江湖的帷幕。
事实上,早在2004年从南方证券请辞之后,阚治东就与老朋友——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深圳发起成立了东方汇富和东方现代两个基金。东方创投先后投资了上海新生源医药研究有限公司、北京环球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华东公司和Amphastar,Inc等7个项目,现已处于封闭管理状态。
奥锐万嘉则是阚治东创办的第二家创投公司,注册资本4.1亿元,目前已投资了顺风光电、现代农装以及九派制药,即将还有三个项目处于启动阶段。除此之外,阚治东还发起河北第一个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河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募集规模10亿元;以及募集规模10亿元的徽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位于上海的第二个基金募集也将马上启动。
尽管目前不太景气的全球经济大势,也给意图东山再起的阚治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相信已经在资本市场上有过20年轮回经历的阚治东,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寻找到涅重生之路。
自破心中贼
从监狱中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忘记往昔的华灯溢彩、高朋满座,重新回到起点,在对过去完全清零之后,以一颗平常心来忘记过去,重塑未来。毫无疑问,戴国芳、龚家龙、陈久霖、储时健、阚治东都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企业家先驱,他们在各自领域,用不同的方式阐释着改革开放的真谛,那就是不断创新、不断进取,但他们也因为不同原因而遭受了牢狱之苦。如今,他们已经走过了从天堂、地狱到炼狱之间的轮回,在轮回过后,他们的心志都受到不同程度打击,但他们都在逐步从打击之中走了出来,正在尝试着迈向新的征途。
和戴国芳、龚家龙一样,陈久霖之所以最终“兵败滑铁卢”,都是因为没有真正搞明白中国名利场的游戏规则。
按照坊间说法,戴国芳是个典型的“五不老板”: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其人骨瘦如柴,除了吸烟,没有其他爱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因为经常呆在厂房,他的办公室布满尘土;他不设总经理秘书,来了客人都是自己添茶倒水;他不喝酒,喜欢在工厂食堂招待贵宾。他的竞争对手也说:“戴国芳每个月至少有20顿吃方便面之类的快餐。”
而在龚家龙的10年故友、资深产业投资基金专家崔新生看来,龚家龙之所以最后会败走麦城,就是由于龚家龙始终无法从“极权人物、极限操作、极端行为”这一“三极”冲动中迈出来,最终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巨头卡紧供应链的外源、荆州市政府锁住资产所有权的内壳、证监会掐住资金流通的枢纽之后,最终五罪归于一身(伪造金融票证罪、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
他们都清楚,在成王败寇的商场之中,赢者都是英雄、输者都是孬种。《王者归来》的大戏,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因此他们都竭尽全力争赢取胜。但他们却忘了,胜利永远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一个人在名利角逐过程中过于刚勇,必定会遭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丛林法则的报应。
而中盘落败后的陈久霖,已经深刻领会到这种竞争的残酷性。在回顾那场血腥惨烈的厮杀时,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倒众人推,既倒不怕推。日后垒铜墙,欢迎大家推。”由此可见,陈久霖并没有真正如当年曾国藩那样体味出“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
而龚家龙在刑满出狱后,在总结自己过往成败得失时,也只是把自己兵败麦城的原因归结为与地方政府的“产权纠纷”。这样的总结,从形式上看是绝
对科学的,可是为什么与天发同样存在“产权隐患”的柳传志、蒋锡培等人可以做到功成身退,而龚家龙、李经纬却最终折戟沉沙呢?
毫无疑问,戴国芳、龚家龙、陈久霖都取得过大成功——戴国芳曾与沈文荣、杜双华、张志祥并列中国四大“民营钢铁大王”;而龚家龙也曾贵为“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民营油企第一人”;陈久霖在2003年也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年度“亚洲经济新领袖”,他以490万新元的高年薪,被称为新加坡“打工皇帝”。
如今,他们都刚从监狱中出来。他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忘记往昔的华灯溢彩、高朋满座,重新回到起点,在对过去完全清零之后,以一颗平常心来忘记过去,重塑未来。
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王阳明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尽管他们很难像史玉柱那样,实现从巨富到巨负、再从巨负到巨富的完美转身,但他们都已经在经历过大风浪之后站定了下来,如果能顺利迈出“破心中贼”这一关坎,那么,继续“破山中贼”对他们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