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字实父，号十洲，凭其勤奋与努力，以独特的绘画技巧，成为明代苏州非常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亦称“吴门四杰”。
　　在这群文人画家里，仇英是一个小小的异数。他是匠人出身，后来以画为生，一生都专注于此。他不善诗文，也不精于书法，在重视“画外功夫”的当时，也仍在画坛有自己的一席位置，与儒生才子们并身于明四家的行列里，是当时少有的纯粹因画画本身而得名的画家。

桃花坞

　　关于苏州，唐寅写过一首诗：“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他说，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吴中，里头的阊门就更好了，闾阎扑地，八百姻娇，每天五更时分的早市从来没有停过，来往交易的人都说着不同的方言。如果让画师把这里的昌盛描绘出来，画师也会说这很难吧。
　　这就是当年仇英生活的地方，四百年后重过阊门，下塘街17号是他曾经的居所。这里一棵老银杏树依然繁茂，是仇英当年亲手栽下的。
　　
　　过去此处叫“桃花坞”，吴门画派的画家们，都住在这一带，唐寅的桃花坞别墅、文徵明的家宅、祝允明的住宅……这里是吴中手工作坊云集的地方，也是仇英的安身之所。
　　苏州是古吴都城所在，过去称“吴门”。明中葉时，这里取代南京成为了江南地区的中心，得益于江南的繁荣，继承着元代文人画传统的吴门画派，也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然而在一群文人画家里，仇英其实算是一个小小的异数。

从漆匠到画匠

　　关于仇英，历史里留下的记录很少。作为明四家之一，他不像其他三位那样，种种生平记载都在册。后人想要知悉他的生卒年月，还要在他人在他画上留下的题跋中推敲。大概是因为他以画为生，但没怎么读过书，在一众要么有家学背景，要么科考出身的文人画家中间，仇英多多少少容易为画史有所轻视。
　　他不像唐寅，在坊间留下了许多韵事，也不像文徵明那样有名望。他的一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自己的画上留下的名款“仇英实父制”也总是藏在角落里，小小的一个，不打眼。
　　仇英出生在江苏太仓一个普通家庭里出生，家境不是太好，从少年时起，就得帮着父亲维持家里的生计，也就顾不上读书的事情。也许因父亲是漆匠的缘故，仇英从小就干些漆工活，平日里接触的人很少，谁家有漆工活要做，他就去，干完活就走。
　　
　　“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后来，仇英喜欢上画画，没有老师指点，全凭自己。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独自到苏州城学习，一边当漆匠，一边学画。大概因为常流连苏州街头的书画装裱店和买卖书画的古董店，后来他在那儿认识了文徵明。
　　文徵明很喜欢他，也很惊讶仇英自己琢磨出来的扎实的笔头工夫与他出身之间的落差，这让文徵明对他的努力与才华更为佩服。
　　结识文徵明是仇英人生里的一个小的转折，他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漆匠成为了画匠。正德十二年的时候，文徵明邀请了他一起绘制《湘夫人》，那年文征明四十八岁，而仇英也才二十岁上下，刚摆脱漆匠的身份专心学画不久。
　　当时文徵明“使仇实父设色，两易皆不满意，乃自设之以赠画履吉先生。” 文徵明让仇英设色，改了两次都不满意，最后就自己上手了。这件事对仇英来说大概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此后仇英对用色钻研得深，他后来在设色上达到的高度很少有人能超越，也很少有人能把赭石、太白、石青、石绿这些颜色搭配得那么好，典雅又简淡。
　　文徵明还是十分照顾这位后生，赴京时将仇英托付给了周臣，仇英就这样开始和周臣学画。周臣也是唐寅的老师，而唐寅比仇英还年长近三十岁，可见仇英学画的当时，周臣也年迈了。
　　但仇英还是从周臣处学到了很扎实的基本功，周臣画里的院体风格为仇英带来了严谨与稳健的意味。
　　
　　文徵明的影响，周臣的指点加上仇英自己的努力，让他习得了一身好武功：周臣给了仇英扎实的基本功，让他在技巧上获得了绝对的精巧，就像习武者在江湖上站稳了脚跟，而从文徵明处学来的那种含蓄而优雅的风格，如同大侠有了剑，让仇英有了成为大师的可能。

醉心“青绿山水画”

　　在画史上，董其昌是个严苛的评论家，作为文人画家，他多多少少觉得仇英是画工之流，学识不够，但也不得不承认仇英手上功夫了得，尤其是仇英的青绿山水。他说，“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而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起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是也。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若文太史（文徵明）极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
　　这话大意是说，画史上画青绿山水的画家不少，但许多人的画里只有精工，但无雅气。五百年了，才有了一个仇英。在青绿山水上，甚至于文徵明与他相比也是逊色的。
　　中国的青绿山水出现于魏晋时期，经过宋代画家赵令穰、赵伯驹的发展，到元代赵孟頫“托古改制”，青绿山水开始有了人文气息，然而至此，青绿山水仍然不是绘画的主流。明中后期，诗书画结合的文人山水很时髦，但在青绿山水方面有成就的画家仍旧不是太多，沈周和文徵明确实画了不少很具文人气息的小青绿山水，但在吴门中，大青绿画得最好的，还是仇英。 　　传统里，青绿山水的兴起，往往与当朝者对道教的推崇有关，所以不少青绿山水画里，都会描绘仙山道观，总有些神秘虚幻的色彩;而因为青绿山水颜色艳丽，如果画者不慎重，也容易流俗。仇英保留了青绿鲜妍用色的同时，着力烘托画里可居可游的氛围，于是他的青绿山水不是与人相隔的存在，是真切与人相亲的自然。
　　比如最有代表性的大青绿山水《桃源仙境图》，山峰都用石青、石绿点染，绿得很完全，用水晕开来，色彩饱和度被降低了，于是也就有了秀美的气息。树枝用混了墨色的赭石勾勒，叶子则用花青上色，树丛显得郁郁葱葱。画里高士穿着醒目的白色袍子，在林洞里弹琴、听琴。画面柔美也静谧。
　　仇英的小青绿则有《桃源图卷》，山都是浅浅的绿，桃花桑竹，良田美池，阡陌交通，往来种作，所有的颜色都浅淡可爱，人的动静声色也都活泼而喜悦。
　　然而，仇英好像生来就有一种天然的谦逊，无论是古人还是同时代的画家，只要是长处，他都愿意认真学习。所以他的青绿山水，有从古典传统而来的工整精致的古典传统，也有从同时代的气氛里浸养来的文雅趣味。

精工之极又有士气

　　董其昌说仇英的青绿山水是“精工之极又有士气”，仇英的长处确实在此，他能将工笔画糅合文人的审美趣味，精细之余也有文雅气。
　　写意与工笔一直是中国古典绘画上的两大画体，过去大多称为二者为“粗笔”和“细笔”。
　　明初期至明中期，画坛一直处于两大主流浙派与吴门画派交替的时期。
　　明初，以戴进和后继者吴伟所创立的浙派，在皇家的支持下兴起了。浙派有院体画的特征，追求刚健雄伟的力量感。
　　到了明中期，经历土木堡之变后，朝廷的财政越来越艰难，依靠官方支持的浙派也就慢慢衰弱了。而此时，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得吴门画派起来了。吴门画派继承着元代文人画的风格，“不论形似”，重视画里的神与意，偏好清雅的文人趣味，沈周、文徵明都是典型的吴门画派风格。
　　当然，偏则失，时代的翘楚总是只有那么几位，更多的山水畫家“都过分注重绘画的意境和神韵，而忘记了基本的造型。结果画中景物成为不合理的东西、毫无新鲜感的东西;却用气韵来做护身符，以掩饰其缺点。”
　　
　　徐复观先生也认为，宋代以后一部分文人艺术家把书法在绘画中的意味强调得太过，甚至认为书法的价值在绘画之上，无形中忽视了绘画自身更基本的因素。
　　
　　而在尝试将工笔和写意两种技法融合，在工整中仍旧能够保留了文气的，仇英无疑是做的最好的一位。
　　仇英的画兼工带写，加上他身体也好，工笔重彩画越到晚年，画越得细。再者他的性格沉稳，一幅画，画好几年也不疲不松，气息一致。这对于同样身为职业画家的唐寅来说，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他的《清明上河图》有24.8厘米宽，只两个巴掌宽，却有五米多长，其中的人物楼宇，桥梁店铺，没有不细致的。他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沿袭下样式，但却以青绿山水作画，画苏州城里的种种，无一不生动可爱。

“仕女画”神采生动

　　仇英从周臣处习来了界画和花鸟的基础，从文徵明和古人处学来山水的格调，而师兄唐寅则给他开辟了另一块园地--仕女图。明末的藏书家姜绍书曾经说仇英的仕女画是“神采生动，虽（周）昉复起，未能过也。”
　　实际上，在老百姓那儿，仇英的仕女图才是最受欢迎的，兼之仕女图可以作为春宫图的基础，总是喜闻乐见的。仇英的态度大概就是，既然大家喜欢，我就画画吧。仇英的仕女画也许没有唐寅笔下人物的神情灵动，感情丰富，但较之唐寅，仇英的长处是用色更悦目，细节更精细，更善于捕捉人物行为动作的瞬间图景。这些瞬间被他敏锐感受到后，像相机定格一样落在纸上，格外生动起来。
　　然而在仇英画的人物里，仕女还不是最出挑的，他更擅长的是在历史故事画中表现人物，姜绍书形容是“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
　　比如《竹院品古图》，画的是苏轼、米芾等人赏古玩的场面，庭院里竹篁在生长，童子在煮茶，小狗在嬉闹，是兴致勃勃又欢悦的生活。
　　《南华秋水》取自《庄子·秋水篇》，写的是河神与海神的一段对话，借水来论述宇宙、世事的相对关系。画里的男子是“南华”，面对着渺渺的无穷河水，而侍立的女子是“秋水”，寓意“秋水时至”--仇英选择了用人物来表现抽象的哲学概念。

临摹古人，笔不妄下

　　明代，“临古”似乎成了是一种时兴风潮。仇英也临摹了非常多的古人画作，同时代的王宠说，仇英画画从来就是“笔不妄下”，没有一笔无来处，树石从刘松年里来，人物画学习吴道子，宫殿楼宇学郭忠恕，山水学李思训。唐宋名家，没有一个他不模仿学习，得来的好处就是一人能兼众长。王世贞说他“于唐宋名人画无所不摹写，皆有稿本，其临笔能夺真，米襄阳不足道也。”
　　可仇英当时不过是普通民众，怎么有机会能看到这么多的古画呢？
　　原来是仇英声名鹊起后，屡屡有人邀他客居作画。仇英先后客居众多富家、收藏家家中。在他们家中，仇英如饥似渴地临摹大量古画，创作了许多巨幅大作。仇英受到邀请的有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昆山收藏家周凤来、苏州富豪陈官。
　　其中和仇英关系最亲密，相处时间最长的是项元汴。项家四世善画，也有项圣谟这样的大家，且家资丰饶，世代收藏。项元汴比仇英小20岁左右，也精于画艺，对仇英十分尊重，很少要求仇英特意为他画作，却倾其所有为仇英参考借鉴。
　　在项元汴家，仇英前后居住十余年，为项家绘制了上百幅作品。如《桃林草堂图》《腊梅水仙图》《临宋元六景册》。《松溪横笛图》《蕉阴结夏图》《桐阴清话图》等都是在项家完成的。
　　因为得到这些收藏家们的支持，使仇英在中年之后，有了不错的收入，生活有了保障，加之得以大量观摹古画，他的艺术表现和技巧手段趋于多姿多彩，老到成熟。工笔、意笔、青绿、浅绿、水墨、白描各种技法无所不为，并能依据主题、意境及意趣的需要，随心应手，笔随意生，游刃自如，终于成为当时不可多得的大画家。
　　关于仇英，虽然历史留下的只是片语，但他的画依然很诚实地展现了他。他真诚又如实，也许也向往文人画家的身份，但他从来没有故作逸气的姿态落笔，在外界的种种怀疑里，仍然顺从着，不执拗，每一笔都如实地表达着自己。他应该就是一位诚恳的、认真的、仔细的，一生都在画画的人吧。（来源：微信公众号“林曦的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