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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的谢万清是位地道的农民，现在人们称他是“农民摄影家”“农民摄影师”。1955年，谢万清出生在位于陕甘接壤处的陇县峰山村的一个普通农家。这里是陇县的北部山区，海拔2300多米。1969年，初中未毕业的谢万清辍学参加生产劳动，在一次放牛时，有位知青让他帮忙拍照，他得以第一次接触照相机。从此，谢万清就对照相机着了迷。1970年，谢万清给自己定下的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挣工分攒钱买一台和知青手中一样的照相机。1978年，他终于攒够了钱，从当时的陇县百货大楼买回一台照相机。从此，他不管是在家种庄稼，还是外出打工，坚持一边干活，一边自学照相。
如今40年过去了，谢万清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农村的变化。他的作品曾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展出，日本爱普生公司也为他在北京举办了影展。2015年，谢万清的两幅作品被收藏于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他的这两幅摄影作品，其中一幅摄于1986年，名为《征服》，画面上一位农民挽起裤腿扎着弓步，用力扯着前面的两头耕牛。另外一幅叫《朴实的爱》，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蹲坐在麦地里，戴着瓜皮帽的老汉一手托着烟袋锅，一手探出去给妻子擦汗。他的大多数早期作品都是黑白的。除了田间地头，乡下过年和农民的婚礼现场，也是谢万清最钟爱的场景。
13岁第一次摸到照相机，23岁终于攒够买照相机的74元钱
像大多数农民一样，谢万清有着一张历经沧桑的脸。当兵是他从小的梦想，但因为家里的上中农成分，他在征兵时体检过了，政审没过。如今他总爱穿一套旧迷彩服，由于个子太矮，只能松垮地挂在身上。
对谢万清而言，命运就像一座迷宫，走着走着就会摸到一堵墙。五六岁时，他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饿得“腰都直不起来”。读小学时，“文革”来了，父亲因为成分不好，他跟家人睡过牛棚，站在桌子上挨批斗。
聊起这些，谢万清陷入沉默，摆摆手，“不聊了不聊了，我们说点积极向上的。”
为了拍到“积极向上”的照片，谢万清习惯将自己的身子放低。拍《征服》时，他蹲在地上，让画面里的人“把牛抽得再跑快一点儿”。有一回，他从低处拍挑水的毛驴，把驴脑袋拍得硕大，木桶比远处站着的人还高。上世纪90年代，有手藝人扎了一堆红灯笼，垒在自行车后座上去县城集市上卖，他趴在马路中间，按完快门就往路边一滚。
摄影是谢万清“这辈子最开心的事”。他第一次摸到相机是1969年。那一年，他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回家干农活。有一天，一位西安来的知青请正在山上放牛的谢万清，给他拍照，手把手教谢万清找位置、按快门，还在纸上画出构图，让谢万清端相机的时候“不要呼吸”，“把人框到中间”。第一次拍照，谢万清按了3次快门，才把人拍得“不缺胳膊少腿”。
自从有了这次经历，谢万清对照相机充满憧憬，他渴望自己也有像知青那样一台照相机。可是，那会儿，谢万清一天的工时算下来差不多2角，而一台相机要100多元。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是最奢侈的梦想。“我当时想，30年能买上一台不？”谢万清说。
为了攒钱买照相机，谢万清主动报名去修水库。工地上活重，可每天有5分钱的补贴。拉着石头下坡时，绳子断了，他整个人扑在地上，大腿至今有一道疤。干活时得了疝气，他怕耽误攒钱，就自己用钢筋挽了一个圈，箍在腰上以减轻疼痛感。直到几年前，他才在家人的强迫下做了手术。
1978年，谢万清终于在陇县百货大楼买到了一台“红梅”牌照相机。此前，他已经去柜台看过4次，每次钱都不够。当时，他家穷得连一台运粮的架子车都没有，而那台相机花了他74元。
改革开放后干过拍照生意，还曾到宝鸡市一家照相馆打工
改革开放后，村里看人的判断标准，从“家庭成分”渐渐变成了“有没有钱”。谢万清曾有个相处9年的包办婚姻对象，结果对方因为他“不会找钱”，不愿意跟他结婚。他将这段失败的感情，视为“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上世纪80年代，谢万清开始端着相机在庙会、集市旁干起了拍照生意，“搭个小棚子一遮，不然人家不好意思拍”。他耐心地为每个刚走进新时代的男男女女设计动作，教他们翘起二郎腿，手里夹支烟，或者望向远方。一年下来能赚七八百元。他还为《宝鸡日报》拍新闻照片，拍亮晶晶的地膜和拖拉机，一张照片的稿费有10元。
当时，村里没通电，谢万清就用煤油灯做光源，用尿素和醋配制化学试剂，在地上挖3个坑，铺上块塑料布，当作显影、定影和冲洗的暗房。他曾把镜头对准自己的两个孩子。孩子面对面熟睡着，一只小猫从两个孩子中间的被子里钻出头来。“这是我最不容易的时候。”谢万清说，“你看，红被子还是用白线缝的。”他常说，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家里人”。
1995年，农村人口急速增多，学校里一张桌子旁围着3个孩子，谢万清的孩子上学连名都报不上。他带着妻儿搬到了宝鸡市，在一家照相馆打工。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曾收到一封从宝鸡发来的电报，通知他的摄影作品在农民摄影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可等他从深山的家里出发赶到，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他还在宝鸡办过人生中第一次“影展”——文化宫的橱窗里，张贴了他的12幅作品。 在宝鸡照相馆，谢万清负责手工冲洗黑白照片，“这活儿在当时只有我能干”。老板给他开了所有人中最高的工资：一个月400元。但两个孩子在宝鸡上学的借读费，每年就要上万元，加上房租，谢万清还是没能“发财”。
谢万清没有放下照相机，只是举起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有时在暗房里待了十几个小时，他已经精疲力尽。看到别人在拍婚纱照、证件照，他也“手痒”;他尝试拍过城市里的高楼和夜景，但“没啥感觉”;还拍过公园里谈恋爱的男女，结果被骂“流氓”。他说自己适应不了城市生活。过马路时，有人提醒他要“走天桥”;有次走路累了，往地上一坐，有人跟他说“你坐在盲道上了”。谢万清不满城市空间太小，不开阔，空气不好，还老堵车。
后来，照相馆倒闭了，谢万清卖过烤肠，去浙江、江苏、福建挖“西气东输”“西油东送”的管道，还铺过通信光缆。工作让他觉得疲惫。他几乎不怎么拍了，相机坏了也不去修。
在“文化人”面前，谢万清总显得有些战战兢兢。有人在饭桌上说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影响力，不是因为构图或者审美，而是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他在旁边一声不吭，只是木然地点头。他常感叹：“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在照片之外，谢万清确实难以展现更多的审美。家里的摆设以实用为主，衣服也是乱穿。为数不多能证明他“爱美”的，或许就是院里种的几株月季和绣球了。他还在门口种了一大片竹子，“山上到了冬天就黄了，这个能四季常青”。
不喜欢人称“中国最穷的摄影家”，如今他作为扶贫对象在陇县文化馆有份工作
打工没攒下什么钱，2009年，谢万清回到了山区家乡农村。原来的房子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受损，裂了大腿宽的缝。盖好新房后，他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直到现在也没还清。30岁的儿子至今未婚，他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穷，出不起彩礼钱。儿子埋怨他，他一声不吭。因为内疚，他时常失眠。2015年，他被登记为贫困户。
相机坏了，谢万清还是忍不住借钱买了一台新的，甚至向孩子开口。他曾经烧过自己的胶卷，打算“一辈子不碰相机”。但“这东西就像烟瘾，没办法，戒不掉了”。
谢万清喜欢翻看关于自己的报道。他给记者看一本杂志，指着封面上自己的名字：“这杂志一般都是登希拉里、克林顿之类的，结果让我占了五六页。人家都说：老谢费地方！”家里的墙上张贴着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海报，片名就叫《老谢》。“我要是没拍出点啥，人家能来找我？”
可这些年报道一多，谢万清也烦了。“他们光报道，也不给点补助。”有报道说他是“中国最穷的摄影家”，他不喜欢这个称呼。有人劝他“多经营自己”，照片被使用了记得要稿费，可他“一高兴又忘了”。有时他会收到一些信件，请他去做出版物的编委，但需要交一定的费用。他交过一次钱，结果对方再也没有聯系他。“都是骗子。”他忿忿地说，“要是不交钱，我还可以考虑。”
回乡后，谢万清重新端起了相机。他发现村里都盖上了新砖房，树也多了，可人却少了。年轻人都出去上学、打工，他所在的山沟原来相邻住了七八户人家，现在只剩下5户。当地人说，现在村里老人去世都凑不够人抬棺，挖掘机挖个坑，就把人埋了。村里的小学几乎都撤了，而县城的小学规模不够大，许多农村孩子报不上名，只能中途辍学。
谢万清依然爱拍过年、婚礼、社火。如今他的镜头里，满脸油彩的小孩，把头凑在一起玩手机。新郎新娘穿着西装和婚纱，把粉色拱门立到了黄泥墙上。他不愿意展现农村的苦难和落后，因为“日子总是一天比一天好”。看到自己的照片里有小孩穿得不体面，他赶紧跳过，“这个不能公开，裤子都破了！”
但是谢万清还是希望，能够让别人知道自己和农村的窘境，继而带来改变。作为县里的政协委员，他曾经连续5年提案，要求将山里的一条公路重修。他还建议村里打深水井，因为浅水井水质不好。前几年，村里才通上自来水，否则还要像他照片里那样，用毛驴或人力挑水。
谢万清看不惯农村彩礼重，娶个媳妇要十几万元。自己的女儿出嫁时，他只收了1万元彩礼，几乎全部分给了女儿和女婿，自己只留了800元。他跟亲家说：“我不要钱，只要你们把我闺女当人看就行了。”
陇县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距离谢万清家六七里山路有一处界碑，他每次路过都要带上一把镰刀，把石碑周围的杂草割净。有人路过觉得奇怪：“你在这割啥草哩？”他总是说：“这事你不干、我不干，就没有人干了。”
有人说：“老谢没钱，就靠这口气活着。”
在剧烈变化的时代，谢万清已经很难准确捕捉到变化的信号了。比起人像，他现在更喜欢拍大自然。他很少再采用仰视的视角，更多时候喜欢俯瞰。“我的设备不行，必须站得远，才能拍得全。”2017年冬天，谢万清几乎天天站在县城的大桥上等黑鹳，相比别人的相机，他的镜头短了一大截。
有人说谢万清现在拍得不如以前了。他不以为然，觉得“那是他们没看出门道”。有几次他想发表几张近些年的作品，遭到退稿，他就再也不愿意公开了，“现在很多地方尺子不准”。事实上，他也并没有太多渠道。
前几年，谢万清在几位影友的帮助下，以个人名义在西安办过一次影展，大部分照片依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的。他联系了西安几个场馆，有的说“不提供这项服务”，有的要按平米收费，“一层每天5000元”。谢万清最终把场地选在了汉城湖公园，“那地方不要钱”。他绕着栏杆拉起一道长绳，每天清晨把贴在泡沫板上的照片夹在绳上，入夜再收起来。他弓腰背着照片走在西安的夜里，摞起来的照片快比他人还高。连续3天，他搬着凳子坐在自己的照片旁，有人来看，他就上前讲解。
也是前几年，谢万清存放照片的仓库起过一次火，许多照片被烧毁了。他抢救出一部分，小心翼翼地收好，跟农具、粮食、化肥放在同一间屋里。对他而言，那些照片都是相当重要的东西。
记者采访谢万清时，陇县的山区已进入深秋，多雨，土黄色的院子里泥泞不堪。玉米金黄，装袋垒了一米多高，用雨毡盖得严严实实。农民的日子极端地依赖天气，已是种小麦的时节，谢万清看着窗外叹气：“又下雨了，干不成活儿了。”
两年前，宝鸡群众艺术馆为配合扶贫政策，为谢万清在陇县文化馆安排了一份工作，主要负责看管摄影展厅。那个厅里，至今还摆放着他的作品。他很高兴，觉得自己作为政协委员，“带头脱贫了”。县里有什么文化活动，他也会去拍些照片，有广场舞，有书法比赛。但他不喜欢那些片子，翻看照片时，看到活动照总是急着跳过，“不看活动，坚决不看活动”。
每个周末，谢万清要在山路上骑4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种地，周日再回到县城。谢万清在馆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一张小床，他觉得很满足。
如今40年过去了，谢万清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农村的变化。他的作品曾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展出，日本爱普生公司也为他在北京举办了影展。2015年，谢万清的两幅作品被收藏于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他的这两幅摄影作品，其中一幅摄于1986年，名为《征服》，画面上一位农民挽起裤腿扎着弓步，用力扯着前面的两头耕牛。另外一幅叫《朴实的爱》，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蹲坐在麦地里，戴着瓜皮帽的老汉一手托着烟袋锅，一手探出去给妻子擦汗。他的大多数早期作品都是黑白的。除了田间地头，乡下过年和农民的婚礼现场，也是谢万清最钟爱的场景。
13岁第一次摸到照相机，23岁终于攒够买照相机的74元钱
像大多数农民一样，谢万清有着一张历经沧桑的脸。当兵是他从小的梦想，但因为家里的上中农成分，他在征兵时体检过了，政审没过。如今他总爱穿一套旧迷彩服，由于个子太矮，只能松垮地挂在身上。
对谢万清而言，命运就像一座迷宫，走着走着就会摸到一堵墙。五六岁时，他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饿得“腰都直不起来”。读小学时，“文革”来了，父亲因为成分不好，他跟家人睡过牛棚，站在桌子上挨批斗。
聊起这些，谢万清陷入沉默，摆摆手，“不聊了不聊了，我们说点积极向上的。”
为了拍到“积极向上”的照片，谢万清习惯将自己的身子放低。拍《征服》时，他蹲在地上，让画面里的人“把牛抽得再跑快一点儿”。有一回，他从低处拍挑水的毛驴，把驴脑袋拍得硕大，木桶比远处站着的人还高。上世纪90年代，有手藝人扎了一堆红灯笼，垒在自行车后座上去县城集市上卖，他趴在马路中间，按完快门就往路边一滚。
摄影是谢万清“这辈子最开心的事”。他第一次摸到相机是1969年。那一年，他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回家干农活。有一天，一位西安来的知青请正在山上放牛的谢万清，给他拍照，手把手教谢万清找位置、按快门，还在纸上画出构图，让谢万清端相机的时候“不要呼吸”，“把人框到中间”。第一次拍照，谢万清按了3次快门，才把人拍得“不缺胳膊少腿”。
自从有了这次经历，谢万清对照相机充满憧憬，他渴望自己也有像知青那样一台照相机。可是，那会儿，谢万清一天的工时算下来差不多2角，而一台相机要100多元。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是最奢侈的梦想。“我当时想，30年能买上一台不？”谢万清说。
为了攒钱买照相机，谢万清主动报名去修水库。工地上活重，可每天有5分钱的补贴。拉着石头下坡时，绳子断了，他整个人扑在地上，大腿至今有一道疤。干活时得了疝气，他怕耽误攒钱，就自己用钢筋挽了一个圈，箍在腰上以减轻疼痛感。直到几年前，他才在家人的强迫下做了手术。
1978年，谢万清终于在陇县百货大楼买到了一台“红梅”牌照相机。此前，他已经去柜台看过4次，每次钱都不够。当时，他家穷得连一台运粮的架子车都没有，而那台相机花了他74元。
改革开放后干过拍照生意，还曾到宝鸡市一家照相馆打工
改革开放后，村里看人的判断标准，从“家庭成分”渐渐变成了“有没有钱”。谢万清曾有个相处9年的包办婚姻对象，结果对方因为他“不会找钱”，不愿意跟他结婚。他将这段失败的感情，视为“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上世纪80年代，谢万清开始端着相机在庙会、集市旁干起了拍照生意，“搭个小棚子一遮，不然人家不好意思拍”。他耐心地为每个刚走进新时代的男男女女设计动作，教他们翘起二郎腿，手里夹支烟，或者望向远方。一年下来能赚七八百元。他还为《宝鸡日报》拍新闻照片，拍亮晶晶的地膜和拖拉机，一张照片的稿费有10元。
当时，村里没通电，谢万清就用煤油灯做光源，用尿素和醋配制化学试剂，在地上挖3个坑，铺上块塑料布，当作显影、定影和冲洗的暗房。他曾把镜头对准自己的两个孩子。孩子面对面熟睡着，一只小猫从两个孩子中间的被子里钻出头来。“这是我最不容易的时候。”谢万清说，“你看，红被子还是用白线缝的。”他常说，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家里人”。
1995年，农村人口急速增多，学校里一张桌子旁围着3个孩子，谢万清的孩子上学连名都报不上。他带着妻儿搬到了宝鸡市，在一家照相馆打工。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曾收到一封从宝鸡发来的电报，通知他的摄影作品在农民摄影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可等他从深山的家里出发赶到，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他还在宝鸡办过人生中第一次“影展”——文化宫的橱窗里，张贴了他的12幅作品。 在宝鸡照相馆，谢万清负责手工冲洗黑白照片，“这活儿在当时只有我能干”。老板给他开了所有人中最高的工资：一个月400元。但两个孩子在宝鸡上学的借读费，每年就要上万元，加上房租，谢万清还是没能“发财”。
谢万清没有放下照相机，只是举起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有时在暗房里待了十几个小时，他已经精疲力尽。看到别人在拍婚纱照、证件照，他也“手痒”;他尝试拍过城市里的高楼和夜景，但“没啥感觉”;还拍过公园里谈恋爱的男女，结果被骂“流氓”。他说自己适应不了城市生活。过马路时，有人提醒他要“走天桥”;有次走路累了，往地上一坐，有人跟他说“你坐在盲道上了”。谢万清不满城市空间太小，不开阔，空气不好，还老堵车。
后来，照相馆倒闭了，谢万清卖过烤肠，去浙江、江苏、福建挖“西气东输”“西油东送”的管道，还铺过通信光缆。工作让他觉得疲惫。他几乎不怎么拍了，相机坏了也不去修。
在“文化人”面前，谢万清总显得有些战战兢兢。有人在饭桌上说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影响力，不是因为构图或者审美，而是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他在旁边一声不吭，只是木然地点头。他常感叹：“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在照片之外，谢万清确实难以展现更多的审美。家里的摆设以实用为主，衣服也是乱穿。为数不多能证明他“爱美”的，或许就是院里种的几株月季和绣球了。他还在门口种了一大片竹子，“山上到了冬天就黄了，这个能四季常青”。
不喜欢人称“中国最穷的摄影家”，如今他作为扶贫对象在陇县文化馆有份工作
打工没攒下什么钱，2009年，谢万清回到了山区家乡农村。原来的房子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受损，裂了大腿宽的缝。盖好新房后，他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直到现在也没还清。30岁的儿子至今未婚，他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穷，出不起彩礼钱。儿子埋怨他，他一声不吭。因为内疚，他时常失眠。2015年，他被登记为贫困户。
相机坏了，谢万清还是忍不住借钱买了一台新的，甚至向孩子开口。他曾经烧过自己的胶卷，打算“一辈子不碰相机”。但“这东西就像烟瘾，没办法，戒不掉了”。
谢万清喜欢翻看关于自己的报道。他给记者看一本杂志，指着封面上自己的名字：“这杂志一般都是登希拉里、克林顿之类的，结果让我占了五六页。人家都说：老谢费地方！”家里的墙上张贴着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海报，片名就叫《老谢》。“我要是没拍出点啥，人家能来找我？”
可这些年报道一多，谢万清也烦了。“他们光报道，也不给点补助。”有报道说他是“中国最穷的摄影家”，他不喜欢这个称呼。有人劝他“多经营自己”，照片被使用了记得要稿费，可他“一高兴又忘了”。有时他会收到一些信件，请他去做出版物的编委，但需要交一定的费用。他交过一次钱，结果对方再也没有聯系他。“都是骗子。”他忿忿地说，“要是不交钱，我还可以考虑。”
回乡后，谢万清重新端起了相机。他发现村里都盖上了新砖房，树也多了，可人却少了。年轻人都出去上学、打工，他所在的山沟原来相邻住了七八户人家，现在只剩下5户。当地人说，现在村里老人去世都凑不够人抬棺，挖掘机挖个坑，就把人埋了。村里的小学几乎都撤了，而县城的小学规模不够大，许多农村孩子报不上名，只能中途辍学。
谢万清依然爱拍过年、婚礼、社火。如今他的镜头里，满脸油彩的小孩，把头凑在一起玩手机。新郎新娘穿着西装和婚纱，把粉色拱门立到了黄泥墙上。他不愿意展现农村的苦难和落后，因为“日子总是一天比一天好”。看到自己的照片里有小孩穿得不体面，他赶紧跳过，“这个不能公开，裤子都破了！”
但是谢万清还是希望，能够让别人知道自己和农村的窘境，继而带来改变。作为县里的政协委员，他曾经连续5年提案，要求将山里的一条公路重修。他还建议村里打深水井，因为浅水井水质不好。前几年，村里才通上自来水，否则还要像他照片里那样，用毛驴或人力挑水。
谢万清看不惯农村彩礼重，娶个媳妇要十几万元。自己的女儿出嫁时，他只收了1万元彩礼，几乎全部分给了女儿和女婿，自己只留了800元。他跟亲家说：“我不要钱，只要你们把我闺女当人看就行了。”
陇县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距离谢万清家六七里山路有一处界碑，他每次路过都要带上一把镰刀，把石碑周围的杂草割净。有人路过觉得奇怪：“你在这割啥草哩？”他总是说：“这事你不干、我不干，就没有人干了。”
有人说：“老谢没钱，就靠这口气活着。”
在剧烈变化的时代，谢万清已经很难准确捕捉到变化的信号了。比起人像，他现在更喜欢拍大自然。他很少再采用仰视的视角，更多时候喜欢俯瞰。“我的设备不行，必须站得远，才能拍得全。”2017年冬天，谢万清几乎天天站在县城的大桥上等黑鹳，相比别人的相机，他的镜头短了一大截。
有人说谢万清现在拍得不如以前了。他不以为然，觉得“那是他们没看出门道”。有几次他想发表几张近些年的作品，遭到退稿，他就再也不愿意公开了，“现在很多地方尺子不准”。事实上，他也并没有太多渠道。
前几年，谢万清在几位影友的帮助下，以个人名义在西安办过一次影展，大部分照片依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的。他联系了西安几个场馆，有的说“不提供这项服务”，有的要按平米收费，“一层每天5000元”。谢万清最终把场地选在了汉城湖公园，“那地方不要钱”。他绕着栏杆拉起一道长绳，每天清晨把贴在泡沫板上的照片夹在绳上，入夜再收起来。他弓腰背着照片走在西安的夜里，摞起来的照片快比他人还高。连续3天，他搬着凳子坐在自己的照片旁，有人来看，他就上前讲解。
也是前几年，谢万清存放照片的仓库起过一次火，许多照片被烧毁了。他抢救出一部分，小心翼翼地收好，跟农具、粮食、化肥放在同一间屋里。对他而言，那些照片都是相当重要的东西。
记者采访谢万清时，陇县的山区已进入深秋，多雨，土黄色的院子里泥泞不堪。玉米金黄，装袋垒了一米多高，用雨毡盖得严严实实。农民的日子极端地依赖天气，已是种小麦的时节，谢万清看着窗外叹气：“又下雨了，干不成活儿了。”
两年前，宝鸡群众艺术馆为配合扶贫政策，为谢万清在陇县文化馆安排了一份工作，主要负责看管摄影展厅。那个厅里，至今还摆放着他的作品。他很高兴，觉得自己作为政协委员，“带头脱贫了”。县里有什么文化活动，他也会去拍些照片，有广场舞，有书法比赛。但他不喜欢那些片子，翻看照片时，看到活动照总是急着跳过，“不看活动，坚决不看活动”。
每个周末，谢万清要在山路上骑4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种地，周日再回到县城。谢万清在馆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一张小床，他觉得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