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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告诉体改委主任陈锦华，这份材料值得往上送。“如果正式送给中央风险太大了。老实说，我还是有担心的，毕竟这个岗位太敏感。”
1990年10月，在改革被质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风口浪尖上，刚刚调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主任兼党组书记的陈锦华，组织编写了一个内部材料。
材料的题目叫《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陈锦华觉得材料很好，值得送给中央主要领导参考。
当时中央各部委都有印刷厂，体改委因为机构小，没有设独立印厂，需要时就去国务院办公厅印刷厂。但去国务院办公厅印刷厂，手续繁多，要经过多道程序，材料有外泄的风险。
其时，陈锦华上任体改委主任才一个多月，立足未稳。他不想贸然为这份材料引出意外的麻烦，就想到了原工作单位中石化。“中石化的印刷厂条件也挺好，而且那里的人对政治不怎么敏感，对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也不一定有兴趣。”陈锦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很少接受采访，经过记者不懈的争取，终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请求。2012年8月24日上午，他在位于全国政协的办公室里，向记者回忆了这段往事。
陈锦华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书。83岁的他，思路清晰，对中外典籍能信手拈来。他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事先发去的采访提纲上用红色、蓝色钢笔写下了许多要点，采访中，不时戴上老花眼镜，看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A4纸。
陈锦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让秘书刘琦将材料带回中石化，当成“绝密件”印刷，并一再嘱咐，切实保密。
材料印好后，陈锦华亲自封装好，通过机要渠道，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各寄了2份，没敢送给别人。
什么是改革的“纲”
陈锦华后来曾说，担任体改委主任的那段日子，是“一生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压力特别大，体重一度减了10多公斤。
让他去体改委的决定，来得很突然。
1990年5月的一天，时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的陈锦华被叫到国务院开会，讨论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陈锦华觉得奇怪，一个不到20人规模的小型会议，怎么会叫自己去参加。
为期一周的会议结束后，国务院总理兼体改委主任李鹏和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找他谈话。李鹏说：“江泽民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中央的事情很多，我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想把你调来当体改委主任。”
陈锦华对此很惊讶，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承当时的想法：“一个礼拜听下来，我觉得大家都讲改革，但说来说去都是要改别人，把别人的权力划给自己，自己的权力是不能动的。我告诉李鹏，这个工作我恐怕搞不了，难度很大。”
两位国务院领导恳切地提出：“正因为改革的协调任务重，才需要调你来。”
两天后，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找陈锦华谈话。陈锦华说，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改革工作很难做，“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但他还是答应一试。
8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了调任陈锦华为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的通知。
第二天，体改委秘书长洪虎到中石化总公司，要接陈锦华上任。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陈锦华担任体改委主任的任命还没有正式通过，陈锦华提出现在暂时不能上任，可以先看些内部资料，了解体改委的工作。
转天，洪虎给陈锦华抱来了一大包内部材料，综合改革司、企业改革司、市场改革司、农业改革司等七八个部门制定的改革方案，每个部门的方案都有8到10页。
这是陈锦华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改革”。那一年，他61岁。
花了两三天时间看完全部材料后，陈锦华有些茫然：“过去毛主席总说‘纲举目张’，可这些部门的改革只是‘目’，缺乏一个能把这些改革提携起来的‘纲’。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越看越迷惘。”
为了找到这个“纲”，原本对改革不太内行的陈锦华，不得不大量地看公开报道和内部文件，不断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改革的纲。
当时，国内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关注东欧剧变，反思“八九”风波的教训。一家颇有影响力的中央级大报，组织了5次专家座谈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之前不得要领的陈锦华意识到，要“计划”还是要“市场”，才是中国改革的主要矛盾，是改革开放10多年后一道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坎。
陈锦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他个人来说，他是赞成市场的。他曾长期负责计划工作，担任过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兼计委主任。“我总感觉计划搞得太多，管得太死，束缚得太厉害，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利。”
但在那时，“市场经济”四字已成为政治上的敏感区，陈锦华不得不格外小心。
正是出于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这种认识和关注，1990年9月，陈锦华正式到体改委上任后，首先找到洪虎，布置他搞两份材料，一份是国内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讨论，另一份是国外对二者的研究与实践。
洪虎把前一项工作布置给了体改委综合规划司司长杨启先，后一项布置给了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
“让决策者看出隐含的结论”
时年55岁的江春泽接到这项任务时，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江春泽可以说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她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会俄语、英语和塞尔维亚语三门外语。两年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苏联东欧研究室主任，调任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主管研究。
江春泽是国内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在1978年9、10月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她就提出，要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寻求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这在当时也是禁区。
江春泽曾到美国访学两年多。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她的英语能力并不突出，却能通过福特基金会的面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出国的目标十分明确：“我不是想到美国去看什么花花世界，而是要去看看市场经济究竟怎么搞。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搞了会怎么样，不搞又会怎么样?” 但当时，体改委所处的环境不容乐观。
“八九”之后，国家体改委是受负面影响最大的几个部门之一，中央专门派出清查组进驻体改委。陈锦华上任时，清查工作还没有结束。在他的努力下，清查组才最终做出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说体改委参与或支持动乱，不能成立”的结论，结束了清查。但那是10月以后的事情了。
当时，体改委的各项工作还处于瘫痪状态。本来，除总体规划外，体改委还要负责备部委的改革协调工作。但那段时期，各部委都对体改委避之不及，该送的材料也没人送了。
体改委内部也是人心浮动，大家处处小心行事，生怕节外生枝，有时候出去都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是体改委的。江春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的体改委干部到外地出差，人家误以为“体改委”是搞体育改革的，他们也不去纠正，含糊了事。
江春泽在司里找了三四位主张改革的同事，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不料，在体改委这个中国改革的枢纽之地遭遇了对改革的畏惧和冷漠。
江春泽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机会难得，应该借此打破人们对“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误解。但她话音刚落，便有人提出了疑问：“你说人们有误解，马上就会有人质问你，谁误解?那你可就麻烦了。”
还有人提醒她，陈锦华刚刚到任，他的政治观点和为人处事还不为大家所了解。“你这么写，新来的主任看了，也许就会说：‘啊!原来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在国外司呀!’那你可就要大祸临头了。”这位同事半开玩笑地说。
江春泽感到难以统一大家的思想，只好回到办公室一个人静静地构思。这时，一位同事推开她办公室的门，轻声说：“我劝你还是什么观点都不表露为好，抄几条外国人的语录交上去就行了。”她明白这是善意的规劝，说道：“谢谢你。怎么写，我自己再好好想想吧!”
思索良久，江春泽给自己定下了几条原则：第一，从正面提供观点和信息，不批评、不指责任何人；第二，用事实说话，观点隐含在事实中；第三，所有的事实、引语都要有可靠的出处，保证内容准确；第四，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尽量让决策者看出材料中隐含的结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不是社会基本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分界线。”
有了这4条原则，写材料对于研究了多年比较经济学的江春泽来说可谓水到渠成。她只用了几天时间，就于9月30日写出了近万字的材料，题为《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实践》。
她首先介绍了30年代国际上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大论战。以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为代表的一方，支持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主张；以新奥地利学派领袖人物哈耶克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行的。“这需要在几百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到解出方程的时候，所根据的信息已经过时。”
江春泽还写道：“外国专家认为，在明确含义的前提下，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很好地衔接起来，从全球的实践看是可行的，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趋势看，也是合理的。”
江泽民肯定材料“很好”
陈锦华看过材料后，非常满意，觉得道理说得很清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只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关于二者的争论也早在社会主义出现之前便已存在，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
他对材料中的个别字句进行了修改，并将原标题改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其他地方原封不动。
直觉告诉陈锦华，这份材料值得往上送。
“如果正式送给中央风险太大了。老实说，我还是有担心的，毕竟这个岗位太敏感。”陈锦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锦华是中央赴上海工作组的成员，早在那时候，就与江泽民认识了，以后也有交往，而李鹏则是点名要他到体改委的人。因而陈锦华考虑，把材料当作参考资料报送这两位中央主要领导，风险应该比较小。
陈锦华深感事关重大，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让秘书刘琦去中石化印刷厂印制这份“绝密件”。
江春泽并不知道陈锦华的想法，还按照以往的惯例，等着领导提出修改意见，结果迟迟没有消息。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江春泽在食堂碰到刘琦，便上前询问“材料怎么样了”。刘琦告诉她，材料已经印好、上报了。她记得刘琦他说：“锦华同志觉得咱们这纸不好，到中石化要了道林纸印的。”
在接下来的三五天里，陈锦华和江春泽都等待着更高层的批示，心中不免忐忑。
10月的一天，陈锦华正在中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开会，意外接到了江泽民的电话：“那个材料我看了两遍，很好，很清楚。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带上再好好看看，还要再送给中央的其他同志看看。”
陈锦华没想到，江泽民会为了一份材料亲自打来电话。他感到，这足以说明江对其中内容的赏识。
与此同时，体改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要求将材料加印20份报送。
消息一传开，很多人替江春泽捏了一把汗，大家纷纷猜测加印材料的目的。有人认为，是材料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也有人劝江春泽做好思想准备，“体改委说不定又要倒大霉了”。
江春泽自己分析，这份材料是领导交办的任务，写进去的东西都有据可查，又没有流传到社会上去，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平静的外表下，不免惴惴不安。
没过两天，陈锦华在体改委的两次会议上肯定了这份材料，并转述了江泽民的认可。至此，悬在江春泽和同事心中的一块大石总算落地。
几天后，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即达沃斯论坛)的经济学家应邀访问中国，李鹏在北京会见了他们。江春泽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李鹏向专家们介绍了中国的改革情况，说到最后，突然谈起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江舂泽听到李鹏说：“关于这个问题，世界上已经争论100年了……”她想，这不是我在材料里写的吗?看来材料里写的东西李鹏接受了。
在1991年的一次会议中，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吴凡吾看到了这份材料。他悄悄地问江春泽：你是不是想让中央领导在中国搞市场经济啊?江春泽开着玩笑回答：你看我说过这句话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明确肯定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锤定音地结束了姓社姓资的争论。
2月，江春泽将这份材料以原标题，发表在《改革》杂志1992年第2期上。
2011年4月，江春泽以这篇文章申报2011年度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为她写下了这样的推荐：
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是否坚持计划经济成了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路线”与“方向”问题，主流舆论强调“计划经济为主”，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在这种形势下，江春泽用简明通俗的文字，把上下一百年全世界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的历史与实践概括地加以阐明，指出这不过是资源不同配置方式之争，与社会基本制度并无必然联系。这篇报告起了突破禁区、呼唤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作用。它适逢其时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接受，有利于党内决策层思想认识的统一。
1990年10月，在改革被质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风口浪尖上，刚刚调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主任兼党组书记的陈锦华，组织编写了一个内部材料。
材料的题目叫《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陈锦华觉得材料很好，值得送给中央主要领导参考。
当时中央各部委都有印刷厂，体改委因为机构小，没有设独立印厂，需要时就去国务院办公厅印刷厂。但去国务院办公厅印刷厂，手续繁多，要经过多道程序，材料有外泄的风险。
其时，陈锦华上任体改委主任才一个多月，立足未稳。他不想贸然为这份材料引出意外的麻烦，就想到了原工作单位中石化。“中石化的印刷厂条件也挺好，而且那里的人对政治不怎么敏感，对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也不一定有兴趣。”陈锦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很少接受采访，经过记者不懈的争取，终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请求。2012年8月24日上午，他在位于全国政协的办公室里，向记者回忆了这段往事。
陈锦华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书。83岁的他，思路清晰，对中外典籍能信手拈来。他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事先发去的采访提纲上用红色、蓝色钢笔写下了许多要点，采访中，不时戴上老花眼镜，看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A4纸。
陈锦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让秘书刘琦将材料带回中石化，当成“绝密件”印刷，并一再嘱咐，切实保密。
材料印好后，陈锦华亲自封装好，通过机要渠道，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各寄了2份，没敢送给别人。
什么是改革的“纲”
陈锦华后来曾说，担任体改委主任的那段日子，是“一生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压力特别大，体重一度减了10多公斤。
让他去体改委的决定，来得很突然。
1990年5月的一天，时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的陈锦华被叫到国务院开会，讨论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陈锦华觉得奇怪，一个不到20人规模的小型会议，怎么会叫自己去参加。
为期一周的会议结束后，国务院总理兼体改委主任李鹏和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找他谈话。李鹏说：“江泽民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中央的事情很多，我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想把你调来当体改委主任。”
陈锦华对此很惊讶，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承当时的想法：“一个礼拜听下来，我觉得大家都讲改革，但说来说去都是要改别人，把别人的权力划给自己，自己的权力是不能动的。我告诉李鹏，这个工作我恐怕搞不了，难度很大。”
两位国务院领导恳切地提出：“正因为改革的协调任务重，才需要调你来。”
两天后，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找陈锦华谈话。陈锦华说，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改革工作很难做，“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但他还是答应一试。
8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了调任陈锦华为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的通知。
第二天，体改委秘书长洪虎到中石化总公司，要接陈锦华上任。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陈锦华担任体改委主任的任命还没有正式通过，陈锦华提出现在暂时不能上任，可以先看些内部资料，了解体改委的工作。
转天，洪虎给陈锦华抱来了一大包内部材料，综合改革司、企业改革司、市场改革司、农业改革司等七八个部门制定的改革方案，每个部门的方案都有8到10页。
这是陈锦华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改革”。那一年，他61岁。
花了两三天时间看完全部材料后，陈锦华有些茫然：“过去毛主席总说‘纲举目张’，可这些部门的改革只是‘目’，缺乏一个能把这些改革提携起来的‘纲’。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越看越迷惘。”
为了找到这个“纲”，原本对改革不太内行的陈锦华，不得不大量地看公开报道和内部文件，不断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改革的纲。
当时，国内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关注东欧剧变，反思“八九”风波的教训。一家颇有影响力的中央级大报，组织了5次专家座谈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之前不得要领的陈锦华意识到，要“计划”还是要“市场”，才是中国改革的主要矛盾，是改革开放10多年后一道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坎。
陈锦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他个人来说，他是赞成市场的。他曾长期负责计划工作，担任过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兼计委主任。“我总感觉计划搞得太多，管得太死，束缚得太厉害，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利。”
但在那时，“市场经济”四字已成为政治上的敏感区，陈锦华不得不格外小心。
正是出于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这种认识和关注，1990年9月，陈锦华正式到体改委上任后，首先找到洪虎，布置他搞两份材料，一份是国内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讨论，另一份是国外对二者的研究与实践。
洪虎把前一项工作布置给了体改委综合规划司司长杨启先，后一项布置给了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
“让决策者看出隐含的结论”
时年55岁的江春泽接到这项任务时，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江春泽可以说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她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会俄语、英语和塞尔维亚语三门外语。两年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苏联东欧研究室主任，调任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主管研究。
江春泽是国内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在1978年9、10月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她就提出，要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寻求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这在当时也是禁区。
江春泽曾到美国访学两年多。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她的英语能力并不突出，却能通过福特基金会的面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出国的目标十分明确：“我不是想到美国去看什么花花世界，而是要去看看市场经济究竟怎么搞。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搞了会怎么样，不搞又会怎么样?” 但当时，体改委所处的环境不容乐观。
“八九”之后，国家体改委是受负面影响最大的几个部门之一，中央专门派出清查组进驻体改委。陈锦华上任时，清查工作还没有结束。在他的努力下，清查组才最终做出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说体改委参与或支持动乱，不能成立”的结论，结束了清查。但那是10月以后的事情了。
当时，体改委的各项工作还处于瘫痪状态。本来，除总体规划外，体改委还要负责备部委的改革协调工作。但那段时期，各部委都对体改委避之不及，该送的材料也没人送了。
体改委内部也是人心浮动，大家处处小心行事，生怕节外生枝，有时候出去都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是体改委的。江春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的体改委干部到外地出差，人家误以为“体改委”是搞体育改革的，他们也不去纠正，含糊了事。
江春泽在司里找了三四位主张改革的同事，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不料，在体改委这个中国改革的枢纽之地遭遇了对改革的畏惧和冷漠。
江春泽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机会难得，应该借此打破人们对“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误解。但她话音刚落，便有人提出了疑问：“你说人们有误解，马上就会有人质问你，谁误解?那你可就麻烦了。”
还有人提醒她，陈锦华刚刚到任，他的政治观点和为人处事还不为大家所了解。“你这么写，新来的主任看了，也许就会说：‘啊!原来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在国外司呀!’那你可就要大祸临头了。”这位同事半开玩笑地说。
江春泽感到难以统一大家的思想，只好回到办公室一个人静静地构思。这时，一位同事推开她办公室的门，轻声说：“我劝你还是什么观点都不表露为好，抄几条外国人的语录交上去就行了。”她明白这是善意的规劝，说道：“谢谢你。怎么写，我自己再好好想想吧!”
思索良久，江春泽给自己定下了几条原则：第一，从正面提供观点和信息，不批评、不指责任何人；第二，用事实说话，观点隐含在事实中；第三，所有的事实、引语都要有可靠的出处，保证内容准确；第四，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尽量让决策者看出材料中隐含的结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不是社会基本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分界线。”
有了这4条原则，写材料对于研究了多年比较经济学的江春泽来说可谓水到渠成。她只用了几天时间，就于9月30日写出了近万字的材料，题为《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实践》。
她首先介绍了30年代国际上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大论战。以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为代表的一方，支持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主张；以新奥地利学派领袖人物哈耶克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行的。“这需要在几百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到解出方程的时候，所根据的信息已经过时。”
江春泽还写道：“外国专家认为，在明确含义的前提下，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很好地衔接起来，从全球的实践看是可行的，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趋势看，也是合理的。”
江泽民肯定材料“很好”
陈锦华看过材料后，非常满意，觉得道理说得很清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只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关于二者的争论也早在社会主义出现之前便已存在，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
他对材料中的个别字句进行了修改，并将原标题改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其他地方原封不动。
直觉告诉陈锦华，这份材料值得往上送。
“如果正式送给中央风险太大了。老实说，我还是有担心的，毕竟这个岗位太敏感。”陈锦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锦华是中央赴上海工作组的成员，早在那时候，就与江泽民认识了，以后也有交往，而李鹏则是点名要他到体改委的人。因而陈锦华考虑，把材料当作参考资料报送这两位中央主要领导，风险应该比较小。
陈锦华深感事关重大，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让秘书刘琦去中石化印刷厂印制这份“绝密件”。
江春泽并不知道陈锦华的想法，还按照以往的惯例，等着领导提出修改意见，结果迟迟没有消息。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江春泽在食堂碰到刘琦，便上前询问“材料怎么样了”。刘琦告诉她，材料已经印好、上报了。她记得刘琦他说：“锦华同志觉得咱们这纸不好，到中石化要了道林纸印的。”
在接下来的三五天里，陈锦华和江春泽都等待着更高层的批示，心中不免忐忑。
10月的一天，陈锦华正在中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开会，意外接到了江泽民的电话：“那个材料我看了两遍，很好，很清楚。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带上再好好看看，还要再送给中央的其他同志看看。”
陈锦华没想到，江泽民会为了一份材料亲自打来电话。他感到，这足以说明江对其中内容的赏识。
与此同时，体改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要求将材料加印20份报送。
消息一传开，很多人替江春泽捏了一把汗，大家纷纷猜测加印材料的目的。有人认为，是材料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也有人劝江春泽做好思想准备，“体改委说不定又要倒大霉了”。
江春泽自己分析，这份材料是领导交办的任务，写进去的东西都有据可查，又没有流传到社会上去，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平静的外表下，不免惴惴不安。
没过两天，陈锦华在体改委的两次会议上肯定了这份材料，并转述了江泽民的认可。至此，悬在江春泽和同事心中的一块大石总算落地。
几天后，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即达沃斯论坛)的经济学家应邀访问中国，李鹏在北京会见了他们。江春泽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李鹏向专家们介绍了中国的改革情况，说到最后，突然谈起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江舂泽听到李鹏说：“关于这个问题，世界上已经争论100年了……”她想，这不是我在材料里写的吗?看来材料里写的东西李鹏接受了。
在1991年的一次会议中，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吴凡吾看到了这份材料。他悄悄地问江春泽：你是不是想让中央领导在中国搞市场经济啊?江春泽开着玩笑回答：你看我说过这句话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明确肯定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锤定音地结束了姓社姓资的争论。
2月，江春泽将这份材料以原标题，发表在《改革》杂志1992年第2期上。
2011年4月，江春泽以这篇文章申报2011年度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为她写下了这样的推荐：
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是否坚持计划经济成了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路线”与“方向”问题，主流舆论强调“计划经济为主”，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在这种形势下，江春泽用简明通俗的文字，把上下一百年全世界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的历史与实践概括地加以阐明，指出这不过是资源不同配置方式之争，与社会基本制度并无必然联系。这篇报告起了突破禁区、呼唤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作用。它适逢其时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接受，有利于党内决策层思想认识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