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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5年11月起,周恩来的身体已非常虚弱,只能躺在床上大小便,后来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经鼻饲管输入胃肠道的营养物引起腹部胀满不适,只好改为每天除静脉输入抗菌素等治疗外,同时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以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热量需要。但是,大量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应用造成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腹泻,大便量和次数都明显增加,进而发生霉菌病,全身高热持续不退,心脏与肾脏功能渐渐衰竭,给治疗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
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的,很少说话。他已经没有气力说话了,但是他的神志非常清醒。
也是最后一次手术的这一天,邓颖超决定将真实情况告诉在西花厅值班的四位秘书——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赵炜。
邓颖超对他们说:“组织决定告诉你们有关恩来同志的病情。他是得了不治之症——癌症。据医生判断,不会超过明年春节,你们思想上应有所准备。”
听邓颖超这么一说,四位秘书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泪流满面。尽管他们知道总理得了重病,但决然没有想到如此严重,而且不久就要和大家生离死别,阴阳两隔。
手术后不久,周恩来从医院打电话来,点名要女秘书赵炜今后陪着邓大姐去医院。因为他躺在病床上,看见邓颖超不管刮风下雨,几乎每天都来,而且都是独来独往,有时隔着窗户望着邓颖超花白的头发迎风飘动、步履蹒跚的背影,周恩来心里涌上的不仅是温暖也有心痛。毕竟邓颖超也过了七十岁,他多少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主动提出让一位秘书陪着她来医院,多少有些照应。但邓颖超却不愿意麻烦秘书,第二天还是一个人来了医院。
周恩来一见有些不高兴。他特意打电话嘱咐赵炜,要她以后一定陪邓大姐一块来医院。
赵炜是比较早到西花厅的一位秘书,十几年下来,和周总理、邓大姐相处得就像一家人。自从总理住院后,她不能多问总理的病情,几次想去看望,但是邓颖超怕秘书们去了,看见总理憔悴的样子会控制不住感情,反而影响周恩来的情绪,一直没有答应。但这次周恩来一定要赵炜陪邓颖超来医院,使得赵炜有机会到医院看望总理了。
赵炜走进周恩来的病房,才叫了声“总理”,就快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因为她眼前的总理已经病得脱了形,颧骨突出,胡子很长,那双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深深地塌陷在眼窝里,骨瘦如柴的身躯在病床上显得那样单薄弱小。她在西花厅工作十几年了,什么时候见过周总理如此模样?她的心颤抖不止,不知道再说什么是好。这时周恩来看见赵炜,脸上露出了少许笑容,伸出手来要与赵炜握手。
赵炜进门没有洗手,怕手不干净,就说:刚从外边来,不用握手啦。
周恩来的手坚持伸着,说:还是握个手吧!
赵炜只好伸出手与周恩来相握。
周恩来拉住赵炜的手,缓缓地说:你今后要照顾好邓大姐!
赵炜心头一热,总理病成这个样子,心里还时时惦念着邓大姐。她点点头,硬咽地说:总理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大姐的。
周恩来似乎完成了一个心愿,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赵炜一离开病床,眼泪便夺眶而出。
这段时间,没有会见,没有会议,也没有文件,更没有不速之客造访,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在广州结婚,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相濡以沫,堪称一对模范夫妻。在这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他们之间该有多少要说的话啊!可是,他们谈论的仍然是如何严于律己,遵守组织决定。至于他们认为不应该谈论的其他“心里话”,始终没有讲起。
邓颖超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经常守候在丈夫身边,从精神上给周恩来很多的关怀和慰藉。在充分估计到自己“时间不长了”的时刻,对于“后事”的安排,自然成了他们商量的共同话题。
有一天,周恩来感觉自己精神还不错,他让妻子坐到病床边,两人又说起话来。
周恩来主要说自己的病情,他让邓颖超问吴阶平院长,他的意思是说,我走以后,不仅不要责怪任何人,而且要感谢医疗组和关心照顾他的所有人。
这些话说完,重病中的周恩来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这两句,他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妻子深情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此时的周恩来自知病已无治,因此提前向大家致谢。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恩来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没说过半句沮丧消极的话。
秘书们知道周总理得的是癌症,而且已是晚期,便要求去医院看望总理。作为年纪最小的秘书纪东,他在两个月前还经常出入医院,为总理处理公务,他那时看见总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他始终觉得总理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出院回西花厅的。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总理住院前,他帮助总理整理文件时,总理看见一份涉及林彪调兵的文件,就将文件留下,对纪东说:这份文件留下来,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等我出院亲自处理。这句话给纪东留下很深的印象,也留下了很大的希望,这份文件纪东一直为总理留在办公室的保密柜里,希望有一天总理会回来亲自处理。
谁也没有想到,这份等着总理出院回来处理的文件,最终也没有等来主人批示的笔迹。
秘书们经过等待,终于获准在12月31日去医院看望总理。
他们到医院时,正好赶上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他一眼认出朝夕相处多年的秘书们,他抬起手扬了扬,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招呼大家:“你们来了。”秘书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眼中永远不老、从不喊累的总理,此时已经瘦弱不堪,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大家心痛万分却不能表达,只能努力地屏住急促的呼吸与一眨眼就落下的眼泪,静静地望着总理,在心里与他告别。
周恩来停息了一会儿又说:问家里同志们好——我累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慢慢合上眼睛又昏睡了过去。秘书们一出病房门,再也控制不住,纪东哭得蹲在地上,久久无法起身。
在周恩来去世一周后,邓颖超在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以及亲属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回忆: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
1958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作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关于恩来的后事,他曾经对我说过,丧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
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然而双方把没有说的话始终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而且是永远地埋藏在了心底。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周恩来最后600天》一书)
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的,很少说话。他已经没有气力说话了,但是他的神志非常清醒。
也是最后一次手术的这一天,邓颖超决定将真实情况告诉在西花厅值班的四位秘书——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赵炜。
邓颖超对他们说:“组织决定告诉你们有关恩来同志的病情。他是得了不治之症——癌症。据医生判断,不会超过明年春节,你们思想上应有所准备。”
听邓颖超这么一说,四位秘书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泪流满面。尽管他们知道总理得了重病,但决然没有想到如此严重,而且不久就要和大家生离死别,阴阳两隔。
手术后不久,周恩来从医院打电话来,点名要女秘书赵炜今后陪着邓大姐去医院。因为他躺在病床上,看见邓颖超不管刮风下雨,几乎每天都来,而且都是独来独往,有时隔着窗户望着邓颖超花白的头发迎风飘动、步履蹒跚的背影,周恩来心里涌上的不仅是温暖也有心痛。毕竟邓颖超也过了七十岁,他多少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主动提出让一位秘书陪着她来医院,多少有些照应。但邓颖超却不愿意麻烦秘书,第二天还是一个人来了医院。
周恩来一见有些不高兴。他特意打电话嘱咐赵炜,要她以后一定陪邓大姐一块来医院。
赵炜是比较早到西花厅的一位秘书,十几年下来,和周总理、邓大姐相处得就像一家人。自从总理住院后,她不能多问总理的病情,几次想去看望,但是邓颖超怕秘书们去了,看见总理憔悴的样子会控制不住感情,反而影响周恩来的情绪,一直没有答应。但这次周恩来一定要赵炜陪邓颖超来医院,使得赵炜有机会到医院看望总理了。
赵炜走进周恩来的病房,才叫了声“总理”,就快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因为她眼前的总理已经病得脱了形,颧骨突出,胡子很长,那双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深深地塌陷在眼窝里,骨瘦如柴的身躯在病床上显得那样单薄弱小。她在西花厅工作十几年了,什么时候见过周总理如此模样?她的心颤抖不止,不知道再说什么是好。这时周恩来看见赵炜,脸上露出了少许笑容,伸出手来要与赵炜握手。
赵炜进门没有洗手,怕手不干净,就说:刚从外边来,不用握手啦。
周恩来的手坚持伸着,说:还是握个手吧!
赵炜只好伸出手与周恩来相握。
周恩来拉住赵炜的手,缓缓地说:你今后要照顾好邓大姐!
赵炜心头一热,总理病成这个样子,心里还时时惦念着邓大姐。她点点头,硬咽地说:总理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大姐的。
周恩来似乎完成了一个心愿,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赵炜一离开病床,眼泪便夺眶而出。
这段时间,没有会见,没有会议,也没有文件,更没有不速之客造访,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在广州结婚,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相濡以沫,堪称一对模范夫妻。在这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他们之间该有多少要说的话啊!可是,他们谈论的仍然是如何严于律己,遵守组织决定。至于他们认为不应该谈论的其他“心里话”,始终没有讲起。
邓颖超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经常守候在丈夫身边,从精神上给周恩来很多的关怀和慰藉。在充分估计到自己“时间不长了”的时刻,对于“后事”的安排,自然成了他们商量的共同话题。
有一天,周恩来感觉自己精神还不错,他让妻子坐到病床边,两人又说起话来。
周恩来主要说自己的病情,他让邓颖超问吴阶平院长,他的意思是说,我走以后,不仅不要责怪任何人,而且要感谢医疗组和关心照顾他的所有人。
这些话说完,重病中的周恩来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这两句,他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妻子深情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此时的周恩来自知病已无治,因此提前向大家致谢。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恩来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没说过半句沮丧消极的话。
秘书们知道周总理得的是癌症,而且已是晚期,便要求去医院看望总理。作为年纪最小的秘书纪东,他在两个月前还经常出入医院,为总理处理公务,他那时看见总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他始终觉得总理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出院回西花厅的。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总理住院前,他帮助总理整理文件时,总理看见一份涉及林彪调兵的文件,就将文件留下,对纪东说:这份文件留下来,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等我出院亲自处理。这句话给纪东留下很深的印象,也留下了很大的希望,这份文件纪东一直为总理留在办公室的保密柜里,希望有一天总理会回来亲自处理。
谁也没有想到,这份等着总理出院回来处理的文件,最终也没有等来主人批示的笔迹。
秘书们经过等待,终于获准在12月31日去医院看望总理。
他们到医院时,正好赶上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他一眼认出朝夕相处多年的秘书们,他抬起手扬了扬,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招呼大家:“你们来了。”秘书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眼中永远不老、从不喊累的总理,此时已经瘦弱不堪,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大家心痛万分却不能表达,只能努力地屏住急促的呼吸与一眨眼就落下的眼泪,静静地望着总理,在心里与他告别。
周恩来停息了一会儿又说:问家里同志们好——我累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慢慢合上眼睛又昏睡了过去。秘书们一出病房门,再也控制不住,纪东哭得蹲在地上,久久无法起身。
在周恩来去世一周后,邓颖超在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以及亲属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回忆: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
1958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作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关于恩来的后事,他曾经对我说过,丧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
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然而双方把没有说的话始终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而且是永远地埋藏在了心底。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周恩来最后600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