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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5年11月起，周恩来的身体已非常虚弱，只能躺在床上大小便，后来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经鼻饲管输入胃肠道的营养物引起腹部胀满不适，只好改为每天除静脉输入抗菌素等治疗外，同时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以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热量需要。但是，大量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应用造成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腹泻，大便量和次数都明显增加，进而发生霉菌病，全身高热持续不退，心脏与肾脏功能渐渐衰竭，给治疗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
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的，很少说话。他已经没有气力说话了，但是他的神志非常清醒。
也是最后一次手术的这一天，邓颖超决定将真实情况告诉在西花厅值班的四位秘书——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赵炜。
邓颖超对他们说：“组织决定告诉你们有关恩来同志的病情。他是得了不治之症——癌症。据医生判断，不会超过明年春节，你们思想上应有所准备。”
听邓颖超这么一说，四位秘书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泪流满面。尽管他们知道总理得了重病，但决然没有想到如此严重，而且不久就要和大家生离死别，阴阳两隔。
手术后不久，周恩来从医院打电话来，点名要女秘书赵炜今后陪着邓大姐去医院。因为他躺在病床上，看见邓颖超不管刮风下雨，几乎每天都来，而且都是独来独往，有时隔着窗户望着邓颖超花白的头发迎风飘动、步履蹒跚的背影，周恩来心里涌上的不仅是温暖也有心痛。毕竟邓颖超也过了七十岁，他多少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主动提出让一位秘书陪着她来医院，多少有些照应。但邓颖超却不愿意麻烦秘书，第二天还是一个人来了医院。
周恩来一见有些不高兴。他特意打电话嘱咐赵炜，要她以后一定陪邓大姐一块来医院。
赵炜是比较早到西花厅的一位秘书，十几年下来，和周总理、邓大姐相处得就像一家人。自从总理住院后，她不能多问总理的病情，几次想去看望，但是邓颖超怕秘书们去了，看见总理憔悴的样子会控制不住感情，反而影响周恩来的情绪，一直没有答应。但这次周恩来一定要赵炜陪邓颖超来医院，使得赵炜有机会到医院看望总理了。
赵炜走进周恩来的病房，才叫了声“总理”，就快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因为她眼前的总理已经病得脱了形，颧骨突出，胡子很长，那双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深深地塌陷在眼窝里，骨瘦如柴的身躯在病床上显得那样单薄弱小。她在西花厅工作十几年了，什么时候见过周总理如此模样？她的心颤抖不止，不知道再说什么是好。这时周恩来看见赵炜，脸上露出了少许笑容，伸出手来要与赵炜握手。
赵炜进门没有洗手，怕手不干净，就说：刚从外边来，不用握手啦。
周恩来的手坚持伸着，说：还是握个手吧！
赵炜只好伸出手与周恩来相握。
周恩来拉住赵炜的手，缓缓地说：你今后要照顾好邓大姐！
赵炜心头一热，总理病成这个样子，心里还时时惦念着邓大姐。她点点头，硬咽地说：总理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大姐的。
周恩来似乎完成了一个心愿，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赵炜一离开病床，眼泪便夺眶而出。
这段时间，没有会见，没有会议，也没有文件，更没有不速之客造访，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在广州结婚，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相濡以沫，堪称一对模范夫妻。在这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他们之间该有多少要说的话啊！可是，他们谈论的仍然是如何严于律己，遵守组织决定。至于他们认为不应该谈论的其他“心里话”，始终没有讲起。
邓颖超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经常守候在丈夫身边，从精神上给周恩来很多的关怀和慰藉。在充分估计到自己“时间不长了”的时刻，对于“后事”的安排，自然成了他们商量的共同话题。
有一天，周恩来感觉自己精神还不错，他让妻子坐到病床边，两人又说起话来。
周恩来主要说自己的病情，他让邓颖超问吴阶平院长，他的意思是说，我走以后，不仅不要责怪任何人，而且要感谢医疗组和关心照顾他的所有人。
这些话说完，重病中的周恩来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这两句，他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妻子深情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此时的周恩来自知病已无治，因此提前向大家致谢。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恩来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没说过半句沮丧消极的话。
秘书们知道周总理得的是癌症，而且已是晚期，便要求去医院看望总理。作为年纪最小的秘书纪东，他在两个月前还经常出入医院，为总理处理公务，他那时看见总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他始终觉得总理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出院回西花厅的。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总理住院前，他帮助总理整理文件时，总理看见一份涉及林彪调兵的文件，就将文件留下，对纪东说：这份文件留下来，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等我出院亲自处理。这句话给纪东留下很深的印象，也留下了很大的希望，这份文件纪东一直为总理留在办公室的保密柜里，希望有一天总理会回来亲自处理。
谁也没有想到，这份等着总理出院回来处理的文件，最终也没有等来主人批示的笔迹。
秘书们经过等待，终于获准在12月31日去医院看望总理。
他们到医院时，正好赶上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他一眼认出朝夕相处多年的秘书们，他抬起手扬了扬，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招呼大家：“你们来了。”秘书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眼中永远不老、从不喊累的总理，此时已经瘦弱不堪，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大家心痛万分却不能表达，只能努力地屏住急促的呼吸与一眨眼就落下的眼泪，静静地望着总理，在心里与他告别。
周恩来停息了一会儿又说：问家里同志们好——我累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慢慢合上眼睛又昏睡了过去。秘书们一出病房门，再也控制不住，纪东哭得蹲在地上，久久无法起身。
在周恩来去世一周后，邓颖超在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以及亲属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回忆：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
1958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作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关于恩来的后事，他曾经对我说过，丧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
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然而双方把没有说的话始终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而且是永远地埋藏在了心底。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周恩来最后600天》一书）
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的，很少说话。他已经没有气力说话了，但是他的神志非常清醒。
也是最后一次手术的这一天，邓颖超决定将真实情况告诉在西花厅值班的四位秘书——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赵炜。
邓颖超对他们说：“组织决定告诉你们有关恩来同志的病情。他是得了不治之症——癌症。据医生判断，不会超过明年春节，你们思想上应有所准备。”
听邓颖超这么一说，四位秘书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泪流满面。尽管他们知道总理得了重病，但决然没有想到如此严重，而且不久就要和大家生离死别，阴阳两隔。
手术后不久，周恩来从医院打电话来，点名要女秘书赵炜今后陪着邓大姐去医院。因为他躺在病床上，看见邓颖超不管刮风下雨，几乎每天都来，而且都是独来独往，有时隔着窗户望着邓颖超花白的头发迎风飘动、步履蹒跚的背影，周恩来心里涌上的不仅是温暖也有心痛。毕竟邓颖超也过了七十岁，他多少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主动提出让一位秘书陪着她来医院，多少有些照应。但邓颖超却不愿意麻烦秘书，第二天还是一个人来了医院。
周恩来一见有些不高兴。他特意打电话嘱咐赵炜，要她以后一定陪邓大姐一块来医院。
赵炜是比较早到西花厅的一位秘书，十几年下来，和周总理、邓大姐相处得就像一家人。自从总理住院后，她不能多问总理的病情，几次想去看望，但是邓颖超怕秘书们去了，看见总理憔悴的样子会控制不住感情，反而影响周恩来的情绪，一直没有答应。但这次周恩来一定要赵炜陪邓颖超来医院，使得赵炜有机会到医院看望总理了。
赵炜走进周恩来的病房，才叫了声“总理”，就快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因为她眼前的总理已经病得脱了形，颧骨突出，胡子很长，那双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深深地塌陷在眼窝里，骨瘦如柴的身躯在病床上显得那样单薄弱小。她在西花厅工作十几年了，什么时候见过周总理如此模样？她的心颤抖不止，不知道再说什么是好。这时周恩来看见赵炜，脸上露出了少许笑容，伸出手来要与赵炜握手。
赵炜进门没有洗手，怕手不干净，就说：刚从外边来，不用握手啦。
周恩来的手坚持伸着，说：还是握个手吧！
赵炜只好伸出手与周恩来相握。
周恩来拉住赵炜的手，缓缓地说：你今后要照顾好邓大姐！
赵炜心头一热，总理病成这个样子，心里还时时惦念着邓大姐。她点点头，硬咽地说：总理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大姐的。
周恩来似乎完成了一个心愿，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赵炜一离开病床，眼泪便夺眶而出。
这段时间，没有会见，没有会议，也没有文件，更没有不速之客造访，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在广州结婚，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相濡以沫，堪称一对模范夫妻。在这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他们之间该有多少要说的话啊！可是，他们谈论的仍然是如何严于律己，遵守组织决定。至于他们认为不应该谈论的其他“心里话”，始终没有讲起。
邓颖超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经常守候在丈夫身边，从精神上给周恩来很多的关怀和慰藉。在充分估计到自己“时间不长了”的时刻，对于“后事”的安排，自然成了他们商量的共同话题。
有一天，周恩来感觉自己精神还不错，他让妻子坐到病床边，两人又说起话来。
周恩来主要说自己的病情，他让邓颖超问吴阶平院长，他的意思是说，我走以后，不仅不要责怪任何人，而且要感谢医疗组和关心照顾他的所有人。
这些话说完，重病中的周恩来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这两句，他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妻子深情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此时的周恩来自知病已无治，因此提前向大家致谢。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恩来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没说过半句沮丧消极的话。
秘书们知道周总理得的是癌症，而且已是晚期，便要求去医院看望总理。作为年纪最小的秘书纪东，他在两个月前还经常出入医院，为总理处理公务，他那时看见总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他始终觉得总理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出院回西花厅的。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总理住院前，他帮助总理整理文件时，总理看见一份涉及林彪调兵的文件，就将文件留下，对纪东说：这份文件留下来，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等我出院亲自处理。这句话给纪东留下很深的印象，也留下了很大的希望，这份文件纪东一直为总理留在办公室的保密柜里，希望有一天总理会回来亲自处理。
谁也没有想到，这份等着总理出院回来处理的文件，最终也没有等来主人批示的笔迹。
秘书们经过等待，终于获准在12月31日去医院看望总理。
他们到医院时，正好赶上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他一眼认出朝夕相处多年的秘书们，他抬起手扬了扬，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招呼大家：“你们来了。”秘书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眼中永远不老、从不喊累的总理，此时已经瘦弱不堪，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大家心痛万分却不能表达，只能努力地屏住急促的呼吸与一眨眼就落下的眼泪，静静地望着总理，在心里与他告别。
周恩来停息了一会儿又说：问家里同志们好——我累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慢慢合上眼睛又昏睡了过去。秘书们一出病房门，再也控制不住，纪东哭得蹲在地上，久久无法起身。
在周恩来去世一周后，邓颖超在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以及亲属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回忆：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
1958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作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关于恩来的后事，他曾经对我说过，丧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
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然而双方把没有说的话始终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而且是永远地埋藏在了心底。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周恩来最后600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