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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纪念馆”是一座新中国成立十年后、于1959年在“青云谱”道观内创建的“我国第一古代画家纪念馆”。
一个佛门“曹洞宗”和尚的“八大山人纪念馆”，为什么要建在道家羽士“净明派”的宫观“青云谱”里面?这种鹊巢鸠占的诡谲现象，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是每一个前来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参观的人，试图找到答案的问题。
一、徐忠庆的谎言与时人的挞伐
“青云谱”道观，是一座传承上千年道家历史，由江西宁藩八支建安王支“歧路之王孙”的道教“净明派”弟子朱道朗(1622年—1688年)，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南昌东南十五里地定山桥，创建的一座道家“净明派”宫观。
但是，“青云谱”道观在延续到1920年第十九代徐忠庆(1868年—1928年)的时候，徐忠庆为了获得“请拨公产，以助香火”的利益，遂将江西宁藩八支当中弋阳王孙的“八大山人”，与江西宁藩建安王孙的“青云谱”道观开山祖“朱道朗”进行嫁接与篡改，使这一释一道的两人，变成了一个人，并将“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内容，添加到他重修的《江西青云谱志》当中。“青云谱”道观也从此被谬传为是禅门和尚“八大山人”晚年在此修身养性、颐养天年的“故居”。
然而，早在民国六年，就曾有多人对“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谬论进行过质疑与鞭笞。
1917年，时任江西省高等检察厅厅长的范仲淹三十世孙范之杰(1872年—1957年)来到“青云谱”道观。徐忠庆陪同参观时，拿出了署有八大山人当和尚时期名号“个山”的“遗墨”，呈给范之杰观赏，以此来证明“朱道朗即八大山人”谎言的真实性。
但是，当范之杰看到的远非是“个山·八大山人”真迹，而是一件低劣的赝品时，范之杰毫不客气地给了徐忠庆一记当头猛喝，在其所写的《余旅赣三年……偕同人游青云谱……以赠云岩师》诗中，对赝品表示出了完全不屑一顾的“那堪读”鄙夷。
参与编修《江西青云谱志》的江西商会会长曾章桂(1887年一卒年不详)，在《五桂合株》诗中，直言不讳地对徐忠庆将“朱道朗”嫁接成“八大山人”的行为，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说其是“簧言天下为一家”，其本质乃是“五内实迹在五铢”的金钱
《江西青云谱志》主撰者之一的黄翰翘之子黄礼陶，面对“阿父”黄翰翘参与徐忠庆篡改与嫁接的执迷不悟，在黄翰翘“窃笑愚夫无见识”的指责面前，仍然在《己未岁，省亲来赣……留博云岩炼师一粲》一诗，对父亲发出了“史策欲修笔怕污”的劝谏；
时任江西省警察厅厅长的刘棠，以“警察”的独特眼光，也在《中秋后……游青云谱，见五桂合株奇之，粲拟回文贻笑方家》一诗中，对徐忠庆的篡改、嫁接行为，直接说出了“合株五德善藏机”的诘问；
在《江西青云谱志》所刊载的仕宦、文人吟咏、唱和的诗文中，前后有十余位对徐忠庆的篡改、嫁接行为，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高攀那管仙人恨”、“雪禅肌肤雪祥妍”、“一样衣裳更可怜”、“道院独留白鹤巢……子落松山是孰敲”、“最耻胭脂欺俗眼”的或质疑发问，或鞭笞挞伐。
二、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拍脑袋”轻率“指示”
随着徐忠庆篡改、嫁接的“朱道朗即八大山人”谎言在“青云谱”道观流传了整整三十九年之后，“青云谱”道观不仅增设了“青云谱开山始祖朱道朗讳良月又号八大山人”的祖庭牌位，所谓的“八大山人”的作品，也增加了不少。
《青云谱文存》介绍解放初期(1949年)“青云谱”道观所藏书画时说：
“福主殿陈列着福主圣像，其四周陈列着历代名人字画，虽然大都是赝品，倒也琳琅满目，大都是历年传流下来的。如八大山人的字画、朱熹的对联、苏东坡的诗屏、黄庭坚的词录等。”
《青云谱文存》“大都是赝品”的记载，与范之杰看见的“那堪读”赝品记载，形成了延续四十二年的证据链条，将“青云谱”道观内所收藏的这些所谓“八大山人”作品，全都是赝品的事实，告知了读者。
然而，当1958年秋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先生来到“青云谱”道观参观时，“青云谱”道观的这个谎言与这些赝品，却蒙住了这位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眼睛，最终使“青云谱”道观彻底地改变了她本来的面貌。
直接参与了1959年筹建“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的李旦先生，在他的《创建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回顾》一文中，记载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参观：
“1958年，我省召开汤显祖纪念会，请中央文化部夏衍副部长莅临指导。石凌鹤局长陪同夏部长亲临青云谱视察，由韩老道接待并介绍了道院和八大山人的情况，还展示原藏的八大山人字画。夏部长非常重视，决定在其现存的故居青云谱设立专馆，以纪念这位民族大画家。石局长等省市领导即指示及时着手筹备，定名“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并于国庆十周年成立对外开放……原青云谱本身韩老道人方面，我们也见到他收藏的一些道籍文献记载，至于书画作品签署‘八大山人’名的是有几幅花鸟莲荷，但系伪品。”
从范之杰的“那堪读”赝品，到《青云谱文存》的“大都是赝品”、再到李旦先生言之凿凿“但系伪品”的记载，都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将夏衍先生在“青云谱”道观看见的所谓“八大山人”作品，都是赝品的事实，毫不讳言地公之于众。
试想一下，假如“朱道朗”就是“八大山人”，他遗留在“青云谱”道观内的书画作品，一定是“青云谱”道观内流传有序的真迹，怎么也不可能在五十余年的历史中，先后被范之杰嗤之以鼻，在《青云谱文存》和李旦先生的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抨击为是“大都是赝品”和“但系伪品”!
当韩守松将徐忠庆时代就有的“个山遗墨”赝品，再次拿出来给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观看时，夏衍先生不仅不辨真假，且在完全没有弄明白佛门的疯癫和尚“八大山人”，如何会变成道家“青云谱”道观的仙家羽士“朱道朗”的关键性问题前提下，在尚未对“朱道朗”与“八大山人”这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关系的基础上，夏衍先生竟然就凭藉着这样一次匆匆忙忙的参观，完全相信了“青云谱”道观住持韩守松的一面讹谬之词，轻率地做出了一个令世人惊愕的“在其现存的故居青云谱设立专馆”的“指示”。
以范之杰与夏衍二者的身份而论，同样是政府的高官；同样是走马观花似的参观；同样是面对“青云谱”道观住持对谎言的介绍，但是，当范之杰面对徐忠庆喋喋不休的“朱道朗即八大山人”介绍时，面对徐忠庆拿出来的所谓“个山遗墨”赝品时，范之杰并没有被这一切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以完全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一针见血地说出了自己对“个山遗墨”赝品“那堪读”的鄙夷与唾弃。而夏衍先生，在面对韩守松呈现的“签署‘八大山人’名的是有几幅花鸟莲荷，但系伪品”时，却作出了与范之杰截然相反的“在其现存的故居青云谱设立专馆”指示。 对于夏衍副部长的这个“指示”，我们当然不能用今天若要建立一座“我国第一古代画家纪念馆”，这样一个国家重点项目时，是需要经过长时间论证，多方面考察，再经过科学的“立项”标准，来要求一位解放初期的文化部副部长的。但是，以范之杰对赝品毫不留情的“那堪读”抨击，与夏衍副部长在赝品面前“非常重视”所作出的“指示”来比较，二者不仅相形见绌，高下立见，且对夏衍副部长的“指示”与“决策”而言，就显得是那样地既有些肤浅无知，又有些轻率和不负责任。
用今天的话来说，仅凭一次匆匆忙忙的简单参观，便做出了改变“青云谱”道观命运的重要“指示”，这种“指示”，当然是一种典型的“拍脑袋”决策。
由此，我们清晰地知道了“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建在“青云谱”道观的历史背景；也清楚地知道了“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片谎言与赝品基础上的；更知道了“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是在一次政府高官的匆忙参观与轻率的“指示”前提下，建立起来的。
三、文化部门对“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昌市政府遵照夏衍副部长的“指示”，积极筹备“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同时，江西省文化厅、南昌市文化局和省文管会的诸多有识之士，却对“朱道朗即八大山人”这一系列令人费解的问题，产生了质疑并有所行动。
为了证实“朱道朗”与“八大山人”是否确为一个人，江西省文化厅、南昌市文化局和省文管会曾在1959年6月，对“青云谱”道观附近的蔡坊乡京家山西面广度庵前，被人掘开的“青云谱开山始祖道朗讳良月朱真人之墓”进行了发掘。但是，该墓经“发掘后，除见朽木数小块腐钉几只外，别无遗物”，“1959年市文化局和省文管会曾发掘此墓，疑是假墓，一直停放在青云谱道院殿宇内未予安葬”。
“别无遗物”和“疑是假墓”的现实，使“朱道朗即八大山人”完全无法得到确认。为慎重起见，文化单位再次根据“青云谱”道观提供的情况，“在南昌市四十五速成中学基建时，发掘了另一座古墓。在该古墓中，虽然棺木中有一副骸骨，但同样没有墓志铭。”
两次的发掘，都形成不了“朱道朗”与“八大山人”之间的“有关联”证据，于是，两座假墓都“未予安葬”。南昌市政府也再次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弄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要求。
文化部门的有识之士们，也在“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布展内容上，对“朱道朗”与“八大山人”有着智慧的区别对待。
“青云谱”道观内一直保留着一张流传有序的《朱良月炼师道像》，但从“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开馆之初到后来的任何展出，这张《朱良月炼师道像》始终没有让其展出过，而一直是将八大山人的造像《个山小像》，作为“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的标志性作品，展示于观众面前。
这说明，在这些有识之士的文化干部心里，始终在对待“朱道朗”与“八大山人”这二者的身份上面，是有区别并不曾有混淆的。
四、历史的错位与一错再错的“八大山人纪念馆”
一座与禅门的“八大山人”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一件“八大山人”真迹的“青云谱”道观，从夏衍先生参观的1958年秋天，到1959年10月，在不足一年时间里成立起来的“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拿什么东西来展示给世界各地前来参观的观众看呢?
李旦先生的《创建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回顾》一文，将“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的筹备工作，交代得甚为详细：
“那时觉得重要的是应该有一些八大山人和牛石慧的真迹，更要有几幅代表作品才好。虽经我们多方征集了解，所知还是很少。
首先，省博物馆有几幅可以借调，又在市文化局历年的收藏中清理出了牛石慧的作品，再从文物商店收购了一二。
由于筹备时间迫促，而真迹实在太少，于是组织上派我赴京沪征集作品和向中央文化部反映实际情况。当年七月许，我到北京后承夏部长亲自接见，答应拔给作品，并即请文物局王冶秋局长指导进行。王局长说，文物局现藏有几幅八大山人作品可以带去开馆。这时我又特别提到有幅《个山小像》问题，他说可向故宫了解，并介绍我认识文物处张珩副处长。张处长非常重视，并问故宫收藏八大山人作品情况，还特别提到《个山小像》，果有下落，此画已由故宫收藏了，并同意拔给我馆开馆，又请故宫支援了《墨荷》、《双鹰》等大幅作品，而文物局藏的《行书兰亭序全文》大幅等都很精彩，各富代表性。”
自此，从全国各地的北京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单位征集、借调、购买的“八大山人、牛石慧及传统关系大小作品计约三百多幅，其中真迹原件约三十多幅，其他则多为复制品或等大照片”，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汇集来到了“青云谱”道观，在这座道家的宫观里安家落户下来。
《个山小像》这张作品表明八大山人身世，在佛门的世系、派系，是具有明显的佛门标志性作品，从八大山人49岁创作以来，便一直在佛门流传，其最终的发现，也是从奉新县奉贤寺佛门被征集至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个山小像》。就这样，在戏剧家夏衍先生戏剧性的“指示”下，以行政“划拨”的形式，绕了整整一大国之后，走进了这座“净明真境”的祖庭，成为了“青云谱”道观“净明派”弟子们顶礼膜拜的先祖，变成了“青云谱”道观的“开山祖”。
从此，《个山小像》成为了“青云谱”道观的真正主人，八大山人的众多作品真迹，成为了这座“净明派”宫观的实质性精神实体。
1962年，由于“青云谱”道观住持韩守松始终对一直没有安葬的“朱道朗墓”“甚为不满，多次对省市宗教部门提过意见”，“请求办理”，省文化厅只得拨出3000余元经费，分别在“青云谱”道观内的“吐珠山上”和“院内东南角”，重新安葬了那两座发掘的“疑是假墓”。
“原省文化厅曾指示立碑说明迁墓经过”，也由于“韩守松仍然执拗地坚持认为‘八大山人’是道士，并坚持要在墓碑上镌刻‘羽化道祖’的字样”，文化厅考虑到宗教政策，依照韩守松的要求，在两座假墓前，分别立上了“八大山人之墓”和“牛石慧墓”的墓碑。
自此，“八大山人之墓”，彻底替代了“朱道朗墓”。
“牛石慧”这位在《奉新县志》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始终是奉新县奉化乡上村“柏馥寺”“牛石庵”的佛门和尚，在“青云谱”道观内，摇身一变而成为了“八大山人的兄弟”，永远地在“青云谱”道观内安营扎寨下来。朱道朗亲自编修的《青云谱志略》从未提及的“朱道明”这位子虚乌有的人物，从此凭藉着“牛石慧”至今遗留在世界各地的书画作品和盛名，在“青云谱”道观内，被莫名其妙地赋予给了“朱道明”，而具有了“牛石慧”的鲜活灵魂。
随着前来青云谱“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参观人员的不断增加，这些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八大山人真迹，在这些不明真相的观众面前，从此成为了“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 一种具有“实证”意义的“证据”，两座假墓也以赫然耸立在“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内的方式，让不明就里的观众们，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让“朱道朗即八大山人”、“八大山人之弟牛石慧”的谎言，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流播。
五、全球范围的论战使“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几经易名
建立在夏衍先生这种完全不加思考“拍脑袋”决策基础上的“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其“指示”背景的极不恰当性，与“决策”时间的极大错误性，当然就决定了这个在道家“净明派”宫观里面建立起来的佛门人物“纪念馆”的不正当性。其科学性、真实性与可靠性，也就必然地遭到来自于释、道两门的宗教界、美术史界等各方面的质疑、诟病与驳难。
由此，而引发了中国美术史界、道教史界和佛教史界近半个世纪的全球性学术大辩论。从1968年开始，美国的王方宇教授先后发表了《八大山人和朱道朗》，台湾的叶先生发表了《读朱道朗跋(月瞿)仙(筮吉肘后经)后——再论八大山人非朱道朗》，北京的汪世清研究员发表了《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等一系列质疑、辨证的文章后，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们，先后发表了近百篇驳斥“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文章，使“朱道朗”与“八大山人”这两个一释一道的不同身份人物，得以大白于天下。
迫于巨大的理论压力，1966年南昌市文化局不得不在《关于更易馆名的请示报告》中，将“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改名为“青云谱书画陈列馆”；1980年又将“青云谱书画陈列馆”改成“八大山人书画陈列馆”。
至1983年，南昌市政府再次将“八大山人书画陈列馆”，易名为“八大山人纪念馆”。
“青云谱”道观从1661年兴建，到1959年10月被改成“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这座道教“净明派”的宫观，前后共存续了298年零6个月，繁衍“净明派”、“青云派”弟子二十二代。至今，这些失去了“青云谱”祖庭的“净明派”、“青云派”弟子与传人们，仍然秉持着“净明忠孝”的教义，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宗教场所，为传承“净明派”、“青云派”而弘法不断。
“净明派”、“青云派”的后续弟子们，在清晰地认识到“青云谱”道观这段扭曲、离奇的历史，并痛定思痛之后，纷纷开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或上书请愿，或集会呼吁，希望将“青云谱”道观恢复其本来的宗教面目，将已经成为“公产”的“八大山人纪念馆”，返还给道教“净明派”的传人，以便使“青云谱”道观的香火得以重续，重振道教“净明派”这座具有千年历史传承的“净明真境”祖庭。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立足点的政党，面对这一延续了近百年的谬误，应当在今天已经建有了“八大山人真迹馆”的基础上，拿出应有的切实态度，对“八大山人纪念馆”进行实质上的“拨乱反正”!让“青云谱”道观这一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精神场所，恢复其道教“净明派”的“净明真境”圣地，恢复“青云派”的祖庭。
一个佛门“曹洞宗”和尚的“八大山人纪念馆”，为什么要建在道家羽士“净明派”的宫观“青云谱”里面?这种鹊巢鸠占的诡谲现象，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是每一个前来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参观的人，试图找到答案的问题。
一、徐忠庆的谎言与时人的挞伐
“青云谱”道观，是一座传承上千年道家历史，由江西宁藩八支建安王支“歧路之王孙”的道教“净明派”弟子朱道朗(1622年—1688年)，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南昌东南十五里地定山桥，创建的一座道家“净明派”宫观。
但是，“青云谱”道观在延续到1920年第十九代徐忠庆(1868年—1928年)的时候，徐忠庆为了获得“请拨公产，以助香火”的利益，遂将江西宁藩八支当中弋阳王孙的“八大山人”，与江西宁藩建安王孙的“青云谱”道观开山祖“朱道朗”进行嫁接与篡改，使这一释一道的两人，变成了一个人，并将“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内容，添加到他重修的《江西青云谱志》当中。“青云谱”道观也从此被谬传为是禅门和尚“八大山人”晚年在此修身养性、颐养天年的“故居”。
然而，早在民国六年，就曾有多人对“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谬论进行过质疑与鞭笞。
1917年，时任江西省高等检察厅厅长的范仲淹三十世孙范之杰(1872年—1957年)来到“青云谱”道观。徐忠庆陪同参观时，拿出了署有八大山人当和尚时期名号“个山”的“遗墨”，呈给范之杰观赏，以此来证明“朱道朗即八大山人”谎言的真实性。
但是，当范之杰看到的远非是“个山·八大山人”真迹，而是一件低劣的赝品时，范之杰毫不客气地给了徐忠庆一记当头猛喝，在其所写的《余旅赣三年……偕同人游青云谱……以赠云岩师》诗中，对赝品表示出了完全不屑一顾的“那堪读”鄙夷。
参与编修《江西青云谱志》的江西商会会长曾章桂(1887年一卒年不详)，在《五桂合株》诗中，直言不讳地对徐忠庆将“朱道朗”嫁接成“八大山人”的行为，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说其是“簧言天下为一家”，其本质乃是“五内实迹在五铢”的金钱
《江西青云谱志》主撰者之一的黄翰翘之子黄礼陶，面对“阿父”黄翰翘参与徐忠庆篡改与嫁接的执迷不悟，在黄翰翘“窃笑愚夫无见识”的指责面前，仍然在《己未岁，省亲来赣……留博云岩炼师一粲》一诗，对父亲发出了“史策欲修笔怕污”的劝谏；
时任江西省警察厅厅长的刘棠，以“警察”的独特眼光，也在《中秋后……游青云谱，见五桂合株奇之，粲拟回文贻笑方家》一诗中，对徐忠庆的篡改、嫁接行为，直接说出了“合株五德善藏机”的诘问；
在《江西青云谱志》所刊载的仕宦、文人吟咏、唱和的诗文中，前后有十余位对徐忠庆的篡改、嫁接行为，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高攀那管仙人恨”、“雪禅肌肤雪祥妍”、“一样衣裳更可怜”、“道院独留白鹤巢……子落松山是孰敲”、“最耻胭脂欺俗眼”的或质疑发问，或鞭笞挞伐。
二、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拍脑袋”轻率“指示”
随着徐忠庆篡改、嫁接的“朱道朗即八大山人”谎言在“青云谱”道观流传了整整三十九年之后，“青云谱”道观不仅增设了“青云谱开山始祖朱道朗讳良月又号八大山人”的祖庭牌位，所谓的“八大山人”的作品，也增加了不少。
《青云谱文存》介绍解放初期(1949年)“青云谱”道观所藏书画时说：
“福主殿陈列着福主圣像，其四周陈列着历代名人字画，虽然大都是赝品，倒也琳琅满目，大都是历年传流下来的。如八大山人的字画、朱熹的对联、苏东坡的诗屏、黄庭坚的词录等。”
《青云谱文存》“大都是赝品”的记载，与范之杰看见的“那堪读”赝品记载，形成了延续四十二年的证据链条，将“青云谱”道观内所收藏的这些所谓“八大山人”作品，全都是赝品的事实，告知了读者。
然而，当1958年秋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先生来到“青云谱”道观参观时，“青云谱”道观的这个谎言与这些赝品，却蒙住了这位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眼睛，最终使“青云谱”道观彻底地改变了她本来的面貌。
直接参与了1959年筹建“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的李旦先生，在他的《创建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回顾》一文中，记载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参观：
“1958年，我省召开汤显祖纪念会，请中央文化部夏衍副部长莅临指导。石凌鹤局长陪同夏部长亲临青云谱视察，由韩老道接待并介绍了道院和八大山人的情况，还展示原藏的八大山人字画。夏部长非常重视，决定在其现存的故居青云谱设立专馆，以纪念这位民族大画家。石局长等省市领导即指示及时着手筹备，定名“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并于国庆十周年成立对外开放……原青云谱本身韩老道人方面，我们也见到他收藏的一些道籍文献记载，至于书画作品签署‘八大山人’名的是有几幅花鸟莲荷，但系伪品。”
从范之杰的“那堪读”赝品，到《青云谱文存》的“大都是赝品”、再到李旦先生言之凿凿“但系伪品”的记载，都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将夏衍先生在“青云谱”道观看见的所谓“八大山人”作品，都是赝品的事实，毫不讳言地公之于众。
试想一下，假如“朱道朗”就是“八大山人”，他遗留在“青云谱”道观内的书画作品，一定是“青云谱”道观内流传有序的真迹，怎么也不可能在五十余年的历史中，先后被范之杰嗤之以鼻，在《青云谱文存》和李旦先生的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抨击为是“大都是赝品”和“但系伪品”!
当韩守松将徐忠庆时代就有的“个山遗墨”赝品，再次拿出来给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观看时，夏衍先生不仅不辨真假，且在完全没有弄明白佛门的疯癫和尚“八大山人”，如何会变成道家“青云谱”道观的仙家羽士“朱道朗”的关键性问题前提下，在尚未对“朱道朗”与“八大山人”这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关系的基础上，夏衍先生竟然就凭藉着这样一次匆匆忙忙的参观，完全相信了“青云谱”道观住持韩守松的一面讹谬之词，轻率地做出了一个令世人惊愕的“在其现存的故居青云谱设立专馆”的“指示”。
以范之杰与夏衍二者的身份而论，同样是政府的高官；同样是走马观花似的参观；同样是面对“青云谱”道观住持对谎言的介绍，但是，当范之杰面对徐忠庆喋喋不休的“朱道朗即八大山人”介绍时，面对徐忠庆拿出来的所谓“个山遗墨”赝品时，范之杰并没有被这一切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以完全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一针见血地说出了自己对“个山遗墨”赝品“那堪读”的鄙夷与唾弃。而夏衍先生，在面对韩守松呈现的“签署‘八大山人’名的是有几幅花鸟莲荷，但系伪品”时，却作出了与范之杰截然相反的“在其现存的故居青云谱设立专馆”指示。 对于夏衍副部长的这个“指示”，我们当然不能用今天若要建立一座“我国第一古代画家纪念馆”，这样一个国家重点项目时，是需要经过长时间论证，多方面考察，再经过科学的“立项”标准，来要求一位解放初期的文化部副部长的。但是，以范之杰对赝品毫不留情的“那堪读”抨击，与夏衍副部长在赝品面前“非常重视”所作出的“指示”来比较，二者不仅相形见绌，高下立见，且对夏衍副部长的“指示”与“决策”而言，就显得是那样地既有些肤浅无知，又有些轻率和不负责任。
用今天的话来说，仅凭一次匆匆忙忙的简单参观，便做出了改变“青云谱”道观命运的重要“指示”，这种“指示”，当然是一种典型的“拍脑袋”决策。
由此，我们清晰地知道了“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建在“青云谱”道观的历史背景；也清楚地知道了“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片谎言与赝品基础上的；更知道了“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是在一次政府高官的匆忙参观与轻率的“指示”前提下，建立起来的。
三、文化部门对“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昌市政府遵照夏衍副部长的“指示”，积极筹备“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同时，江西省文化厅、南昌市文化局和省文管会的诸多有识之士，却对“朱道朗即八大山人”这一系列令人费解的问题，产生了质疑并有所行动。
为了证实“朱道朗”与“八大山人”是否确为一个人，江西省文化厅、南昌市文化局和省文管会曾在1959年6月，对“青云谱”道观附近的蔡坊乡京家山西面广度庵前，被人掘开的“青云谱开山始祖道朗讳良月朱真人之墓”进行了发掘。但是，该墓经“发掘后，除见朽木数小块腐钉几只外，别无遗物”，“1959年市文化局和省文管会曾发掘此墓，疑是假墓，一直停放在青云谱道院殿宇内未予安葬”。
“别无遗物”和“疑是假墓”的现实，使“朱道朗即八大山人”完全无法得到确认。为慎重起见，文化单位再次根据“青云谱”道观提供的情况，“在南昌市四十五速成中学基建时，发掘了另一座古墓。在该古墓中，虽然棺木中有一副骸骨，但同样没有墓志铭。”
两次的发掘，都形成不了“朱道朗”与“八大山人”之间的“有关联”证据，于是，两座假墓都“未予安葬”。南昌市政府也再次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弄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要求。
文化部门的有识之士们，也在“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布展内容上，对“朱道朗”与“八大山人”有着智慧的区别对待。
“青云谱”道观内一直保留着一张流传有序的《朱良月炼师道像》，但从“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开馆之初到后来的任何展出，这张《朱良月炼师道像》始终没有让其展出过，而一直是将八大山人的造像《个山小像》，作为“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的标志性作品，展示于观众面前。
这说明，在这些有识之士的文化干部心里，始终在对待“朱道朗”与“八大山人”这二者的身份上面，是有区别并不曾有混淆的。
四、历史的错位与一错再错的“八大山人纪念馆”
一座与禅门的“八大山人”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一件“八大山人”真迹的“青云谱”道观，从夏衍先生参观的1958年秋天，到1959年10月，在不足一年时间里成立起来的“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拿什么东西来展示给世界各地前来参观的观众看呢?
李旦先生的《创建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回顾》一文，将“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的筹备工作，交代得甚为详细：
“那时觉得重要的是应该有一些八大山人和牛石慧的真迹，更要有几幅代表作品才好。虽经我们多方征集了解，所知还是很少。
首先，省博物馆有几幅可以借调，又在市文化局历年的收藏中清理出了牛石慧的作品，再从文物商店收购了一二。
由于筹备时间迫促，而真迹实在太少，于是组织上派我赴京沪征集作品和向中央文化部反映实际情况。当年七月许，我到北京后承夏部长亲自接见，答应拔给作品，并即请文物局王冶秋局长指导进行。王局长说，文物局现藏有几幅八大山人作品可以带去开馆。这时我又特别提到有幅《个山小像》问题，他说可向故宫了解，并介绍我认识文物处张珩副处长。张处长非常重视，并问故宫收藏八大山人作品情况，还特别提到《个山小像》，果有下落，此画已由故宫收藏了，并同意拔给我馆开馆，又请故宫支援了《墨荷》、《双鹰》等大幅作品，而文物局藏的《行书兰亭序全文》大幅等都很精彩，各富代表性。”
自此，从全国各地的北京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单位征集、借调、购买的“八大山人、牛石慧及传统关系大小作品计约三百多幅，其中真迹原件约三十多幅，其他则多为复制品或等大照片”，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汇集来到了“青云谱”道观，在这座道家的宫观里安家落户下来。
《个山小像》这张作品表明八大山人身世，在佛门的世系、派系，是具有明显的佛门标志性作品，从八大山人49岁创作以来，便一直在佛门流传，其最终的发现，也是从奉新县奉贤寺佛门被征集至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个山小像》。就这样，在戏剧家夏衍先生戏剧性的“指示”下，以行政“划拨”的形式，绕了整整一大国之后，走进了这座“净明真境”的祖庭，成为了“青云谱”道观“净明派”弟子们顶礼膜拜的先祖，变成了“青云谱”道观的“开山祖”。
从此，《个山小像》成为了“青云谱”道观的真正主人，八大山人的众多作品真迹，成为了这座“净明派”宫观的实质性精神实体。
1962年，由于“青云谱”道观住持韩守松始终对一直没有安葬的“朱道朗墓”“甚为不满，多次对省市宗教部门提过意见”，“请求办理”，省文化厅只得拨出3000余元经费，分别在“青云谱”道观内的“吐珠山上”和“院内东南角”，重新安葬了那两座发掘的“疑是假墓”。
“原省文化厅曾指示立碑说明迁墓经过”，也由于“韩守松仍然执拗地坚持认为‘八大山人’是道士，并坚持要在墓碑上镌刻‘羽化道祖’的字样”，文化厅考虑到宗教政策，依照韩守松的要求，在两座假墓前，分别立上了“八大山人之墓”和“牛石慧墓”的墓碑。
自此，“八大山人之墓”，彻底替代了“朱道朗墓”。
“牛石慧”这位在《奉新县志》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始终是奉新县奉化乡上村“柏馥寺”“牛石庵”的佛门和尚，在“青云谱”道观内，摇身一变而成为了“八大山人的兄弟”，永远地在“青云谱”道观内安营扎寨下来。朱道朗亲自编修的《青云谱志略》从未提及的“朱道明”这位子虚乌有的人物，从此凭藉着“牛石慧”至今遗留在世界各地的书画作品和盛名，在“青云谱”道观内，被莫名其妙地赋予给了“朱道明”，而具有了“牛石慧”的鲜活灵魂。
随着前来青云谱“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参观人员的不断增加，这些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八大山人真迹，在这些不明真相的观众面前，从此成为了“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 一种具有“实证”意义的“证据”，两座假墓也以赫然耸立在“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内的方式，让不明就里的观众们，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让“朱道朗即八大山人”、“八大山人之弟牛石慧”的谎言，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流播。
五、全球范围的论战使“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几经易名
建立在夏衍先生这种完全不加思考“拍脑袋”决策基础上的“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其“指示”背景的极不恰当性，与“决策”时间的极大错误性，当然就决定了这个在道家“净明派”宫观里面建立起来的佛门人物“纪念馆”的不正当性。其科学性、真实性与可靠性，也就必然地遭到来自于释、道两门的宗教界、美术史界等各方面的质疑、诟病与驳难。
由此，而引发了中国美术史界、道教史界和佛教史界近半个世纪的全球性学术大辩论。从1968年开始，美国的王方宇教授先后发表了《八大山人和朱道朗》，台湾的叶先生发表了《读朱道朗跋(月瞿)仙(筮吉肘后经)后——再论八大山人非朱道朗》，北京的汪世清研究员发表了《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等一系列质疑、辨证的文章后，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们，先后发表了近百篇驳斥“朱道朗即八大山人”的文章，使“朱道朗”与“八大山人”这两个一释一道的不同身份人物，得以大白于天下。
迫于巨大的理论压力，1966年南昌市文化局不得不在《关于更易馆名的请示报告》中，将“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改名为“青云谱书画陈列馆”；1980年又将“青云谱书画陈列馆”改成“八大山人书画陈列馆”。
至1983年，南昌市政府再次将“八大山人书画陈列馆”，易名为“八大山人纪念馆”。
“青云谱”道观从1661年兴建，到1959年10月被改成“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这座道教“净明派”的宫观，前后共存续了298年零6个月，繁衍“净明派”、“青云派”弟子二十二代。至今，这些失去了“青云谱”祖庭的“净明派”、“青云派”弟子与传人们，仍然秉持着“净明忠孝”的教义，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宗教场所，为传承“净明派”、“青云派”而弘法不断。
“净明派”、“青云派”的后续弟子们，在清晰地认识到“青云谱”道观这段扭曲、离奇的历史，并痛定思痛之后，纷纷开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或上书请愿，或集会呼吁，希望将“青云谱”道观恢复其本来的宗教面目，将已经成为“公产”的“八大山人纪念馆”，返还给道教“净明派”的传人，以便使“青云谱”道观的香火得以重续，重振道教“净明派”这座具有千年历史传承的“净明真境”祖庭。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立足点的政党，面对这一延续了近百年的谬误，应当在今天已经建有了“八大山人真迹馆”的基础上，拿出应有的切实态度，对“八大山人纪念馆”进行实质上的“拨乱反正”!让“青云谱”道观这一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精神场所，恢复其道教“净明派”的“净明真境”圣地，恢复“青云派”的祖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