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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中国的民族政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至民国时期，初步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治边体系，但仍存在诸多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针对云南的特殊性制定了一系列的少数民族政策，为稳定边疆，为抗战胜利做应有的贡献。然而国民政府制定了诸多的民族政策有着诸多的考量，本文就相关的因素进行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抗日战争；国民政府；少数民族；政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大片边疆国土沦丧与日本的铁蹄之下，中国开始陷入了空前的边疆危机，而云南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复杂性而成为国民政府成为国民的关注焦点，为了将以英法为主的帝国主义拒之以西南门户之外，团结各少数民族抗日，稳定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国民民族政策。一是国民政府在此时期对云南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的调查和土司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构；二是加强边疆民族经济发展，提高边地民众的生活水平；三是破除封建陋俗，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加强文化教育。
一、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得不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其东西横跨达864.9公里，南北纵跨约990公里，北回归线横贯其南部。总面积有3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4.1%，仅次于新疆、西藏、青海、黑龙江、四川、甘肃、内蒙古7个省区，地理面积可占居全国第8位。在漫长的陆地边界线上，设有9个国家级口岸和8个省级口岸，大小通道80多处；湄公河、红河、伊络瓦底江等国际河流都发源或流经云南；昆明至河口的铁路可直通越南的河内、海防，南昆铁路连接防城并直接通往海外；与缅甸、老挝、越南相通的公路达10多条，其中昆明至畹町、昆明至打洛的公路为国道，分别与缅甸的腊戍、景栋连接，进入亚洲公路网。此外，云南与东南亚的边界地区没有高山峻岭和戈壁险滩阻隔，居民彼此语言相通，习俗相通，实为中国陆地上地缘条件优越的对外通道。
二、日本侵华，使其成为抗战大后方
1919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炮制了伪“满洲国”作为其侵略根据地。随后又向我1937年10月30日，淞沪会战惨遭失利，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受到威胁，在此情势之下，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正式迁都重庆，以云南、贵州、四川为其战略大后方。四川既为革命的发祥地，就应该做革命永久的根据地，我们18省哪怕失去了15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
中共也深刻的认识到西南三省的重要性，毛泽东曾多次对那些认为重庆和云贵川地方太小，无法抗日的人士做过思想工作，他曾在1938年的一次公演中说道：“有人说地方太小了，好的地方已被占去了，即使抗战也不行。云贵川山高水深，目前文化人由平津、京沪搬到武汉，将来也许搬到云贵川。进步分子到落后地方，那地方自然进步了，将来那些地方可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因此虽然地方小块，但是重要的。”正是由于云贵川三省远在西陲，山连起伏，地势险要，敌人会有所顾忌，加上云南特殊的战略地理位置及四川的天时地利人和，促使了国民政府将其做为中华民族对外抗日的根据地和援助地。
三、历史上云南上一直是列强兵争之地，同时因为民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阶级矛盾也异常尖锐
自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地处祖国边疆门户的云南也跟着兴热起来，对外成了外国侵略者窥视的目标，正因云南省介于法国所属印度支那和英国所属印度、缅甸两大殖民地之间，而成为英、法两大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的“后门”，致使这里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1862年，英国占领缅甸领土，开始把侵略魔爪伸向了云南。他们通过开辟道路和交通要道来进行的，这些终于导致“马嘉理事件”的发生。之后发生的“片马事件”、“班洪事件”这些使政府与国人的认识到云南的重要性，及英人的本性。与此同时，法国也不甘其后，先后挑起了中法战争及之后在中国攫取云南的修路权和开矿权等，掠夺中国的资源。而对内则因为其民族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吏治废弛而致使阶级矛盾不断的扩大和激化，并进而演化为大规模的反抗政府的行为。
四、外国列强以宗教为武器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侵略
基督教在清末时开始进入云南，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其发展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进入民国后，信徒从大约4万人增加到了10余万人；天主教堂则从136座增加到150座，信徒从16489增加到2.6万余人。从人数看，不管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新增部分几乎全部集中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首先，这些外国宗教他们作为侵略中国的秘密武器，以小恩小惠为手段挑拨民族关系，伺机煽动少数民族群众反对政府统。例如他们曾一度提出“入教可以不怕头人和汉官的官辖”的蛊惑口号，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因长期受土流之官德长期压榨，因此受其蛊惑，外加外国传教士经常给其赠送药物、食品而让他们对外国宗教产生幻想而纷纷入教。如怒族人民就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凭借教会势力，摆脱当时设置局的苛捐杂税和傈僳族奴隶主以及藏族喇嘛寺的剥削和掠夺为奴”。其次，在传教士的教唆下，信教民众和不信教的民众，信此教与信彼教也产生隔阂，这样大大有损民族团结。最后，传教士利用少数民族知识水平和民族觉悟低下的原因，而对其进行剥削并诱使边民开发其所统治殖民国家边疆。
参考文献：
[1]刘源泉，李资源.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与实践[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04）.
[2]刘源泉.论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J].桂海论丛， 2012（03）.
[3]陈路芳.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功能定位探析[J].云南社会科学， 2011（03）.
关键词：抗日战争；国民政府；少数民族；政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大片边疆国土沦丧与日本的铁蹄之下，中国开始陷入了空前的边疆危机，而云南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复杂性而成为国民政府成为国民的关注焦点，为了将以英法为主的帝国主义拒之以西南门户之外，团结各少数民族抗日，稳定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国民民族政策。一是国民政府在此时期对云南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的调查和土司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构；二是加强边疆民族经济发展，提高边地民众的生活水平；三是破除封建陋俗，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加强文化教育。
一、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得不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其东西横跨达864.9公里，南北纵跨约990公里，北回归线横贯其南部。总面积有3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4.1%，仅次于新疆、西藏、青海、黑龙江、四川、甘肃、内蒙古7个省区，地理面积可占居全国第8位。在漫长的陆地边界线上，设有9个国家级口岸和8个省级口岸，大小通道80多处；湄公河、红河、伊络瓦底江等国际河流都发源或流经云南；昆明至河口的铁路可直通越南的河内、海防，南昆铁路连接防城并直接通往海外；与缅甸、老挝、越南相通的公路达10多条，其中昆明至畹町、昆明至打洛的公路为国道，分别与缅甸的腊戍、景栋连接，进入亚洲公路网。此外，云南与东南亚的边界地区没有高山峻岭和戈壁险滩阻隔，居民彼此语言相通，习俗相通，实为中国陆地上地缘条件优越的对外通道。
二、日本侵华，使其成为抗战大后方
1919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炮制了伪“满洲国”作为其侵略根据地。随后又向我1937年10月30日，淞沪会战惨遭失利，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受到威胁，在此情势之下，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正式迁都重庆，以云南、贵州、四川为其战略大后方。四川既为革命的发祥地，就应该做革命永久的根据地，我们18省哪怕失去了15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
中共也深刻的认识到西南三省的重要性，毛泽东曾多次对那些认为重庆和云贵川地方太小，无法抗日的人士做过思想工作，他曾在1938年的一次公演中说道：“有人说地方太小了，好的地方已被占去了，即使抗战也不行。云贵川山高水深，目前文化人由平津、京沪搬到武汉，将来也许搬到云贵川。进步分子到落后地方，那地方自然进步了，将来那些地方可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因此虽然地方小块，但是重要的。”正是由于云贵川三省远在西陲，山连起伏，地势险要，敌人会有所顾忌，加上云南特殊的战略地理位置及四川的天时地利人和，促使了国民政府将其做为中华民族对外抗日的根据地和援助地。
三、历史上云南上一直是列强兵争之地，同时因为民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阶级矛盾也异常尖锐
自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地处祖国边疆门户的云南也跟着兴热起来，对外成了外国侵略者窥视的目标，正因云南省介于法国所属印度支那和英国所属印度、缅甸两大殖民地之间，而成为英、法两大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的“后门”，致使这里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1862年，英国占领缅甸领土，开始把侵略魔爪伸向了云南。他们通过开辟道路和交通要道来进行的，这些终于导致“马嘉理事件”的发生。之后发生的“片马事件”、“班洪事件”这些使政府与国人的认识到云南的重要性，及英人的本性。与此同时，法国也不甘其后，先后挑起了中法战争及之后在中国攫取云南的修路权和开矿权等，掠夺中国的资源。而对内则因为其民族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吏治废弛而致使阶级矛盾不断的扩大和激化，并进而演化为大规模的反抗政府的行为。
四、外国列强以宗教为武器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侵略
基督教在清末时开始进入云南，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其发展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进入民国后，信徒从大约4万人增加到了10余万人；天主教堂则从136座增加到150座，信徒从16489增加到2.6万余人。从人数看，不管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新增部分几乎全部集中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首先，这些外国宗教他们作为侵略中国的秘密武器，以小恩小惠为手段挑拨民族关系，伺机煽动少数民族群众反对政府统。例如他们曾一度提出“入教可以不怕头人和汉官的官辖”的蛊惑口号，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因长期受土流之官德长期压榨，因此受其蛊惑，外加外国传教士经常给其赠送药物、食品而让他们对外国宗教产生幻想而纷纷入教。如怒族人民就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凭借教会势力，摆脱当时设置局的苛捐杂税和傈僳族奴隶主以及藏族喇嘛寺的剥削和掠夺为奴”。其次，在传教士的教唆下，信教民众和不信教的民众，信此教与信彼教也产生隔阂，这样大大有损民族团结。最后，传教士利用少数民族知识水平和民族觉悟低下的原因，而对其进行剥削并诱使边民开发其所统治殖民国家边疆。
参考文献：
[1]刘源泉，李资源.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与实践[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04）.
[2]刘源泉.论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J].桂海论丛， 2012（03）.
[3]陈路芳.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功能定位探析[J].云南社会科学， 2011（03）.